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怕敲门的声音（听见敲门声还是会害怕）

来源：微信公众号“共青团中央”（ID：gqtzy2014）综合整理自中国青年报客户端（作者：裴思童），微信公众号“中央政法委长安剑”（ID：changan-j）、“中国教育报”（ID：Zhongguojiaoyubao）

2022年8月12日，北京，石景山区未成年人互动体验式法治教育中心设立了展板，让小学生了解“校园欺凌”。视觉中国供图

“我没被打

但比死还难受”

最初，那只是一种含义不明的态度。

施雯文记得，2012年，她从云南一座小城来到重庆读初中，刚进校时，班里有3名女生总追着她问东问西，显得很“好奇”。

接着，更为直白的语言来了。

施雯文参加学生会的竞选演讲，听见讲台下，那3名女生大声议论：“她参加过演出吗？怎么也配来竞选学生会？”“她还学钢琴啊？她这种土农民怎么可能会弹钢琴？”

很快，施雯文开始感觉到，“在学校做什么都是错的”。

如今24岁的她还能讲出很多当初经历的事情。比如上英语课，那3名女生会故意模仿她的口音；月考后，老师朗读她的作文，里面的故事随后就遭到讥讽；吃饭时辣椒粘到她鼻子上，睡醒时她头发乱了，都会引发嘲笑或羞辱……她的某一双鞋，还被叫作“驴蹄子”。

在与施雯文差不多的年纪，江西上饶女孩盛千秋经历了更加直接的精神羞辱。

她读初一时，班上有个女同学，成绩优异、相貌出众，总被男生“恶作剧”。有一次，盛千秋忍不住出面制止，于是被视为“多管闲事”的“挑衅者”。她此后“失去了姓名”，被喊“霉气罐”“霉毒”，一些男生将她形容为“一碰就会把人毒死的邪恶化身”。

在盛千秋的印象中，当时没人愿意和她坐同桌。她走过时，有人会做出逃窜的动作，大喊“霉气罐来了”；排队时，不少男生互相推搡，避免排到她身边；上课时，盛千秋一旦站起来回答问题，一定会引来哄笑；她的作业本经常被撕，或被印上脚印。

“我没有被殴打，但那比死还难受。”盛千秋说。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少年法律研究所所长郭开元介绍，2017年，教育部等11个部门联合印发《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明确界定了“欺凌”的概念，将欺凌和暴力并列，在更直观的、攻击性更强的暴力攻击之外，增加了隐性欺凌的内容，包括言语欺凌、社交欺凌等。在现实生活当中，言语欺凌通常表现为嘲笑、恐吓和人格侮辱等；社交欺凌则通过合伙排挤、恶作剧、骚扰等手段，有组织性地孤立和排斥受害者。这些手段往往不会造成外伤，但会对受害者造成严重的心理伤害。

4月12日，新疆阿勒泰，民警为小学生讲解防校园欺凌安全知识。视觉中国供图

“拆盲盒”

快30岁的朱雨辰回忆起高中时经历的校园欺凌，对当时的她来说，宿舍是比教室更加危险的地方。

在教室，她感受到的“似乎只是简单的疏远”。而在宿舍，她牙刷经常“掉”进水池；她去晾衣服，回来时房门已被反锁；她走进寝室，会引发一片寂静；她试着和室友搭话，换来的总是沉默；到了睡觉时间，她得格外小心，因为她无意的一声咳嗽，也会引发抱怨。

有一次，班主任因为宿舍的整洁度找朱雨辰谈话。她后来才知道，是室友故意在检查前弄乱她的床铺和地面。高考期间，最后一科开考前，室友给她一张纸条，上面写满了骂她的话。

“我觉得这是她们做得最坏的一件事情，她们明知道这会让一个要考试的人心情非常差，但还是这样做了。”

在社交媒体平台，很多人写下遭遇宿舍欺凌的经历。有人只要开口说话，便会换来一个白眼儿；有人晾在阳台上的衣物常被“无意”拽到地上；有人总是“丢东西”，第二天发现出现在别人手中；还有人被污蔑“偷东西”，初中三年背着“小偷”的名号。

施雯文的诊断证明。受访者供图

“我恨当时自己的软弱，没有反击，任由他们欺负我。”一名受害者写道。

杨思言遇到过相似的情况。

她喜欢上课，觉得安全，宿舍则是“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她甚至摸出了一些“生存规律”。

