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叙事为主的文学体例有(叙写体例之所谓)

 由几则画面(场景)连缀而成,借助画面(场景)间不同构成关系来完成叙事,传导叙事意味的写作手法,我们暂且以“三折画”一名来收纳。今天讲所谓的“罗生门”体式。

以叙事为主的文学体例有(叙写体例之所谓)(1)

  这一名目借自黑泽明执导的,根据芥川龙之介的短篇小说《筱竹丛中》改编而成的电影《罗生门》,之所以用所谓的“罗生门”体式来讨论,无非是从俗与探源两者的妥协。

  日本文艺在当代中国的流行非常怪异,比如《罗生门》。西方对日本文化的重视,有“远东”的异域想象因素在,包含着很浓的异质好奇。我们的好奇当然也有理由,若真分析起来,则无厘头的因素居多,但这种无厘头的流行,可以作为我们今天讨论的开始。从俗有时候是懒惰的借口,有时不是。

以叙事为主的文学体例有(叙写体例之所谓)(2)

  电影《罗生门》(1950)讲的是一个武士被一个强盗杀了,他的妻子被这个强盗强奸了,一个砍柴人似乎目睹了全过程,但这四个人(已死的武士通过灵媒转述)的陈述互不相同,原因或许是当事三人的陈述都以粉饰自己而非讲明原委为目的,至于砍柴人的视角也有可疑处。

一个故事四个版本,强盗、武士的妻子、武士和目击案件的樵夫这四个人各不相同又互相矛盾的证词的穿插攻讦,呈示了人性的自私懦弱虚伪。

以叙事为主的文学体例有(叙写体例之所谓)(3)

如果《罗生门》是日本社会为二战战败的日本招魂,那人性的自私懦弱虚伪等等词汇很可能落到远东军事法庭的审判者身上,这不仅有可能,也有依据,而且这也是一种叙事学。

这是我从《罗生门》讲起的原因,但《罗生门》讲成引子就可以了。

以叙事为主的文学体例有(叙写体例之所谓)(4)

作为一种叙事体例,《罗生门》既不是最早的也不是最好的,就电影而言,电影的上帝奥逊·威尔斯早在《公民凯恩》(1941年,一译《大国民》)里做过精致得多的演绎。

以叙事为主的文学体例有(叙写体例之所谓)(5)

《公民凯恩》是“六折画”结构,由六部分对凯恩的回忆组成,先是纪录片形式的对凯恩的一生的综述,接着是凯恩的监护人银行家撒切尔的回忆录手稿,第三第四部分回忆来自凯恩的合伙人伯恩斯坦和曾经的好友戏剧评论家李兰德,第五部分来自凯恩的第二任妻子苏珊,第六部分来自凯恩的管家雷蒙。这六个部分由记者汤普逊探寻凯恩临终“玫瑰花蕾”遗言的含义,采访凯恩亲友串联而成。

以叙事为主的文学体例有(叙写体例之所谓)(6)

如果黑泽明的“罗生门”包含二战罪责的重新叙事的构思,那《公民凯恩》的“玫瑰花蕾”则真正与我们的生命意义相关。故事里的“玫瑰花蕾”,直到最后焚烧凯恩旧家具时才告知观众,是刻在他童年雪撬上的字。这是凯恩离开家人,和童年一起遗弃在当年故乡雪地上的记忆。记忆之外,温情、理解、慰藉等等,所有与爱相关的一切也随之被封禁在故地。

以叙事为主的文学体例有(叙写体例之所谓)(7)

伯恩斯坦曾告诉汤普逊“凯恩先生是一个几乎失去了一切的人” 。这就很有意思,一个拥有一切的人,大概才有资格被描述为“一个失去一切的人”。

但我们都曾经拥有过一切,像小凯恩童年的“玫瑰花蕾”(滑雪板 )一样 ,对伯恩斯坦来说,可能是在一艘渡轮上下来的一个姑娘的一个笑容,换成东方情节,当然也可以是孟浩然在岘山的那次登临,凯恩被终止的童年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而已,虽然我不反对精神分析之类的讨论。

因为《公民凯恩》独特的叙述方式组成的叙事,留给我们的启示远非童年记忆那么概念化。

电影开头的特写镜头是铁栅栏上挂着的一块标牌:不准任意进入,在结尾处的特写镜头重新回到那块牌子上。法律上禁止任意进入的他人私有领地,凯恩向世界封闭的自己内心,这两者,就是那个神秘的水晶球映射出来的同质不同形的画幅。凯恩在表达他与别人不同观点时,有一句高度和谐的口头禅:我是凯恩!这既是门上的谢绝探访字样又是拜访邀请书:这是凯恩。

以叙事为主的文学体例有(叙写体例之所谓)(8)

所以 ,我以为《公民凯恩》叙事体式的最大价值不在于拓展讨论命题的宽度,而在深度。“玫瑰花蕾”秘密在银幕上的被揭示,正指明人类生活里的无可拯救的孤独,因为那是一个被烈火焚去的秘密,除了火光,世间再无知者。

以叙事为主的文学体例有(叙写体例之所谓)(9)

“罗生门式”叙事方式的说法,并不正常,起码远不如“玫瑰花蕾式”叙事这一命名更合理,但世事本来不合理居多。

文学叙事里有一更奇异的实验,娜塔丽·萨洛特所著的自传体小说《童年》。作品里第一人称的“我”(如果可以机械地理解,即是80多岁叙述自己童年生涯的作者),她的叙述经常被打断,受质疑,甚至被否定,这个提醒“我”说“你的叙述如何不准确”的叙事僭入者,时不时地推翻并重新叙述“我”的叙事,以一个当时在场者的身份。

以叙事为主的文学体例有(叙写体例之所谓)(10)

一个“童年的我”,一个童年的“我”对老来回忆往事的“我”的纠错。

这种叙事手法不仅仅指出了回忆录式叙事的非真实不可靠,在对即时态的我的即时态的否定中,所有试图标榜他的叙事无可怀疑的企图都成为被告。叙述本身成为一个捍卫者,对怀疑精神。

如果我们不过分追求叙述的价值,那么,生活中同一叙述内容的不同理解比比皆是,它的指向便是一个更开放的领域。加缪曾断言传说里的俄狄浦斯认为自己的生活“一切都很好”,而记得好像是萨特评述加缪笔下的“异乡人”时却说,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如同看街对面玻璃电话亭的人那可笑的肢体动作,那离开语言的肢体动作,难以理喻。

对这种种难以理喻的生活场景的接受,正是我们以“罗生门式”为标题来探讨一个叙述体式的意图所在。

我们接受生活的真实性,不论它以什么面貌出现,以便我们看清它,并最终不被它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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