堆珠叠玑满玄圃（缀玉轩杂缀）

包天笑

包天笑（1876－1973），初名清柱，又名公毅，字朗孙，笔名天笑等。著名报人，小说家。抗战胜利后定居香港。发表《且楼随笔》，《钏影楼回忆录》等。1973年在香港逝世。一生著译很多，有100多种。著有《上海春秋》、《海上蜃楼》、《包天笑小说集》等，译有《空谷兰》、《馨儿就学记》等。

当我写《留芳记》时，在林琴南先生弁言之后，我又自写一缘起，中有句云：「会走京师，获交梅畹华君，美艺冠于当时，声闻溢乎世界，冉用若青云之始翔，蔼蔼如初日之未央，盖自民国以来，名高未有如君者也」云云。现在读了它，此种词章滥调，实在可笑。因为当时除小说可用白话外，其余的文字，都要用文言，以为若用白话，便觉得不雅驯。现在的风气改变了，用了语体文，即使评论一个人，不应作那种浮泛夸张之词了。

我与梅兰芳见面不多，就是在他青年时代一时期，我在北京，见得最多。以后，我不到北京去，他又难得到上海来。为了他的业务，拿了包银，到上海来唱戏，常被人家包围得密不通风。他照例要到各报馆以及黑社会头脑等处（因为上海开戏馆的，大都是黑社会头子）拜客一次，我从来不去访他。

梅兰芳与齐如山、罗瘿公在无量大人胡同寓所书房「缀玉轩」

有一次梅兰芳到上海来唱戏，我也忘了是哪一戏院所包的。那时上海的明星影片公司要请他吃饭，为了他们和兰芳尚未驯熟，也借用了我的名义。这个时候正是上海绑票盛行的时候，据说那个戏馆老板雇用了四个保镖，以保护梅兰芳。这四个保镖中有中国人，有外国人（其时苏联逃出来的白俄群聚上海，专做这保镖生意，用外国面孔来吓人，其实一无用场），出入追随，寸步不离。结果梅兰芳还是不曾来，只来了几个配角来赴宴，频频的道歉。明星公司中人，意有所不满，以为梅兰芳搭架子。我为他解释道： 「你们要原谅他，他此刻不是自由身体了，就像上海堂子里的姑娘讨人（养女的别名）身体一般，不由自己作主。」这不是我亵渎他，凡是上海那些开戏馆的人到北京去聘请名伶，除了包银以外，所有接、送、食、住全都包了下来，以后你的身体自由权全属于他，一切要听他指挥、得他许可了。

所以梅兰芳几次到上海来，我都懒得去访他，在北京这一个时期，在他的缀玉轩中，却常常有我的足迹。

梅兰芳书房「缀玉轩」之一角

我到他那里时，冯幼伟、李释堪两位是不常来的。但齐如山总是在那里，而且他喜欢谈话，因此颇不寂寞。兰芳呼冯幼伟为冯六爷，呼李释堪为李四爷，其余则概呼为先生。如对齐如山则呼齐先生，对我则呼包先生，这其间没有什么尊卑之分，北方风俗，凡晚辈的对于长者，总是称之为某爷的，况且这两人确是栽培兰芳使之成功的。北方对于伶人的尊称，都呼之为老板（我想必是「班」字的音误，后来便相习成风了。南方文人又改称为「老板」，这「板」字，字典上虽有，音盼，但别有解说，不合逻辑），但梅的友人从不唤他为梅老板，直呼他以兰芳，倒是有的。

