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墨书兰亭王羲之真迹（兰亭序真伪之谜）

唐晓军/文

东晋永和九年三月初三日，时任会稽内史的王羲之与友人谢安、孙绰等四十一人在会稽山阴的兰亭雅集，饮酒赋诗。王羲之将这些诗赋辑成一集，并作序一篇，记述流觞曲水一事，并抒写由此而引发的内心感慨，成就了书法史上的千古名篇《兰亭集序》，又称《兰亭序》。一千多年来，《兰亭序》作为“书圣”王羲之的代表作，被书法界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倾倒了无数习书者，成为中国书法艺术史上的一座丰碑。可以说在中国地无分南北东西，人不论男女长幼，几乎没有不知道书圣王羲之之名和《兰亭序》其贴的。千百年来，书学《兰亭》，几乎是很多书法家成名的必经之路。

图1 明 文征明《兰亭雅集图》

然而，就是这一篇书法神品，却成了一个历史悬案、一个千古之谜。由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兰亭序》版本均为摹本，真迹从唐代就已失传，因而引发有关《兰亭序》真迹的种种猜测，至今争论不休。

一、真本去向之谜

唐人记载兰亭故事有两种版本：一是刘悚的《隋唐嘉话》，记王羲之将《兰亭序》视为传家宝，并代代相传，一直到王家的七世孙智永手中。可是，智永不知何故出家为僧，身后自然没有子嗣，就将祖传真本传给了弟子——辨才和尚。唐朝初年，李世民大量搜集王羲之书法珍宝，经常临习，对《兰亭序》这一真迹更是仰慕，多次重金悬赏索求，但一直没有结果，后察出《兰亭序》真迹在会稽一个名叫辨才的和尚手中，从此引出一段唐太宗骗取《兰亭序》，原迹随唐太宗陪葬昭陵的故事；另一是何延之的《太平广记》，何文称，至贞观中，太宗锐意学二王书，仿摹真迹备尽，唯《兰亭》未获。后访知在辩才处，三次召见，辩才诡称经乱散失不知所在。房玄龄荐监察御史萧翼以智取之。萧翼隐匿身份，乔装潦倒书生，投其所好，弈棋吟咏，论书作画成忘年交，后辨才夸耀所藏，出示其悬于屋梁之《兰亭》真迹，《兰亭》，遂为萧翼乘隙私取此帖长安复命。太宗命拓数本赐太子诸王近臣，临终，语李治：“吾欲从汝求一物，汝诚孝也，岂能违吾心也？汝意如何？”于是，《兰亭》真迹葬入昭陵。又据《新五代史·温韬传》，后梁耀州节度使温韬曾盗昭陵：“韬从埏道下，见宫室制度，宏丽不异人间，中为正寝，东西厢列石床，床上石函中为铁匣，悉藏前世图书，钟王笔迹，纸墨如新，韬悉取之，遂传人间。”依此记载，则《兰亭》真迹经“劫陵贼”温韬之手又复见天日。但有人说，此文并未提到《兰亭序》，《兰亭序》应该还在昭陵，可能藏在更为隐秘之处，温韬形迹匆匆，并未发现真迹；此外，民间尚有《兰亭序》陪葬乾陵一说，众说纷纭。

二、存世《兰亭》重要传本

后世所传兰亭多为墨本和刻本。墨本指摹本和临本，在古代没有影印技术的情况下，复制的方法唐代是响搨，即双钩填墨，也就是摹本。这种方法的优点是比较接近原贴，但艺术、技术要求严格，费工费时，一次只能复制一件。唐太宗喜爱《兰亭序》，曾命弘文馆拓书名手冯承素以及虞世南、褚遂良诸人钩摹数本副本，分赐太子等亲贵近臣。另外一种复制方法是临写，传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刘秦妹等都有临本，宋人的记载又增加了智永、陆柬之等临本。摹临本中，宋以后多归为褚遂良等名下，也有少数归为冯承素摹或虞世南摹。

在所有摹本中，“冯承素本”，又称神龙本（其上有唐代“神龙”半印），被称为“下真迹一等”，是最好的摹本。此本墨色最活，跃然纸上，摹写精细，牵丝映带，纤毫毕现，数百字之文，无字不用牵丝、俯仰袅娜，多而不觉其佻，其笔法、墨气、行款、神韵，都得以体现，基本上可窥见羲之原作风貌，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高24.5厘米，宽69.9厘米。

