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就像冬天那一团火(别就想着红火热闹的那阵子)
(婚恋小说)文 / 林艾
杨玉堂是乘坐火车来到这个塞外小镇的,一下火车他就感觉到这里比他想象的还要荒凉。一条土路北侧有一个副食品和联营门市部,路南再增加一个土产门市部,就是这个小镇的全部"家当"。
小镇的人民委员会党政部门不分家,人委机关东边依次布落着广播站、歌舞团、法院、公安局等文化和政法单位,机关大院对面还有农林局和财政局。
小镇麻雀虽小,却也五脏俱全。但是杨玉堂觉得还不如他们老家的一个小集镇气派呢?起码还有三天一小集,五天一大集的传统习惯,鸡蛋、红薯、白菜等农副产品齐全。不像塞外多见风沙少见人,街头偶尔走过牛车和马车,让人觉得除了两条腿走路的人,还有四条腿的运输工具。
杨玉堂是响应支援祖国大西北的号召,来到这个名不见传小镇的,要说也不全是本人志愿。以前他在内地一个小集镇的小学教书,一个大男人整天和孩子们厮守在一块儿都快烦死了。这个荒蛮之地的工资起码要比内地高三分之一,这就是吸引他前来的主要原因。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小镇的有线广播不但在街道的电杆上“哇哇”地叫唤,而且家家户户的墙壁上都有喇叭。每当中午十二点和傍晚六点,街道的大喇叭和各家各户的话匣子同时响起。这些喇叭除了转播中央新闻和文艺节目,还有小镇下班铃声的作用。每当人们听到话匣子响起,就等于下班时间到了。
小镇的孩子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一个毛驴两颗蛋,刚才广播的都不算。其实广播里从来没讲过这样的话,只是播音员的普通话不标准,再加上喇叭的噪音比较大,小镇上就流传开了这样的笑话。
一天傍晚有线广播突然传来了浑厚的男中音:吉县人民广播站现在开始播音,首先预报今晚的节目,十八点开始播音,十八点三十分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小镇的人们一下感觉到县广播站换了播音员,以前那个今天广播都不算的真该换换了,要不孩子们整天嘴上就挂着这个,岂不误人子弟?学校的高老师原籍是山西阳高的,一开口就是今天讲第几闊,孩子们也跟着变了音调,这样下去中文都快变成俄语了。
新来的播音员就是杨玉堂,二十六七岁的模样,高高的个头,和蔼的目光,走到哪儿都是人们关注的对象。杨玉堂既不主动与人交往,又不高高在上,如果路人眼睛盯住不放,他也只是点点头示意问好。人往往就是这样,人家越不说话越神奇,这个英俊后生有了对象没有?成了小镇姑娘们心中最大的疑惑。
县广播站与县歌舞团只有一墙之隔,广播站编辑稿件与唱歌跳舞就像似亲戚关系。编辑、导演都是文化人,所以双方有共同语言。为了便于两个单位的人员交流,就在墙中间安了一扇木门。木门经受不住风吹日晒的折磨,也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只是门框仍然坚守着阵地。其实这门根本就没有设置的必要。广播站和歌舞团也不是金融单位,还怕砸门撬锁。这些部门都是些年轻人,还能跑丢了?
就因为两个单位之间没有门,人员随便出进,后来发生了惊天动地的事情。如果当时夜间把门锁上,人们出进就要从前门走。看大门的老张和老李特别较劲,外单位的就是天鹅说成板嘴,夜间也休想进别人的院落。看管好家门似乎比什么都重要,尤其是青年男女,少一些接触也就没那么多的后果。
杨玉堂除了早晚有线广播开始忙乎一会儿,整天无事可干,一墙之隔的县歌舞团就是他的第二工作场所。小戏的剧情、矛盾冲突、笑料、包袱如果采纳他的建议,总能起到画龙点睛的效果。本地演员唱歌方言重,经过他的耐心辅导,演唱水平立马能上一个层次。排练如果遇上难题,团长就说赶快叫杨玉堂过来。
杨玉堂也不独揽功劳,看过戏总是先与王团长商量,然后再提出合理化的建议,这样就把功劳全部记在了王团长的名下。一个小小的县文艺团体,团长集导演、编剧为一体,剧目一旦在自治区汇演中获奖,团长便是最大的功臣。人们心知肚明,杨玉堂才是幕后策划者,他还不如来剧团任职呢?
