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的真实评价（康有为是进化论者吗）

康有为（新华社/图）

历史学家茅海建对戊戌变法的研究始自1998年，他称之为“一点点史实查证的工作”。他的查证成果《戊戌变法史事考》出版后，接下来的工作是给《我史》做注。学界认为，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之际，康有为的这本自传体回忆录有“作伪”之嫌。

茅海建的想法是：康有为的记录虽未必等同于历史真相，却是他心迹的流露，“作伪者也有作伪的理由，他为什么要作伪，本身就值得研究”。给《我史》做注的工作从2003年持续到2008年，又是五年。2011年，旨在厘定戊戌变法细节的《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出版，茅海建的戊戌变法研究进入第13个年头。

这项工作进行到第十年时，意外发现的“张之洞档案”给茅海建增加了一个新鲜视角：以往关于戊戌变法的叙事大多建基于康、梁留下的“正面”材料，张之洞作为对康、梁不以为意的实权人物，他对戊戌变法的观察评价提供了审视这一政治事件的“另面”。

如果以《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成书的2013年计算，茅海建对戊戌变法的研究持续了15年。15年中，茅海建潜心考据，力求重建史实。其间曾有学界前辈善意提醒，“考据不是目的”，但茅海建仍乐此不疲。2018年7月8日，在首都图书馆的一次演讲中，他充分展示了“小学”的魅力：把证据链做得完整、自洽、细密、牢靠，是何其过瘾的一件事。

菜炒完了，加一点胡椒面

茅海建演讲的题目是《康有为与进化论》。学界成说是：康有为的思想受到西方影响，其表现一是康氏的“民主”主张，一是“进化论”思想。茅海建以”进化论”之说为支点，挑战该成说。

茅海建给出的证据链是：

进化论经由严复的译介和阐发为中国学人所知，而康、梁对严复在《天演论》中提出的“择种留良”之说是不以为意的，因为《天演论》和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矛盾，“大同三世说”是高等级的学问，《天演论》是低等级的学说。

康有为著作中最早出现“进化”二字是1898年春出版的《日本书目志》。《日本书目志》是康有为及其弟子抄录《东京书籍出版营业者组合员书籍总目录》而成，其中绝大多数著作康有为并没有看过。康有为在介绍书目中的《蚕桑进化论》时评价说，因为日本“有改良之论，有进化之方，有验瘟之器，有贮粒之法”，所以桑蚕技术反而较这项技术的原产地中国更为发达。此处“进化”的含义与进化论意义上的进化风马牛不相及。

康有为第一次比较“正式”地使用“进化”一词是在流亡日本期间。《我史》记载：其女康同薇用二十四史的材料撰写《各国风俗制度考》，以验“人群进化之理”。对此，茅海建点评道：“我（在这部书中）是无论如何也看不出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进化思想痕迹——如果一位虚龄15岁的女子，1892年坐在书斋之中，使用二十四史之类的材料，即可以格物”而“致知，那么达尔文为时五年的环球考察岂非虚行？严复费时多年的翻译工夫岂非徒劳？我想康有为这里只是借用了一个名词，恰恰证明康此时对进化论的内容并没有真正掌握。”

康有为所主张的“大同三世说”对历史进步性的解释与进化论大相径庭。他认为，这一学说由孔子创制，口传其弟子，藏于儒家经典和相关史传之中，以待“后圣”发现，而自己就是这个后圣。

“庚子勤王”失败之后，康有为在摈榔屿和大吉岭编注群书，系统阐释“大同三世说”，其间多次使用“进化”一词，有时将其当作“进步”的同义语，有时主张进化的阶梯是从“乱世”到“太平”，再到“大同”。这与达尔文及赫胥黎的进化论学说南辕北辙。

“仔细考察康以上著述102处‘进化’的用法，（我的）突出感受是康的‘大同三世说’并不是进化论所启迪、所催生的。有点类似这个菜已经炒完了，听说胡椒面味道很好，那就加吧。”茅海建在演讲中说，并进而追问：那么“进化论”怎么跟康有为搭上界？他认为，其肇始者为梁启超。

“先生未读一西书”

