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一个明亮干净的地方 在这个道貌岸然的时代怀念海明威

海明威一个明亮干净的地方 在这个道貌岸然的时代怀念海明威(1)

海明威一个明亮干净的地方 在这个道貌岸然的时代怀念海明威(2)

Esquire说:是的,今天仍然是一条关于海明威的推送,精彩的特写,发表于Esquire10月刊,也是这本杂志的第1000期上。

海明威一个明亮干净的地方 在这个道貌岸然的时代怀念海明威(3)

也许你讨厌海老爹,但是你永远也摆脱不了他。

所有已故的白人男性作家中,欧内斯特·海明威是故去得最彻底的、白人特征最深入骨髓的,也是最爷们儿的。作为一个被征服的偶像,他在很多历史故事中已经被降级到了失败者的阵营。他的名字已经成为陈词滥调,挂在嘴边还会惹尴尬,即使是在这儿,他的故居瞭望山庄,他也是个怪物般的笑话。

他的故居是一个低矮的白色平房,尽管周围有拉皮条的妓女、卸客的观光巴士和把甘蔗汁掺进高价菠萝汁的小酒吧,这个地方还是保留了它的大部分尊严。那些桌子——他从未趴在上面写过东西——今天看起来还能供他伏案写作,倘若他突然戒掉他保持了一辈子的习惯,决定坐下来写点什么的话。克拉克·盖博睡过的沙发还在那儿,而当时他睡沙发的原因是床不够长。艾娃·加德纳裸泳过的那个池子——“池子里的水别放掉,”海明威这么告诉负责打理泳池的小男孩——现在空空如也。房间里塞满了回忆,恰恰就是20世纪最伟大文字记忆的一部分:一个巨大的黑色水牛头,让人想起《乞力马扎罗的雪》,斗牛的海报可以用作《太阳照常升起》的封面。窗户洞开,海明威的房子既通风又紧凑,既静谧又充满生趣。

接着来自美国的参议员艾尔·弗兰肯出现了,他忍不住要开开玩笑。他拿着一个硕大无比的麋鹿角扮鬼脸,勉强从一队助手那儿博得一阵笑声。他之后改变方式,不玩低俗闹剧,改成角色扮演了:他模仿了一个房产经纪人,假装同一个看热闹的人窃窃私语,说他喜欢这个地方,但是厨房得重新装修一下。在狗墓那儿——没错,海明威有一个小小的狗墓,就在泳池边上——弗兰肯注意到有一座墓刻着“琳达”。“这是他的哪个女仆么?”他问向导,向导也加入到这些美国大人物温和、礼貌的笑声中。弗兰肯感觉到自己成功逗乐了大家一次。“帮我个忙,”他强调了一句。“每十个小时,你就告诉他们一次这是他女仆的墓。”

这些参议员从狗墓离开,沿着一条树荫下的石板路回主屋,我问弗兰肯每个在这儿的人都在问他的问题:禁运取消了,古巴会发生什么?这个男人试图做回在外国的美国政客。“我认为会发生改变,”他的努力很生硬,带着职业政客的“立场不明”。然后他又忍不住了,脸上挂着“小丑”一样的微笑抬起头来,“我只是想比Chipotle(译者注:KFC旗下墨西哥玉米煎饼连锁店)先一步到这儿。”

海明威第一次给Esquire写稿,那是整整1000期以前的事儿了,瞭望山庄会客室的杂志架上仍然保留有一份1935年5月刊的复本。在古巴的海明威成就了Esquire,而在那之前的Esquire造就了古巴的海明威。

这本杂志有名字以前,它的创刊编辑阿诺德·金里奇从芝加哥去往纽约“追踪”海明威,最终在一家他常去逛的珍本书书店遇到了他。“没什么好说的,在最早的时候,他就是我们的主要资产。”金里奇他的专栏里如此回忆,那是1961年,海明威在爱达荷州自杀——离他深爱的哈瓦那千里之遥。

