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的七种爱情智慧（智慧女神这样度过一生）

民国时期，在战火纷飞的乱世，各种思潮得以在时代夹缝中暂得一松，呈现出病态的繁荣，涌现出了众多璀璨如星辰的才女作家，如庐隐、苏青、张爱玲、石评梅，她们是旧中国最早的女性启蒙者和开山者。

但身处飘萍无定的世间，这些才女们大多成为殒落的流星，绽放出刹那的光彩，便归寂于暗夜。无论是事业还是爱情都不能得到好的归宿，落得世人一声长叹。要说圆满，公认的也许只有一个人，她如时空中伫立的沧桑又倔强的胡杨，走过满树新绿的春、枝繁叶茂的夏、落叶萧萧的秋和铜枝铁干的冬，无论风霜雨雪、海啸山崩，终是屹立不倒，把自己活成了一处独特的风景，也展现了一个女性对待事业、爱情、家庭无穷的智慧，于当今女性也甚有启迪。她，就是杨绛先生。

学海里不知疲倦的冲浪者，活了一生，学了一生

在文学成就上，杨绛是令人景仰的大家，在翻译、戏剧、小说、散文方面均取得了不斐的成绩。

她通晓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由她翻译的讽刺小说巅峰之作八卷本《唐·吉诃德》被公认为最优秀的翻译佳作，邓小平将这本煌煌巨著作为礼物送给西班牙国王，到2014年已累计发行70多万册，为了忠于原作，杨绛48岁自学西班牙语。

杨绛早年创作的剧本《称心如意》，被搬上舞台长达六十多年，2014年还在公演。而剧本《弄假成真》也于2007年再次被搬上了话剧舞台。中国著名电影评论家柯灵称赞：“杨绛的《称心如意》和《弄假成真》是喜剧的双壁，是中国话剧库中有数的好作品。”胡适评价她的剧本“不是照着镜子写的”，意指她的剧本不落俗套、独树一帜。

中国小说学会副秘书长卢翎评价杨绛的散文：“平淡、从容而又意味无穷。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读她的散文更像是聆听一位哲人讲述些烟尘往事，在平静、平淡、平凡中有一种卓越的人生追求”。她怀人忆旧，把笔触伸进历史与人心的深处，简洁而饱含深意，平实不乏奇崛，被誉为继鲁迅之后最集中写作记叙性散文并取得巨大成功的当代作家。

杨绛一生笔耕不辍，93岁出版散文随笔《我们仨》，风靡海内外，再版达一百多万册，96岁出版哲理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102岁出版250万字的《杨绛文集》八卷……真正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

爱情里的坚守者，一生保护着天才的丈夫不受世俗侵扰

1932年春，杨绛考入清华大学并与钱钟书相识，一向目高于顶的天才钱钟书在杨绛温柔的眼波中沦陷，他写下“颉眼容光忆见初，蔷薇新瓣浸醍醐。不知腼洗儿时面，曾取红花和雪无”，形容暗暗深许的爱意，世纪佳缘由此展开。

1935年，杨绛与钱钟书喜结连理，不久一同出国留学，无论在牛津或是巴黎，都留下了他们相伴相行的足迹。在别人眼中才华横溢的钱钟书其实是个不会系鞋带、走路会摔跤、吃饭用不好筷子的“生活白痴”，但身为妻子的杨绛知道丈夫的价值，不肯让他在俗事上浪费精力。从结婚伊始，到生命尽头，杨绛始终把钱钟书的事情放在第一位，自己的事情自觉靠后，无微不至地照顾着钱钟书。她爱钱钟书，爱他的满腹经纶，也包容他的缺点。

在动荡年代，杨绛一直处变不惊，并以惊人的胆识保护丈夫钱钟书的手稿，将所有琐事处理得井井有条。1945年在上海，日军突然传唤她，杨绛警觉地先把钱钟书《谈艺录》手稿藏好才去，若无其事，泰然周旋，保证日后该书的顺利出版。

1994年，钱钟书因病住院，杨绛悉心照料。祸不单行的是，不久女儿钱瑗也住院了，而且两家医院相隔大半个北京城。八十多岁的杨绛来回奔波，辛苦异常，但她深知“锺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

两人携手走过六十多年岁月，杨绛只把幸福分享给钱钟书，麻烦交付自己。她曾说：“我一生最大的功劳，就是保住了钱钟书的淘气和那一团痴气，让钱钟书的天性没有受到压迫，没有受到损伤。”她呈现给钱钟书的，永远是那个灿烂的妻子。

1997年，钱瑗因脊椎癌去世，次年，钱钟书逝世，一生的伴侣、唯一的女儿相继离去，杨绛晚年之情景非常人所能体会。杨绛凄凉之余仍保有清醒，“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杨绛最终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在以后几十年里，她重新整理了钱钟书几麻袋天书般的手稿与中外文笔记，2003年出版了3卷《容安馆札记》和178册外文笔记(共3万4千页)。使钱钟书在离世后反而声名更盛，她还完成了一家三口生活点滴的回忆录《我们仨》，其中一句“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读来令人潸然泪下。