1901年底，梁启超在《清议报》发表《南海康先生传》，开宗明义：“先生之哲学，进化派哲学也……”其时，梁启超人在横滨，开始通过日语学习西方著作，在《南海康先生传》这篇仅用48小时，成文近两万言，以“paint me as I am”为目标的传记中，梁启超用刚学到的西学知识，将康有为描写成无师自通的“西学”大家。除“进化派哲学”外，他认为康有为还取法于“博爱派哲学”“主乐派哲学”“社会主义派哲学”。

后世学人见梁启超这样说，也纷纷信康有为为进化论者，而丝毫没有注意到，同一篇文章中梁启超还赞叹道：“虽然所述者，则皆先生之言，而毫不敢以近日所涉猎西籍，附会缘饰之，以失其真也。此等理想，在今日之欧美，或不足为奇，而吾独怪乎先生未读一西书，而冥心孤往，独辟新境，其规模如此其宏远，其理论如此其精密也，不得不叉手赞叹曰：伟人哉，伟人哉！”

在完成于1904年年底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梁启超写道：“三世之义立，则以进化之理……夫三世之义，自何邵公以来，久暗曶焉，南海之倡此，在达尔文主义未输入中国以前，不可谓非一大发明也。”这段自相矛盾的话充分证明，康、梁所谓“进化”与达尔文进化论完全没有干系。

康有为怎么说？

1904年，康有为在伦敦参观了自然历史博物馆。馆内有达尔文和赫胥黎的石像，他终于和被自己附会已久的人物“见了面”。他在《英国游记》里写道：“入门即见达尔文、赫胥黎石像，为之欣悦，如见故人。”

康有为承认，他“二十余年未读一字西书”，但是“穷推物化”，“ 已与暗合，与门人多发之”——我推演出的生物发展的规律，与进化论的观点是相合的，我和弟子梁启超已多有表达。“惟我后起，既非剿袭，亦不相师”——我虽然晚于达尔文、赫胥黎，但我不是抄他们，也不是学他们，因为“东海西海，心同理同，只有契合昭融而已”。进化之说，在中国古代典籍里早就有，子思“天之生物”，即是赫胥黎的“天演”之说；庄子“程生马”，即是达尔文的“物生人”。

子思“天之生物”原文是：“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庄子“程生马”原文是：“青宁生程，程生马，马生人”——虫子生豹子，豹子生马，马生人。

且不论上说与进化论本意风马牛不相及，进化论者主张的“物竞天择”与康有为向往的“大同世界”也是矛盾的。他在摈榔屿、大吉岭遍注群经期间，在很多地方表达过对“竞争”负面作用的担心。

1913年，康有为发表《中华救国论》，提出儒家学说重民，法家学说重国 ，“夫重民者仁，重国者义；重民者对内，重国者对外”。对外可以竞争，因“列强竞峙”；对内宜采孔子之道，不搞竞争。

1923年，鉴于“一战”的惨烈后果，康有为开始认为“天演”“竞争”完全是坏事：“今之新学，自欧美归者，得外国一二学说，辄敢妄议孔子。岂知欧战之后，欧美人于边沁功利之说、克斯黎（注：即赫胥黎）天演优胜劣败之论，行之已极，徒得大战之祸，死人千余万，财力皆竭”，“ 静观欧洲三百年之文明，只重物质，然所得不过杀人利己、寡廉鲜耻而已”。

在康有为一生最重要的著作《大同书》中，“进化”与“天演”是背离的。“进化”一般是正面意思，而“天演”则是负面的：“其妄谬而有一知半解如达尔文者，则创天演之说，以为天之使然，导人以竞争为大义。于是竞争为古今世界公共之至恶物者，遂揭日月而行，贤者皆奉之而不耻。于是全地莽莽，皆为铁血，此其大罪过于洪水甚矣！”

写作《大同书》时候，康有为已不像阐释“大同三世说”时那样，强调他所阐释的学说实为孔子的创造。他在《大同书》中宣称，到大同世，耶稣教、回教都将消亡，就算孔子的“三世说”也将消亡，正所谓既已过河，舟筏无用。全世界的学说将只剩“仙学”和佛学，“下智为仙学，上智为佛学”。仙、佛之后，比它们更高级的是“天游之说”。康有为办了学校，专门教授此说。

“这样的人放弃‘进化论’也是非常自然的。”茅海建在演讲最后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