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万里笔下的西湖（杨万里佚文故富川居士罗子高行状考论）

感谢杨巴金先生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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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万里佚文《故富川居士罗子高行状》考论

——兼与杭州师范大学方爱龙教授商榷

文丨杨巴金

作者简介：杨巴金，江西省吉水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文联主席，中国宋史研究会会员，江西宋史研究会理事，江西省杨万里研究会副会长、解缙研究会副会长，中华诗词学会会员，省作协会员，吉安市庐陵文化研究会理事、周必大思想研究会理事，省级“非遗”杨万里故事传承人。发表学术论文20篇、庐陵文史考析文章150余篇，题诗拟联100余首（副），已出版《庐陵史事考述》《杨万里家族纪略》《江西地方珍稀文献丛刊·吉水卷》《家刻本〈诚斋诗集〉校注》，主编《文章节义话解缙》。

2017年10月，南昌大学人文学院黄志繁院长牵头编写《江西地方珍稀文献丛刊》，邀请我参加编纂小组，具体负责《吉水卷》的编写。该书已于2018年6月由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其中第三章“石碑铭文”第1篇即是收录《故富川居士罗子高行状》碑文（第125页，以下均简称“子高行状”）。近日，笔者浏览“中国知网”发现，杭州师范大学2021年学报曾刊发《杨万里撰并行楷书<故富川居士罗子高行状>》^[1]，作者是该校美术学院方爱龙教授，约1360字。因他是从事文学研究兼书法教学，于是撰文中分为5段，第一段介绍石碑的基本情况，第二段介绍罗子高简况，第三段谈石碑的来源以及一处缺字的推想，第四段介绍杨万里简况，第五段介绍杨万里的传世书迹等。因方教授未附录该碑文，笔者现将它抄录并标点如下：

本贯吉州吉水县同水乡归宗里。曾祖仕伦，不仕。祖处厚，不仕。父知成，不仕。

富川之罗，其本系豫章西山出也。国初，有自西山来学于庐陵者，乐富川之山水秀，遂家焉，故居士以富川自号云。居士讳崇，字子高，年十四而孤，从其祖德舆薄游长沙。德舆少以《易》学名家，晚喜阴阳家者流，相宅卜葬，妙极象外。子高从之，尽得其学。德舆客死，子高行冰雪之中，舆之以归，夜则同床同衾，既至其家，家人皆贺曰：“阿翁归矣。”负戴下车，而后大惊哭失声，盖德舆瞑之九日而后盖棺也。德舆，讳处厚，是时子高年十五，于是一□□□孝者达吾州矣。至今，乡里长老每谈子高此事，闻者犹泣下叹息。子高母刘，其族父杉溪先生、尚书公也，训子有外家之法。既寡居，子高与弟子茂皆未冠，三女皆幼。子高奉其母与弟妹，崎岖兵乱，剽掠强宗，□□□间，田宅荡然尽矣。子高剺耳锁吭，夜行昼伏，诉之官二十年而后复其生业，于是以富甲一乡。绍兴庚□年，朝廷经界。法既行，有同县异乡曰仁寿乡者，欲嫁其田租之重者于同水。子高倡众争之于官。得直一乡免加赋者，子高之力也。子高之乡有陂曰杭者，其源出宜春，行三百里。陂广一千尺，深居其二十之一，酾为八十四渠，溉田二千顷。陂废二十年，至是吉水丞龚尹谓陂当复，然役与费不赀，行乡来观，慨然而返。子高谒之途曰：“崇请办此。”乃倾橐捐帑，费皆己出，诛山窾阜为木为土，犯星触热，僝功不日，于是，户口之流者止，田水之止者流矣。五年，子高卜筑泉口之山，因其故居，撤而新之。一日蚤作巡功，倚一藤杖，立而逝，得年七十有四。配刘氏，亦尚书公族子也。生二子，长曰合，次曰谧，今补官承信郎、德寿宫主管进奉。刘夫人及长子皆先子高卒。女四人，长适李栖远，次适郭弥年，次适李叔豹，季女未嫁而卒。子高居富川时，方兵乱，尝有一恶少欲杀二甿，逐之急，突入子高室，子高匿二甿，而身当恶少于户，以无人告，恶少乃去，竟活二甿，其好义如此。

其孤谧将以七年八月庚申葬子高于中鹄乡长春洞口之原，来请万里状子高之行，将以乞铭于当世之老于文者。万里于子高世姻，于书为宜。谨状。

乾道七年（1171）六月，表侄、左奉议郎、新太常博士杨万里状。

欧阳广刊。

笔者翻检各种版本《诚斋集》以及《全宋文》发现，子高行状和墓志铭均未被收录。下面，笔者通过挖掘地方文献资料，从发现经过、背景分析、真伪考辩等方面对子高行状予以考论，兼与杭州师范大学方爱龙教授商榷。

一、佚文考实

（一）石碑概况

1、发现经过

2002年春季某星期六，吉水县博物馆李希朗馆长与县检察院周云根等人在赣江以西一带做田野调查，中午安排在黄桥镇云庄村党支部书记肖裕太家里吃饭。因为喝了点乡下冬酒，饭后众人便在村庄四周走走。众所周知，云庄村原名叫杨家庄，是南宋抗金名臣杨邦乂故里，于是路上便向群众打听，问村内有否文化遗存之类。有一位村民说，村庄西南方向100米处有2块搭作田埂桥的石碑，下面还有很多文字。出于职业的敏感性和责任心，李馆长连忙前去查看，发现这2块碑均是背面供村民行走，正面向下，泥土遮掩了大部分文字。