“褚遂良本”，收藏于北京故宫。传为褚遂良所摹，故卷前项元汴标题“褚摹王羲之兰亭帖”，简称为“褚摹兰亭”，实未必确切。全卷有宋、元、明诸家题跋或观款，以及鉴藏印记215方，又半印4方。其中“滕中”等2方北宋印和南宋绍兴内府“绍兴”、“内府印”、“睿思东阁”等7方印属真，第一后纸上米芾诗题及7方钤印亦真。因知此卷当为北宋米芾前临摹本。但作品质地属楮皮纸，是宋以后方普遍使用的纸质，或可证此为北宋摹本。全卷由两幅纸拼接，前纸19行，后纸9行，行款排列较松匀，以临写为主，辅以勾描，因此书写较为流畅，亦具一定功力。

“虞世南本”，纸本，行书，纵24.8cm，横57.7cm。此本质地为白麻纸，系唐代物，一些字有明显勾笔痕迹，当属唐人勾摹本。此卷直至明代，一直被认为是褚遂良摹本，后董其昌在题跋中认为“似永兴（虞世南）所临”，后世就改称为虞世南摹本，清代梁清标还在卷首题签在“唐虞世南臨禊帖”。因卷中有元代天历内府藏印，故亦称“天历本”。此卷用两纸拼接，各14行，排列较松匀，近石刻“定武本”。但点画与褚遂良摹本相近，点画较圆转，少锐利笔锋。勾描的墨色清淡，气息古穆。据北京故宫考证，此本当为唐代辗转翻摹之古本。

图2 冯承素本《兰亭序》

图3 褚遂良本《兰亭序》

图4 虞世南本《兰亭序》

图5 元代独孤长老藏本（日本） 图6 柯九思本（台湾）

《定武兰亭》。《定武兰亭序》为《兰亭序》帖石刻名。传为唐代欧阳询受命手摹《兰亭序》并刻石后，置于唐学士院。安禄山内乱，六御蒙尘，郭子仪于皇宫得欧阳询临本刻石，于至德(756年)初，运于灵武。五代梁时被移置汴都(今开封)，后经战乱而遗失，北宋庆历间发现，置于定州州治。大观中，徽宗命取其石，置于宣和殿。北宋亡，石亦散失不传。

明代宣德四年(1429)年，东阳人何士英任两淮都转盐运使，时扬州石塔寺僧淘井，发现此碑，定武兰亭》独孤本残本(选页)碑缺一角，何士英遂呈进皇上。皇上称何士英天下清官，赐其石携归东阳。相传明代万历年间，东阳县令黄文炳特地去何家参观这块珍贵的刻石。谁知这位父母官在摩挲赞叹一通后，竟将刻石装进轿子想带走。众多的何氏子孙一下子哗然起哄，拉住轿子不让走。黄文炳恼羞成怒竟将刻石摔出，断裂为三。此后刻石一直由何氏子孙按孟、仲、季三房分开保存着。每遇修族谱(20年一次)将此石合而为一，用宣纸拓印，馈赠亲友。民国十四年(1925年)，在绍兴金石家顾燮光(1875-1949)所著《梦碧簃石言》中册《东阳何氏兰亭》一文中仍有记载:“东阳郭君子衡为燮言:'东阳县东南四十里南上湖何姓家藏有定武兰亭。原石已裂为三，子孙分藏(孟仲季三房为欲合拓，定章洋二十元)。至为珍贵，非汇聚不能毡拓，传本极稀。'是兰亭真本尚在人间。戊午(1918年)仲春，郭君旋里，以拓本邮示，隽逸迥异俗本。”当时郭子衡除了给顾燮光寄去何氏家藏刻石兰亭序拓本外，并寄去由郭子衡所绘的“兰亭原石图”。解放后刻石藏于浙江博物馆。

《定武兰亭》有 3个著名的原石拓本。一是元吴炳藏本，册首有清代王文治署《宋拓定武禊帖》，是“湍、流、带、左、右”5 字未损本。二是元朝柯九思旧藏本。清王文治题《定武兰亭真本》，为 5字已损本，现藏台北故宫。三是元代独孤长老藏本，也是5字已损本，有元代赵孟頫题跋为，“古今言书者以右军为最善，评右军之书者以禊帖为最善，真迹既亡，其刻石者以定武为最善”，后遭火灾，唯存三小片，传已流落日本。

