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倾城之恋看张爱玲的女性主义（倾城之恋张爱玲笔下男性形象的）

张爱玲被称为“除了曹雪芹以外最懂女性”的作者。的确，纵观中国近现代文学史，很难再找出第二个作家像张爱玲一样，对女性的内心世界、情绪变化、所处境地有着如此敏锐的感悟力和细致的刻画能力。例如葛薇龙、七巧、顾曼桢等，这些女性人物性格特点各异，生活背景不同，但都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但是，除了女性，我们很多人都忽视了男性在张爱玲小说中的地位和角色特点。在张爱玲的笔下，男性角色也有着非常立体的形象和复杂的性格特征，通过张爱玲对男性角色的“软弱”和“强大”的描写，我们能从不同的侧面去看到作者的价值观。

《倾城之恋》作为“张氏风格”的经典代表作，其中的男性主人公范柳原的人物特点就非常值得细细品味。他的强大和软弱；他的玩世不恭与深情款款；他身上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都能从不同角度体现张爱玲小说所展现的时代悲歌的特点，引发我们一些不同的思考。

在张爱玲的小说里，男性角色处于一个相较而言更加“强大”的地位，而女性则更多的是处于“被动”的地位。这个“强大”是多重化的，它来源于当时社会对于女性自力更生的普遍不认同，更来源于旧时封建制度下的社会潜规则——男权社会里，女性对自己这种附属意义的尊崇。

小说是借由他人之口引出男主人公范柳原的。徐太太跟白家人介绍：“那范柳原年纪轻的时候受了些刺激，渐渐地就往放浪的一条路上走，嫖赌吃着，样样都来，独独无意于家庭幸福，把女人看成他脚底下的泥”。

太太们的座上宾——范柳原

不难看出，范柳原可不是什么可以托付终身之人，即便这样，范柳原也依然是各家太太们的座上宾，是白家上赶着去相亲的对象，也是白流苏不惜因此跟宝络翻脸的重要原因。范柳原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在女人堆里挑选着，他不按常理带白家人去看电影，又带她们下饭店跳舞，与其说范柳原是“有着精怪的心思，想看女孩子们脸上出了油、胭脂花粉褪了色”，倒不如说是范柳原在享受着这种男女关系里面的主导权和掌控权，是男性在控制着这一场关系的节奏和走势。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局面，范柳原的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但往更深一层去分析会发现，在张爱玲小说中，所有女性，包括白流苏在内，潜意识里对男性地位的依附和尊崇，是更重要的原因所在。

白流苏跟宝络翻脸，却并不怕宝络真正疏离她，因为她内心无比坚信“一个女人，再好些，得不着异性的爱，也就得不着同性的尊重”；白流苏被范柳原送回老家，她已经快逼到没有了退路，但还是不愿意出去找一份事做，因为她认为“那是在范柳原面前自降了身价，会被他看轻”……所有像白流苏一样的女性们深深地认同，女性的地位是必须要依靠男性的认可才得以实现，没有强大男性的存在，女性的价值就无从谈起。也正是白流苏们的这种价值观，才构成了张爱玲小说中男性角色的“强大”。

陈数扮演的白流苏

在张爱玲的小说里，与男性表面上的强大相对应的，是他们身上存在的“软弱性”。从《第一炉香》里的乔琪乔，到《半生缘》里的沈世钧，再到《倾城之恋》里的范柳原，张爱玲笔下的男性都是外表形象英俊有礼，实则内心都有着软弱的成分，不敢直面爱情，不敢用肩膀承担起家庭与婚姻的责任，“扛不起事”是他们的共同特点。

《半生缘》里的沈世钧

《倾城之恋》里，最开始，范柳原是没有想要成家立业的心思的，即使他内心深处已经喜欢上了白流苏，可他仍然是极力掩盖着这一切，假装自己是个浪荡子，只是想让白流苏成为他的情妇；到了后期与白流苏交往加深，范柳原又几次表现出与之前的油嘴滑舌完全相反的款款深情。

他跟白流苏谈自由：他思索了一会，又烦躁起来，向她说道：“我自己也不懂得我自己——可是我要你懂我！我要你懂得我！”他嘴里这么说着，心里早已绝望了，然而他还是固执地，哀肯似的说着“我要你懂得我！”