杨玉堂有着笔直的身条,白净的脸庞,再加上天赋的男高音,真是风流倜傥,走到哪儿都能吸引人们的目光。就像现在的追星族一样,有着众多的“粉丝”。每到有线广播开始,人们静静聆听他那亲切的话语,偶尔那个嘴上像含个“驴球”的老播音员登场,人们疑问杨玉堂哪儿去了?如果连续几天听不到他的声音,整个小镇就瓜秧遭了霜打般的无精打采。
县歌舞团有两位出色的姑娘,赵秀莲毕业于自治区师院音乐系,天生一副好嗓门,模仿著名演员马玉涛以假乱真。《小河的水清又清》这首歌特别受部队干部战士的欢迎,多次谢幕掌声不断,还得再加唱一首《马儿慢些走》。所以,赵秀莲就是县歌舞团的台柱子,遇有重大演出,人委领导的第一句话就是赵秀连在不在?如果她缺席这戏就没法唱。另一个姑娘就是农村来的李桂仙,只因为她姑父是乡下人民公社的书记,便有了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她也算是有门路来到歌舞团的。
县剧团有这么几位台柱子撑着,其他人凑数就是了。好花还得绿叶扶呢?就像大戏《五家坡》除了薛平贵和王宝钏,抬轿、挠旗的喽啰们总得有些吧。有些人业务不怎么样,但别的营生同样需要有人做,李桂仙喜欢抛头露面也属于一技之长。盟市领导下来检查工作,饭后陪着跳跳舞,李桂仙落落大方。不像有些姑娘拉扯一下,就像强奸了似的脸红脖子粗。公关小姐什么年代都得有,把上级领导陪好了,多扶持一下这个贫困县,似乎比能歌善舞更重要。
县广播站杨玉堂的到来,就像平静的湖水投进了一块石子,溅起了阵阵涟漪。像赵秀莲和李桂仙这样聪明能干的女子,早已到了谈婚论嫁年龄,只是没有合适的茬儿。革命老干部早已成家立业,偶尔分配到小镇的大中专毕业生也是成双配对,下嫁工人又有些凤凰落架。所以,县歌舞团的姑娘就成了高不成低不就的“鸡肋”,一旦二十七八岁就嫁不出去了。
赵秀莲急归急,但她知道婚姻大事可不是儿戏。虽然她看上了杨玉堂,但仍然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她与他谈话的大部分内容都是业务方面的,比如歌词的发音是否准确,长调的韵味是否悠扬,杨玉堂总能说出自己的独特见解。经过几次接触赵秀莲觉得如果能与眼前这个小伙子喜结连理,或许对自己的声乐有进一步提高。但她就是不主动开口,女子保持矜持很重要,她要以内在的气质征服这个白马王子。
相反,李桂仙就外向多了,她与杨玉堂见面的第二回就开门见山地问道:“小杨有对象了没有?”
杨玉堂微笑地摇了头。
“那你谈过对象吗?”李桂仙刨根问底。
杨玉堂不慌不忙地回答:“都快三十岁了,哪能没谈过对象?”
“我给你介绍一个?”李桂仙含情脉脉地看着杨玉堂。
“好的,你先说说她在哪儿?”杨玉堂不慌不忙地问道。
“远在天边,尽在眼前。”李桂仙直言快语。
杨玉堂觉得这个女子不会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吧。这个傻姑娘也太胆大了。他便两眼直勾勾地望着她,“我可猜不出来?”
“我们单位的台柱子赵秀莲。”李桂仙的回答与杨玉堂想象的大相径庭。
“嗷,人家可看不上我。”杨玉堂不假思索地回答。
李桂仙微笑地盯着杨玉堂:“你们整天厮守在一块儿哼哼呀呀的,不是挺合的来嘛?”