看起来海明威想要一艘7000美元的船。他从他的第二任妻子宝琳那儿得到一艘3500美元的,宝琳当时正经历过一次极其糟糕的剖腹产,身体还在恢复,她决定不再要小孩了,但是她又是天主教徒,不相信节育手段,所以他俩只是通过体外射精来避孕。宝琳给了他买船的钱,因为她需要在某种程度上绑住她的丈夫。金里奇想办法凑齐了大部分钱——为了把海明威和Esquire绑在一起——他们俩合伙买了比拉号,这是一艘捕马林鱼的船,按照海明威的要求特制的,现在停在他哈瓦那住所的一块干燥岩石上。

这段明星杂志作家的历史,就从这桩买卖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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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交给你了,去书写大海吧。

海明威究竟是个混蛋还是垃圾?这其中是有区别的。谁都能时不时地当一下混蛋,但是你要是个垃圾,那就一辈子都是垃圾了。类似于表象和本质的区别?

即使只是草草扫一眼海明威的私人生活——他把这部分生活同他的写作分得很开,就能看出他要么是混蛋要么是垃圾,而且很有可能是后者。如果你是他的朋友,他极有可能会背叛你。如果你是他的小孩,他会无视你的存在。如果你是他的妻子,他会把你打得鼻青脸肿。他的残暴至少代表了一半的他。一个钓鱼竿和一只笔,对他来说是和他的阴茎一样的存在:刺破黑暗的棍状物体,用来面对和打败世界的武器。海明威对自然的爱就在于摧毁自然。《麦康博短促的幸福生活》中被捕猎的犀牛,如今已濒临灭绝,他们现在用武力保护这些犀牛免受海明威这类人的伤害。海明威从墨西哥湾流补上来的1000磅重的马林鱼,或多或少已经消失了;古巴水域再难见他当年所捕杀野兽的踪影。

他的男子气概随着时间的流逝也逐渐被消磨。海明威的大男子主义如今看来显而易见是个先锋。格特鲁德·斯泰因在巴黎和他相遇的时候就知道这一点了。“我第一次见到海明威的时候,他身上有一种真正敏感地感知和表达情感的能力。”她写道,“这是他一开始故事的材料;不过他对羞于表达自己,因此开始构建一个堪萨斯市大男孩的残暴来保护自己,他是“冷酷”,但那是因为他对曾经的自己敏感而羞愧。”那是另一代人的做法:从二战战场回来的祖父从不提起战争,叔伯们每天喝的酩酊大醉,连同他们的秘密一起被遗忘在酒精里。海明威将一个硬汉形象置于人前,而把令人苦恼的脆弱一面深藏在心。

现在人们已经找出另一套把戏:我们表现得很软弱,来掩藏内心的刚强。我们表现出自己是如何脆弱,来绑架别人的判断。我们周围充斥着道貌岸然;互联网方式的公开凌辱,意味着凌辱成了我们这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媒介上最主要的声音。不知为何,我们所有人都不知不觉陷入了一个一般假设,对所有事情的回应——即使是喜剧演员和摇滚歌曲,更不用说小说了——是为了同这个时代已有的虔诚相抗衡。在各种假装的美德的乌烟瘴气中,循规蹈矩也成了我们私人生活的主要部分。你认识多少循规蹈矩活着的人啊?不要狼狈,不要说错话,不要乱说话;是挺有操守的,但也挺没用的。新时期左派和右派的道貌岸然没什么区别;反正结果都差不多。拿到资格证书的作家,不留下一丝痕迹,获得社会认可的男男女女,加在一起也无足轻重。他们将会成为无功无过的一批人。