三、兰亭论辩：

图7 1977年出版的《兰亭论辩》汇编

1965年5月22日，著名学者郭沫若先生在第六期《文物》杂志上发表了《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真伪》一文，挑起了著名的“兰亭论辩”。郭沫若先生依据当时南京象山地区出土的王兴之夫妇墓和谢鲲墓的两块墓志，认为王谢墓志上的书体与《兰亭序》笔迹迥殊，由此断定《兰亭序》从文字到文章，都不是出自王羲之之笔，并且推断后人所崇拜的王羲之字迹大都不是王羲之自己写的，《兰亭序》是伪作，其文章和墨迹均是王羲之的第七代孙智永所依托。1965年5月22日，郭沫若在第六期《文物》杂志上发表了《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真伪》一文，将此观点公之于众，顿时掀起轩然大波。从而引发了对汉到魏晋500年书史的怀疑，六朝以下书史、书评也受到冲击。郭沫若的论断将会使中国书法史重写。 南京著名书法家高二适撰文反驳，认为郭沫若以两块碑石而断东晋只有隶书一种字体，孤证不立，偏难概全。高二适还写下《<兰亭>的真伪驳议》。然而，因为郭沫若在学术界的崇高地位，相关报刊均退稿。于是高二适将文章寄给章士钊。章士钊将高二 适的文章转呈毛泽东。毛泽东看了章士钊的信及高

二适的文后，写下了“笔墨官司，有比无好”，高二适的文章才于1965年7月23日的《光明日报》全文发表，由此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兰亭序》真伪大辩论。

事实上，郭沫若并非第一个怀疑《兰亭序》真假的学者。清代乾隆年间，就有一位名叫赵魏的学者首先提出，王羲之的字不可能像《兰亭序》那样，应该更有古意一些。到清朝末年，广东书画家李文田对此也心存疑问。李文田认为，古人评价王羲之，说他“龙跳天门，虎卧凰阙、铁画银钩”，如果是王羲之的真迹，应该像“虎卧凰阙”那样古拙才对。但你看《兰亭序》的书法，那么儒雅漂亮，哪里找得到这样的影子？

专家们认为，虽然郭沫若的论点不够严谨。例如，他把晋朝墓志和石碑上的字跟手稿里的字体相对比，这种比法是行不通的。因为古人写正式文字，用的是正式书体，而手稿里的字，隶书的笔意可能相对就会少一些，甚至没有，所以他比较的对象就不对。另外，他大胆怀疑《兰亭序》是智永伪造的，也是毫无根据的推断。

然而，郭沫若的思路并非完全不对，按照他的论述，把《兰亭序》和王羲之的其他行书作品放在一起比较，就会看到郭沫若所说的“笔意字体上的截然不同”。

从王羲之存世的行书作品中，找到一些公认的比较可靠的王羲之真迹，如《快雪时晴贴》、《丧乱帖》、《孔侍中帖》和《平安秋载奉橘帖》等等，把这些书法与《兰亭序》放在一起比较，稍有书法常识的人，都可以看出他们在味道和风格上的不同特点。

四、北宋“元祐元年”兰亭序瓷板

笔者有幸于2011年的香港国际古玩博览会上觅得一块瓷板，经与著名收藏家徐政夫、曾肃良、蒋祖怡、朱裕平、于爱平等人共同探讨，深入研究，确认其为北宋元祐元年（1086年）生产的一块段店汝窑瓷板。其上书法成为揭开“《兰亭序》之谜”的关键证据。

图8 北宋汝窑兰亭序瓷板（正反面）

图9 元祐元年款 图10 景祐年段店汝窑瓷片 图11 瓷板显微照片

图9 是兰亭序此版的局部图，显示露胎部分、釉面和款识特征，图10是河南收藏家冯保收先生收藏的一块段店汝窑瓷片，图11是兰亭序瓷板的100倍显微镜下的微观痕迹照片，釉下气泡稀疏清亮，和北宋段店汝窑的显微特征吻合。由此可以判断，二件藏品从胎、釉、开片、釉下结构、支钉支烧工艺等方面完全一致，属于同一时期同一窑口。