李馆长忙问它们的来源，据肖裕太支书介绍，这2块碑是村民1996年前后在村庄西面500米处樟树林旁边坟墓里挖出来的。云庄村东面临山，西面为农田，视野较开阔，所以村庄房屋大门均朝西。村前400米处有一条小溪，小溪西北旁有一片树林，以樟树居多，于是部分村民选择树林周边开荒，将低洼处辟为菜园，地势稍高处辟为旱地。平整土地的过程中，有村民挖到一座坟墓，并发掘出这2块石碑。当时村民碍于是坟墓出土之物，于是将这2块石碑丢弃于大樟树下的荆棘丛中。公元2000年，村民因搭田埂桥的需要，用板车将这2块石碑拖运过来作桥。又因为它们是坟墓里的石碑，为图吉利，村民将有文字这一面向下，没文字这一面向上，无意之举，才使得这2块石碑的文字基本上无损坏。

众人连忙将这2块石碑翻转过来，用水作简单冲洗后，发现其中一块碑的作者署名竟然是“杨万里”。李馆长如获至宝，立即与村支书沟通，支付300元后将这2块石碑购入县博物馆。经文物专家鉴定，均为国家级珍贵文物。

2、石碑外形

第一块碑为青石材质，四条边均不平整，上方未刻额题。左边第一列有前题，文曰“故富川居士罗子高行状”。就高度而言，最长处120.5厘米，最短处117.5厘米；就宽度而言，上方略窄，57厘米，中间略宽，59厘米，下方为58厘米；整块石碑厚度不均，最厚处3.2厘米，最薄处2.5厘米。

第二块碑为花岗岩材质，四周平整光滑，其上方呈半圆形，以篆书刻有额题，文曰“宋故罗子高墓志铭”，下方三条边与顶部半圆的平底线略呈正方形。石碑高116厘米，宽78厘米，厚度为7.0—7.5厘米。正文左边第一列为前题，文曰：“宋故罗子高墓铭”，没有额题中那个“志”字。石碑上所有文字都清晰明了，无一个缺字。

再看罗子高行状碑，文字也是竖列，阴刻，字体是行楷，颇有黄庭坚书法之风骨。碑文共有20列，左边标题占1列，中间正文18列，右边撰文者和刻石者的署名合为1列。全文共732字，其中缺失字10个，另有3个字部分笔划已脱落，但依据上下文语意及现存部分笔画均已作推定。竖列满字者为41字，每字不足方寸大小，字体清晰，笔势顺畅，笔法遒劲，彰显出整体美感。

3、墓铭碑文

为更好地对子高行状的真伪问题进行考论，现将《宋故罗子高墓志铭》抄录并标点如下：

左从政郎、新差充兴国军军学教授李盛撰

左宣教郎、新知袁州分宜县事主管学事、劝农公事谢谔书

左承议郎、新权通判常德军府事主管学事、赐绯鱼袋郭份篆

富川罗氏，占数吉州之吉水，而系别豫章之西山，距今盖二百有余年。子高曾祖曰仕伦，实生处厚，处厚生知成。处厚、知成皆以儒学发身，遁迹弗耀。子高讳崇，早孤，颀然有立，年十五从其祖游湖外。祖客死长沙，子高舆轿奉之如生，穷冬跣行，疾驱数百舍。不旬浃至家，而后发丧，识者皆奇其权智而称其孝。母刘氏，族父杉溪先生、尚书公也，闺训得门法，方嫠居时，子高与弟子茂皆未冠，三女尚幼。丁时兵乱，剽敚相仍，田庐湮废。子高理诉有司，间关二十年尽复旧业。奉母拊弟，择所宜归以婿诸妹。自富川徙泉口，力本积居，畴橐滋裕，己而析家訾之半与其弟，迄以富甲一乡。子高颇以节概自喜，理所宜为夷险一志，而知急人之急。所居乡曰同水，绍兴间经界法行，有欲以邻乡之税附益于同水者。子高倡众争之官，迄从土断。乡有杭陂，溉田二千顷，废二十年，田涸赋逋，官民俱病。邑丞行视议兴复，子高谒丞请自任其役，斥费庀徒，躬董力作，畚筑揵菑。既坚既壮，到今赖之。居富川时，有恶少迫二甿将杀之，投匿其室，子高屏甿而拒恶少，甿获免死，莫知其为谁？后数年出郊，有迎拜马首，乃所活甿也。子高善谈论，商榷世事，矗然可听。酒酣击节啸歌，杂以诙笑刺讥，风味倾一座而与物无忤。乾道己丑（1169），子高年七十有四，康强如平时，旦兴，方督工新庐舍，手藜杖，立而逝，实八月二十五日也。配刘氏，亦尚书公族子。生二子：长曰合，次曰谧。合与刘夫人先卒。谧今补官承信郎、德寿宫主管进奉。女四人，婿曰李栖远、郭弥年、李叔豹，季女未嫁卒。

子高喜地理书，考景植槷，治竁筑屋，间与人剋休祥，多奇中，自卜兆域于县中鹄乡长春洞口之原。谧奉治命，七年八月庚申即窆焉，以左奉议郎、太常博士杨万里庭秀之善状来请铭。盛旧与子高游从，庭秀于子高有三世舅甥之契，而盛姻且友也。文典而传著，是宜为铭。铭曰：

才充其力，智周其识，侠焉而不忮，富焉而不刻。外振厉而中旷适，怡庆有奕，是为子高之得耶！

欧阳广刊。^[2]

依据碑文可知，撰文者是李盛，书丹者为谢谔，篆盖者是郭份，刊刻者仍是欧阳广。

（二）背景分析

1、罗子高与富川

依据碑文可知，罗子高（1096—1169），名崇，字子高，吉水县同水乡富川人，后以“富川”为号。乾道五年（1169）八月二十五，巡视泉口新居时去世，安葬于两年后的八月庚申日。那么，子高行状中“本贯吉州吉水县同水乡归宗里”和“乐富川之山水秀”句中的“归宗里”和“富川”是当今哪里呢？