道貌岸然的问题不在于它是错的,而是它不承认人的本性和这生活,本质上是一团糟的。海明威就好像是哈瓦那污秽的空气,一半是香水味,一半是柴油味。他浑然天成、自吹自擂、嗜血成性,他曾经在试图射杀一只鲨鱼时打中了自己,他对那些帮他打开了写作之路的人们没说过一句好话,他和略带红色的金色头发的女孩子睡觉;他乘着渔船巡航哈瓦那的水面找德国潜艇,好像小男孩自娱自乐的冒险;他带着那些出现在他门口的年轻陌生男人出海捕鱼,一走就是几个月;他用他妻子的钱大方给小费;他瞧不起古巴独裁者巴提斯塔;他狩猎狮子;他还写书。这些东西都写在《太阳照常升起》里了:去看一个男人怎么杀了一头公牛,再看这个杀了公牛的男人操一个女人。管这玩意儿叫生活吧。

海明威给Esquire写的第一篇叫做《小丘上的马林鱼:古巴来信》,一篇充斥着古怪海明威风格的优秀散文。它刊登在1933年秋Esquire第一期上。“468磅重的这个大家伙被钩住了上颚,一点也没和接钩绳缠在一起,清清楚楚地跳了八次,被捆紧的时候一开始在船尾拖行,发出四次声音,但之后就被鱼叉叉着没入水里六十五分钟,只有鱼鳍和尾巴露在外面。”读者大快朵颐。Esquire在大萧条最糟糕的时候,以50美分一本的价格一个月卖了50万本,主要是靠海明威的力量。

整个三十年代,他为Esquire写了26篇文章,还有一些经典的短篇故事比如《乞力马扎罗的雪》。他1937年离开Esquire,去为一本只存活了很短的左翼杂志《肯》写稿,编辑也是金里奇,他主要写西班牙内战,不过即使是他不在的这段时间,Esquire也持续刊登他的稿子。到了四十年代,Esquire重印了《乞力马扎罗的雪》的全文,加在一起将近一万字,但是一不小心又再次在文章里叫了菲茨杰拉德的真名。海明威怒了。

你现在想到一个小说家,第一个跳进脑海的词应该是谦恭的,第二个是受伤的——肯定不会是愤怒的。如今的作家都是布鲁克林式的,但海明威是哈瓦那式的。

从品牌角度看,乔纳森·弗兰岑是在世作家中最接近海明威的。当我写邮件问他对海明威的看法是,他很礼貌,但是回复说不想谈他;他并不怎么关心。我假设谢丽尔·斯特雷德,一个像海明威一样要在与自然的搏斗中寻找野性自己的人,,会厌恶他。毕竟他是一个猎手,是一根刺,正是她在《走出荒野》一书的旅途中要避开的那一类危险的人,但是她对他只有高中英语课上的模糊印象。她深情地回忆起记忆长河中的《印第安人营地》令人心伤的美丽——就好像是一个辞世很久的曾曾伯父,他的善行与恶习带来了充满感情却又颇为疏远的一种依恋罢了。他还没重要到让她厌恨的地步。

所有的现代作家中,海明威是最少受到景仰的,但又是被模仿得最多的。严肃的读者崇拜詹姆斯·乔伊斯。他们崇拜卡夫卡。他们崇拜博尔赫斯。但是没人会想去模仿他们,至少美国人不会。但是书店的每个区域都体现着海明威的影响力。“当你想到一个好句子的时候,删掉它”这是海明威给未来作家的建议。他的文章极少比喻,专注简单粗暴的描写、主动动词和大量对话,对埃尔莫尔·伦纳德的影响比对雷蒙德·钱德勒和吉姆·汤普森的还要大。最伟大的两部黑色电影——《杀人者》和《逃亡》——都是海明威的故事。

他对名人们也有同等的影响力。是他创造了那些沉沦的美国年轻人,没有缘由地在有趣的城市间游荡,这一模式从那以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被承袭,最近的例子就是林韬的《台北》和泰居·科尔的《不设防的城市》。卡尔·奥维·克瑙斯加德、本·勒那的自我书写,以及其他——我们目前的文学潮流——是从颠倒海明威的大计划里汲取到的奇异力量。他们的把戏是告诉你他们生活里乏味的一切,因为实在太无聊了,所以肯定是真的。