“那是唱歌方面的事情,我们真没谈过这个?”
“是不是心里想着对方却不好意思开口,我给你们当红娘怎么样?”
“别介,人家还以为我托你问的,这样不好!”
李桂仙“哈哈哈”嗓子眼发出铃声般的笑声,“大小伙子,还害羞呢?”说完转身离去了。
每当赵秀莲与杨玉堂在一块儿时,李桂仙的胸口就像猫挠般的难受。她实在忍受不住了,便试探杨玉堂对赵秀莲的态度,这么说来他们还没发展到如漆似胶的地步,自己要抢先一步。
杨玉堂望着李桂仙的背影微笑,你丫还嫩了点儿?如果我把一切都告诉你,你们还陪我玩吗?
这个死气沉沉的小镇,县歌舞团就是他唯一。她们到外地演出几天,他都觉得时间就像凝固了似的难熬。很难想象这个小镇如果没有歌舞团的存在,他将如何待下去。
赵秀莲和李桂仙一个是团里的台柱子,一个是团里的公关能手,两个角色难分高低。观众们是奔剧团台柱子来的,就像山西晋剧院的名角王爱爱一样受宠;公关者也在剧团占有一席之地,前往外地演出人生地不熟,聪明伶俐的姑娘甜言蜜语的智慧,足以让场地方的领导心花怒放,给予各种优惠条件。
所以,王团长总是把这两个台柱子当作宝贝,大事小事全靠她们。李桂仙称呼赵秀莲为姐,赵秀莲满口答应,其实她打心眼瞧不起她,不就是脸皮厚些吗?演员如果没有唱念做打的真功夫,就像她这样喜好抛头露面,早晚也是一只“鸡”。
不过有句俗话叫“宁可得罪君子,也不得罪小人”。所以赵秀莲除了满口应承,与这个“妹妹”总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没有敞开心扉与她呱啦过一回。
赵秀莲没有看错人,不到一年轰轰烈烈的“文革”开始了,在随后的“挖肃”运动中,蒙古族演员赵秀莲被打成了“内人党”。李桂仙落井下石,恨不得像只母老虎一样吞噬了她。她也非常庆幸没有把她当作亲妹子,大千世界就是这样,知道你的底细越多,整得你越恨,害得你越苦。
李桂仙把竞争对手关进了牢笼,这下子帅哥杨玉堂岂不成了她手中的囊物。李桂仙三天两头约杨玉堂看电影,她的眼睛虽然盯着银幕,心里却总是走思。杨玉堂硕长的脖子太性感了,她真想抱住咬上一口。男女总有吸引对方的地方,李桂仙爱杨玉堂的脖子,胜过他身上的任何“零件”。
小镇的电影院说来话长,这座尖顶建筑还是清末西方教会用庚子赔款建成的,教会还把赔偿的土地租给附近的农民耕种。解放初期县人民委员会成立那会儿,这个小山村也就四五千人,火车站附近的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加上家属孩子都不到乡村人口的一半。
每天早晚教堂都会传来虔诚的诵经声,天堂地狱也有规范和束缚乡民们言行的作用。“文革”开始造反派们觉得天主教堂不适宜再放映电影,革命影片被阴森森的教堂渲染的都变了味道,便停止教堂的一切文化娱乐活动。后来又觉得小镇这座最高的西洋建筑非常扎眼,便把它彻底拆除,让这座西方教堂永远从小镇上灭迹。“文革”后当地政府落实宗教政策,又在原址上重建了一座教堂,但规模和气势都比原装的差多了。
话说天主教堂拆除以后,小镇的电影改在人委礼堂进行,这下子可方便了就近的职工干部们。“文革”时期像《武训传》、《逆风千里》、《洪湖赤卫队》等影片都被当作反面教材批判上映。小镇的人们可没有那么高的鉴赏力,大家随着剧情悲伤的时候流泪,高兴的时候开怀大笑。