据光绪版《吉水县志》载：“新嘉里：内有二百七十二社，属中鹄乡。归宗里：内有一百二十四社，属同水乡。”^[3]由此可知，归宗里和富川均是在古代吉水县同水乡境内。关于富川，历版《吉水县志》均未载，于是笔者多次走访今盘谷、阜田镇老人才得知，富川乃是老同江河的一条支流，发源于安福县赤谷村，经吉安县油田、吉水县花桥、阜田中学南侧和黄金湖村，于盘谷镇上石濑村汇入老同江河。新嘉里是指当今吉水县金滩镇洞源、黄桥镇湴塘、尚贤乡牢株一带，共有272社，属于中鹄乡地域，而归宗里则是今枫江圩镇、盘谷上石濑、阜田黄金湖一带，共有124社。

再依据子高行状中“五年（1169），子高卜筑泉口之山，因其故居”之句可知，罗子高所择新居之名叫泉口，这个地名至今仍在使用，属盘谷镇管辖地域，位于上曾家村南面。光绪《吉水县志》载：“同水乡，管七都.....第六十一都：.....黄橙溪（罗文恭先生故里）、泉口、谌陂。”^[4]黄橙溪是明代状元罗洪先故里，与泉口村、谌陂村呈三角形之状。当然，南宋时归宗里的秀川是当今哪个村，或者说其遗址位于当今何处，此问题仍有待今后再作考证。

2、同江河与杭陂

说到同江河，必须了解它的三个不同概念。当今同南河是2013年因为修建峡江水利枢纽，作为同江防护区而新开挖的一条河流，全长16.4公里，地段走向是枫江镇阳汾村—栋下—毛家—平洲—西沙埠，之后注入赣江。但是，在同南河开挖之前，同江河的走向是枫江镇李家—圩镇—濠石—盘谷镇菜园村，之后注入赣江。这条河是1975年因为要增加耕地而拉直，组织数万人开挖而成。但是，早在1975年以前，老同江河的走向是阜田镇罗家村—盘谷镇上石濑—谷村—同江村，之后注入赣江。

光绪《吉水县志》卷5之《地理志·山川》又载：“按，（江西）通志、（吉安）府志俱云：‘同江，源出分宜县界，受枫子江、杮陂、荷湖口水，入赣江。’”^[5]分宜县古时隶属于宜春府管辖，此水经吉水县万华山流至阜田圩镇，再经洲桥村至枫江圩镇，再至盘谷镇，符合子高行状中“其源出宜春，行三百里”的记载。

那么，子高行状中的“杭陂”又在哪里呢？历版《吉水县志》亦无记载。“杭”字古时同“航”，即渡河之意，表明那条江并非小溪。行状文中还有“陂广一千尺，深居其二十之一，酾为八十四渠，溉田二千顷”之句，可见“杭陂”无论是从水量，还是灌溉面积都不小，甚至可以说该陂很雄伟。于是笔者推想，“杭陂”毕竟是南宋时旧名，而清末时的“杮陂”是否就是700多年间由此地名演变而来的呢，且它较为符合当今枫江、盘谷一带的地理现状，具体位置应是在老同江河临上石濑、枫江圩镇附近，这一带地势平坦，假如修建一座大水陂，确实可以灌溉三四千亩农田。

这里也说说中鹄乡。古代时它有上、下中鹄之分，即以赣江为界，今葛山、富滩、天玉一带称为上中鹄，而金滩洞源、黄桥西沙、尚贤牢株一带称为下中鹄。杨万里长子杨长孺撰作《诚斋杨公墓志》说：“先君讳万里，字廷秀，姓‘杨’氏，吉州吉水县中鹄乡新嘉里人也，居于湴塘。”^[6]该村即是下中鹄乡所管辖的地域。再依据子高行状中“其孤谧将以七年八月庚申葬子高于中鹄乡长春洞口之原”的记载，黄桥镇古时属于中鹄乡，而此碑又是从黄桥镇云庄村西500米墓地里挖出的，由此可知“长春洞口之原”即是指此地，碑文所载与当地实情相符。

3、刘才卲和李盛

子高行状中有“子高母刘，其族父杉溪先生、尚书公也，训子有外家之法”句，方框内三个字即是推想所确定。杉溪先生是指杨万里的老师刘才卲（1086—1158），字美中，自号杉溪居士，吉安县人，大观三年（1109）中进士，宣和二年（1120）中博学宏词科。因高宗曾夸赞他“文不加点”，被权相秦桧所忌，借故贬为漳州知州，官至工部侍郎、权吏部尚书。

查考杨万里求学经历可知，绍兴二十三年（1153），进士考试失利后的他曾师事于刘才卲，第二年才高中进士。后来，他为刘才卲文集作后序说：

予生十有七年，始得进拜泸溪而师焉，而问焉，其所以告予者太学犯禁之说也。后十年，又得进拜杉溪而师焉，而问焉。其所以告予者，亦太学犯禁之说也……杉溪，讳才卲，字美中……杉溪再中宏词科，终官工部侍郎兼权吏部尚书，赠显谟阁学士。^[7]

关于罗子高墓志铭撰文者李盛，庐陵县人，绍兴二十七年（1157）中进士。光绪《吉安府志·选举志》卷21之《进士》载：“绍兴二十七年丁丑王十朋榜：曾大鼎、李盛、刘汝谐、刘清之（有传），以上庐陵。”

