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不到你有多美（颜值即正义别让美丽）

“颜值”崇拜作为一种新兴的产物或现象，正在释放其巨大的“吸睛”能力。颜值崇拜的过程无疑为一场无声而深刻的“操演”运动，即个体见证“美貌神话”由预言变为现实，并为他人竞相模仿、跟从的过程，典型表现为当前国人对颜值的精心打造与经营。然而，颜值崇拜背后并非身体的解放，而是更隐蔽的身体压制，唯有吸取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实现文明的反转才能彻底打破人身上的枷锁，促进身心的全面发展。

来源：《人民论坛》2020年第8期

作者：郑红娥，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学与人类学系

“颜值”崇拜，作为一种新兴的产物或现象，正在显示或释放其巨大而无穷的“吸睛”能力。在讲求“视觉霸权”的时代，为提升或保持颜值，大众纷纷加入健身或美容美体行列，而越来越多的女性，当然，不乏男性加入整容整形大军，企图打造更完美的自己。为此，整容整形已经越来越演化为全民较普遍接受的大众行为。“颜值”崇拜究竟反映了怎样的普遍存在的社会心理?是个体爱美天性使然，还是受资本、商业的驱动?这种对身体彻头彻尾的“改头换面”是预示了身体的解放(更进一步主体的解放)还是对身体亦或主体更深层、隐秘的压制?本文尝试对此展开论述。

身体重要性的彰显与现代性自我的关联

身体自古以来便是哲学家们思考的对象，从古希腊哲学家们对它的贬低，到中世纪对身体的漠视，再到尼采为身体平反，期间经历了久远而漫长的时代。在传统的哲学、宗教及文学性话语建构中，身体一直低于理性或精神，人的身体也不例外。开始关注“感觉”的身体理论是随着社会的转型才出现的，如德国社会学家诺伯特·埃利亚斯指出，我们对于身体的现代理解与体验，都是起源于社会的与心理的历史过程，而这些过程可以追溯到16世纪。中世纪的欧洲宫廷不断颁布日渐精细与繁琐的行为准则以规范和管束个体的身体使之符合“举止得体”和“彬彬有礼”的标准。为此，中世纪宫廷盛行这样一种观念:身体是社会身份和地位的载体，一个人要想取得成功，必须具备良好的风度、礼貌和才智的表达。到了18世纪，身体日渐彰显个人的身份地位。一个人的社会身份通过其掌控身体的水平、优雅的举止和良好的风度体现出来。由此可见，伴随着文明的进程，身体的重要性日渐彰显，并与现代性自我发生关联。英国社会学家迈克·费瑟斯通更明确指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有关饮食、健康和健身、美容美体等产业的崛起不仅表明呵护自我身体的重要性，也赋予外表内涵以重要意义。

身体从被忽略、回避到凸显与“吸睛”，其历史作用的凸显与消费社会的出现息息相关。费瑟斯通考察了在当代“消费文化”中身体被体验的方式。他指出，自19世纪早期以来，有关身体保养、呵护产业出现了戏剧性的扩张。身体不仅被视为个体的自我部分，而且随时可以被修改、变化以符合时代标准。到20世纪早期，受照相技术和好莱坞电影等影响，个体开始不断关注身体的外表和健康，即出现了“表演性的自我”。在费瑟斯通看来，这就导致现代自我的产生，现代自我对向别人展现自己特别感兴趣，由此，在个人幸福与完满的追求中，外表的重要性越来越彰显。同样，学者文华对中国整形美容的实证研究表明，时尚杂志、广告业和整形美容营销构建一种理想的完美外表，并把它作为一种可购买的、值得拥有的商品推广。

视觉霸权下的“第二自我”

除了商业造势使得身体成为“民主社会里的商业美学所利用的一种资源”之外，外表当道也跟视觉霸权的出现息息相关。随着现代性的生发，视觉的重要性日渐凸显，并在现代性感官中占据主导地位。“视觉是当今称霸城市社会性的感官。”在高度匿名化的城市生活中，人与人的交往首先从眼神的交流开始，视觉成为社会现实主导形式的“影像社会”。

不管是研究健身，还是探讨整容整形，研究取向之一是将之归结为社会确定性的丧失所导致的身体焦虑。同样，基于对中国的实证调研，文华认为女性的身体焦虑，很大程度上是由转型时期的社会不确定性造成的，女性企图通过提升身体的美丽资本以提高应对不确定性的能力。但是笔者认为，已有解释对于剖析身体的焦虑或外表当道似乎有隔靴止痒之嫌。遵循上述路径，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美丽资本的提升就意味着自身掌控能力的提高?