到宿舍门外，先看枕头被褥有没有被扔出来；如果没有，大概率接下来会是“平安夜”。她会沉默地洗漱，安静地躺在床上，听舍友聊她插不上嘴的话题。如果个人物品被扔出来，门也被锁上，那么她很可能要被“找茬”了。她会趴在门上，讲些讨好的话，哀求舍友开门。

“这种生活就像开盲盒。”杨思言回忆，有人嘲笑她走路姿势奇怪，将她围堵在楼梯间，掰着她的手脚“教”她走路；她曾在大雨天被骗到操场，还曾在睡梦中数次被衣架戳醒。过完周末，她从家里回学校，会被室友抢走食物和现金。有一次，她们撕碎了她的生活费，从她头顶撒了下去。

在大部分同学面前，这些女孩会将杨思言“亲密地”带在身边，看上去很“团结”。她们毫不掩饰地对她表露这种“团结”真正的目的：“毕竟大小姐旁边总是需要跟着一个奴仆。”

升至初二年级时，施雯文遭遇了另一种形式的欺凌，依然“没有肢体冲突”。

起因是一名高一男生，对她有好感，送饮料给她喝。两个少年交换了联系方式，平日里偶尔聊天。施雯文回想当初，这件事“没在我心里引起太大波澜”，却激怒了欺凌她的女生。

施雯文记得，班主任老师听到那些“早恋”流言后，曾找一些同学谈话，甚至找到了那名高一男生。男生表示，是施雯文“主动”的。

父母被老师从云南叫到重庆，在学校办公室里对女儿劈头盖脸一顿斥责。施雯文记得，她当时声嘶力竭地哭喊，但没人相信她，“感觉像一座孤岛”。

“所有人都站在对立面”

“早恋”风波不了了之，施雯文却越来越痛苦，累积已久的抑郁情绪逼近临界值。在被请家长两周后，某一个周日下午，施雯文没有照常返校。

她将自己关在家里7天，“本能地抵触整个世界”。父母和老师试图联络她，都被她拒绝。

“我不想再去跟他们沟通。（沟通）有用吗？不是没有沟通过，我声嘶力竭地想要说一些东西的时候，他们有好好听吗？他们信我了吗？”

随后，施雯文前往医院，确诊重度抑郁。

几乎是同一时间，盛千秋也在学校的心理诊所诊断出患上抑郁症。

盛千秋自己试着去对抗疾病。

在很多个失眠的夜晚，她努力克制自杀的念头。她用剪刀自残，用身体疼痛抵消内心的痛苦。她学过抽烟，才发现“抽烟会让人不那么痛苦”是假话。她常常躲进网吧打游戏，希望能够在网上找到一些朋友，“和我聊聊天”。

确诊抑郁症后，施雯文和盛千秋都在初三那年选择休学。

盛千秋“几乎一年没怎么出过家门”。施雯文则被带到父母身边，服用药物、配合治疗。

“感觉没有任何喘息的机会，像是一棒接一棒地往头上砸。”施雯文形容那时的感受，她整天哭，哭到流不出眼泪，感觉面部中央“被一张手很用力地压住”。她拒绝上街，不想见人，如果要出门，就会用墨镜和帽衫把自己遮住，躲着人走。她频繁想到死亡，家里人24小时轮班陪她，她依然感觉孤立无援，恐惧整个世界，“觉得所有人都站在对立面”。

施雯文受的伤，“疤痕”不在身体表面。

她害怕敲门声。以前她在学校上厕所，那几个女生会通过格挡下的缝隙认出她的鞋子，然后用力踢门。离开学校后，施雯文恐惧一切敲门声，10多年过去，她还会被送外卖的敲门声吓到。

她也害怕手机的消息提示音。休学之初，施雯文得抑郁症的消息传遍全校，很多同学感到好奇，给她发好友申请。还有人直接将她拉入讨论组里，针对她个人，问各种各样的问题。

很长一段时间，她不敢使用网络社交软件。直到休学半年后，某一天，她被拉入一个讨论组，群成员列表显示的正是那3名女生的头像。

当时，施雯文坐在沙发上，颤抖着点开消息界面，看到一个问题：“你真的得抑郁症了吗？”

紧接着弹出的消息是：“那如果我现在骂你的话，你会不会去自杀？”