这里也介绍一下谢谔和郭份。谢谔（1121—1194），字昌国，号艮斋，新喻县人，绍兴二十七年（1157）中进士，官至工部尚书，与杨万里多有交游。《诚斋集》中作者第一次言及谢谔是《江湖集》卷5中《题谢昌国<金牛烟雨图>》诗，因谢谔为吉安白鹭洲对面的金牛寺画有一副图而题诗，由此可推断谢谔任吉州录事参军是在乾道五年（1169）前后，与罗子高墓志铭中所说的时间相契合。郭份（1126—1182），字仲质，吉水县人，后徙居新淦县。他20岁就高中进士，如雍正《江西通志》卷50载：“绍兴十四年（1144）甲子解试：.......郭份，吉水人。”“绍兴十五年乙丑刘章榜：......郭份，吉水人。”历官辰州、道州、南雄州学教授，迁常德通判，擢兴国知州，终岳州知州，还乡时卒于道途中。杨万里的老师王庭珪曾为郭份母亲、新淦县人孔氏撰作墓志铭。^[8]郭份去世后，朱熹曾应邀撰作墓碣铭^[9]，可见他也是当地一位名士。刻工欧阳广因为只是吉水县内一位民间艺人，所以地方文献中没找到他的相关记载。

（三）真伪考辩

1、作记可能

关于杨万里与罗氏的世姻关系，笔者曾撰作《<诚斋集>所载岳父罗天文家族人物考》^[10]，就他与庐陵秀川罗氏、盘谷桃林罗氏、黄桥山原罗氏的渊源和交往均已作详细考述，这里不再赘述。此外，杨万里八岁丧母，继母罗氏一生未育，视他为己出，以致继母去世时，他还从广东任上辞官回乡丁忧。杨长孺《诚斋杨公墓志》中说：“事继母尽孝，禄养三十年，人不知罗之为继母也。”^[11]再次，《诚斋集》卷53有《定罗氏亲启》和《答罗氏定亲启》，卷61有《罗氏定亲启》，这3篇启文所议定之亲分别是他第四子杨幼舆娶罗氏、长孙女嫁与罗如春为妻、长孙杨泰伯娶罗氏这三门亲事，侧面印证杨万里与罗氏有多代姻亲关系。

更关键的是，吉安罗氏的族源一直存有多种说法。子高行状中说：“富川之罗，其本系豫章西山出也。”这与《诚斋集》中的说法相同，如杨万里撰《罗氏万卷楼记》说：

罗氏，皆豫章别也。其在于晋，君章以文鸣，降及五季，则有江东公。今庐陵之罗，其后也。出（吉州）凝归门北东四十里而近，为完塘之罗。自武冈公（罗棐恭）以泓澄演迤之学、崭刻卓诡之词第建炎进士，其族遂鼎盛。由完塘西北五十里而遥，为印冈之罗。^[12]

在杨万里看来，庐陵郡罗氏都是从南昌迁徙过来的，这与子高行状中“万里于子高世姻，于书为宜”，子高墓志铭中“庭秀于子高有三世舅甥之契”之句相对应。此外，罗子高的母亲刘氏和妻子刘氏，均是杨万里老师刘才卲的族侄后辈，他赴庐陵县求学时就有可能见过面，后来罗谧邀请杨氏撰作行状似乎更有可能性。

2、文风分析

《诚斋集》中行状共有2卷，其中卷118有3篇，卷119有5篇。这8篇行状，作者均是以纪实手法和平易文风，善于运用多种艺术表达方式，以简洁文字勾勒出行状人的性物特质。其篇幅虽然比记文要长得多，但注重还原行状人的本来面貌，并不追求字句的华藻。子高行状不仅具有以上诸多特点，而且写作手法上与《诚斋集》中8篇行状有很多相类似之处。

第一，开篇介绍行状人世系时，杨万里为老师刘安世撰行状说：“本贯吉州安福县丛桂坊。曾祖故，不仕。祖贽，不仕。父思，赠右承事郎。”^[13]为好友、进士刘德礼撰行状说：“本贯吉州安福县。曾祖贯，故，不仕。祖京，故，不仕。父遇，赠承事郎。”^[14]而子高行状中说：“本贯吉州吉水县同水乡归宗里。曾祖仕伦，不仕。祖处厚，不仕。父知成，不仕。”

第二，介绍行状人的族源时，杨万里为吉安名宦彭汉老撰行状说：“其先金陵人，五世祖避地庐陵，因家焉。”^[15]为爱国名臣、老师胡铨撰行状说：“其先金陵人，五季避地庐陵。”^[16]而子高行状中说：“富川之罗，其本系豫章西山出也。国初，有自西山来学于庐陵者，遂家焉。”又如介绍行状人的葬地时，杨万里为宋宗室子、好友赵像之撰行状说：“诸孤得卜以是岁十一月八日葬公于高安县来贤乡云居山中主冈之原”，^[17]而子高行状中说：“其孤谧将以七年八月庚申葬子高于中鹄乡长春洞口之原。”写作手法和口吻较为接近。但笔者也认为，部分行状文刻碑时，死者后人常存在偷偷加字或添句的做法，如江西人历来注重风水堪舆之说，而子高行状中“乐富川之山水秀，遂家焉”之句，应是罗谧等人擅自添加进去的。

第三，介绍行状人孝义事迹时，杨万里常以举例子之法来歌颂行状人至诚至孝的品德，且特别注重细节描写，以此来折射行状人的美好品德，表达其值得后世人悼念的内心认同。如他为族叔祖杨邦乂撰行状说：“（父杨同）未终更而卒，后五月公（邦乂）始生，未冠妣陈氏即世，兄弟三人自相为命。公天性孝友，视兄犹父，尝揭其所居之堂曰“华鄂”。仲氏殁，公时宾贡入京，闻讣恸绝……还家，拜伯氏，感其训己，更“华鄂”曰“韡韡”。”^[18]而子高行状中说：“德舆客死，子高行冰雪之中，舆之以归，夜则同床同衾，既至其家，家人皆贺曰：‘阿翁归矣。’负戴下车，而后大惊哭失声，盖德舆瞑之九日而后盖棺也……至今，乡里长老每谈子高此事，闻者犹泣下叹息。”这两则材料的文字均简洁平实，感情却真挚深沉。