笔者认为法国思想家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理论能对此展开深入剖析。在德波看来，生活的表象化和景观化是本体论的。根据德波的思想，我们不妨这样推理，不仅个体的身体沦为消费品，需要进行严格设计、加工以经得起商业美学对外表或景观的考验，而且在景观社会全方位“敞视”下(如四周布满摄像镜头或他人凝视的眼光)，个体作为一种景观，时时处于受到他人审视的危险中。个体为了追求哪怕“惊鸿一瞥”的“惊艳”效果，自然陷入对自我雕琢和精修的无限加工中，身体堂而皇之成为“第二自我”，“自我表现方式膨胀，以便超越表现其在世的存在，迫切需要不停让身体更新，仿佛踏上一条没有终点的跑道，适应自我，以求符合虽然昙花一现但就当下而言却至关重要的身份特征”。由此，这种外表的焦虑不仅仅是涉及个体应对之策，更是一种生存的本体论上的焦虑。

当前国人对颜值的精心打造与经营

外表当道离不开影响或作用于身体的结构性因素或社会力量，正是全球时装业、美容业以及广大媒体通过营造一系列美丽神话的话语或叙事甜蜜地劝说和热情地鼓励个体近乎“奴性”地对自己的身体进行改造和规训。但是，个体在这些压倒性的结构性因素影响面前，并不是消极对抗，而是积极地对身体和建构于身体之上的身份表征进行不断加工，从而为颜值崇拜造势，成为一场无声而深刻的“操演”演习。即个体见证“美貌神话”由预言变为现实，并为他人竞相模仿、跟从的过程。换言之，这场围绕“身体改造工程”所进行的整容、塑形美体等已经沦为个体的自我“技术”(通过引发思考以激发个体的能动性)，即将身体规训展现为追求成功、富足与美好生活而对自我发生作用的技术与策略。这一点典型表现为当前国人对颜值的精心打造与经营。

颜值，作为网络流行词，起源于偶像团体的传播，后因国内综艺节目的使用而普及为全民皆知的时髦用语。颜指容颜和容貌，值指数值或尺度，两字合在一起，指人美丽或靓丽的指数。颜值可以被测量和比较，所以通常也有“高颜值”“低颜值”“颜值爆表”和“颜值暴跌”等说法。颜值蕴含的测量特性使得容颜的价值无疑可以用资本来衡量。受讲求身心合一和意境美的传统文化影响，国人评估颜值高低主要是基于对方展现于其眼中的整体形象。这种形象资本以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定义的身体资本为基础，通过音容笑貌、仪态举止整体呈现或表现出来的美的程度。布尔迪厄将身体资本定义为以具身性状态(体现为身体与心智上的持久倾向)存在的文化资本，具体体现为因个体惯习所表现出的品位和风格。因此，本文将形象资本定义为个体基于对自身的形态、外在特质、行为态度等有关个体本身的认识或人们对其引发的感观知觉，由此与他人互动构成一系列社会关系，个体利用这种社会关系在社会生活中获得一定利益的一种特定的文化资本。这反映在看待颜值或外貌上，与西方学者注重纯肉体不同的是，国人在看待身体上，不仅重视身心合一，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讲求内外兼修。