列举那些受了海明威影响的人——雷蒙德·卡佛或者詹姆斯·索特,又或者是戈马克·麦卡锡——有点跑题了。并不是说这些作家读了他的书,崇拜他的写法,所以就模仿他,或者模仿那些模仿他的人。因为他们再也不需要这么做了。这个男人已经死了——一个暴力的、充满男性荷尔蒙的白人男子,最好还是被留在历史的后视镜里。但是他的写作风格依然活着。在这个国家的所有高中,简明的写作方式被视为优秀的写作。成为守则的不是海明威这个名字,而是他的文字。

海明威留下了一个命题,当世的作家仍然在试图解决它——一个作家应当度过值得被书写的一生吗?他就站在我们所谓真实性危机的源头:活的最真实的男人,但很快又成了最虚伪的,他写了他的生活,但只写了一小部分,他想要世界看见的一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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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亨德里克森的作品《海明威的船》,其中包括一封格里高利·海明威写给他父亲的信:“老爹的一生是这样的,他写了一些好故事,以一种新鲜新奇的方式接触现实,毁掉了五个人——哈德利、宝琳、马蒂、帕特里克,也许还有我自己。你认为哪个是最重要的,是你那个垃圾自我,是那些故事,还是这些人?”六十五年后,格里高利的问题只能有一个回答:故事比人重要的多。除了帕特里克,其他四个人都过世了,但故事永生。

同他干净、简明的风格一样,他的故事仍然活着。它们在这世上飘荡。去年夏天,我看见我的儿子坐在码头,双脚没在水里,一副懒懒的沉思状。我想到了《印第安人营地》里的句子:“晨曦的湖上,父亲撑桨,他坐在船尾,确信自己会永生。”我听说我的祖父总算搬进了老兵疗养院,想到《杀人者》里一个拳击手谈到自己将要被杀的句子:“这样奔来赶去,我已经跑够了。”一个朋友的孩子死于SIDS(译者注:婴儿猝死综合征),我想到了《老人与海》里的句子:“你尽可以毁灭他,但就是打不败他。”我会去想这句话究竟是不是真的。文学之所以存活,原因很简单粗暴,就是在我们的生活面临危机时,它是有用的。海明威一直这么有用。

海明威确实是个有用的向导,如果你在哈瓦那泡吧、住店和钓鱼的话。海明威式的体验可不是什么日期年年都变的节日,就像乱七八糟的游乐园一样。在两世界旅馆,你花两美元就可以参观他的房间。自从他离开后那儿就没动过,海明威在房间里的站立式办公桌上写下了《永别了,武器》和《非洲的青山》,桌子是一块结实方木的废物利用产物,下面还有一对螺杆升降高度。在《古巴来信》的开头,海明威描绘了这副景象:“从哈瓦那两世界旅馆东北边的房间向外看去,北边,老教堂过去,是港口的入口,和大海,东边是卡萨布兰卡半岛,中间是所有房子的屋顶和港口。”今天仍是这幅景象。海明威和卡斯特罗的一张合影挂在床上。

