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川日月风月同天出自哪里（山川异域风月同天）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这句话，最近这段时间，应该有不少人都听说过了吧，这是一句出现在日本捐赠给中国的医疗物资上面的句子，很多人应该都是第一次听说，虽然句子很美，但是很多人其实并不是很理解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其实这句话的背后，还有一段很深刻的历史，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段历史，了解一下日本人为何要使用这句话呢?

说一下“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这句诗。

诗作者是日本的“长屋王”，《全唐诗》的注释是“长屋，日本相国也”，其人乃天武天皇之孙、高市皇子之第一子，生卒年为公元684年-729年，是当时日本政坛的重量级人物。长屋王曾制造一批袈裟赠送给中国高僧，且在袈裟之上绣有此诗，其时大约为唐玄宗执政初期。诗的全文如下：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

此诗在历史上的最大影响，是让高僧鉴真对日本产生了极为友好的观感。公元742年，来唐的日本留学僧荣叡、普照在扬州拜谒鉴真，请求鉴真向日本派遣戒行优秀的子弟，鉴真回复道：“昔闻南岳思禅师迁化之后，托生倭国王，兴隆佛法，济度众生。又闻日本国长屋王崇敬佛法，造千袈裟来施此国大德众僧，其袈裟缘上绣着四句曰：‘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以此思量，诚是佛法兴隆有缘之国也。”

这段记载，见于日本僧人元开所著的《唐大和上东征传》。长屋王施赠袈裟的善意，无疑强化了鉴真接受邀请、东渡日本的决心。他询问弟子中有无人愿意响应此番“远请”前往日本传法，众弟子皆沉默无语——在当时的唐人眼中，日本乃是地处僻远、野蛮不化之地，按弟子祥彦的说法，“彼国太远，性命难存，沧海淼漫，百无一至，人身难得，中国难生”，渡海的风险太高，投胎为人不易，投胎在中国为人更不易，故“众僧咸默无对”。见此情状，鉴真转而对荣叡、普照二人回复道：“诸人不去，我即去耳。”

荣叡、普照邀请鉴真东渡，执行的是日本政府交代的使命。自公元733年来到唐朝，二人即在洛阳、长安等地四处探访、邀请高僧，始终没有成果，直到遇上鉴真。

日本政府之所以派人来唐朝聘请高僧，有两个原因。其一，佛教传至日本后，长期未能形成完备的戒律制度，尤其是未出现拥有正式授戒资格的“三师七证”(共10名僧人)，故元兴寺上奏请求向外国聘请有授戒资格的高僧(范围不限于唐朝，也包括高丽、印度等地的高僧)，得到了天皇的许可。其二，当时的日本，为逃避租税、劳役而私自剃度出家者甚多，影响到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和劳动力征发。聘请有资格的授戒师，来建立完备的考试、受戒、度缘、公验制度，有助于改变私自剃度风行这一社会现象。

唐玄宗天宝二年，也就是公元743年，鉴真与21名自愿随行者第一次东渡。同行者还有荣叡等人邀请的道航(权臣李林甫之兄的“家僧”)与如海(高丽僧)。道航自视颇高，看不起如海，以“少学”为由反对如海一同东渡。被激怒的如海前往当地衙门告发道航，说他造船入海是为了与海贼勾结，计划引“五百海贼入城来”。地方衙门逮捕了荣叡、普照、道航等人。长达四个月的调查之后，如海因诬告被判杖刑六十，道航一众人等被释放，海船被没收为官产。

同年十二月，鉴真第二次东渡，同行的僧人、工匠、画师等共计80余人。出发后不久，航船遭风浪击破，众人无奈登岸修理航船。航船修毕，启动第三次东渡，驶至舟山海面却又触礁，众人不得不再次上岸，前往明州(州治在今宁波一带)的阿育王寺暂住。期间有“越州僧”向官府告发荣叡等人，说他们引诱中国僧人前往日本，荣叡被地方逮捕送往京师，途径杭州时诈死逃走。

