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孕妈妈我们像牛一样被对待（代孕妈妈我们像牛一样被对待）

某女星代孕事件再次掀起了大众对代孕的激烈讨论。

这几年来关于代孕的讨论从未停过，支持者和反对者都大有人在，无论在法律、道德还是伦理层面上，代孕都存在着很大的争议。

在过去几十年里，基于由于身体原因无法生育的人们的需求，以及生物医学技术的进步，代孕已经不算什么新鲜事了。但在世界范围内，各国对待代孕的法律并不相同，这也侧面说明了代孕的复杂性。

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保加利亚等国家禁止一切形式的代孕。

英国、爱尔兰、丹麦和比利时等国，禁止商业代孕，但如果不向代孕母亲支付报酬或只支付合理费用，则允许代孕。

在美国的一些州、俄罗斯和乌克兰，商业代孕是合法的。

印度曾经是商业代孕合法化的国家之一，但已于2015年停止向外国人开放商业代孕。

不同国家的不同规定也就意味着跨国代孕成为了新的可能。也有例外，比如澳大利亚的一些州将前往其他国家商业代孕定为刑事犯罪，而另一些州则允许此类行为。

我国虽然禁止任何形式的代孕，但除了违法的黑色代孕产业链，跨国代孕的现象依旧存在，甚至没那么少见。

位于拉斯维加斯的一家独立代孕机构 Sensible Surrogacy 的创始人Bill Houghton 说，来美国寻求代孕的中国夫妇是很普遍的，他说，“当中国结束其独生子女政策时，突然有成千上万的夫妇想要第二个孩子，但往往已经超过了适当的年龄。”

代孕公司 Extraordinary Conceptions 的 CEO Mario Caballero 说，“这就像其他任何事情一样——一旦有人发现了什么，消息就会传开，人们就会意识到还有另一个选择。”

但在代孕这片灰色地带的背后，并不是“多了一个选择”，“多了份自由”这么轻易。因为它看似以商业逻辑运作，但涉及的却并非普通的商品，而是人和生命。

代孕妈妈：在利益链条的最底端

美国被普遍认为在代孕上是法律和医疗程序更先进的国家。

在美国，对代孕条件有明确的规定，美国生殖医学会（ASRM）的代孕使用措施建议书（Recommendations for practices utilizing gestational carriers），建议只有因确实存在的医学问题而无法怀孕，或者怀孕会给母亲或胎儿造成重大的人生伤害甚至死亡时，才可使用妊娠代孕服务，且这些不良医学条件必须明确地写在准父母的病例记录中。

还会对参与代孕的各方进行深入的心理咨询与评估，确认他们对自己的决定是坚定的。比如让“准父母”了解可能会遭遇的潜在风险；孩子出生时有异常的可能性，评估“准父母”对家庭的期望和关系，分娩后会与代理孕母保持什么样的关系等等。

代孕法是在美国州一级的政府实施的，并不是所有的州都可以合法代孕：

深绿色州属于代孕合法且接受度高，

浅绿属于合法但有一定限制，

深黄与浅黄色意为代孕需更为谨慎，

但红色标注的内布拉斯加州、密歇根州、纽约州和路易斯安那州则明令禁止任何形式的代孕

2020年的一项通过的法案，将使得纽约州于2021年2月15日起允许商业性质的合法有偿代孕

生育诊所条件良好、律师经验丰富、出生即美国公民、各项法律先例完善......吸引着许多有生育需求但无法生育的人。

来自欧洲的“客户”说：“我们选择美国是因为法律程序的确定性。代孕在葡萄牙是非常神秘的，人们不谈论代孕，而且很难得到任何信息。但在美国，一切都很清楚。” 洛杉矶的生育律师 Lesa Slaughter 说：“有钱人都会选择美国。”

在美国，商业代孕涉及巨大的利益产业链，包括代孕中介所、律师所、保险公司等等。他们会为代孕妈妈支付医疗、法律援助、旅行补贴、保险、杂费甚至是孕妇服，总体而言不便宜。

但在利益链条最底端的代孕妈妈们，能够拿到的收入其实也只是整个利益链中的小部分。

而且，由于代孕对于“准父母”来说非常昂贵，代孕妈妈常会被问道，是否愿意同时将一个以上的胚胎移植到她的子宫里，以增加怀孕的机会。

在《老友记》第三季当中，菲比为自己的弟弟和大龄弟妹代孕。在黄金时间的主流电视剧出现这样的情节，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当时美国对其的态度。编剧在此处玩了下“增加受孕几率”的梗。

