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首晟教授认为未来的经济模型（林毅夫比较经济系统的现状与未来）

[摘要]主流经济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转型成败的问题缺乏解释力。比较经济系统研究要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可以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探讨发展中国家形成次优安排、产生“扭曲”制度的根本原因。比较经济系统研究要理解系统内部的各种制度变革和政策制定，可以从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角度阐释结构性失衡的不同来源，进而提出经济系统运作良好的对策；政府要支持企业家抓住创新的机遇，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通过一次、二次和三次分配实现动态、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

[关键词]比较经济系统；新结构经济学；经济转型

附本文题录：

林毅夫.比较经济系统的现状与未来：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J].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21(04):5-10.

即将出版的《劳特利奇比较经济系统手册》（Routledge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Economic Systems）的编辑Bruno Dallago和Sara Casagrande发布了四个重大问题，总结了比较经济系统学科和世界经济的现状与未来的关键方面，并邀请六位著名专家撰写他们对这四个问题的回应，将此纳入手册的最后总结章节，旨在勾勒比较经济系统学科未来发展的轨迹。我很荣幸能成为受邀者中的一员，以下是他们的问题和我的回答。

一、比较经济系统研究之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回顾过去30年，前苏联和中东欧经济转型，中国、越南等新兴经济体崛起，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部分经济体各种危机频发，再到当前的Covid-19大流行等历史事实和经验都表明，经济分析和政策制定的标准方法已经不足以帮助我们理解和管理这个快速变化时代的世界经济。那么，比较经济系统（Comparative Economic Systems, CES）的研究怎样才能帮助我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呢？

经济研究的目的，是为了了解所研究现象的性质和成因，以指导人们认识世界并改造世界，最终促进社会进步。比较经济系统作为现代经济学的一个子学科，在二战以后从比较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差异研究中而成立，极大促进了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不良表现的理解，同时也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胜利提供了理论支撑。在80至90年代，前苏联和中东欧国家受到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在遵循主流宏观经济学家推崇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的指导下，纷纷摒弃运行不良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但经济转型的实绩却不尽人意，出现了长期的经济崩溃和停滞。与此同时，中国、越南、柬埔寨等东亚地区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的经济转轨，并没有实行华盛顿共识的市场化、私有化和宏观稳定化，而是采取了渐进双轨的方式，即市场和计划同时存在。这种“三心二意”的转型方法在当时被认为是最糟糕的策略，注定会导致经济的恶化。但出乎意料的是，这些采取渐进双轨转型方式的国家都实现了稳定和快速的发展。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转型策略的最终表现，对比凸显了主流经济理论在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转型问题上的无能为力。

比较经济系统的研究延续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认为相较于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理想市场制度而言，社会主义计划制度中的金融抑制、行政配置、国有产权、预算软约束等都是外生的扭曲。但从新结构经济学（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NSE）的视角看，这些扭曲的存在是有原因的。这些政策的产生是为了支持和补贴在计划经济时期，资本相对稀缺的经济体想要优先发展但违反国家比较优势的先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这些制度安排与国家的发展战略相互关联，内生形成。这种扭曲，其实是在限定条件下的一种次优安排，如果不解决导致次优安排形成的根本原因，而在转型中强行取消这些制度，反而可能导致经济表现的恶化。

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存在各种制度安排。从新古典经济学甚至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制度看似是扭曲的，但它们的存在是有原因的，也就是内生的。如果比较经济系统这门子学科想要对现实世界的经济发现和绩效的改善作出贡献，那么经济学家们的研究不仅要关注这些“扭曲”制度的影响，还要关注这些“扭曲”制度产生的原因。只有从原因下手，才能有效解决问题，最终实现帕累托改进。

二、比较经济系统研究之于制度变革和政策制定

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的组合因国家而异，制度组合之间又环环相扣，因此想要进行制度改革往往是复杂且困难的，不仅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而且会受到各种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因此，在高度相互依存的世界中，该如何进行比较经济系统的研究，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系统内部的各种制度变革和政策制定，最终推动社会进步呢？

