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最有名的十大能臣（受皇帝赏识的顶级公务员宰相还能差钱）

明代的弘治、正德以降至万历朝前期，是中国帝制晚期发展的重要时段。王朝发展的社会经济层面，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态势。同时，也产生了明朝人所谓的各种时弊与社会危机，包括赋税积弊、灾荒打击、盐盗猖獗以及倭乱爆发等内容。这些变化，都与地方民生与家庭生活日常息息相关。

因缘科举制度对于知识人的精英化培育，地方上很多杰出的士人，都有机会进入主流的官绅队伍。而参与王朝军国大事的最核心人物，基本集中于内阁。到北京去，进入翰林院，最终能够成为内阁大学士，是当时很多在科考之途中的那些成功者的理想。《明史》中对这一群体，有大量传记性的描述，或褒或贬，呈现出各个时代关键人物的基本面貌。这一群体对于王朝政治的走向和国家命运，常起到重要甚至于决定性的影响，特别是内阁首辅。不过，他们的人生历程、个人生活以及家风等，在正史的撰述中多有偏倚，大多并不全面，正史、方志、传记难以难以直观直观表达其间人物的所思所处，日记、家谱、书信等史料的引入则得观一隅。

在嘉靖朝前期，嘉靖帝非常信任的一位文官叫顾鼎臣（1473—1540），他从一名进士升任至文渊阁大学士等职，经历了比较漫长的官场生活。

顾鼎臣系昆山人，生于明宪宗成化九年（1473），卒于世宗嘉靖十九年（1540）。其生平活动主要集中于十六世纪，亦处王朝的重要转折期。嘉靖年间，世宗好青词——“青词”又称青辞，以朱字写于青藤纸上，用道家科仪奏事于天帝。而嘉靖皇帝在位的前期恰巧是顾鼎臣的主要活跃时期，擅长写青词的顾鼎臣由此受到重用，《明史•顾鼎臣传》记之为“词臣以青词结主知，由鼎臣倡也”。后世也称其为“青词宰相”。

一面是宦海浮沉的“青词宰相”，一面是昆山顾氏的族亲友朋，“家”与“国”、家书与奏疏之间，顾鼎臣的诸多侧面对于十六世纪官宦的家庭生活与地方社会有着怎样的投射？

顾鼎臣画像

1 家族生计

弘治十八年顾鼎臣成为状元，时年33岁，为昆山历史上第五位状元。八十八岁的父亲顾恂看到了他科考的巨大成功后不久去世，鼎臣十分难过，返乡丁忧，三年后回到北京，时为正德三年（1508），很快受命参与编修《孝宗实录》，次年升任翰林院侍讲时，生母杨氏过世，鼎臣再次回乡丁忧三年。到正德十一年，升任从五品的左春坊左谕德兼侍读。此时的鼎臣，已年近五十。从攻读举业至此，鼎臣虽然耗费了太多的时间，却并无相应的大量资产积累。总体上，从鼎臣幼时直至成为京官的漫长生活历程中，长期显得相当清苦。

从祖父顾良、父亲顾恂到鼎臣一代，顾氏家族已得到较大的发展。弘治元年，十六岁的顾鼎臣获得朱瑄的青睐。

明代人曾统计了鼎臣以后诸孙的举业成就，约有二十余人中举。这显然不是一般家族所能达到的。就常理而论，像鼎臣这样在仕途上的成功显贵，可以让其妻子儿女分享其地位与财富，可是实际情况，颇有出人意料者。

在鼎臣进入仕途的大部分时间里，顾家的生活依然十分紧张。特别是昆山老家的生活，曾多方依赖借贷得以维持。在家书中，鼎臣给长子履方交待过家庭的生计安排与银两用度，都可以对鼎臣一家的窘境作出充分的印证：

钱廷铺家每年还本银三十两起，四年为止，与顾奎说，写在账上了。各家银还过，讨他收票，写帐明白。施先生银一百两，宋二官人家六十两，你收了，还各家银，省了米打白，明年粜得些银子，还得朱尚书家些本钱，甚好，甚好！有一小簿，是严埙收进，还各家银钱账，在上京高纸者，寻出寄来，原欠宋二官人店银，净欠四十七两九钱六分，先将顾赞钱十两还他，其余就在六十两内除还，清楚写来回我。

后来又讲：

官粮私债，作急清还。讨得银来，先了朱尚书，方来天成。若有余，送还扬州高大先生家本银一百两，或五十两亦可，再寄百两来我用。姜处李仁山云，尚欠他十两，作急还他。宋良器家米与银，今年了得完否？米该今年足。