第四，杨万里文学作品中，很少有女性形象出现，但其8篇行状和72篇墓志铭中有大量女性形象出现，重点是赞美女性善于持家的优良品质，体现作者在南宋理学时代背景下的女性观。如他为清廉宰相叶顒撰行状说：“少保（其曾祖父）卒，夫人年二十四，守义不夺，至倾家创斋，聘明师教子读书。”^[19]而子高行状中说：“子高母刘……有外家之法。既寡居，子高与弟子茂皆未冠，三女皆幼。”

第五，在行状文结束前，杨万里常会表明撰文意愿，如为老师刘安世撰行状说：“三辞不获命，乃叙次于篇。谨状。”而子高行状中说：“万里于子高世姻，于书为宜。谨状。”^[20]都是先谦虚一番，然后表明撰文态度。其他类似之处，不一一列举。

3、假想推测

首先，从死者家属的角度看，因为墓志铭的份量比行状更重要，杨万里曾应邀撰作72篇墓志铭即是例证。假如罗子高行状和墓志铭均是伪托之文，那么假托者应是将杨万里安排为墓志铭撰文者，李盛则会安排为行状撰文者；另一方面，从罗子高墓志铭中三人署名角度看，李盛比郭份年龄小，官位低，名气比谢谔要小得多，假如是伪托之文，应会将谢谔或郭份安排为撰文者。

其次，将这2块石碑的外形、厚薄以及硬度、美观度相比较，发现行状碑仅是青石板，其纹理是一层叠加一层的，相对而言其表层容易脱落，且四条边也不平整，厚度才3厘米左右，上方碑额也没有。墓志铭碑则是花岗岩，厚度是行状碑的2倍多，上方是半圆形，几条边也很平整，表明当时刻碑时确实是按世俗的标准来对待，侧面印证子高行状和墓志铭二文更具真实性。试想，那时杨万里名气要比李盛大得多，假如这篇行状碑文是后世人伪作，刻碑时必然也会找一块硕大、厚重、名贵的石板来镌刻。

再次，细读《诚斋集》中8篇行状会发现，这八位死者均是当时拥有重要政治身份，或者与作者有深厚的社会关系。众所周知，古代名士并不情愿撰作行状和墓志铭，究其原因，一是求文者都会提供死者的相关素材或底稿，撰文格式相对固定，叙说口吻较为呆板，不能很好地发挥自己的水平。一是行文中经常要使用一些谀美之词，有时会违背作者的初衷。如唐代李翱曾为韩愈撰过行状，但在《百官行状奏》中说：“务于华而忘其实，溺于辞而弃其理……由是事失其本，文害于理，而行状不足以取信。”^[21]试想，杨万里活了80岁，在南宋文坛和官坛都有较大名气，终生怎么可能才写8篇行状呢？由此可推断，他对行状收录于文集是持抵制态度的，尤其是名气不大、影响不远、碍于情面而作的，则是能不录尽量不录。

4、文末落款

子高行状落款是：“乾道七年（1171）六月，表侄、左奉议郎、新太常博士杨万里状。”这里“表侄”称呼无误，因为杨万里的继母、妻子均姓罗，职务介绍也没错，只是时间标识有误。据《诚斋集》卷133中《太常博士告词》载：

敕：左奉议郎、国子博士杨万里，六经之道同归，礼乐之用为急。故学官有博士员，而奉常亦设焉，皆所以访论稽古而佐兴人文也。尔湛思典籍，风操甚厉。由儒林徙礼寺，职名不殊，柬擢之意则厚。高议显相，以大厥官。可依前件。^[22]

该告词所标注时间和拟文人是：“乾道七年（1171）七月二十八日，中书舍人范成大行。”此文献的可信度是很高的，表明该年六月杨万里仍是任国子博士。

为何会有此错误呢？查考杨万里仕履经历即可得到答案。罗子高去世于乾道五年（1169）八月，那时杨万里尚在老家湴塘村待次，年底时才获得将出任奉新知县的消息。第二年三月，他携家眷赴奉新县任职，但该年底又获任国子博士，如《国子博士告词》中说：“乾道六年（1170）十月六日，中书舍人范成大行。”^[23]那次赴京任职，他并未回吉水老家，而是从奉新县转入赣江而赴京的。直到淳熙元年（1174）初开始回乡，到达严州时，因为第五女杨季菽即将出生又呆了2个月，仲夏时节才回到家乡湴塘。

试想，罗子高安葬之前，其子罗谧赴京索要行状的可能性较小，所以说杨万里撰作行状的时间极有可能是在老家待次期间，当然也不排除他在奉新县任职时所撰，毕竟两地相距不是很遥远。而在安葬罗子高时，杨万里已经任太常博士，对罗谧等人而言，虽然已知他的新任职消息，但毕竟未见朝廷敕文，也无法知晓具体时间，于是刻碑时才有此时间之误。

二、四处商榷

笔者认为，杭州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方爱龙教授撰《杨万里撰并行楷书<故富川居士罗子高行状>》中有4处说法不正确，在此不揣浅陋，与之商榷。

1、杨万里的字是“廷秀”，还是“庭秀”

因李盛《宋故罗子高墓志铭》中有“（罗谧）以左奉议郎、太常博士杨万里庭秀之善状来请铭。（李）盛旧与子高游从，庭秀于子高有三世舅甥之契”句，于是方教授撰文中第四段介绍杨万里时，说：“字庭秀（一作廷秀）。”