新结构经济学，是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新古典主义方法为分析工具，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各种制度安排，上层建筑的各种制度安排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一个经济体的经济系统由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结构组成，包括禀赋结构、生产结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基础设施；上层建筑，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包括正式制度，如法律、规则以及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也包括非正式制度，如行为模式、传统、信仰、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一个经济体的生产结构内生于该经济体的禀赋结构，因为要素禀赋结构决定在每个时点上经济体的比较优势，进而决定合宜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不同的产业和技术具有不同的特征，对资本、技术、基础设施的要求也不尽相同，因此要最大程度地释放产业和技术的生产力，需要适当的基础设施和上层建筑。所以基础设施和上层建筑内生于一个经济体在每个时点上由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生产结构。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看，一个国家的经济系统要运作良好，必须要有两个基本的制度安排，一个是有效市场，一个是有为政府。有效市场通过竞争形成各种要素的相对价格来反映要素的相对稀缺性，以引导企业家根据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和技术。政府是一国唯一具有合法使用强制权力的机构，有为政府需要克服由于创新的外部性和协调基础设施和各种制度安排的完善所导致的不可避免的市场失灵，因势利导结构转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顺利进行。

在思想、信息和贸易跨境流动的现代世界经济体系中，结构性失衡有两个主要来源。一个是由于经济体系的组成结构具有不同的刚性。禀赋结构变化最快，当一个经济体在禀赋结构基础上，选择了合适的生产结构、基础设施和上层建筑，在这种理想的体系结构运行下，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就会很快，继而引发资本禀赋的变化。资本在禀赋结构和经济比较优势中的相对权重改变，就要求内生于禀赋结构的生产结构、基础设施和上层建筑相应改变。而上层建筑，尤其是行为模式、传统、信仰、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的变化最为缓慢。如果当资本积累、人口增长、教育、移民、外国资本流入或自然资源的新发现等导致要素禀赋结构变化，而生产结构、基础设施和上层建筑没有进行相应改变时，就会造成因变动速度不同而带来的结构扭曲。结构性失衡的第二个来源是国家在错误思潮的影响下对生产结构进行干预。例如，二战后，主流思潮认为发展中国家要赶上发达国家，必须发展先进制造业，实现重工业赶超，但发展中国家实际的要素禀赋结构并不能支撑重工业发展，最终造成结构扭曲。又比如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思潮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良好发展需要构建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但这种制度与发展中国家当时的经济基础、产业结构等都不适配，最终造成结构不均衡。这两种类型的结构性失衡都会造成经济表现不佳，甚至导致社会、政治不稳定。

对于第一种结构性失衡，经济变革的条件已经就绪，只需政府发挥因势利导的变革作用，就能让结构趋于均衡，效率提高。对于恢复第二种结构性失衡，至关重要的是要意识到经济体系中很多看似扭曲的次要制度（second-order institutions）内生于国家对生产结构或上层建筑的一级干预。正如我在对问题一的回答中所讨论的那样，这些制度在性质上是次优的，因此在改革上层建筑中的制度之前，最好采取务实的策略来避免系统性动荡，并为低层的结构改革创造条件，以实现帕累托改善。对于那些继承或引进发达国家正式制度的发展中国家，如果碰巧有一位开明的政治领导人，它们就可能可以克服这种结构性失衡。例如在二战后处于追赶发达国家阶段的东亚经济中的一些领导人，他们一方面运用自己的才能和智慧行使自由裁量权来维护本国政治稳定，另一方面利用政治稳定的机会之窗，大力发展经济，提升国家经济基础，为上层建筑的良好运行和改革创造条件。

三、比较经济系统研究对于“创新”的阐释

创新是推动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力，尤其当前的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革命等，都会加速产业和技术的变化。随着经济一体化和宏观政策协调发展的需要，创新环境（包括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和社会创新）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也凸显了经济体系及其特征的关键意义。渐进式创新、突破性创新、劳动力流动性和人力资本投资显然是各国的首选领域。那么经济体系是在何种意义上以及如何支持企业和国家进行创新的？比较经济系统的研究怎样解释市场的不同运作，如何支持企业家和政府来抓住创新的机遇，以推动经济发展的呢？

以快速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为特征的创新是引发经济系统结构变化，推动经济从停滞不前的传统农业经济转变为充满活力的现代经济的基础。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它的技术和产业已经处于世界最前沿，因此，发达国家的创新意味着新的甚至是开创性的发明，历史经验显示，发达国家依靠自己发明实现了年均2%的人均GDP的增长。发展中国家也可以实现自己的发明，但是发明的资本投入大，风险高，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无论是何种经济体制，因为具有比发达国家采用最新技术机会成本低的“后发优势”和引进消化吸收发达国家成熟技术的“后来者优势”而拥有比发达国家更高的增长潜力。发展中国家无论采用何种经济体制，要挖掘上述两种创新潜力，既需要企业在市场中根据比较优势的变化来抓住创新的机会，也需要有为政府来帮助企业家解决外部性和协调的问题，突破基础设施和相关制度的瓶颈，降低交易成本，将比较优势从“潜在”转变为“实在”。

