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化不雅的词汇（极词场之变态）

戈载的《词林正韵》。

清代中后期词坛有一位鼎鼎大名的词学家、词人，但凡稍涉词业者莫不知之，那就是“后吴中七子”里的戈载。

戈载（1786—1856后），字宝士，号顺卿，江苏吴县人。其父戈宙襄是音韵学名家，戈载继承家学，对宋词声律之学钻研甚深，他的三卷《词林正韵》至今仍被诸多创作者奉为宝典，很多诗词大赛都明确要求押韵以《词林正韵》为准。《宋七家词选》选入周邦彦、史达祖、姜夔、吴文英、周密、王沂孙、张炎的词，路数很清晰，影响也不小。从学术层面来讲，戈载是有功于词的，这一点不能抹杀，但问题在于，一个优秀的词学家，他自己的创作却上不了台盘，这就值得说一说了。

戈载词集叫作《翠薇花馆词》，一般认为有三十九卷之多，他的词友吴嘉洤则说有六十多卷，这个数量有很大可能超过了陈维崧，成为了古代词人创作数量的冠军。但正如古今诗歌创作数量之冠被乾隆皇帝夺得一样，多，不一定好，狐狸再多也比不上一只狮子。戈载的词和乾隆的诗一样，想找一首好的讲一讲读一读，太难了。晚清时有“善言词者不善填词”的“怪圈”之说，最早的代表似乎就是此公。

何以如此？与戈载同时而稍早的浙西词派殿军郭麐首先看到了问题的窍要。在《桃花潭水词序》中他不点名地批评大讲特讲声律的风气：“或又谓必其声调合乎大晟之谱，皆谬论也，过为高论以文其弇陋庸鄙者也。”他又很犀利地批评以戈载为首的那种“悉合其律度而言之不工”的词风，说他们“浮游惝恍，貌若玄远，试为切而按之，性灵不存，寄托无有”“凄楚抑扬，疑若可听，问其何语，卒不能明”。这些话说得既俏皮，又一针见血，切中肯綮。

比戈载稍晚的蒋敦复在《芬陀利室词话》中有一条“戈词有失律处”，也是批评戈载的：

顺翁持律虽严，集中亦不能自遵约束。夹锺羽之《玉京秋》，宜用入声叶韵，不可叶上去，见所著《词林正韵·凡例》中。及自作“杨柳岸”一首，用“院”字上去韵。《忆旧游》调结七字，当作“平平去入平去平”，第四字必宜用入，历引各家词证之。及自作“问东风”一首结云：“山花已尽红杜鹃”，“尽”字非入，何恕于责己耶？若作“山花泪湿红杜鹃”则协矣。他首失律处亦多。

“顺翁”是对戈载的尊称，他的《词林正韵》说得头头是道，自己填词却不能尽付之实践，破绽很多，可见大讲词律四声确实有欺人的一面。

郭、蒋两家或匿其姓名，或偶一为之，到了谢章铤(1820—1903)则集中火力，发动对戈载的“总清算”。《赌棋山庄词话》中有很长的一条《戈载词平庸少味》，我们只截片段来看看：

戈宝士《翠薇花馆词》……平庸少味，阅至十篇，便令人昏昏欲睡。因其室有余资，喜结纳，才名易起。谓之好事则可，谓之名家则不能也。

而其所自负者，以为吾词能辨四声，能分宫调。然而……音律固当参究，词章先宜精思……吾亦未见其词之出，果能使四方传唱也，则律之叶否，终不可知。而人转因其守律之严，反恕其临文之劣，则“律”者，真藏拙分谤之具也。

……宝士之可议者，尚不止是。卷首序与题词数十篇，借光之多，已属可笑。开卷即有龙涎香、白莲、莼、蝉等题，此近来学南宋者几成例作，习气愈觉可厌。且宝士一贡生耳，而自十三卷以后，交游渐广，攀援渐高。中丞方伯、观察太守、司马明府，历碌满纸，所作无非应酬。虚声愈大，心灵愈短……抑何其不惮烦也。至为麟见亭河帅题《鸿雪因缘图》，前后合一百六十阕，多至四卷……以花间兰畹之手笔，加以引商刻羽之工夫，乃为钜公谱荣华之录，摹德政之碑也。言之不足，又长言之，若以为有厚幸焉，此真极词场之变态矣。

这段话我裁剪之后分成了三个段落，也就是说，谢章铤主要讲了三层意思：第一，戈载词平庸少味，乍看还凑合，读到十篇以上就要睡着了。他名气比较大主要是因为有钱，好交游而已。第二，戈载自负其词讲究音律，殊不知音律只是词的末节。词不能打动人，音律严谨有什么意义？再说也没听见有人唱他的词，这样的音律之学其实也不无可疑，多半是唬人的罢了。第三，戈载有一大堆不好的习气。求人作序吹捧，连篇累牍，一也；开篇就是《乐府补题》的陈词滥调，二也；交接贵官，借官位自重，三也。

在最后这一点谢章铤举出了特别有力的一个例子：戈载为某河道总督题一幅图，前后居然写了四卷，一百六十首词！词是做什么用的？难道是为达官贵人做“荣华录”“德政碑”的吗？所以谢章铤非常鄙夷厌恶地说，像戈载这种做法，“真极词场之变态矣！”

这里还值得思考的是，谢章铤这段话是针对戈载、针对清中叶词坛的那种“词场变态”而言的，但它的意义却不止于此。在诗词史的行程中，这样的“变态”并不从戈载才开始，也没有到戈载就结束。可以看看当代诗词界，谢章铤所批评的“荣华录”“德政碑”之类“变态”现象还少吗？这是对诗词生命力的最严重的戕伤，那就不是哪个人的诗词“平庸少味”的问题了。

马大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