评论梅兰芳的美德，我将以温和谦实四个字概括。他对于初见的人，如旧相识，总是和气迎人的：他的书架上有许多照相簿，有的是戏装的，有的是便装的，对于戏装，我因为懂的京戏甚少，只拣了他的便装的观看，有西装的，有中装的。他忽然翻出一簿他儿童时代的照相给我看。他笑着道：「你瞧瞧！丑死了！」那时他是十二三岁吧，额发剃得老高，两耳是招风的，眼睛睁得圆圆的，真是有点儿傻里傻气。我说：「这或是照相照得不好吧?」他说:「不，这还是北京最好的照相馆呢。」他又告诉我：「有些报纸上说我近视眼，我并不近视，曾经生过一次眼病，病好了，我的大眼睛细小了，人家翻说我有眼神。我喜欢养鸽子，瞧它飞去天空，回翔于青天白云之间，人家又说我在练眼神，岂不可笑？」我说:「不！美是自然而然的，你在不知不觉间而美自来了，人工仅及其半。」他说:「您过奖了！您过奖了！」

梅兰芳在「缀玉轩」作画读书小影

我以时常涉足于缀玉轩之故，每获得非分的享受，说来可笑，一日吃白食，二日看自戏。什么叫做吃白食？就是自己不惠钞而专吃人家的一种成语。京师号称首善之区，人文荟萃，各地方的人士都到北京来，各地方的馆子也就随着都到北京来。还有那些名公钜卿，讲究吃喝的为之提倡，常常的邀客饮宴，互相酬酢，所以每一省都有著名的馆子在北京。除大馆子之外还有小馆子，这小馆子在北京尤其发达，有些生长南方，来到北京的小京官、穷翰林，在他家乡倒是吃好吃惯的，到北方吃不惯北京的饭食，又雇不起厨子，于是专攻向那些小馆子了。不要看轻那些小子，往往有一经题，声价十倍，也或有一味佳肴，传诵人口从此成名的，这些也都有人为之记载呢。

我到兰芳家里去游玩的时候，也常常为他们一班朋友邀着同去吃小馆子。有时是冯幼伟请客的，有时是李释堪做东的，有时是来了一位不常来的朋友（这些朋友，我已不能列举了），一时拉拉扯扯便同去了。北京的小馆子是不计其数，什么「致美斋」、「百景楼」等等，我在以前已搞不清楚，不用说是现在了。但我记得那时北京的广东馆子很少，远不及上海的多，只有一家唤作「广成居」的广东小馆子，凡是冯六爷请客，我们倒是常去的。这地方只有一间平屋，摆了四五张方桌子，已经「实不能容」了，圆台面也休想，可是生意却是上海人打话， 「好得邪邪气气。」在里面挤得人家屁股碰屁股，但那班吃客终不肯退出去。

梅兰芳在无量大人胡同寓所与挚友合影（左起李释戡、黄秋岳、赵叔雍、梅兰芳、齐如山、罗复堪）

我问他们： 「既然如此生意好，为什么不扩充起来？北京房屋又不贵，再加以刷新一下，即使不能成为一个大馆子，至少也能成为一个中等馆子。」冯幼伟道：「他们开小馆子的有个迷信，不能迁居，不能更换新装修。说起来也很有些道理，一家小饮食店，要它兴旺起来，也非一朝一夕之功。也要有几样拿手好菜，第一要使吃客走熟，时常光顾。忽然的迁居了，可是吃客是不迁居呢，失去原来的主顾却是失策的。还有，中国人是一向有传统思想，尤其是在北京这种地方，商人们常以百年老店夸，连门前挂的招牌已经破烂不堪，他们也不肯更换，以为这块老招牌是不能废弃的。你们写文章，说什么‘发思古之幽情’的话，在北京的商人们也正在大发思古幽情呢！」他说得合座皆笑。

每次吃小馆子，当然有兰芳在座，不过兰芳的吃东西我觉得小有麻烦。那便是这也不吃，那也不吃，辣的不吃，酸的不吃，不但是北方的白酒不吃，连南方的黄酒也不吃，为什么呢？那就是怕破坏了他的嗓子。虽则兰芳自己也很为谨慎，但这几位先生好像有意无意地监护他似的，颇觉可笑。在广成居吃饭时，却有一物，有人不喜吃的，兰芳却喜欢吃，这是苦瓜，苦瓜是出在广东的吗?我久闻其名，未曾尝过，在上海时，连虹口的三角地小菜场（广东人在上海多数住居虹口），也没苦瓜卖，这里的广成居却有，真是物稀为贵了。兰芳请我试尝之，入口虽觉得苦，而收口津津回甘，方知此是正味。到香港来，始知苦瓜乃是家常菜蔬，在筵席闻，上不得杯盘，因知苦口还不谐于人呢!