瓷板正面以竹刀刻写“亦大矣岂不痛”6字，结体舒展、书写流畅，宋代工匠高超的书法技艺令人叹为观止，更重要的是，与目前存世的各种版本《兰亭序》（包括墨迹本、刻本两大系统）相比，瓷板上的书法呈现出“晋帖”原貌特征，符合梁武帝评王羲之书“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的评论，也和现存王羲之的其他书法作品如《快雪时晴帖》（台北故宫藏）、《初月帖》（辽宁省博物馆藏）、《丧乱·二谢·得示帖》（日本帝室藏）、《大道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孔侍中帖》（日本前田育德会藏）、《频有哀祸帖》（日本前田育德会）、《平安帖·何如帖·奉橘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上虞帖》（上海博物馆藏）、《十七帖》（上海市图书馆藏宋拓本）、《行穰帖》（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藏）等书写风格和书写习惯一致。而存世的各种版本《兰亭序》却无一例外呈现出“唐代以后”面貌，众多的书法家称其为“媚俗”。

图12 海内外收藏《兰亭序》名帖上的“亦大矣岂不痛”6字比较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北京故宫的“冯承素本”其实是明嘉靖年间的“丰坊本”，丰坊是明嘉靖年间宁波天一阁的主人，大收藏家、书法家。著名《兰亭序》研究学者王开儒先生发现，宁波天一阁博物馆的丰坊刻本《兰亭序》与北京故宫的“冯承素本”如出一辙，显为一人所书，再根据“冯承素本”的各段题跋研究，发现是原“神龙本”和“定武本”后的题跋拼接而成，丰坊作伪后卖给了大收藏家项元汴，原“神龙本”的帖芯极可能在明嘉靖年间的一场大火中化为灰烬。

“褚遂良本”纸质为宋代以后用纸本，当为米芾以前宋代摹本，因此不可能是真正的“褚遂良本”；“虞世南本”是唐代的本子，但书法水平较一般，不可能虞世南这样的大家所书写。至此，几个著名的墨迹本全军覆没，均为历代假托冯承素等十大名家摹本。

显然，摹本、刻本系统中书法水准最高的还应数定武刻本，尤其是吴炳本和柯九思本，二者均为宋搨，均为“五字未损本”。由此我们可以推断，由于冯承素、褚遂良、虞世南等珍贵墨本仅仅为达官贵人所拥有，不易流传，而刻本却不同，可以制成许多拓片复制流传，所以，历经战乱、损毁后，后来的各个版本都来自于欧阳询欧阳询的临本刻石，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包括郭沫若）现在考到的所有版本的《兰亭序》都是“唐代以后”面貌的根本原因。

至于北宋“元祐元年”兰亭序瓷板，根据瓷板正面有“趙”和“神品”两枚印章，背面有“元祐元年”款，背面正中书有篆书“道”字，可知这是北宋宫廷瓷板，因避讳的原因，“趙”字只能是赵宋皇帝的代表，“元祐元年”（1086年）的皇帝是宋哲宗。北宋皇宫里应该还能见到唐摹本（根据“趙”和“神品”两枚印章，这件作品即“冯承素本”，或者叫“神龙本”），“神品”者，一定是宫中最好的一个本子。

在这块瓷板尚未面世之前，专家们根据“冯承素本”有元代大收藏家赵孟頫的题跋，臆测“趙”为赵孟頫之印，“神龙”印为项元汴的印鉴，实大谬矣，赵孟頫虽然姓“赵”，但其生卒年为1254-1322年，169年后才出生呢！岂能因为赵孟頫姓赵，就把这枚“趙”印归他所有？项元汴(1525—1590)年间人士，更是要等到440年以后才出生！（图13）

图13 北京故宫“冯承素本”上的印鉴

北宋“元祐元年”兰亭序瓷板第一次将《兰亭序》书法以其“晋帖”本来面目呈现在世人面前，证明了《兰亭序》确为王羲之所书，为起始于1965年的“兰亭论辩”画上了句号，也将彻底解决困扰中华民族近千年的《兰亭序》真伪问题。

期待有本事的书法家能够根据瓷板上“亦大矣岂不痛”的“晋贴”原貌，将全文《兰亭序》（324字）恢复“晋帖”原貌，开发出真正“下真迹一等”的《兰亭序字帖》，更好的传播《兰亭序》，更好的传承中国书法。

（转编自全球书画网 ，原题《北宋汝窑瓷板揭开兰亭序真伪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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