“不要因为会从中获得经济利益，而去做这件事”

获得经济补贴，是人们想象中选择代孕最主要的动力。但代孕到底能拿到多少“报酬”，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差别很大。

对于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保加利亚等国，因为禁止一切形式的代孕，交易会在地下进行，具体收入很难给出准确数字。

国际非营利性代孕组织“代孕获得家庭”（Families Through Surrogacy）估算了代孕合法国家的平均代孕成本。（注：此处主要指商业代孕合法）

美国在10万美元上下，乌克兰、印度、泰国和墨西哥，基本上在4万到5万美元的范围内浮动，大致只有“美国价位”的一半，且半数以上归于机构而非代孕人。此外，一旦妊娠中止，收到的报酬则更少，甚至只有几百美元。

其中乌克兰作为欧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正迅速成为绝望的人们寻找代孕孩子的地方，金钱吸引了许多年轻女性，乌克兰成为欧洲的“代孕之都”。

讲述乌克兰代孕情况的纪录片《The new motherland》里，一名代孕母亲讲述她选择代孕的原因，因生活所迫她的丈夫想过去卖肾。

“期间代孕中介一直给我激素药物的支持，但后来停止了。”最终她在孕期一半时经历了流产。

来自乌克兰顿涅茨河的 Alina 是一名理发师，挣扎谋生的她决定做一名代孕妈妈。

“在乌克兰很难找到高薪的工作，”

“我想重新把房子重新装修一下，给我儿子攒些大学学费——这些都很费钱。我母亲从来没有给到我这样的支持，但我希望我的儿子能得到好的教育。”

来自罗马尼亚的 Anka 无法怀孕，四次试管失败后，代孕成了她最后的选择。在乌克兰最受欢迎代孕公司 BioTexCom 的牵线搭桥下，Alina 获得了代孕一次1.1万美元和每月250美元津贴的报酬。这是乌克兰2017年平均年薪（约3000美元）的三倍。

Alina 的处境并没有多好，在最初公司承诺会好好照顾她，“这是一个简单的决定，我丈夫立即同意了。”但Alina 却频频受到 BioTexCom 公司的威胁，她们被限制外出时间，不能发表任何有关公司的差评，否则“妈妈们”将会被处以罚款。

她说：“我们像牛一样被对待，并受到医生的嘲笑。”

2020年5月，受疫情影响，经代孕出生的近50个婴儿被困在乌克兰酒店，等待被人领走。

也有人代孕不是为了钱。美国代孕妈妈 Shulz 女士说：“许多人渴望与孩子有基因的联系。这只是人类的欲望。我想帮助别人拥有它。”尽管她每次代孕都得到了报酬，但她还是建议其他女性，“不要因为会从中获得经济利益，而去做这件事。”

除了医疗和法律费用的补偿之外，她还会收到约2.7万至3万美元的报酬。但她算了一笔账：“如果你把它归结到每小时的补偿来算，你的时薪大约是4.5美元。你在麦当劳反而挣得更多，对吧? ”（注：麦当劳在美国的时薪大约是8.6到28.6美金，各州与各门店工资标准不尽相同）

普林斯顿大学人类价值研究中心的博士 Sharon Bassan 研究了跨国代孕市场，提及代孕母亲，她说：“人们总是在冒险，把自己商品化，包括在就业市场里。相似之处总是存在的。”

谁给她们多一个选择？

顺利的情况下，代孕能为有需求的家庭带来新生，代孕妈妈也能收获一笔可观的收入。有不少名人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ELLE "She's Having My Baby" 采访记录片 2018

可代孕故事的内里，从不乏外人无从知晓的辛酸。

以印度这个代孕曾经合法为例的国家来说，印度曾经因为低廉的价格成为代孕的热门选择地，妇女们面对钱和生活的无奈走上了这条看起来充满希望的路，想要以此改变自己和家人的生活。

纪录片《印度外包代孕》里，Pinki 共捐过5次卵，代孕过一次。

她说：“人们都说我把别人的孩子放进自己子宫里是不好的事，也有人说我是在卖孩子。我要向他们解释我没有在卖孩子。因为那不是我的孩子。”