可以说，在财富程度方面，顾氏的家境与其官位或权势其实并不相称。书信中鼎臣多次交待其子还债以及如何谨慎安排家计的问题，就可见一斑。而且，鼎臣多次向履方讲到他在北京生活的拮据之状。

鼎臣虽为北京中枢机构的重要官员，收入并不高，连晋升“经筵讲官”后需要体面的“大红服色”，也因服料较贵，而觉得难以购置，需要临时借穿。鼎臣认为，可以安排家人自己纺织，以解决这一难题。

但京官的生活耗费，总让鼎臣感到难以维继，这也与当时朝廷户、兵两部库银缺乏而不能及时发放百官薪俸的问题相关：

日来无事，虽京城时疫大行，死者甚众，我家长幼男妇俱安。只是人多米少，三四月来，已籴数担，月初又籴数担矣。……户、兵二部银缺乏，百官春季俸并柴薪尚未关。若只如此，士夫如何过遣？

由于顾家人多，虽然避免了流行病的打击，但生计困难，鼎臣“士夫如何过遣”的感叹，应是实态。不过，鼎臣担任经筵讲官的时间颇长，常常受到嘉靖帝的“温旨褒奖”。

在另一通信中，可以窥见鼎臣夫妇在京的日常生活大致是平淡无奇。鼎臣好酒，但价格较贵的金华酒，无力消受，使他颇为苦闷。以下信中所述，可见其尴尬之态，略微有趣：

此中无事，我二人俱安好。新生男出痘，初似不好，过八朝方回，今已复旧。向来怀抱不佳，全仗酒醴陶写，寄来者已饮尽，要做又无糯米，要买金华，甚贵，且无余赀。日来正闷，适常熟王循甫寄一大罈来，得朝夕供数酌，终岁当尽矣。奈何，奈何！

给侄儿顾孔安（即顾邦石，正德八年顺天府乡贡，曾任南昌府通判）的信中，鼎臣这样讲道：“我不能与时浮沉，株守此官，已将七载，人皆为之不平，而我处之泰然，略不以为意。”鼎臣五世孙晋璠在整理这封信后，写了一个按语，说明他虽然获得嘉靖帝的称赏，也得以“进勋级”，做到了吏部左侍郎一职，拿到三品官俸，生活却并不优裕、官场也非腾达，就是鼎臣自谓的“株守此官”，能做到处之泰然罢了，与其不肯“随时俯仰”的秉性有关：

府君自嘉靖七年十一月以进讲《洪范》称旨，超拜詹事府詹事，迁礼部右侍郎，改吏部左侍郎，至十三年冬，历三品俸，凡再满考，仅得进勳级，故曰株守此官、处之泰然。然盖府君自以讲筵叨圣眷，终不肯随时俯仰，□□议□，故时宰得而尼之。弇州先生叙像赞甚悉，此可见府君谔谔风裁，屹然中流一柱，非徒恬守止足已也。仰诵遗训，敬识于此。

正如顾晋璠引述“弇州先生”王世贞的话所言，鼎臣之“谔谔风裁”，并非一般的“恬守知足”的官员所能做到的。

2 顾鼎臣与嘉靖帝

在顾鼎臣游宦北京的很长时间里，可以说都是“朝端无事，优游馆阁”的岁月，先任翰林院修撰，后因完成《孝宗实录》的撰修工作，升任侍读，再转春坊谕德，历十余年。此后世宗嘉靖帝即位，“首被知遇”，担任经筵日讲官，后升任詹事府詹事。期间，上谕称鼎臣入仕有年，特进三品，以示与其他讲官不同。在嘉靖帝举行亲耕籍田礼时，特命鼎臣参加九推礼，这种对儒臣的宠异使廷臣们惊叹不已。

嘉靖皇帝

嘉靖十四年，鼎臣升任礼部尚书，为正二品，兼翰林院学士，仍掌詹事府事。任命的圣旨于该年四月发出，让鼎臣感动万分。

鼎臣上疏说：

臣本草茅贱士，章句迂儒，仰荷陛下曲成，眷遇之恩真同天地，官联穹邃，阶历清华，自考功能诚逾涯分矣。”

但对新职的任命，他还是作了番谦虚推脱，并说在上年秋冬时节积勚冒寒，身体一直不佳，几于委顿，至今精神不振，很难承担这么多重要的职任。嘉靖帝当然不会允准鼎臣的推辞，对他的身体状况也十分关心，为他诊治施药。这更让鼎臣十分感激，七月间又上《谢恩疏》。

据疏中所讲，鼎臣的病症主要是受了风寒，对诊的药剂比较简单，但鼎臣绝不会将它视为简单的赐药治疗，自然要称颂其超凡之功效。

到嘉靖十七年正月，鼎臣晋升少保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学士，又兼任文渊阁大学士，入参内阁机务，其他职位依旧兼任。