李桂仙和杨玉堂这样的单身青年更是电影院的常客,几乎每换一部影片都能看到他俩的身影。男女找对象,人们习以为常,运动再激烈总要娶亲生子吧,如果都像八个样板戏那样,没有男欢女爱,中国的人口逐年减少,苏修也就不用大动干戈了。
人委礼堂都是木头长条椅,看电影也不对号入座。李桂仙和杨玉堂总是选择靠边的位置,人们也识时务地远离人家。年轻人谈对象搂搂抱抱那是生理需要,看见了就有窥视的嫌疑。他俩身边最多也就是不到十岁的儿童们吵吵闹闹,孩子们还没成长到发育和好奇的年龄。
一天傍晚上映仅供批判的喜剧影片《大李老李和小李》,观众跟着剧情乐呵呵地开心。剧情的氛围不同,人的欲望冲冲。李桂仙便把手放在了杨玉堂的腹下,杨玉堂没有拒绝,享受着异性爱意的抚摸。没过片刻功夫双方呼吸急促,欲罢不能。他俩双双走出影院,回到隔院的职工宿舍云翻雨覆。
这事儿有了第一次,就像吃饭喝水般的频繁。李桂仙在登上人性顶峰的时刻,就像条母狼似的大声嚎叫,然后再把杨玉堂的脖子咬得旧伤未愈又填新痕。杨玉堂觉得这样也好,起码声音小了些,要是让小镇的人们听到,那可吃不了兜着走。只是他的高领衬衣替代了体恤衫,一旦同事们发现脖子上的牙印,岂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李桂仙也有不满意的地方,这个白面书生真抠门,除了去三十公里外的市里请过一次客,就是五分钱一张的电影票都没买过。杨玉堂每月挣六十八块钱,市场一斤羊肉三毛五分钱,也没见过他吃过几次肉,他的钱都哪儿去了?李桂仙又想他可能存起来了,只要人是她的,那钱还不是她的吗?
啥事情想开了就好。白面书生怕怀孕,做那事总戴避孕套。李桂仙在对方进入身体的瞬间用指甲掐开了一个小口,狐狸再聪明也难逃猎人的手。直到有一天李桂仙看见什么也不想吃,后来发展到呕吐。当她把怀孕的喜讯告诉了白马王子,杨玉堂的脸色大变,双眼惊呆地望着李桂仙,“咱们不是采取了措施?”
李桂仙嗔怒地推了杨玉堂一把,“看你个傻样,你没看书上写的,上亿条精子,只要有一条与卵子汇合,就会成为生命。说不定就从狭缝里钻出一条,你就要做父亲了……你应该高兴才是呀?她上前又在他的脖子上咬了一口。
杨玉堂一把推开李桂仙,坐在床上自言自语地唉声叹气,“玩笑开得太大了,把孩子做掉吧?”
李桂仙嗔怒地说道:“做掉孩子,这可是咱们的亲骨肉啊!”
杨玉堂不假思索地问道:“依你的意思怎么办?”
“赶快领结婚证办婚事呀?”李桂仙心急火燎地督促。
杨玉堂连声说道:“不行,不行!”
这句话就像一盆凉水从头到脚的冰凉。李桂仙说:“你可别吃着盘里的看着碗里的,赵秀莲是“内人党”的骨干分子,三年五年出不来,你就死了那份猪心吧!”
杨玉堂拉着哭腔说:“这哪儿跟哪儿呀!能扯到一块儿嘛?姑奶奶,我求你了,把孩子做掉吧?咱们还年青,要以事业为重,过几年再生不行吗?”
李桂仙心想,他都快三十岁了,还不准备生儿育女……可能人家从来都没把自己当回事儿?只是玩玩而已。
李桂仙便大声地嚷嚷:“裤裆痒痒了,到墙头上磨蹭磨蹭呀!好事儿做完了,系上裤袋没事儿啦!想得到美,我都这样了,你要是今天不跟我去领结婚证,我立马就去隔壁的“革命委员会”闹腾,让天下人都知道你这个流氓玩意!”
