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北剿匪记历史原型（奔向五岭与电影独立大队的背后故事）

奔向五岭

文/刘南文

一、出走香港

1946年6月后，国共和谈破裂，双十协议被撕毁，全国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一场大规模的全国性内战迫在眉睫反映在中山大学校园内，民主、和平的气氛沉寂了，三青团员昼夜开会，特务学生趾高气扬，并不断传出某某上了黑名单的传闻，人心惶惶，大搜捕似乎即将开始。

当时我是中山大学学生会主席，又是广州市地下学联主席之一。9月初负责和我联系的地下党员孙若谷告诉我，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有份黑名单，我被列为榜首，并要我随时做好准备，离开广州去香港。当时我想，4年大学我已读满学分，只需交论文就可以领取毕业文凭，目前的形势，书是读不成了，拿一张文凭也没有什么用。因此听从组织安排，做好了随时离开的准备。

9月下旬的一天，老孙突然来通知我，说国民党特务两天内将动手,今晚我们要躲到国民党某师留守处去（那是我们一个秘密联络点）。第二天一早，我们在沙河火车站上车，便离开广州到了香港。

刘南文，刘小群提供

到港后，老孙告诉我，组织上要我们先学习一段时间，然后再做安排。于是我被派到南光中学教书，这是一所纪念十九路军将领张南光的比较倾向进步的中学。我因初来乍到，只担任初一年级的代课老师，,每月仅领36元工资，生活十分困难。大概是10月上旬，五岭地委书记张华同志来找我。他说粤赣湘边区已建立五岭地委，并加强了武装建设，极需要一大批知识分子加入到队伍中来。张华同志着重了解了我的社会关系，知道我老家在江西信丰，并在信丰县有一定的社会关系，于是他决定让我到五岭去，待机再转到信丰，做些争取上层的工作。

二、奔向五岭

1946年12月初，组织通知我和老孙结伴去粤北。为了避免敌人注意，我们都化了装。我穿了大衣，戴了礼帽，口袋里还装着一张国民党江西第四专员公署科员的委任状。两人大模大样地到了南雄，住进了南雄县最豪华的岭南大酒店。

第二天我们到约好接头的地点——窑坑刘烈钧保长家去，但他不在家，只好再约。第二天没想到我们一出城，突然碰到戒严，几个保警队的士兵拦住我们盘查。急中生智我掏出了那张委任状。他们看过后，就放过了我们，想不到这张委任状还帮了我们一个忙。

我们终于和刘保长联系上了。他是一个白皮红心的保长，我们在他家住了两天，等待山里来人领我们上山。动身时一共聚集了8人，其中有郑彦文他是广州文理学院地下党的支部书记，我们在广州搞学运的搭档，其他大多不认识，但多数是从香港来的进步学生。

我们是在黑夜里上路的。带路的同志告诫我们，不准讲话，不准打电筒。我们这些由大城市来的大学生，第一次在夜间行走在这崎岖的山路上，简直是连走带爬，走了八九个小时，才走了50多里路，总算到了隐蔽在山中棚子里的总部，这50多里崎岖山路的夜行军，是我上山打游击的第一课。

左起：刘南文，刘建华，彭克礽（五岭地委赣州地下组织总负责人），刘小群提供

三、“洋包子”来了

“洋包子"是老游击队员对我们这批新来的大学生尊敬的称呼。那时部队刚结束隐蔽状态，党为了加强力量，于是把我们这批参加过学运的大学生派往粤北山区。我们都是从城市来的，从来没有到过山区，不会走夜路、山路。所带的行李，虽然自认是很少的，但和战士们比较仍是多了许多。就拿我带的一床毛毯来说，一行军就显得臃肿，不得不剪开，分了一半给一位老红军——朱老表。我不会走山路，特别害怕过独木桥，可那时部队整天都在山间里转，又多在夜间行动。山间溪多，独木桥也多，我出尽了洋相。一次过独木桥，走在前面的战士，有意捉弄我，故意摇晃桥板，吓得我连忙趴下。战士们大笑不止，都说这下洋包子要打税了，还给了我一个绰号“税站站长”。我觉得十分难堪，也暗下决心，要加强锻炼尽快缩短和战士的差距。