过了“这个阶段”就好了？

确诊抑郁症的当晚，她被母亲大哭着质问：“你为什么要不高兴？为什么这么无理取闹？不就是别人讲你坏话？你为什么不能大度一点？”

与此同时，班主任的态度是：“大家都还是小孩子，很多时候讲话没有轻重，我们没必要把同学之间的一些话放在心上。”

一位学者曾针对青少年之间的隐性欺凌问题做长期调研，她发现人们对于“非肢体接触”的隐性攻击行为存有一种普遍的态度，即认为这是女孩成长过程中的一种“过渡礼仪”，“等过了这个阶段就好了”。

从受害者的角度看，事实并非如此。

杨思言难以忘记她向父母求助的时刻。

在内心深处，她并不相信“大人们”。在她眼里，老师或家长，都只是一个“虽然强大但很遥远的外在力量”，他们或许可以暂时制止欺凌者的行为，但他们离开之后，在看不见的地方，欺凌者随时可以卷土重来，对她施以更严重的报复。

所以大多数时候，她采取的措施是忍耐。她学会了一套自保措施，试着在观念层面将自己的遭遇合理化，逼迫自己变得麻木，像“旁观者”一样观看自己的经历。她从未在任何被欺凌的时候流泪。

然而，无论她怎么“控制”自己的精神，身体的反应都更直接。

杨思言发现，她只要往学校方向走，就开始浑身抽搐，“像一种生理反应”。每周返校时，杨思言会在家里控制不住地哭泣。

某天中午，她拿着菜刀，控制不住地切肉，切得很细碎，嘴里还“嘀咕什么”。母亲看见了这一幕，第一次询问女儿“发生什么了”。

杨思言吐露了部分实情，结果遭到母亲质疑：“你为什么这么软弱？不就是没人和你相处？如果没人和你玩，你一个人不也很好吗？”

杨思言记得，父母信奉“苦难教育”，母亲总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他们厌恶女儿的“软弱”，认为她必须要“坚强起来”，独立克服这些问题。

“或许真是我的错？”

不光是父母，杨思言也一度怀疑自己。

她说那时她会“自我说服”——“交不到朋友，别人不喜欢我，也许真的是我有问题”，不然“他们为什么不那样对别人”。

当她的行为举止被室友嘲笑，她也会怀疑：“是不是我真的很土？是不是我真的需要被改造？”

朱雨辰也反复追问过自己。

在被室友孤立之前，她从未感受过什么“社交障碍”。从小学读到初中，她在班里人缘一直非常好。但分科后，她无法加入集体中任何一个“小团体”，还被室友排挤与厌恶。

作为一名传统意义上的“优等生”，朱雨辰认为，当人们形容一个“完美的好学生”时，这个概念不仅包括成绩好，还包括他应是一个拥有好人缘、受人喜欢的人；而当一个人只有成绩好却在人际交往方面有问题时，“大家就会觉得你是一个书呆子，或者是一个怪人”。

“完美的好学生”变成一个与同学格格不入的“怪人”，朱雨辰感受到强烈的挫败感。

因此，尽管理智告诉她，室友的所作所为已经远超普通的“不喜欢”，但她还是忍不住反思，“是不是我真的有社交能力障碍，是不是我真的是一个不值得交往的人。”

这份自我怀疑混合着“青少年的自尊心”，使朱雨辰最终没有向任何人求助，独自忍过整个高三阶段。

上大学以后，朱雨辰在社交媒体平台看到一个有关校园欺凌的帖子，有很多人在帖子下记录了和她相似的经历，直到那时，她才明确意识到，自己经历的远不是同学们之间普通的“社交矛盾”，而是一场怀揣恶意的“校园欺凌”。

朱雨辰鼓起勇气，把自己的故事发到网络中。然而，还是有网友在她的评论区里留言，试图挑出她做得不对的地方。朱雨辰的大学同学鼓励她：“不管怎么说，你是一个校园暴力的受害者，每个人的个性和人际交往方式不一样，这不是他们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对待你的理由。”

后来，朱雨辰和很多朋友探讨过校园欺凌的问题，找到了不少“同类项”。当这些女孩试图向家长和老师求助时，得到说法大多是“女孩子之间有这种小小的摩擦也是很正常的”，甚至还有“女孩子天生就是心眼小”的评价。“他们觉得只有几个男生把另一个男生摁住打，才算校园霸凌。”