五分钱酒馆调莫吉托鸡尾酒的方法,就和他们在教堂野餐上做汉堡是一样的——不慌不忙,随意搭配。第一波美国游客已经着陆了。不只是那些冒险的人,他们一路穿过加拿大或巴拿马,以确保他们的护照不会被敲上章。我在说一个从加州来的金发小女孩,看着街上一个手工制作的珠串钱包,讨论在中国大规模生产仿品的计划——不是为了省成本而是为了“商品的持续性”。一个从密尔沃基来的灯光设计师醉醺醺的话含混飘进我的耳朵:“你知道这些人要学的是饮料上的再快些。”“那儿才是来钱的地方。”另一个加州北边来的人,正在夸耀自己的游击队帽子,上面有一颗红星,还穿了一件衬衫,上面印有奥巴马的头像,但已经被画成了格瓦拉的样子。他是这么解释男性的穿着的:“你得给房子留下个能讲给别人听的故事。”他刚过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周末”。他们呼吸急促地说,你花一万块就可以在哈瓦那买一所公寓。15年以后又会值多少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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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称“代基里酒摇篮”的小佛罗里达酒吧,一个真人大小的男人铜像看着一个接一个俗气又杰出的乐队,演奏也许会被旅游团当作古巴音乐的音乐,饮料要贵到六美元一瓶那么吓人。换句话说,两杯饮料加小费就是一个古巴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了。小佛罗里达酒吧可能既俗气又有很多游客,但是这个酒吧是真有意思。午后坐在阴凉的角落,一边吸根雪茄,一边用粉色小吸管啜饮一杯甜甜的鸡尾酒,这是属于它的天堂倒影。在小佛罗里达酒吧的情况是,你给一群陌生人买酒,然后他们再给你买酒,最后你和一群打鱼人一起拍了照,他们冲到小舞台上,同一群瘦臀的、穿着紫红色裙子满脸堆笑的女人一起跳舞。然后你意识到现在才下午三点而已。海明威总是在那儿,坐在角落里,脸上挂着善意的微笑。每个人都想和他合张照。每个人都想和他拥抱。他让这个过程变得高贵:有原罪的、酒精和捕鱼故事的守护神。

事情是这样的:在哈瓦那,你看见的汽车和海明威看见的是不一样的。你看见的总是完全相同的汽车,字面意义上的完全相同。海明威很适合这样的“不合时宜”——他的纪念物在很多直接层面上都是神圣的。海明威把诺贝尔奖的奖牌放在埃尔科夫雷的避难所,那里就像是古巴的卢尔德,在古巴的圣地亚哥外面的东南海岸上。它也是一个破碎的城市,有阴暗的角落,有好几个不同版本的过往。围绕着海明威的各项产业出卖了他生活的本质,但是他的本质和古巴本身也没什么不同——真实袒露、精神错乱、陷在好几段历史中,手工的、华丽的、肉欲的,有时又很残忍。获得诺贝尔奖以后,他接受古巴电视台访问,管自己叫“古巴萨托”——一种古巴产的杂种狗,并且告诉他们《老人与海》是“以科希玛渔村为原型的,差不多就是我住的小镇。”

美国人海明威被打败了。美国人海明威在爱达荷自杀。他缠绕在自我神话的线里,留下了这样的句子,“这世界太美好了,值得为之战斗,我真的不愿离开它。”古巴人海明威从未失败。他不需要守卫这世界。不知怎么的,由于他死了,古巴的海明威反而活了。他只是离开了哈瓦那,任何时候都可能回来。你仍然可以想象到他带一些刚刚认识的老朋友和舞者去酒吧,在这个漫长的下午狂饮作乐一番。你的脑海中可以浮现他早起写作,然后闲逛到附近树林打一会儿猎的图景。你可以想象到他出海一天和海浪搏斗。哈瓦那的海明威幽灵是一个慷慨的灵魂。他照看着渔民。他领着游客进入酒吧,为昂贵的饮料付账。

阿诺德·金里奇是一个善良的老人,一个快乐的、热爱生命的灵魂,自己也是一个关于写捕鱼的优秀作家,他一手打造了海明威产业,也成了它的受害者。在一个编辑手记中他表示了后悔,他把他的金牌作家比作塞尚,改变了美国文学“看世界的方式”。之后,他娶了海明威的一个女仆,一个多才多艺、有着略带金黄的红色头发的女郎,又可爱又迷人,名字叫做简·梅森,海明威把她写成了《麦康博短促的幸福生活》中的多金泼妇妻子(原本要在Esquire上发表的,但是1936年发在了《世界》杂志上)。《逃亡》中也有关于梅森的不雅描写。海明威和金里奇出海捕鱼时,这位编辑先生提到了对他未来妻子的中伤。海明威认为,好歹她被提到了,应该觉得荣幸才是。金里奇在Esquire上回忆了此事,之后又在回忆录里写道:

“这有点像是塞尚把你的一些特征画进了乡村场景,”(海明威)谦虚地指出。

我认为他在开玩笑。所以我问,“你没搞错你的职业吧?”