Jagruti说起代孕的原因：“仅靠我日常工作挣的钱是很难生活下去的，我的女儿也从来没有怨言，但我觉得很难过。是为了有自己的房子，不再受到房东的欺辱，给女儿们一个更好的未来。”

印度的很多代孕妈妈不仅会被要求待在一个类似集体宿舍的地方，人身自由被限制，代孕拿到的酬劳也会比美国少很多。

比起美国相对完备的法律系统，印度代孕妈妈也得不到法律的保护，比如说无法和客户家庭取得联系，孩子终身也不会知道她的存在。

一名印度代孕妈妈正在接受产检

曾经一对夫妇在印度滞留了6年，试图把一个男婴带回家。基因检测发现，这个男婴与他们没有亲属关系，是因为精子捐献环节出现了混乱。

碰上这种情况，代孕中介不仅会尽力压榨，单就“孩子不合格”这一条，代孕妈妈大半年的付出也可能颗粒无收。

2002 年，印度最高法院将商业代孕合法化；2015年，印度停止向外国人开放商业代孕。

因为身体联结的关系，代孕母亲往往会对孩子产生感情。

在华裔作家伍绮诗所著小说《小小小小的火》改编的美剧里，主角米娅在纽约读书时选择代孕减轻生活负担，但孩子出生后便反悔，这种“不道德”的行为在合理的解释下，在美国法律范围内会被允许。

居住在亚利桑那州的 Heather Rice ，代孕后发现孩子出现了先天缺陷，而且在分娩那天没人出现在产房门口，她不知道孩子现在怎么样，甚至不知道孩子的“亲生父母”是否留下了他。

“我在 Facebook 上找到了他们，但是没有他的踪迹，我感觉他们把孩子送去领养了，我不知道他在哪里，这让我每天都很痛苦。”

在东欧的乌克兰，那个代孕广告贴满了公交和地铁的国家，辗转谋生的代孕妇女不在少数，她们将未来生活的期许寄于其中，没有担保，也没人会为她们着想，这些女性独自承担着“苦果”。

21岁便选择“代孕改变人生”的泰蒂安娜 Tetiana 说：“你必须是一个非常冷酷的人，才能不感到这种感觉。”（注：21岁是乌克兰女性合法代孕的最低年龄。）

代孕对代孕妈妈身体的损伤也是很严重的，哥伦比亚大学人口与家庭健康及妇产科学教授，Wendy Chaffkin 博士称这种风险“超出了正常怀孕和分娩的风险”。

2016年《美国妇产科学杂志》上刊登了一份的研究报告，指出使用其他妇女的卵子怀孕的女性，与那些用自己的卵子正常受孕的女性相比，患先兆子痫的风险更高。（注： 指妊娠24周左右，在高血压、蛋白尿基础上，出现头痛、眼花、恶心、呕吐、上腹不适等症状者称为先兆子痫。）

美国次年调查研究了124名代孕母亲的生产情况，其中发现，由代孕母亲孕育的新生儿早产率和出生体重都低于代孕母亲之前自然生育的孩子。并且，代孕母亲也承担着各类病发症的风险，妊娠糖尿病、高血压、前置胎盘和剖宫产。

直到今天，仍旧有大批不受法律监管的代孕机构存在，创造一个买进卖出的生殖市场：在那里，有心怀梦想的客户，也有受生活所迫的女性，很有可能都正在被肆无忌惮地利用。它们突然出现，然后又悄无声息地消失，带走了委托人的订金，留下无人保护的孕妇。

Paul Beaumont 是《国际代孕协议》的作者，他认为，“诊所得到适当的监管，代孕母亲得到充分补偿，并在完全自愿加入的前提下，获得一定医疗保健。”是最重要的。

纪录片《The new motherland》，代孕女性的编号档案

而代孕看似是一笔充满希望的交易，但其实，那些迫于生计、想靠代孕以解燃眉之急的女性往往没有那么幸运，交易链条将她们死死捆绑住，最后只能被成为层层盘剥的对象。

代孕看似为一些人解决了问题，但问题的解决却是建立在对另一些女性的剥削的基础之上。

假使可以给一些人多一个选择，为什么这些代孕妈妈们却失去了选择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