由于可用资源和实施能力的限制，在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总体较差的发展中国家，国家需要切实发挥其促进作用。一个可行的策略是，针对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投资和建设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等，在园区内为目标产业提供坚实的基础设施和良好的营商环境，以此来启动经济的快速增长，并为基础设施在其他地方的完善和上层建筑的改革转型提供经济基础。通过这种务实的方法，任何经济体系的国家都有望实现动态增长。

鉴于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时代的到来，机器人最终可能取代大多数行业的劳动力，发展中国家应努力尽快将现有的比较优势从“潜在”转变为“实在”，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并尽可能多地积累财富和人力资本，完善基础设施，改革制度，使国家有足够的资本和有利的环境，在全自动化和机器人替代劳动力来临之时，有资本使用机器人，同时，为被机器人置换出来的劳动力创造新的就业，并在全球化的世界中保持竞争力。

四、比较经济系统研究对于“分配问题”的回答

近年来，尽管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现象有所减少，但国家内部的不平等现象明显增加。当前社会和代际流动放缓，企业和整个经济系统都在试图吸引高流动的资本，从而劳动力正处于不利地位。与此同时，知识和专业技能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导致劳动力之间的分歧也越来越大，使得低技能劳动力工人正处于不利地位。对于解决分配问题，当前尚缺乏系统性的方案，那么比较经济系统的研究能否处理这些问题呢？

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普遍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逐步缩小分配差距，是中国国家主席提出的共同富裕的要求，也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梦想。

不同经济体系的国家可能因价值理念或意识形态等影响而对效率和公平的政策权重不同。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实现动态、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的最佳途径需要遵循以下原则：（1）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之下，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保障市场竞争，突破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软硬基础设施瓶颈，以实现一次分配时公平与效率并举；（2）国家利用税收进行二次分配，进一步缩小因财富继承、社会关系网络、天赋不平等等造成的收入分配差距，利用遗产税减少贫富差距的代际传递。国家的价值理念和意识形态决定了二次分配的力度；（3）鼓励相互关怀的社会价值观，以提供税收优惠等形式鼓励慈善捐赠，把支持社会公益事业作为三次分配的重要手段。

在第一个原则中，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企业的生产成本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政府如果能提供合适的软硬件基础设施，降低交易费用，企业在国内国际市场就会有最大的竞争力，也即意味着效率最高。更重要的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能创造最多的就业机会，让穷人有机会来分享经济发展的果实。低收入群体与高收入群体的一个最大的差异在于：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主要来自于劳动收入，而高收入群体有相当大部分的收入来自资本收益。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可以快速积累资本，资本就会从相对短缺，逐渐过渡到相对丰富；而劳动力会从相对丰富变成相对短缺，劳动工资上涨就会非常快，导致劳动力与资本的相对价格迅速上升，有利于贫穷的工薪阶层。

此外，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政府的财政税收也会相应增加。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具有自生能力，政府不需要再给予企业保护和补贴，政府增加的财政税收就可以更多地用来改善分配问题。政府可以利用可用的资源，根据比较优势的变化，激励和促进企业家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从而创造更多的高收入就业岗位；也可以通过投资教育，使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提升，从而能够从事更高技能的工作；还可以通过社会福利等形式为弱势群体提供直接的转移支付，以减轻个人在财富和能力禀赋上的不利分配效应。

第三个原则在现代世界中也是需要的。当前，随着快速的技术创新和结构变迁，一些技术和商业天才迅速成长为超级富豪。政府可以通过提供税收优惠的形式来鼓励他们参与慈善捐赠等公益活动；与此同时，倡导社会尊重慈善、互助关怀的价值观，引导企业家自我价值实现，进一步缩小财富的差距。

由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禀赋结构和社会文化等方面存在差异，其经济体系、制度安排也会有其不同特征。我们需要尊重世界经济系统和制度体系多样性。无论在何种经济体制下，世界各国人民都有着实现共同富裕的梦想。希望人类向往共同富裕的内在动力和不同经济体系之间的竞争能够为制度改革和创新带来动力，最终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比较经济系统的研究，将增强我们对经济体系如何运的理解，提供思路、政策和制度改革为世界各国实现发展与公平作出重要贡献。

来源：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作者简介

林毅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新结构经济学。代表作有《战胜命运：跨越贫困陷阱，创造经济奇迹》（北大出版社2017年）、《超越发展援助：在一个多级世界中重构发展合作新理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崛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从西潮到东风：我在世行四年对重大国际经济问题的思考与建议》（中信出版社2012年）、《解读中国经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本体与常无：经济学方法论对话》（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等。现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第七届、八届、九届、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二届、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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