这真是不讲理的碰上了不要命的,杨玉堂办法只好乖乖地随着李桂仙办理了结婚手续。
以后的事情大部分都由李桂仙忙乎,那个年代结婚场面比较简单,在单位举办个茶话会,同事们集资买一些床被、毛毯之类的生活用品,剩下的酒宴就是男女双方家中的事情了。
杨玉堂说等过年休息回河北的老家补办。李桂仙心想年后孩子都生下了,还补办他们个鸟蛋?人不可能事事如意,不管怎么说白马王子到手了,在父母亲戚们面前也能耀武扬威了。这可是他们李家几代都没见过的好女婿呀!
只是自从领了结婚证,杨玉堂的床上功夫大不如从前,大白天常走神。我也不是老虎,还能吃了他。只要好好跟我过日子,我要以母仪天下的胸怀对待他,就是一块儿冰也会融化的。
结婚仪式在县歌舞团的排练大厅举行,杨玉堂邀请的朋友不多。县广播站总共才六个人,其中两个线路临时工他都不认识。所以大部分客人都是李桂仙的同事和朋友。
参加婚礼的人们也是酸甜苦辣,五味俱全,杨玉堂的神情不愉快,想必李桂仙手腕强硬。她先献身然后威逼白马王子就范,只是强扭的瓜不甜。人们在同情杨玉堂的同时,也为失身的白马王子而痛心。从此以后小镇再无星可追,那颗明亮的星星早已暗淡无光。
还有部分人不想参加婚礼,并不是为集资被褥、毛毯的几个钱心疼,而是对李桂仙整戳赵秀莲的做法触目惊心,这个女人一旦翻脸不是人。但人们还是怀着宁肯得罪君子,也不得罪小人的心理来了。
婚礼进行到耍笑新郎新娘的程序,县歌舞团一个小伙子手中的绳子吊着一个苹果,让两位新人一块儿撕咬。他俩上前苹果立马升高,小伙子口中念念有词“脑袋碰脑袋,两眼冒金星。”众人开怀大笑。
突然排练厅的大门开了,一个乡下女人怀里抱着一个孩子,手里拉着一个孩子走进了大厅。人们还以为是李桂仙娘家的人,便纷纷起身让道,乡下女人走到了两对新人的面前。李桂仙不解地问道:“你是?”
乡下女人用浓重的河北方言说道:“俺是他老婆,别人在家辛辛苦苦地拉扯儿女,他却在外边又讨了一个老婆!”说罢用力给了杨玉堂一记耳光。
杨玉堂就像霜打的茄子粘不垃圾地坐在了凳子上,李桂仙如雷击顶,她上前又给了杨玉堂一个大巴掌。整个场面大人吵孩子哭,婚礼就像葬礼般的悲泣。早有人把事情经过告诉了二百米开外的县公安局,立马来了两位身着上白下蓝的警察,他们给杨玉堂戴上了手铐,说是白马王子涉嫌了重婚罪。
半年以后县法院判决杨玉堂有期徒刑三年。有人说杨玉堂考入师范前就与这个农村女子发生过关系,学校毕业以后想抛弃人家,女子一根麻绳吊在了他家的牲口棚里,要不是杨玉堂他爹喂牲口发现得早,早就惹下了两条人命。杨玉堂只好娶了这个烈性女子为妻,他来边疆工作也有逃避现实的意图。
这件事情人们议论了好多年,也有警示和教育别人的作用。便宜就像油炸糕一样,弄不好糕没吃成,还粘了两手油。
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件事情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后来听说杨玉堂劳改释放回原籍和大老婆过日子,他本来就是种地的命,公职生活只是生命中的一个片段。
李桂仙做了人流手术离开了小镇,至于去了什么地方,命运如何人们一概不知。
这件事儿倒把恢复自由的赵秀莲惊出了一身冷汗,当时看着的坏事儿,其结果未必如此。当年如果不是“妹子”李桂仙落井下石,自己有可能与她一样的下场。
后来赵秀莲也不唱了,嫁了一个长相粗鲁的军人,转业到地方任局级领导,他们儿女成双,美满幸福。从此以后小镇上的人们择婿不再以相貌为标准,与憨厚老实的人结为夫妻,日子才能天长地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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