笔者曾经对大学生的整容热进行研究，发现他们大多是在面对人生转型时(如兼职或就业、择偶)才会考虑整容，究其根源在于他们在面对和处理未来不确定性时深感迷惘，认为提升颜值可能是提高自身掌控能力的途径之一。同时，笔者发现在美貌符号表征中，面孔占据了主导地位。绝大部分女大学生被访者认为她们对五官整容感兴趣，暂时不考虑体形的整形手术，原因是与人交往，对方最关注的是面孔，他人往往主要或首先根据面孔来判断其颜值和身份。这一点也在文华的实证调研中得到验证，即中国整容手术主要为五官(最主要为眼睛和鼻子)的塑形，而不是形体，这与西方发达国家注重体形改造截然不同。值得一提的是，就美的标准，女大学生被访者认为，尽管她们也会选择做大眼睛和垫高鼻子，但是在确定手术方案上，她们首要考虑眼型或鼻型如何与整体追求的形象或风格匹配(如纯情或端庄)，而不是一味地模仿西方或日韩。待她们整体形象提升之后，一旦实现了形象资本与经济资本(如谋得一份高薪工作)、社会资本(如扩大交际圈或找到较理想的配偶)的转换，这种形象资本得以兑现的经验便会“传染”给周边之人，使之竞相模仿，从而使得整容之风愈演愈烈。

如何彻底打破颜值“奴役”

对身体的随意改造无疑跟科技理性张扬与科技的发达息息相关，这是否预示着科技的无限发展可以最终促进身体的解放?或者说科技的发展最终会把身体带向何方?著名身体研究专家大卫·勒布雷东指出，“不可能出现身体的解放，只可能出现自我的解放，也就是说，对于主体而言，获得充分发展的感觉”。他进一步指出，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围绕身体解放展开的探讨和实践仅仅是一场关于伪解放的讨论与尝试，更加大加深了对身体隐性的压制，因为这种解放只是建立在“自我塑造及个性化的评价模式之上”，其导致的结果便是更强化对身体外在标准的痴迷。伴随着这种痴迷，无疑引发了对无法或难以达到美的标准的身体(如老人、病人、残疾人等)的排斥以及对自然衰老过程的歧视。

针对当前消费社会或后现代时期的自我认同问题，西方学者指出了在后现代日趋多元化(尤其体现在网络环境中)、日渐个体化的情形下，发达国家普遍出现的因自我认同、身份归属的断裂所导致的意义虚无问题。面对这种危机与不确定性，孤独的个体尝试从身体中获取自我救赎之路。“在不可捉摸的世界里，只有自己指的身体能给他一个存在的支点。”如今，中国也开始出现这些征兆。企图通过整容手术改变人生命运的现象以“操演”的方式在当今中国蔚然成风。前赴后继，从容上阵整容的个体在憧憬易容后的成功与辉煌人生时(手术可能导致的一切风险或后遗症都可以忽略不计，即便出现风险或问题，也没有关系，相信科技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却从未想过，这其实正是把自身的身体，甚至主体沦为奴性商品的开始。

如何彻底打破这种颜值“奴役”，西方学者已经尝试开出良方，如美国历史学家和社会评论家克里斯托弗·拉什提出的以目的性(purposefulness)和美国心理学家罗洛·梅提出的以心灵自由来寻找出路，但是这些解决途径仍然沿袭法国著名哲学家笛卡尔的身心二分法，尽管富有启迪，但未必是根本途径。同样，国内一些学者开始了这种尝试，如著名社会学家叶启政对修养社会学的提倡以及应星对“气”的探讨等。叶启政指出，在消费主义信念的主导下，现代社会深感困惑的问题凝缩为“强调表现个体性的一种来自被迫、且具有内缩性质的自我依恋。”这种自恋主义特别注重外表，却不重视理性沉思与诗性感受。在叶启政看来，这也是目前生活政治(涉及生活的风险和身份认同)未竟的事业，为此他呼吁实现由生活政治向心灵政治的转变，因为后者“特别重视以人为主体之另类政治哲学(尤其是心灵状态)的形塑，特别是了解与解决问题(特指超脱情绪)的态度，因此，自我的转化可以说是其主张的重点。我们应从注重天人合一、身心合一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吸取精华，从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寻找文明出路，实现文明的反转，通过建构新的社会文明形态彻底打破人身上的枷锁，真正推进身心自由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