我们吃了许多小馆子，却没有吃过西餐。北京的西菜馆当时也已有的了，在南城外一带有数家，实在不大高明。否则就是要东交民巷（按：东交民巷在明朝时代始原名「东江米巷」，因江南运输人北京的米，称之为「江米」，东西两巷都是米集，此亦曾见蒲留仙的《醒世姻缘》）使馆区域的六国饭店等处了。好在北京人也不喜欢吃西餐，有那些多姿多彩的中国菜，还吃那些一成不变的外国菜做什么呢？除非是到天津去，天津租界多，运输便，当然比北京为强。说起西餐也有小吃部，天津的「起士林」 （亦有译作「凯司令」的），是德国人所开设的一家小餐馆，在当时真名噪遐迩。在当初只是制糖果的，后来却饷人以西餐了。

梅兰芳在京寓所练琴

谈起那家德国小餐馆「起士林」，我又有一段插话了。

还是在前清时代，有一对德国中年夫妇跑到天津来开了一家小糖果店。所有糖果都是他们夫妇自制的，很为精美。只租了一间屋子，也没有伙计，一切由他们夫妇自理。后来他们又添设了一个小吃部，只有六七个座位。谁知生意大佳，又扩充一间餐室，女主人当炉，男主人则奔走为侍者，并且添了一位助手，这位助手也是德国人。「起士林」的名声传到上海，我们行经天津的必定去吃它一餐，精美而丰富，价亦不贵。他们对于中国人非常客气，且亦能说中国话呢。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起士林的主人奉本国征召要回国从军，因为他是军籍上有名的，于是他回到自己祖国，奉令出征去了。但是起士林还是开在天津，因为那时生意甚发达，弃之可惜，因此就由老板娘和那位助手支持经营。这位助手是一个孑然无家室的人，且也颇忠实于他的职业。三年以后，一个凶信来了，老板战死了。一年以后，那个老板娘和那个助手在天津一个小教堂结婚了。半年以后，老板施施然回到天津来了，原来说他战死阵亡的消息并不确实，于是弄得很僵。助手道： 「我们不知老板并未战死，误会了，我应当走开。」老板道： 「这也不是你的过失，你们已经正式结婚，我应当走开。」老板娘道： 「你们两人都不差，都是我的过失，我应当走开。」结果，三个人均未走开，仍旧同心协办经营这个小餐馆。在中国世俗之见的人，觉得有点儿不合于伦理，可是一班明达之士却是原谅他们、赞成他们。

我的话又说野了，现在要拉回来，仍说到与梅氏宾客吃小馆子的事，为什么我说我常吃白食呢？我觉得我时常吃他们的，有点儿不好意思，有时我说： 「今天让我做一个小东，请诸位赏光。」他们笑道： 「你点菜是个外行，惠钞也是个外行，瞧他们会收你的钱吗？」这话被他们说中了，我是最怕点菜的。在北京吃小馆子，在座有几个人，都是要每人点一样菜的，问到我，总是交白卷，尤其是北京菜，什么「两作鱼」、 「三吃鸭」，那种奇丽名儿，我也闹不清楚。到了抢着向柜上付账的时候，掌柜的总笑迷迷地说： 「某爷已吩咐过了，您老请下一回吧！」于是我又吃了一次白食了。