六月初二，嘉靖帝下谕，赐鼎臣大小香薷团15颗。鼎臣再次感动莫名，上疏谢恩：

臣谨稽首，顿首再拜受讫，庄诵圣谕数四，仰见皇上圣虑，谓明晨小暑，念臣衰孱微躯，特赐良药，俾服消暑气。是即古先圣王对时育物，推己及人之道也。

上述这样的恩遇与荣升，自非一般人臣所能轻易获致，但对鼎臣一生仕途而言，可能来得晚了些。

鼎臣给履方的信中这样感叹道：

我赖天地鬼神庇祐，今岁九月蒙朝廷厚恩，官升一品，至十一月又荷诏恩，得关领一品诰命，得赠封四代。此皆祖宗余庆，非偶然也。

他将其仕途的成功，归功于祖宗的荫庇。嗣于闰月望日，举行了祭告改题神主的礼仪。

3 通过家书实现的家族控制

顾家在昆山发展为世家巨族与顾家子弟的努力仕途、注意经营有必然联系，也与昆山地方的人文培养相关。顾鼎臣颇为在意顾家在昆山的声誉，竭力维持顾家与地方社会、官府的良好关系，注意平衡家族内的利益分配，并尤为注重对于子孙辈的道德教育，这在其家书往来的内容中也有所体现。

顾鼎臣一直没有忘记家乡的族亲需要更多的照顾及帮助，作了三个方面的安排指示：

念族子孙贫难者多，理宜周给。此帖□□□修贤侄、有原贤婿，可令人到乡间报。各人来，照后开数关与，仍将关过数造花名细数回报，勿误，勿误！次要要考长幼名口的确，勿容人通同我家狗奴虚捏冒领，至嘱，至嘱！（先期密使的当人，查各家男妇口数）

一、 家族人凡年老、年大者，并妇人、残疾、孤苦者，俱给与糙米一石，其他妇人八斗、男子年十六岁以上者□□、男子年十五岁以下者并妇子不论大小□与四斗。

二、 顾锦弟兄三分，虽曰得过，也要与他。镛、鉴二分，各与糙米石，承禄与白米二石（助其进学）。以上须孔修、有原查访的确，眼同给散，不可容家人辈作弊，将低米混与，亦不可升合亏折，有名无实，至嘱，至嘱！

三、 要置赡族义田，待我回来时，斟酌处置。

鼎臣对待宗党族亲，都是有恩有义，与人交往，则以诚相待。鼎臣对于族亲的这种眷顾行为，很有其父顾恂的影子。因为顾恂在生前，看到族党有贫者，就不断接济粟帛；看到地方上有后进之士，必勉励为善，使其多有成就。

对于家人的生活，鼎臣一向是尽心呵护关照，但对他们当中可能出现的不安分的举动，无论是在族内，还是在族外，都要予以痛惩。他告诫履方：

各家人房内多留亲戚潜住，着进喜、进安不时搜看，但容留人在房内，就拿来痛打二十。此最紧要！”又补充说：“早晚吩咐家人，在外不可生事害人，如有此等，痛治，痛治！

鼎臣特别强调：

县中作待，学中拜见，只凭二伯父、三哥张主，汝只可因人成事，今后不要承揽事来家中干。虽尊长有命，汝只以家中无人照料，善言和色，缓缓辞之。

他告诫履方，千万不要承揽衙门公事，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这些要求，完全符合那时所谓地方绅士的自觉意识，就像明末清初松江人董含所认为的：“士大夫居乡，贵乎自重”，除了地方上的真正利弊大事不妨直陈官府外，非公事者，“概行谢绝”。

另外一信，则言及鼎臣夫妇等人在京生活平安、对昆山家中情况的关切之情：“前月廿六日收初三日所寄书，知汝夫妇、孙男俱平安，此后家中凡百事，皆不知如何，但有便，频频寄书来，莫误，莫误！”也关心履方的科考问题，接着又慎重指出昆山顾家依仗鼎臣的地位而已然存在的作威作福之态，是必须予以禁绝的事：

府尊、县主虽加相厚，切不可凭人哄以事嘱他县中，等闲不可进去相见，吩咐家人倍加小心谨慎，毋得恃熟不尊、欺凌他人、惹气惹祸。闻昨者在家讨债之人，甚是在乡作威怙势，汝知之乎？但有此等，痛责不可轻恕。采芝性气顽劣，可重言吩咐，它若无礼，痛治，不要容它。可将我书念与他听。

像顾氏这样已经进入王朝统治的权力中心之际，仍然随时可见的如履薄冰的心境，也多能从其要求家人谨慎言行、重视名节等方面清晰地呈现出来。在这方面，鼎臣在给履方等人的信中，曾以顾氏族中家人出现的各种不良，多次强调过整饬之意。