关于“廷秀”与“庭秀”之辨，至少可从4方面找到证据：第一，从各种版本《诚斋集》角度看，如日藏宋刻本《诚斋集》即是首刻本，锓木时间距杨万里去世才几十年，该版本每卷第二行即是署作“庐陵杨万里廷秀”。又如，清乾隆年间家刻本《诚斋集》每卷第二行即是：“宋吉水杨万里廷秀甫撰。”此外，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清《四库荟要》本、民国《四部丛刊》本《诚斋集》均是写作“廷秀”，从未发现有“庭秀”的写法。第二，从官方所修正史角度看，元代编修的《宋史》本传载：“杨万里，字廷秀，吉州吉水人。”^[24]这是官修正史，颇有说服力。第三，从其家乡族谱角度看，湴塘村光绪版《忠节杨氏总谱》载：“万里，芾公子，行五五，字廷秀，号诚斋。”^[25]族谱中“行五五”，表明杨万里是湴塘村11世孙中第55位出生的男孩。该族谱虽是清末版本，但其编修体例、文字书写等是一脉相承，作为最有名望的先祖，杨万里名和字出错的概率微乎其微。第四，从杨万里名与字的关系角度看，“万里”是一个长度单位，形容很长的距离或者路途遥远的地方，它出自《庄子·逍遥游》：“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引申义是比喻前程远大。“廷”是形声字，从廴，建之旁；壬( tíng)声，有引长之义，本义是指朝廷。“庭”也是形声字，从广，指山岩架成的屋，本义则是指厅堂。“廷秀”一词，犹言朝廷的优秀人才，蕴含其父杨芾期望儿子科考高中，有鹏程万里之寓意；而“庭秀”仅是指一户人家或一个家族的优秀人才，其格局明显太小。

再翻检古代文献，古人也确实存在“庭秀”的笔误问题。如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朱熹《晦庵集》中，仅有1处是写作“庭秀”，即卷9《戏答杨庭秀问讯<离骚>之句》诗；四库本周必大《文忠集》中，仅卷4和卷186中有2处误写；四库本陆游《剑南诗稿》中，仅卷17、卷19、卷43中有3处误写。反之，四库本《诚斋集》中，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写作“庭秀”。

2、杨万里“新除”太常博士一职事在六月，当可补正《年谱》

方教授这样说的理由是：

《行状》末署杨万里结衔。检《宋史》本传和《杨万里年谱》（于北山著、于蕴生整理）：乾道七年（1171）中，杨万里由国子博士除调太常博士。惟于氏《年谱》定为“七月,除调太常博士”，而《行状》自署六月“新太常博士”云，可知杨万里“新除”太常博士一职事在六月，当可补正《年谱》。^[26]

关于杨万里新任太常博士的时间，上文已引录原文且有具体分析，这里不再赘述。原淮阴师专已故教授于北山所著《杨万里年谱》中如是说，并不是他主观臆断的结论，而是依据于朝廷敕文和《宋史》本传，此表述是可信的。另外，井冈山大学已故教授萧东海所著《杨万里年谱》（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5月出版）第113页也载：“〔乾道七年辛卯（1171），45岁〕七月二十八日，迁左奉议郎、太常博士。”

按照南宋时官制，太常寺是官署名，卿、少卿、丞之职位，各设一人。后来复设博士、主簿、协律郎、太祝等官，其中博士的职责是，“掌讲定五礼仪式。有改革则据经审议。凡于法应谥者，考其行状，撰定谥文。有祠事则监视仪物，掌凡赞导之事。”^[27]这里包含两层意思：第一，虽说杨万里是京官，但仍是低级官员，因为太常博士的秩级仅是正八品。第二，他由国子博士转任太常博士，虽是平级转任，但与前职相比，更接近于朝班的行列，更容易被提拨，所以告词中有“由儒林徙礼寺，职名不殊，柬擢之意则厚”之句，由此可知，已故的于北山教授、萧东海教授所著《杨万里年谱》中的说法均无误。

3、罗子高“因祖寓庐陵（今江西吉安县）富川”之说，既无依据，也不正确

方教授会如此说，是因为历版《吉水县志》中均无“富川”溪名的记载，且把它误认为当今青原区境内的富水河。关于庐陵县富川，雍正《江西通志》载：“富川，在府城南，水自赣州兴国而下，曰富川。宋《文文山集》中有《富川酹魁星》文。”^[28]

关于吉水“富川”小溪，本文前面已作介绍，它只是老同江河的一条支流，发源于安福县赤谷村，流经吉安油田、吉水阜田，于盘谷镇上石濑村汇入老同江河。正因为该小溪在清代时就有一定的淤塞，流水量不大，致使其名没有收录于县志。

4、将罗子高行状碑的文字说是“杨万里传世书迹”，明显有误

方教授撰文中三处说到子高行状碑文是杨万里的传世书迹，即倒数第二段中“据《行状》出自杨万里撰并书的性质”之句，最后一段首句“杨万里传世书迹，另见两种”，以及该段中“其出杨万里之手当无疑议”之句。笔者则认为，此说法明显不妥当，理由有五：

第一，《故富川居士罗子高行状》碑与《宋故罗子高墓志铭》碑的字迹一模一样，由此可得出结论，这2块碑的字迹是出自于同一人之手。再依据罗子高墓志铭所载，该碑由李盛撰文，谢谔书，郭份篆额，仍由欧阳广刊刻，而子高行状中并无这方面的表述。第二，乾道六年（1170）十月至淳熙元年（1174）夏，杨万里一直在京任职（含回家途中），并非待在家乡吉水。这段时间他应罗谧之邀撰作行状的可能性本来就小，为罗子高书写行状和墓志铭的可能性就更小。第三，子高行状即使是杨万里亲笔所写，那时罗谧未必已请李盛撰作墓志铭。更为关键的是，李盛的名气比杨万里小得多，不可能罗谧请李盛撰作墓志铭，再请杨万里书写李盛的撰文。反之，是否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杨万里未入京之前，罗谧就已请他撰作行状，而罗谧安葬父亲时，杨氏并不在家乡，于是请名气小一些、自己的好友李盛来撰作墓志铭。第四，杨万里的传世墨宝极为稀罕，笔者至今仅见于《杨万里范成大资料汇编》^[29]书首插图第1页的影印件，而此书插图中的笔法与子高行状碑上的刻字相差很大。第五，按照方教授的说法，“杨万里传世书迹，另见两种”，他列举的是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致达孝宫使判府中大劄子》、江苏盱眙第一山《杨万里等题名》摩崖石刻。但笔者认为，方教授所列举二例与子高行状碑的刻字也是相差甚远。