刘南文（左一）与同事一起合影，刘小群提供

我们8人来到部队后，五岭总部为让我们尽快熟悉情况，了解形势，掌握政策，办了个学习班。班主任是金阳同志，总部领导张华、黄业、金阳轮流讲课。张华同志讲的中国革命的基本战略问题给我的印象最深。近两个月的时间，我们都是白天隐蔽在山区纸棚里学习，夜间行军转移。学习班结束后，我们先后分配了工作。

四、《人民报》出版了

当时总部决定，要办份名叫《人民报》的报纸。我和老孙两人因为待命分到赣南和湘南家乡去工作，临时就把我们分到报社帮忙了。

所谓的“报社”，设在大余、南雄两县交界处一个名叫禾镰洞的偏僻小山沟里，附近只有一户人家。沿着山间小溪走，走到尽头再爬上一座小山，见到一个仅能容放两张小床的竹棚，这就是我们报社所在地了。

报社有8人，杨平是负责人，龚济民、伍华负责刻腊板，我和老孙负责编写稿件，陈明和芳嫂负责印刷，阿汪负责后勤。报纸是不定期的，印刷也十分简单，用腊纸刻写，用毛边纸印刷。开始只能印一二百份，后来经过不断摸索改进，居然可以印刷到千多份。刊名和标题套红印刷，字体则是按仿宋体刻写的。新闻来源：一是收集国民党的旧报纸加以改写；二是向民间收集，如向大路来往行人收集；三是电台供应新华社的新闻稿。报纸越办发行量越大，内容也越来越丰富，群众也更喜欢看了。如有一期刊登了一个大余农民为了躲避兵役，他的母亲亲手将他的手指砍断的真实故事，在大余许多圩镇上，都有许多农民在议论这件事，更加激起群众反蒋的情绪。

刘南文，刘小群提供

报社是绝对隐蔽的。纪律规定。除了负责后勤的阿汪一人外，其余人都不准下山，不许与外人接触。如今回忆起来，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大家躺在竹棚里，望着那皎洁的月亮，憧憬着美好的未来，深夜听着野狼、野猪的嚎叫声，还是十分令人怀恋的呢！在山上最令人高兴的是交通员来到，既带来新的消息，又背走一捆捆报纸。想到将这些报纸散发在人们的手里和来往的车辆上后，又将唤起有良知的人们的觉醒，我们的内心真是痛快极了!

五、派往何高队

说起何高，他是个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解放初期，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编导陆柱国到赣州来采访我，于是，我说了何高的故事。这位编导以何高为典型还增添了一些情节编写了一个《独立大队》的电影剧本。随后，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成电影。

何高出身于河南的一个农民家庭，被抓壮丁而当了国民党的兵，七转八转到了派驻大余县的江西省保安警察队还当上了班长。由于连长克扣士兵的粮饷，他和连长顶了嘴，被连长绑了起来。平日与何高要好的几个兄弟，偷偷地把他释放了。他们一不做,二不休，拖枪上了山。他们仿照桃园结义的方式，斩了鸡头吃了血酒，并推举何高为大哥。何高的据点，恰巧在游击队活动的区域内。为了找寻庇护和出路，他们想投靠游击队，但又摸不到底；而游击队也想联合、改造他们。于是，派黄祥、新黄两同志去做工作，终于将他们团结到我们队伍中来，并把它单编成一个队，由何高负责。