事业上的不懈追求者，20年痴心不改

有人评价杨绛译本《堂吉诃德》：虽然她的西班牙语在众译者中不是最好的，但她的汉语水平在众译者中肯定是拔尖的，她的幽默感在众译者中也绝对是拔尖的。

七十二万字的译著，1956年着手翻译，直到1978年才出版，历经二十多年。一部翻译稿，耗尽了杨绛半生心血，也带给她许多无妄之灾。

1966年“文革”开始，杨绛被迫交出已翻译了四分之三的“黑稿子”，译稿从此下落不明。说来也巧，杨绛被打成“牛鬼蛇神”后，有一天，她在单位打扫一间脏屋子时，忽然从废纸堆里发现了自己的译稿，她如获至宝，本想把译稿偷回家，却被人发现。直至1970一位仗义的年轻人才把这部译稿交还给她。1972年春，杨绛从干校回京，在单位的一间简陋的办公室里开始继续翻译《堂吉诃德》。克服重重困难，至1976年冬，她终于译完全书。之后校正多次，1978年3月该译本终于问世。开售时，读者排长队购买，一时间掀起“堂吉诃德”热。杨绛的译本，填补了我国西班牙语翻译的空白。

1986年10月，西班牙国王颁给杨绛“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以表彰她对传播西班牙文化所做的贡献。

引起国内外关注的并不只《唐》一本译著，还有杨绛在国内率先出版的几部反省极“左”思潮下乃至“文革”中知识分子命运的散文集和小说，如《干校六记》，胡乔木评价说：“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句句真话。”《干校六记》被译为多国文字，产生了广泛影响，被英国《泰晤士报·文学副刊》评价为：“20世纪英译中国文学作品中最突出的一部。”

198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洗澡》堪称是杨绛的文学创作的顶峰。施蛰存评价《洗澡》是：“半部《红楼梦》加上半部《儒林外史》”，并说杨绛运用对话，与曹雪芹有异曲同工之妙。这几部是思想性与文学性高度契合的佳作，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始终占有一席之地。

时代洪流中的爱国者，坚守文人至坚的风骨

钱钟书杨绛夫妇虽是典型的学者型文人，不关心时事，但与古往今来许多爱国士人一样，他们手无缚鸡之力，却有钢铁般的意志力，对于家国也自然有责无旁贷的眷眷之情。

抗战时，他们身陷上海孤岛，宁愿忍受贫寒，也拒绝为敌伪机构工作。杨绛坚信：抗战必胜，中华民族不会灭亡，上海终将回到中国人手中。她以悲苦自嘲，反倒写起了喜剧，以笑声来作倔强的抗议。

一次，杨绛乘坐公交车，日本兵上车检查，愤怒的杨绛低头侧视，一个日本兵竟然伸手强制她抬头，杨绛忍无可忍，怒目而视，一字一顿地大声呵斥：“岂有此理！”一下把日本兵镇住了。这在那个风声鹤唳、杀人如草芥的岁月里，需要多大的勇气啊！

1949年母校牛津大学、香港大学都来函高薪聘请他们夫妇，但他们依然选择留下来。平日里沉静优雅的杨绛在国难当头之日却发出了铁骨铮铮的呼喊“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文化，爱祖国文字，爱祖国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他们安静地留在上海，等待解放。

命运中的奋勇搏击者，坦然面对惊涛骇浪

杨绛一生都在探索着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在平凡的生活中淬炼着自己的灵魂。她经历过军阀混战、抗战、三反五反、十年文革、改革开放；当过大家闺秀，安闲读书、出国留学，也下过干校，住过窝棚，扫过厕所，剃过阴阳头，戴过高帽子，游过街，出过丑，经历过很多人世变故，天灾人祸，但她总能处乱不惊，安然度过。悲伤或是欢喜，逆境或是顺境，在杨绛的笔下终究都沉淀为一种恬静与淡然。

十年文革之殇，杨绛最亲的小妹妹杨必被逼得心脏衰竭辞世，女婿王得一也在批斗中不堪受辱自杀，面对这些，她一直努力保持心理上的平衡，如水随形，下乡时，年近五十的杨绛居然学会了掌握平衡难度很大的推独轮车，装载着比人还高的秸秫上坡下坡；“文革”中被打倒，“造反派”让她打扫厕所，杨绛能把污垢厚结的厕所打扫得照得见人；在乡下劳动中成为老乡最喜欢接近的人。

晚年，她一直生活得淡泊宁静、深居简出，专心于学问。2001年她代表《我们仨》向母校清华大学捐赠全部的稿费和版税数百万，设立了“好读书”奖学金，奖掖贫寒优秀的学子。她以庄重自持和与世无争的风范，鼓励殷殷学子践行清华大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

杨绛80岁寿诞时，夏衍题赠：“无官无位，活得自在；有才有识，独铸伟词。”这个评价庶几近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