三、两则推想

1、子高行状中“绍兴庚□年，朝廷经界”句中的缺失字是什么

“绍兴”是宋高宗赵构的年号，即1131—1162年。那年他被金兵所逼而逃至越州，立志于“绍祚中兴”，于是改元绍兴，改越州为绍兴城。但是，绍兴年间有绍兴庚申，即绍兴十年（1140）；绍兴庚午，即绍兴二十年（1150）；绍兴庚辰，即绍兴三十年（1160），那么到底是哪一年呢？

笔者认为，依据文中“朝廷经界”4字便可找到答案。经界，是指土地或疆域的分界或设立界限。南宋“朝廷经界”始于绍兴十二年（1142）底，先是在两浙路平江府实施，那时尚是试点先行阶段。实施经界的目的是明晰产权，确定产权拥有者应缴纳的土地税金额，从而确保朝廷的赋税收入。直到第二年六月才加大推行力度，并推广至南宋大部分统治区域。绍兴年间实施经界法后，确实已取得一定的成效，不少地方逐步建立砧基簿制度以及较为完善的土地管理制度。直到绍兴十九年（1149），土地经界的整体推进工作在全国大范围内基本完成。

但是，由于经界本身不能平衡各方利益，或者某些富家大族因为利益受损，又千方百计地想转移负担，致使中下阶层农户也是怨声载道的。最突现的表现是各阶层为了追逐各自利益的需要，一再推迟和拖延产权簿的制造、登记和颁发，且部分官吏相互勾结，赋役不均之弊仍然如故。于是，绍兴经界后不到30年的时间里，就有“诸道经界图籍多散佚，吏缘为奸”^[30]的结局。南宋朝廷也深知土地经界不正的巨大危害性，于是自绍兴经界实施以来，各级官员一直没有停止对它的清理或纠偏。直到绍兴二十八年（1158），南宋经界核实工作全部结束。^[31]再结合子高行状中“法既行，有同县异乡曰仁寿乡者，欲嫁其田租之重者于同水。子高倡众争之于官。得直一乡免加赋者，子高之力也”之句，由此可推断，其时间应是“绍兴庚午（1150）”，缺失字当是“午”字。

2、杨万里名字中的“万”是写简体字，还是繁体字“萬”

子高行状结尾处，作者曾3次言及自己，碑文中都是写成简体字“万”。子高墓志铭中，李盛也说到杨万里，仍是写成简体字“万”。为此，方爱龙教授说：

对于杨万里的名字，当作“万里”而非“萬里”是两条实证材料。下文所及的杨万里书迹之署名，亦是明证。关于诚斋之名的问题，虽然于氏《年谱》在开篇即有阐论，但重提此事，对于古籍校订整理仍有意义。^[32]

对于方教授所提到的“于氏《年谱》”之句，翻阅于北山教授编著《杨万里年谱》，其正文部分第1页载：

[按] 考诚斋之名，应书作万里。《南宋馆阁续录》卷七叙列诚斋为秘书监、少监，均作“万”，不作“萬”。卢文弨跋云：“游佀、杨万里之名，自是本来如此，他人则有作‘似’、作‘萬’者；而此二人独不尔，可据之以正《宋史》也。”先儒勘覈古籍，一字不肯轻过，可为吾辈法。愚谓此正如“村”之作“邨”，“麟”之作“麐”，虽本相同，对人名则应重其习用。今存诚斋手迹（《致胡达孝劄子》），知自书确作“万”。宋钞本《诚斋集》亦作“万”，偶作“萬”，钞胥之笔误。故本谱从其真，均书作万里。引用它书作“萬”者，一律不改。^[33]

关于杨万里名字中的“万”是写简体字，还是繁体字“萬”的问题，笔者则赞同《杨万里诗文集》^[34]的编著者、江西师大王琦珍老教授，以及《杨万里集笺校》^[35]的编著者、黑龙江大学辛更儒老教授的看法，即不必过于纠结“万”与“萬”字的对错问题，这两种写法均可行。理由是：

一方面，就“万”与“萬”字的渊源角度看，第一，“万”字并不是近代现代推行简化字才出现的，“万”也不是“萬”字的草写。自先秦至南北朝的碑刻里，就会偶而出现简体字“万”。早在唐代之前，“万”与“萬”字多是独立使用，且有不同的意思表达，即“万”字侧重于作数词用，而“萬”字侧重于作量词用。第二，从唐代开始，此二字就存在混用的现象。如唐太宗李世民《晋祠铭》中即是以“万”字代替“萬”字，书法家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碑》中也写有简体字“万”，《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碑文中还存在“万”与“萬”字同时出现的现象，更多例子不胜枚举，可见那时“万”与“萬”字既共存又分用。第三，到了宋代，人们似乎更习惯于用简单易写的“万”字，而“萬”字慢慢地失去其本意。到近代现代推行简化字后，则完全被“万”字所取代。