（电影《独立大队》剧照△）

1947年初，游击队结束隐蔽，开始公开活动，并打出了粤赣湘边人民自救总队的牌子。在南雄、大余、信丰边区活动的，称“雄余信人民自救大队”。这时何高的队伍扩大到30余人，并被任命为雄余信人民自救大队第四中队的中队长。平日全大队集合时，连队互相拉歌,十分热闹。何高队却不会唱歌。他羡慕别的连队会唱歌，还有指导员指挥；羡慕别的连队有人上课，教战士学文化，于是他向支队领导提出，要求派一个有文化的、既可以教歌子，上上课，还可以帮他写写信的人到他连队去。

5月间，我被派往何高队并任命为政治指导员，同时原在何高队的黄祥也被任命为副中队长，新黄为小队长。我们3人成立了一个党支部，共同负责团结、教育、改造这支队伍。

（电影《独立大队》剧照△）

在大塘乡花树下屋场里，我第一次见到何高和他的30多名战士。他穿一身便装,戴了一顶礼帽,一见面就大声对周围的战士说：“支队部派了个教歌子的人来了。今后，我们也可以象其他中队一样，有人教歌子，有人上课了。"我心里一震，何高把我看做文化教员了联想到支队领导刘建华同志派我去时的谈话，感到要教育、改造好这支队伍将是很艰巨的。

当时何高队30多人中，短枪队只有七八人，而长枪队有20多人。何高的把兄弟多编在短枪队。他们虽然有不甘受压迫，被迫拖枪上山反抗国民党的一面，但由于在国民党军队里呆的时间长，也带有严重的游民、兵痞习气，而长枪队的同志大多数是贫苦农民，主要是受到地主、恶霸的剥削和压迫来参加部队的，品质较朴实，但革命彻底性差，抱着打倒大小蒋介石就回家的打算。面对不同对象，我们党支部研究将思想教育工作重点放在长枪队的战士身上，同时也注意与何高及其把兄弟搞好关系，渐渐地与战士们打成了一片。

一天，正在进行诉苦教育，一个战士讲到他如何受恶霸的剥削，受乡保长的欺诈和压迫,情绪十分激动，忍不住哭起来。这时，原本不声不响坐在一旁的何高，也情不自禁地诉起苦来。他说他是因河南家乡遭水灾，颗粒无收，家里无法生活而被迫卖了壮丁，当了国民党的兵，到江西保警队后又常受连长的欺压，终于被迫拖枪上山。他说到伤心处也是满脸泪痕最后他振臂高呼：打倒蒋介石！当家做主人！”此后，我们之间增加了了解，也开始取得了他对我的信任。

（电影《独立大队》剧照△）

使何高相信党的政策威力，则是另一种教育方式。我初到何高队时，他当着全体战士的面，给了我一支白朗宁手枪并大声说：这支枪是打不响的只有几粒臭子弹，但带着它也可以吓吓人！要好的就只有自己动手，向敌人要。我没有作声但很不自然地接受了那支枪。当时部队正在开展收缴地主武装的工作，何高主要靠内线情报。然后扣压人质胁迫缴枪。

一天,部队来到我们经常活动的古城村，据内线报告，这个村子的地主李清英藏有两支步枪。何就布置人要将李抓起来。我经过调查认为李清英仅是个小地主，那两支步枪是公堂所有，李不过负责保管而已。于是，我建议，这件事交我处理，先不要抓人。于是我找李清英，反复交待政策，李很快就把枪交出来了。我用这个例子向何说明，对地主要区分大小，是否恶霸，不要树敌过多，要争取一些小地主为我所用。何表示同意，还说没想到你们这些洋包子耍耍嘴皮也能缴到枪。当然，这不是靠耍嘴皮子，而是靠党的政策的威力。