“没有,”他继续不紧不慢地说道。“毕竟,我没办法让你这个宾州德国佬的脑瓜子明白,你不是在和什么芝加哥每日新闻体育部的廉价写手打交道,你是想让一个已经被比作塞尚的人修改他的作品,他可是给美国文学带来了新的“看世界的方式”啊。

我差点从船上摔下去。这个特大号的过火表演可是当着我的面在引用我的话,还完全没有提我的名字。

1963年,盖伊·特立斯在《寻找海明威》中写了他的第一批学徒。对于被宠坏的常春藤业余爱好者那一群人来说,海明威是他们逃脱东海岸的这些大楼,寻找罗马时期文化的避难之所。他们所有人中最杰出的关系网建立者,乔治·普林顿,是这批学徒的领头人。“一个孤独的夜晚,回家之前,乔治走过蒙帕纳斯,经过《太阳照常升起》中杰克·巴恩斯离开勃莱特夫人时走过的街道、路过的咖啡馆。”特立斯写道,“乔治想看看海明威看到了什么,感觉海明威感觉过的东西。接着,散步结束,乔治走进最近的一家酒吧,点了一杯喝的。”

詹姆斯·鲍德温知道所有想要成为海明威的人,并且已经看穿了他们。“他们过去也常常去蒙帕纳斯,所有的画家和作家都会去那儿,我是几乎不去的。他们以前去那儿,会在咖啡厅呆上好几个小时,寻找海明威,”他告诉特立斯,“看起来他们没意识到海明威已经离开很久了。”

到1967年,Esquire已经在报道海老爹的杀亲之罪了——批评家和学者以及其他小说家开始否认他的作品的重要性了,因为他们显然需要抹杀这个男人。随着他的光环退去,Esquire也加入其中。1981年,詹姆斯·沃尔科特宣布发表《海明威信件选集》,整整948页,“海明威产业的最后一次大爆炸,是向他致敬所点燃的最后一根木头。”马尔科姆·考利为他辩护。詹姆斯·索特也是如此。但所有都只是美国根深蒂固的悲伤中一个碎片罢了。什么东西做的太大,就必须要打成碎片出售了。今天,你可以购买海明威的眼镜和手表。你可以购买海明威的家具。海明威只不过是另一种该死的生活方式,还有一个配套的产业可以从中获利。和任何品牌一样,它是有保质期的。不管你买了什么,你最后总是要丢掉的。

在抵抗美国封锁的这五十三年里,古巴是这么说的:我们不会被收买。不管是好事儿,还是更多是坏事儿,他们没能被收买。海明威也没有。古巴的开放并不是它自己的开放,而是美国的开放。古巴没有推倒任何墙。推墙的是美国。在古巴最新的开放中,美国会在哈瓦那发现一群酒后迷乱、浑身恶臭的人,它也会发现既乱糟糟又充满魅力的海明威幽灵。

任何一个夜晚,马雷贡,这条沿着哈瓦那防波堤的五英里海滨大道,都是世界上最有趣的街道。哈瓦那的住房危机如此严重,以至于有些家庭需要轮流睡觉。所以到了晚上,为了抵御凉意,这个城市从拥挤的邻里中解脱出来,涌入大街。这当真是神圣之爱的奇观。有年轻的躯体抱在一起,中年人一个藏在另一个怀里,好像叠在一起放的椅子。老年人缩拢在一起,仿佛磨损的砖块。父亲和儿子安静地共饮朗姆酒,妈妈和中年女儿为了宽松上衣的下摆而争论,兄弟们为了棒球比赛的细枝末节朝着对方大叫。政治批评以玩笑的形式来表现。“古巴有1100万人口,但是有600万警察。”“我们有三个消息源:卡斯特罗、卡斯特罗和卡斯特罗。其他城市很隐秘的东西到了这儿全都被迫公开了:一个白人男子同一个年轻黑人女子哭哭啼啼地亲热;一个女孩从过于热切的嚼舌根中脱身;一家人突然就停了下来,一起凝固在一段共有的、不可言说的回忆中,那时也是一段漫不经心的吉他旋律从耳边经过。人群中有一些面朝大海,而大约九十英里外,美国正潜藏在黑暗中。