他跟白流苏谈爱情：可是四周太平静了，虽是离了这么远，她也听得见柳原的声音在那里心平气和地说：“流苏，你的窗子里看得见月亮么？”

张爱玲总是能看到人性幽微和复杂的一面，女人如此，男人也如此。这个时候的范柳原是带着软弱和悲伤之感的，这与他之前多表现出来的强势完全相反。与其说范柳原是一个心思缜密、擅于计算的男性，倒不如说他是一个内心并不十分强大的男性。他的本质是害怕，害怕面对自己真实的内心，害怕以坦荡的自己去迎接情感，害怕一段稳定而长期的关系。

张爱玲在完成《倾城之恋》这部小说的时候，只有二十来岁的年纪，来没有来得及认识后面的胡兰成。但是她从小颠沛流离的生活造就了她强大的不安全感，父母情感上的不完满也让她深刻感受到了人性的悲哀。因此，她笔下的这些男性角色或多或少都有她父亲的影子——在生活、在情感里的软弱和封闭。

这也造成了她的对于爱情的强烈的不确定性，她的早熟与早慧让她年轻轻轻就看透了当时社会环境下人人自危的凉薄，她对爱情始终抱有的是一种冷眼旁观的清醒，她从不相信坦荡的、饱满的、健康的爱情，因而她写下的男性形象都是矛盾而且脆弱的。

范柳原和白流苏共舞

《倾城之恋》里的范柳原有一个很微妙又有些让人费解的地方，就是他身上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和融合。

在小说的前半段，范柳原使用计谋，撇开白家与他相亲的七小姐，安排徐太太带白流苏来香港；初一见面，就跟白流苏跳舞，直接地向白流苏表白……这些都向我们展现了一个从英国回来的、玩世不恭的范柳原。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范柳原，内心深处却有着强烈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情结。他喜欢白流苏，最是喜欢她那“一低头的温柔”；他也会在寂寂无人的夜里，打电话给白流苏，让她抬头看天上的月亮……范柳原的内心，是传统的、完全是东方化的。这也是他身上最大的反差和矛盾所在。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其中最为典型的一处是范柳原跟白流苏打电话，说了一句《诗经》中的经典诗句：“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作为一个长期接受西方文化熏陶的人，为什么会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么了解，比在传统旧式家庭长大的白流苏还要更加熟悉？

正是范柳原身上这种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造成了他外表“强大”和内心“软弱”的矛盾核心。张爱玲对男性角色的这样一种塑造，其实是对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影射和表达。

范柳原在电话中要白流苏看天上的月亮

首先，张爱玲本身就出生于一个混乱而矛盾的家庭。她的父亲是传统官宦之家的遗少，母亲虽然出自传统家族，却是一位有着新式思想的女子，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之间的这种旧式文化和新式文化的矛盾与碰撞，注定了张爱玲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就是矛盾的；

其次，张爱玲成人后，又恰好面临着社会的巨大变革。她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充斥着战争的、千疮百孔的时代。时代已然缺乏一种固有的秩序，各种思想、各种文化在这个时代盘根交错，时代于她是一座不可撼动的大山，可这座大山没能给她安身立命的庇护，却是以一种矛盾、混乱、无序的状态推动着她前行。

因此，张爱玲把时代化作了她小说当中的男性形象，她和千千万万的普通人一样，在这个时代里找不到自己的“根”究竟在哪，人生没有了“出处”，只剩下满满的漂泊感和永不停止的寻觅感，没有答案。

张爱玲

分析《倾城之恋》以及张爱玲其它作品中的男性形象，给我们解读张爱玲以及那个时代提供了不同的角度。

我们能发现张爱玲表面上一如世人的评价那般“清冷孤傲、自主独立”，但实际上，在她的内心世界里，仍然保留着旧式文化对女性的价值评定。这是她的家庭、她的出身、她生活的时代赋予她的，她用这种价值评定去践行自己的人生，纵然才华横溢，也不可避免导致了情感上的残缺和晚年的悲戚。

都说《倾城之恋》是张爱玲小说中难得的圆满结局，但正是这样的圆满更加透露出一种悲凉。在那个人人身不由己的时代，更多一如你我一般普普通通的人，可能就此泯然于时间和人海，成为时代悲歌当中的一个不起眼的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