鼎臣认为，即使像他这样的宰相之家，家人当中更不可以出现生事害民的行为，所谓“言犯众怒者”必然招祸。

从上述家书反映的各种内容而言，已属仕宦阶层上流的鼎臣，对家庭生活的安排与秩序规范问题一直十分重视，注意约束家人与官府关系。对子孙的培育，则重在修养的要求与读书的进取方面。在顾鼎臣的思想意识中，读书进学乃人生的头等大事。

在嘉靖五年冬天鼎臣离开昆山后，“家中凡百草草，十分放心不下”，他写信给履方：

汝可奋然励志，以读书修行为首务，以治家防患为要机。我虽曾谆谆戒谕，恐汝志气懒散，未知缓急利害，视我言为迂远，日常只悠悠过去。故又琐琐作书，汝可藏诸箧中，或揭诸坐隅，朝夕省览。读书以体认道理、变化气质为本，日用间遂能随事用得。……若只以此为谋利、窃名誉之资，便非好人。

鼎臣的那句以读书为谋利、窃名誉之资的“便非好人”的教诲，很能体现其追崇“体认道理、变化气质”的读书宗旨，对名利之追逐须有必要的排斥态度。

鼎臣关心履方等人的举业，要求在科考攀升的努力过程中，特别注意顾家的声誉，以免引起新任巡按御史的不满：

闻提学往徽、池矣，昆山不知何时考过？汝与归本皆可愁，一考过，便寻便寄书来，至嘱！新巡按甚厉害，平生不通丝毫人情，比之提学尤甚，可重言吩咐大小并各庄家人，小心，小心！不要惹事，不要惹事！至嘱！二伯父并诸兄、梁、归、朱、滑各至亲家，也要与说知。

鼎臣认为，除了读书修行，清心寡欲实在很重要。为了宣讲“康济之方、宣节之要”，自撰了《多少箴》，既作为个人“上承宗祧，下启胤祚”的有益借鉴，更要求子孙辈写贴于坐隅，朝夕省览，人生日用“永为守训”：

少饮酒 伤生乱性 多食粥 养胃滋阴

多茹菜 蔬善疏导 少食肉 厚味生毒

少开口 驷不及舌 多闭目 谷以养神

多梳头 栉发去发 少洗浴 频浴伤气

少群居 招衅致尤 多独宿 节色遣疾

多收书 明理致用 少积谷 赒乏备荒

少取名 好名损名 多忍辱 忍辱不辱

多行善 积有余庆 少干禄 留遗后人

回望顾鼎臣为官的一生，他的宦海浮沉与顾氏家族的荣誉相连，而顾氏家族生活与王朝统治、江南民生变化也息息相关。然而，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堪称地方精英或大族巨室的顾家，在地方上堪称首屈一指，于权力、财富、地位等层面获得的资源与顾鼎臣的官位攀升并非呈现正相关的态势。顾鼎臣的家书奏疏中也未曾流露明显的家族扩张意识，更多的却是收敛之态。

明代戏曲作家、号称“震川（同乡归有光字）后一大家”的张大复，曾评论昆山顾氏子孙“世有令德”，这与顾鼎臣官至高位仍对家族生活、子弟教育、生计安排悉心打理与处事劝诲密不可分。

今日荐读

《河山有誓：明清之际江南士人的生活世界》

冯贤亮 著

ISBN：978-7-309-14265-5

复旦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所论述的明清之际，基本指晚明至清代康熙年间。这一时段，被海内外很多学者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浓墨重彩的王朝更替。当中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与思想文化都在发生着多方面的变革，并对那个时代掌握主流叙述的士人的生活，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本书从弘治十八年成为状元的昆山人顾鼎臣的人生历程开始，以人物故事与活动为主线，对明末至康熙年间漫长的王朝更替进程中，那些内阁重臣、大乡绅、布衣、艺坛领袖、小秀才以及青楼杰出女性等人的命运遭际，予以重点勾画。基本内容分成七部分，亦即七个侧面的主题论述。

作者简介

冯贤亮，浙江嘉善人，现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明清史、江南地区史、中国社会文化史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曾获“上海市高校优秀青年教师”（2005）、“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2011）等荣誉称号。已出版专著或参编著作有《明清江南的州县行政与地方社会研究》（2015年）、《太湖平原的环境刻画与城乡变迁（1368-1912）》（2008年）、《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2002年）、《近世浙西的环境、水利与社会》（2010年）、《清史》（2015年）等。

图书编辑 | 李又顺 杜怡顺

本期编辑 | 李映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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