在古巴,回忆海明威是回忆美国的替代品。让人又爱又鄙夷的“那个国家”,可爱的敌人,离这里最近的地方,却又难以置信的遥远。他所居住的瞭望山庄,是一个具备真正地缘政治重要性的文化制品,这样的例子是很罕见的。站在古巴这边,数代传统保护者一直在同禁运斗争。保护传统之所以如此艰难,并不只是缺少资金而已;也是因为所有必须的设备都是在美国生产的——比如,向古巴出口簿记员品牌的防腐纸张是违法的。之后,2011年,珍妮·菲利普斯来到古巴,她的祖父是曾担任海明威编辑的麦克斯威尔·柏金斯。她争取到了马萨诸塞州一位名叫吉姆·麦克格文的国会议员的帮助,来保护这片遗产。他们开始同古巴当局以及美国国务院合作,寻找让美国设备和专业技术进入古巴的方法。2002年,瞭望山庄协议签署。让所有人大吃一惊的是,卡斯特罗本人出现在了签字仪式上(为防刺杀事件,卡斯特罗的到来一直隐瞒到最后一刻,树林里则隐藏了突击队员。)

“实话实说,”麦克格文如今这么说道,“真有点儿梦幻。我就坐在那儿,同菲德尔·卡斯特罗签署了一份文件。然后我就在想,我希望自己没有违法《罗根法》或者其他什么的。”海明威就是古美和解希望的同义词。“他是我们共同拥有的一样东西。我们永远在为其他的事情争斗。但是关于海明威,人们没有异议。”

禁运仍然在影响着这座房子的修缮。海明威那辆老克莱斯勒需要一些零件,但是不能合法进口。厨房里有块空出来的地方,本来是放他的肯莫尔(译者注:位于美国华盛顿州)炉子的。我设想在克莱斯勒以及肯莫尔工作的旅客不久一定会出现,给故居送来这些零件。但他们眼下还不行。博物馆的负责人艾达·罗丝·阿方索对这里怀有一种个人的骄傲之情,就好像姨妈对侄儿的那种感情。我问她禁运取消的时候,她当时预计有多少游客会过来。她心满意足地点了一根烟解释道,他们现在已经有八万名参观者了,希望能再来两万人。她真的不是想说再来二十万人么?不,她真的是说两万人。我充满怀疑地笑了。她没有笑,而是耸了耸肩。

“你没法把美国塞进古巴,”她说。我们等着看吧。

没有人的身后好过海明威了。没有人能比他享受更多的永生。入夜后,小佛罗里达酒吧,喝醉了的魁北克人在他古铜色的脸颊上收获了不少吻痕。过了一会儿更加安静了,一个中年男人睁着一双醉眼滑向那座塑像。我敢说这个男人是个美国人,因为他把海明威看得和他平起平坐。他仿佛是在和这位逝者进行某种对话,告诉海明威他的秘密,讲述他已经结束的婚姻。

“我喜欢听别人说话,”海明威有一次说过。“我从仔细倾听中学到了很多。大多数人从来不去倾听。”

他同以前一样无所不在——我们所憎恶的海老爹,但最后总会回到他身边。在一个昏暗的观光客酒吧,在世界上最与世隔绝的城市之一的一个摇摇欲坠的角落,一切都将改变,一切又都不会改变,海老爹就这么听着,等着他的其他同胞。

作者/Stephen Marche 翻译/越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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