我和何高相处4个月，关系逐步密切。他从找一个教歌子的人出发，逐渐发展到遇事与我们商量，并逐步让我们行使政治指导员的职权。

六、“包袱”区长

1947年9月间，我调离何高队,去新二区(即南雄大塘区)当区长。新二区管辖油山、大塘、黄坑和邓坊4个乡。油山完全是山区，大塘和邓坊是半山半丘陵区，黄坑则是平原为主。那时形势很好，敌人在新二区除了黄坑圩场和邓坊茶头背仍剩两个据点外，广大的农村几乎完全归我们控制了。南雄县所有乡公所都龟缩到县城去了，在南雄农村我们基本上可以通行无阻。

区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组织农会,特别是组织常备队。村常备队是不脱产的，区常备队则脱产。这样做一是消息灵通，敌人一有动静，一村报一村，很快就掌握。二是发动群众，既武装了自己，又控制了坏人。当时我们这个区，几乎每个村都组织起来了常备队，人数接近400人，区中队四五十人，每逢圩日，维持秩序和收缴税款。由于区政府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区政府的大印就背在通讯员的包袱里。这样，我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办公。群众都戏称我为“包袱”区长，那时区的大印还是很吃香的，如调解民事纠纷，判罚不法地主，都是盖上大印就生效的。

刘小群提供

左一沈运秀（原信丰县政协主席，广东南雄人，原粤赣湘纵队赣南支队中队长），左二刘建华（原粤赣湘纵队赣南支队司令员），左三黄业（原粤赣湘纵队北江支队司令员），左四刘南文。

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整个南雄和始兴都建起了区级政权，组织了区乡一级的常备队。这在国民党看来，不啻是后院起火。国民党广东省当局集中了一个师的兵力，番号叫隆昌部队，还配合了江西、湖南以及广东的地方保安团，全力进剿。我们五岭的主力部队打了几仗，抵挡不住，退到我们新二区来了。

在邓坊苟石村又打了一仗，常备队就各奔西东了。加上原躲在南雄县城的地主及还乡团纷纷回乡，对各种常备队威逼利诱近400人的常备队伍，不少自新、自首,剩下的连区中队在内不足50人。那时真是风声鹤唳，一有人出逃，队伍就得转移，最紧张的时刻，一夜转移两三次。连背区政府大印的通讯员也不告而别了。新二区又变成了游击区。我这个只当了4个月的“包袱区长”，只好被派往新的工作岗位。当时国民党十分嚣张，还高额悬赏：捉到刘建华的赏洋5万元，捉到邓国梁的赏洋3万元，抓到我这个小区长的也赏洋1万元。

七、黄达投诚

1949年2月，我调到信余康武工队任政委。武工队员20余人，大多数是大塘区区中队来的，队长李方是东纵北撤时留下的骨干。我们以大余的杨柳坑和李家山为据点，这两个据点靠近信丰、南康、南雄3县，可以说在3县边区割据。武工队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组织群众，在经济上推行减租减息政策，保护群众利益；在政治上惩治不法地主和反动分子，利用一切条件，进行策反活动，分化瓦解敌人。

随着解放大军的节节胜利，策反工作也在加紧进行。还是在1948年底，五岭总部就先后派原籍信丰的李绪龙和朱赞珍两位同志回信丰工作，他们两人都是土地革命时期就参加革命的老红军，一直跟随刘建华同志工作。我也是信丰人，父亲是信丰的士绅，担任过信丰县的省参议员，代理县长，与信丰上层人士有一些交往。抗战末期，为了躲避日寇，我曾回过信丰老家，由于我有大学学历，也是为帮补家用，我父亲介绍我进了信丰县建设科，任农林技士，凭着父亲的名望和大学生的招牌，认识了一些县政府官员和地方士绅。那时和县训练所教育长黄达，县党部书记国宝交往较多。