梅兰芳在京寓所之客厅

我再说我的看白戏，也不是没有理由的。梅兰芳在北京不是长日在家闲居、逍遥自在的，一年之中便有好多回搭了班子上台唱戏的。在那个时候，几位老朋友当然要捧场。如冯六爷、李四爷等几位是一定到的，此外还有政治界的梅党，银行界的梅党，都预先为之定座。他们定的都是第二排、第三排位置。两排座位，可能坐二十人，至少也须坐十余人。可是往往坐不到此数，如果两排座位而只有稀稀疏疏的几位座客，不但减少兴趣，而且有失面子，那就要拉客了，我就是被拉者之一。北京那时候不唱夜戏，大概在下午三点钟开演，至天黑以后为止。因为北京的电灯太不明亮了，还是一个灯不明、路不平的时代。下午三点钟开演，许多职业界的捧场人也都没有散出来，我却清闲无事，应该来尽此义务了。

那时上海的戏台已经改了新式的了，北京还是老样子，四方型的，三面都可以看得真切。主要的是正厅（他们唤「池子」），捧角的大概都坐正厅。他们所定的二、三排座位就是正厅。什么是座位呢？原只是一条条加阔的长凳，不要说现在的戏园子里装着舒适的沙发座位，就是要一只靠背的椅子也没有的。中间只有小小的一张半桌，边没桌子。在上海看戏有一种叫做「案目」的人，招待殷勤，伺候周到，北京是有。你定了座位，只有一种看座的。你没有来时代你看座，来了时把一个大茶搁长上走了。这种长凳坐了真不舒服，然在当时，无论你是什么士大夫阶级，他们都处之泰然。

北京戏院有三种人：一种就是那看座的；一种是绞手巾的；还有一种是装水烟的。座拎一把大茶壶，大概给他数十文钱小账就是了。绞手巾的却有一种本领，从东的厢里，抛上西面的楼厢里的热手巾，在许多观众头上飞过，万无一失。装水烟的更离奇了，一位名角儿上台，你正在瞑目静听，一根长长的水烟管触到了嘴唇边。吓了你一跳。

梅兰芳在北京无量大人胡同寓所庭院内

至于喝彩，北京戏园子里是不禁的，而且有些是提倡的，如果一位新角儿登台没有彩声，那是很失色的。可是喝彩却有关于知识与学问，要真赏他的艺术，恰到好处，喝了一声彩，那是最有价值，不懂戏的人乱喝一阵，那是令人僧厌的。北方听戏的人，还有故意提尖了嗓子，怪声怪气的喝起来，引人发笑。我是不会喝彩的，他们这班捧梅的朋友也难得喝彩的，只有一位易哭庵先生，他最欢喜喝彩，连「我的妈呀！」也喊出来。易先生我在北京曾见过一面，他说： 「我与你的名字恰好对照，因为你是笑而我是哭呀！」易先生是神童、是天才、是诗人，是显宦（在前清放了广西右江道）。辛亥革命以后他也剪了辫子，做了一首剪辫子的古风，把新旧政府都骂的一个狗血喷头。这首古风，我的《留芳记》中倒是载的，想君左处当有遗稿，陈散原先生评之曰：「此诗令人笑，亦令人哭也。」

我的话又说野了，急忙收回来，回到我上文所说看白戏的话。我不是戏迷，尤其对于京剧所知极少。我有许多朋友，虽不是玩票，多少还能哼几句，我是一句也哼不来的。北京是考究听戏的，我也听到好，而不知其所以好。我虽然也是缀玉轩一宾客，也不会定两排座位捧场请客的。不过他们既邀请到我，我又清闲无事，而况兰芳时常有新戏上台，轰动一时，我为什么不去呢？再说，凡是梅兰芳在北京登台的日子，每天不过唱三出戏，不像上海那种戏院子，每天总要排五六出戏。下午三点钟开锣，先唱了两出（按：时人每称「一齣戏」实应称「一出戏」，我从简笔），到四点多钟后休息十五分钟，然后梅兰芳登台，唱毕等他卸装以后便相偕去吃小馆子了。

（《钏影楼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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