另一方面，就杨万里本人及其传世文献角度看，第一，杨万里在世时，其署名大多数情况下确实是写作简体字“万”。如上文所提到的日藏宋刻本《诚斋集》首刻本，集内每卷的署名，即是简体字“万”。又如，于北山教授所说的至今仍存世的《致胡达孝劄子》书迹，署名也是简体字“万”。第二，诚如于北山教授所言，《宋史》本传中是写作“杨萬里”，而清乾隆家刻本《诚斋集》中也是写作“杨萬里”，再结合两宋时此二字常混用的时代背景，争论只能写作简体字“万”的实际意义并不大。第三，从当代人的认知角度看，中华书局1964年出版的湛之教授所编著的《杨万里范成大资料汇编》，全书均是写作“楊萬里”。

于是笔者认为，我们当代人整理《诚斋集》或者为之撰文，假如是采用简体字行文，则理所当然地应写成简体字“万”；假如是采用繁体字行文，其所依据的底本是“萬”字，那么理所当然地应写成繁体字“萬”；其所依据的底本是“万”字（如日藏《诚斋集》宋刻本），那么理所当然地应写成简体字“万”。

当然，杨万里名字中的“里”字，则不能写成“裏”或者“裡”字，这是一种基本常识。因为“万里”作为长度或者距离单位，只能写作简体字“里”。“裏”字虽是“里”的繁体字，但是它有特指对象，如《说文解字》载：“裏，衣内也。从衣，里声。”其本义犹言衣物的内层，如“被子里”。“裡”则同“裏”字，实为“里”的异体字，此二字可引申为事物的内部，与“外”字相对，如里外、筐里、心里等。

结语

《故富川居士罗子高行状》《宋故罗子高墓志铭》二碑出土于1996年前后，因当时没有及时发现它们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研价值，以致于被丢弃于荒野荆棘丛中长达4年，用于搭作田埂桥近2年，这既说明田野历史调查的任重道远，亦表明庐陵地域文化的厚重。

罗子高行状和墓志铭二碑发现后，笔者早在2018年6月就将这2篇碑文收录于《江西地方珍稀文献丛刊·吉水卷》，以致于不被湮没。杭州师范大学方爱龙教授于2021年3月刊发《杨万里撰并行楷书<故富川居士罗子高行状>》，认为它是杨万里一篇珍贵佚文，此观点笔者是认同的。但是方教授论证较为简单，且未将碑文附录，还有4处错误说法，笔者在考论该佚文真假的同时亦为之订误。这两块石碑的发掘，为研究庐陵地区的文学、书法、墓葬等提供了实物证据，为研究南宋绍兴年间的社会状况（如经界政策的实施等）提供了原始材料，对研究杨万里一生交游有很好的参考作用，可谓文物价值和文献价值尤为凸显。

注 释

[1]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3期，2021年3月出版

[2] 本文亦收录于《江西地方珍稀文献丛刊·吉水卷》，第127页，第三章“石碑铭文”第2篇

[3] 光绪版《吉水县志》卷4之《地理志》之《里社》

[4] 光绪《吉水县志》卷3《地理志》

[5] 光绪《吉水县志》卷5之《地理志》之《山川》

[6] 清乾隆家刻本《杨文节公集·卷末》，又见于光绪版《忠节杨氏总谱·艺文》

[7] 杨万里《诚斋集》卷83《杉溪集后序》

[8] 王庭珪《卢溪文集》卷45之《故孔氏夫人墓志铭》

[9] 朱熹《晦庵集》卷92之《岳州史君郭公墓碣铭》

[10] 浙江大学“科举学与考试研究”公众号，2022年7月20日推文

[11] 光绪《忠节杨氏总谱·艺文》，原篇名为《宝谟阁学士通奉大夫少师庐陵郡开国侯食邑一千户赠光禄大夫诚斋杨公墓志》

[12] 《诚斋集》卷75《罗氏万卷楼记》

[13] 《诚斋集》卷118之《行状》之《朝奉刘先生行状》

[14] 《诚斋集》卷119之《行状》之《奉义郎临川知县刘君行状》

[15] 《诚斋集》卷119之《行状》之《中散大夫广西转运判官赠直秘阁彭公行状》

[16] 《诚斋集》卷118之《行状》之《宋故资政殿学士朝议大夫致仕庐陵郡开国侯食邑一千五百户食实封一百户赐紫金鱼袋赠通议大夫胡公行状》

[17] 《诚斋集》卷119之《行状》之《朝请大夫将作少监赵公行状》

[18] 《诚斋集》卷118之《行状》之《宋故赠中大夫徽猷阁待制谥忠襄杨公行状》

[19] 《诚斋集》卷119之《行状》之《宋故尚书左仆射赠少保叶公行状》

[20] 《诚斋集》卷118之《行状》之《朝奉刘先生行状》

[21] 李翱《李文公集》卷10之《百官行状奏》

[22] 《诚斋集》卷133之《附录·历官告词》之《太常博士告词》

[23] 《诚斋集》卷133之《附录·历官告词》之《国子博士告词》

[24] 《宋史》卷433之《儒林（三）》

[25]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编修的《忠节杨氏总谱》之《湴塘延宗公派总图》

[26]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3期，《杨万里撰并行楷书<故富川居士罗子高行状>》第一段

[27] 《宋史》卷164之《职官志》第117节《职官（四）》

[28] 雍正版《江西通志》卷9之《山川》之《吉安府》

[29] 《杨万里范成大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64年4月第1版

[30] 《两朝纲目备要》卷1之《光宗》

[31] 郭丽冰《南宋绍兴以后的土地经界》，宜春学院学报2008年2月

[32]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3期，《杨万里撰并行楷书<故富川居士罗子高行状>》第4段

[33] 于北山教授编著《杨万里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正文部分第1页

[34] 《杨万里诗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

[35] 《杨万里集笺校》，中华书局2007年9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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