黄达在土地革命时期任过红军师长，后因伤被俘自首，又参加国民党，担任过江西省保安处党政救国团干事等职，解放前夕，黄达任江西民众自卫军第四师第四团副团长(团长为第四专员公署专员兼任信丰县县长邹俊)。四团有6个连是江西保警队改编的，武器和人员都较正规，是四师的主力；五团由县党部书记米国宝任副团长,由地方团队编成，战斗力较弱。由于我和黄、米有过一段交情，五岭总部派我回信丰后，要我和朱、李两同志商量，立即开始没法与黄、米接触。朱老表说他有一个本家在长安乡教书，可以找他帮忙。

经过一番工作，那位李老师同意带信给黄达和米国宝。半个月后，李老师带回消息说，黄达对我参加了游击队十分惊讶，但表示暂不能回信，也不愿见面。他了解当时全国即将全面解放的形势，表示解放大军到达时，他将按约法八章规定的条件，率队投诚。以后，我们就不断托李老师送宣传品去，不断宣传党的政策，及解放战场的胜利消息，抓紧对黄、米的策反工作。

刘南文（后排右二）与当时赣州专署乒乓球队合影，刘小群提供

8月16日有群众来告：信丰县国民政府和残余守军已经退守信丰安西了，县城已成为座空城。接着又听到喜讯，解放军和中共信丰县委已于18日进城了。19日一早我们立即赶进城去，和解放大军会师。在县城，我们三方（解放军由一四三师某团政治部王非同志、中共信丰县委由张景禄书记、信余康大队由我和李方参加）召开了一个会议，研究分析县里的形势，特别着重研究如何处置盘踞在安西的国民党保安团和反动地方武装。我们一致认为，他们人多、枪多，还打着第四专员公署和民众自卫军第四师的牌子，可以依靠地方顽固势力分散顽抗，也可以集中起来由汕头逃台湾，对迅速、全面解放赣南不利。

我汇报了我们前一段的工作和黄、米的表态。会上一致同意由我和李方继续和黄达联系他们的投诚问题。于是我们派出胡临骥（胡是第五团团长王国麒的大舅子）、吴传志（信丰县地下团员）到安西与黄达联系。黄达以要先见到我为条件（因为他怀疑说我参加了游击队），要我先去安西石门径和他见面，一小时后解放军再进安西。我们同意了。

8月24日，我与黄达到石门径见面后黄达、王国麒便在安西镇小学前广场集合他们的全体部队，向解放军投诚。我方接受投诚的有解放军一四三师某团政治处王非同志和他率领的一个连，中共信丰县委书记张景禄、安西区委书记李哲生和南下干部10余人，以及我和李方率领的信余康中队的一个连。国民党方面除黄达、王国麒、米国宝外，还有伪县府的大小官员。由我代表解放军宣布接受投诚。对投诚士兵一律作遣散处理，发给解放证和回家路费。第二天,还有国民党七十军一个营，听到消息也赶来投诚。这次投诚的国民党部队总数为1700余人，缴获重机枪10余挺，轻机枪30余挺，长短枪700余支。

这件事对反动势力的打击，对地方残余势力的瓦解，都起到重大作用；对全赣南的解放也有很大影响。赣南区党委书记杨尚奎同志为此专门要我到赣州向区党委汇报。

此后赣南支队武装人员500余人，在大余新城整编后，分别编为信丰、大余、上犹的县大队。我也脱了军装到赣南区党委组织部接受新的工作任务了。

作 者 简 介

刘小群提供

刘南文，男，江西信丰县人。1922年7月2日生。中共党员。1946年中山大学农学院毕业，任中山大学学生会主席，并是广州市地下学联主席之一。同年1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总队，先后任《人民报》编辑、中队指导员、区长、信余康武工队政委、中共信余康雄工委委员等职。全国解放后，在赣西南区党委组织部、党校工作。后任赣南行署工业处长、农业处处长。1965年9月任江西省计委综合处长。1972年5月任江西省畜牧良种场党委书记、场长。1980年3月任江西省经贸厅驻广州办事处主任。1985年离休。2015年4月去世。

后记：刘南文回忆《独立大队》拍摄前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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