天宝三年，众人准备第四次东渡，前往福州购买粮食、置办航船。弟子灵佑等人不愿鉴真再做生死难测的东渡，前往官府告发。众人在黄岩县被官府追及，押送回籍。

天宝七年，荣叡、普照再次前往扬州谒见鉴真，筹划第五次东渡。众人于六月份自扬州启程，结果遭遇飓风，在海上漂流十余日至海南岛。在海南，鉴真一行滞留了一年多的时间，直到天宝九年才经雷州半岛绕道广西，经广东、江西北归。北归途中，鉴真遇到一名自称能治疗眼疾的胡人，该庸医将原只是“眼光暗昧”的鉴真治成了完全失明。荣叡也在北归途中去世，这给了普照极大的打击，他既不愿去扬州被地方官逮捕(引诱鉴真东渡之罪)，也不忍继续鼓舞年迈体弱的鉴真继续尝试东渡(时已六十三岁，最倚重的弟子祥彦等也已去世)，遂于中途与鉴真告别。

天宝十二年(753年)十月，日本遣唐使藤原清河一行前往扬州拜访鉴真。藤原等人告诉鉴真，他们已知晓鉴真五次东渡，故在京师时，使团曾试图从唐玄宗处获得高僧东渡的许可。但唐玄宗的旨意是“令将道士去”，希望使团带回日本的是道士而非僧人。藤原让鉴真自己决定，是否要冒着偷渡的风险，第六次前往日本。鉴真做了肯定的答复。十月十九日，鉴真一行随使团悄悄离开扬州，十二月十日抵达日本。六次东渡，前后历时十二年。

公元754年，鉴真入平城京，在东大寺大佛殿钱，为太上皇圣武天皇、孝谦天皇及僧俗400余人授戒。公元758年，日本朝廷表彰鉴真的功绩，赐予其“大和上”的称号，并赠亲王旧宅为鉴真的专修道场，即日后著名的唐招提寺。

鉴真在日本生活了十年，这十年间的具体境遇(主要是政治境遇)，学术界存在一些分歧。汪向荣的《鉴真》一书认为，因思想理念方面的差异，鉴真曾遭到日本朝廷的冷落和“奈良旧教团”的排挤。其中一则重要证据是，淳仁天皇于公元758年登基的同日，免去了鉴真的大僧都之职。王金林则认为，“鉴真在日本是受支持、受崇敬的”，他的被免职“首先是鉴真自己的要求”，证据是《元亨释书》中有记载称“此日授(大和上)号鉴真。初为大僧正，真患纲务烦杂，故有此释”，由此可见，“如果鉴真自己不提出来，朝廷也不一定免他的大僧都职”。

其实，历史的真实情形，未必是这两种意见之一。如前文所述，日本朝廷对外聘请高僧一事，本就存有世俗政治层面的目的，在政治层面引起某些力量的反对，乃是情理中事。鉴真东渡日本，旨在传播与交流文化，而非为追求政治地位，但对日本朝廷而言，如何对待鉴真，却不止是一个单纯的文化问题。纵观鉴真在日本生活的十年，有两点值得注意：(1)日本政府对鉴真的文化地位和生活待遇方面的尊崇，从未稍减;(2)政治性职务方面确实有所调整，但调整方式上仍给予了鉴真极大的尊重——依据淳仁天皇的诏书，免去鉴真大僧都的公开缘由是“政事躁烦，不敢劳老”，考虑到鉴真该年已满70岁且双目失明，其精力与身体状况，确实不宜纠缠在具体的政务当中。且在免职大僧都的同时，淳仁天皇对鉴真尚有赐住宅、赐水田旱地、赐宫中殿宇为传戒讲堂等举动。

公元763年，鉴真在异乡去世。这位76岁的老人，历经艰难困苦，怒海出航，用自己的后半生，回应了长屋王的“山川异域，风月同天”。

这是一种朴素而伟大的“以善意回应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