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为什么要出兵（果断镇压一切反叛者）

张居正变法确实让明帝国的腰杆子又硬了起来，据载，万历初年太仓的积粟可支用十年，国库的白银储蓄多达四百余万两，国泰民安，国力臻于极盛。

有道是“手里有粮，心里不慌”，万历拥有足够的底气，于是在未来的岁月里主持了一系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其中著名的“万历三大征”，三战皆捷。所谓“万历三大征”，即李如松（李成梁长子）平定帝国西北蒙古人哱拜叛变的宁夏之役，李如松、麻贵抗击帝国东北日本丰臣秀吉政权入侵的朝鲜之役，以及李化龙平定帝国西南苗疆土司杨应龙叛变的播州之役。

万历皇帝毫不犹豫地采取一系列霹雳手段，大胆四面出击，果断地镇压一切反叛者，最终却在“用兵女真”上栽了大跟头，为大明王朝准备了掘墓人。

（1）平定哱拜

万历二十年（1592年），哱拜和哱承恩父子在宁夏银川反叛。起因是巡抚党馨遇事多裁抑哱拜，还欲上报其冒粮饷之罪；哱拜之子承恩强娶民妾被杖之20大板。哱拜是蒙古鞑靼部人，降明以后做副总兵。他的儿子叫哱承恩，承袭父爵，做了指挥使。

万历决定平叛。派去平叛的军队攻打了几次都没有取胜，又派李如松为总兵，率军平叛。李如松派人决黄河水灌城，城外积满了水，城被冲开一个口子；李如松乘势下令攻城，一举平息了哱拜之乱。

（2）援朝抗倭

万历二十年（1592年），朝鲜遭到日本侵略，王京陷落，八道失陷七道，仅靠近明朝边境义州一带尚存。朝鲜危急，请求明朝援助，“请求援助的使者，在路上络绎不绝”。

然而，对于明朝而言，皇帝长期不上朝、消极怠政；朝中大臣党派林立，互相倾轧，众大臣倾向于不理会朝鲜之事。万历听说日本侵朝，大为光火，下旨喻示兵部：“倭人藐视天朝，不遵教化，屡犯我上国蕃邦，实在是可恨之极，当严惩不贷。”

援朝抗倭战争时断时续，前后进行了七年多，历经平壤大捷、露梁海战等，日军损失14万余众。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日本因丰臣秀吉去世，将侵朝日军撤出朝鲜，明军战胜而归。

（3）勘定播州

万历十七年（1589年），播州（今贵州遵义地区）宣慰司使杨应龙发动叛乱。明廷对杨应龙之乱举棋不定，未采取有力对策，于是平叛战争时断时续。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明军八路进兵，四月告捷，平息了杨应龙之乱。

（4）平缅之战与河洮之战

其实，在“三大征”之前，万历还发动过有两次颇具影响的战争，一次是万历十三年（1585年）正月开始的平缅战争，一次是万历十八年（1590年）开始的明朝河洮之战。

万历十三年（1585年）正月，长期向北蚕食的缅甸，发动了对云南地区的全面入侵，战报传来后，申时行等内阁重臣，皆反对开战，原因是云南地处偏僻，且中缅交界地区，明王朝甚少有直属军队，多为土司统治，可谓鞭长莫及。内阁大学士王锡爵，甚至拿出朱元璋不征越南的例子，来反对开战决议，对此万历回复了一句话：缅甸不是安南（越南），我也不是太祖皇帝。开战之后，明朝政府军在当地土司密切配合下，取得斩杀缅甸军数万的“攀枝花大捷”。

“河洮之变”起因是鞑靼可汗扯立克进犯青海地区，杀总兵李连芳。万历任命宣大总督郑洛主持战事，采取分化瓦解策略，拉一支打一支，最终平息动乱。

（5）用兵女真，兵败萨尔浒

万历十一年（1583）五月，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以祖、父遗甲13副起兵，在明帝国精锐部队“辽东铁骑”眼皮底下逐步坐大，历经36年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统一女真各部。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四月十三日，这位明帝国曾经的建州左卫都督、龙虎将军努尔哈赤颁布“七大恨”，掀起叛乱，并僭称国号为“金”，史称后金。女真兵克抚顺，朝野震惊。与以往历次应对反叛一样，万历皇帝的决定就是“镇压”。

只是，到努尔哈赤攻占抚顺时，明朝兵部尚书职位居然是空缺，连代理者都没有。直至女真兵锋逼近沈阳，才紧急任命黄嘉善出任兵部尚书。到此时兵部这个对国家如此至关重要的部门，已经半年没人主持工作了。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辽东经略杨镐率明军11余万，兵分四路进攻后金。努尔哈赤倾所属兵士6万余人，在萨尔浒（今辽宁抚顺东大伙房水库附近）一带大败明军，歼灭明军约5万人，缴获大量军用物资。这便是著名的萨尔浒之战。

此战役是明清战争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明军自遭此惨败之后，开始陷入被动；到天启年间，辽阳、沈阳、广宁等重镇相继失守，帝国退守辽西，完全陷入被动；到明崇祯十七年四月二十二日，吴三桂降清，清军入关，明朝宣告灭亡。

史学界有许多人认为“明之亡，实亡于神宗”，认为万历的任性胡为给后世留下个烂摊子。这也验证了古人所说的“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