“他们变成了另一群人

我不知道该恨谁”

施雯文曾坚定地相信，离开学校，噩梦就终结了。后来她才发现，伤害带来的影响和疗愈伤害的过程都过于漫长。

初三休学后，她没能重返校园。

施雯文坦言，重度抑郁让她的大脑变得迟钝，无法处理复杂的信息。曾经，她的作文常被老师朗读，后来，她甚至无法完整地阅读一篇长文章。别人坐在她身边，给她讲题，她很用力地听，但“听不进脑袋里”。

到了读高中的年纪，施雯文曾试着复学。同学们7点钟到校，她9点才能到。坐在教室的角落里，她明确意识到自己和同学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人，一个“异类”，没有办法融入学校生活，也厌恶回到校园生活。

最终，施雯文放弃了学业。

3月27日，江西抚州，金溪县锦绣小学的学生在法治安全教育课后，在“拒绝校园欺凌，共建平安校园”宣传长幅上签名。视觉中国供图

在内心最愤恨的时候，她设想过无数种极端方式，想惩罚伤害她的人，最终她只是一个人待在家里，看着施害者继续她们的人生，甚至找到下一个受害者。

施雯文曾控制不住地点开那些女孩的社交账号，看到她们升入高中，晒出丰富多彩的生活，比如学习化妆打扮，“她们的自拍照真的很美”。

而施雯文还被困着，她用黑色T恤罩住家中的镜子，不想看到自己的脸。

曾经的同学参加高考时，她也待在家里，接到父亲打来的电话，她记得父亲哭得很难过。

他描述了原本为女儿规划的人生：学钢琴、舞蹈，成为“精英”，他觉得施雯文“毁掉了”自己心中的那个小孩。

那年的高考结束后，施雯文又一次关注了曾经欺凌她的女孩们的动态。她看到她们每个人都在期待着新的校园生活，过着父母期望施雯文所拥有的人生。

“所以我不相信天道轮回，她们的生活真的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被“欺凌”长时间影响的施雯文不是个案，12年过去了，如今24岁的杨思言也感觉到，自己好像被永远困在初一那年。

“我本来是什么样的人，我已经看不清了。”杨思言说，被欺凌的经历重新塑造了她的性格。

在摆脱校园欺凌5年后，杨思言突然患上了抑郁症，她分析，这本质上源于她对自己的不认可。霸凌者长期的贬损和攻击内化为她对自身的长久批判，她无法接纳自己，试图在各个方面不断改进自己，经常觉得自己是一个极度糟糕的人。

如今，她在名校读研究生，曾经欺凌她的人也早已远去，但她还是会经常从睡梦中惊醒，仿佛身边还有一根会戳醒她的衣架。

在朋友眼中，杨思言有点“讨好型人格”，时常因过分在意别人的看法而忽视自己的感受。住在研究生宿舍，她总会控制不住地注意身边每一个人的反应，担心做出让人不喜欢的事情。使用洗手间时，她也时刻注意门外的声响，感知到有人想要使用洗手间的瞬间，她会立刻起身离开，为他人腾出空位。

最近，通过一些渠道，杨思言惊讶地发现，曾经欺凌她的人似乎已经变成“完全不一样的另一群人”。他们看起来成绩优异、与人为善、热衷于为弱势群体发声。他们会针对一些社会事件发出正义的号召，“好像变成人群里非常好的那种人”。

“我都不知道自己该去恨谁了，我没有恨的对象，因为他们好像已经不是曾经霸凌我的人了。”

“他们怎么可能

什么损失都没有呢”

李亚超曾是一名施害者。

他承认，读小学时曾参与对两名女生的霸凌，而现在，他试图通过帮助校园霸凌的受害者来为自己当初的行为“赎罪”。

时至今日，他已经记不清那两名女生的姓名，但他记得她们的眼睛——被一群男生围堵在厕所门口时，她们的眼神恐惧、躲闪、饱含痛苦。

回溯过去时，李亚超表示，在他长大的农村，“暴力”是孩童之间重要的关键词。村小里的男生以“武力值”进行权力分级，越会打架的男生权力越高，他曾是这样一个男生的拥趸。在他看来，童年时对同龄人疯狂的欺凌像一场“无意识的暴力游戏”。

比如在班级里，“老大”挑中了一个“新目标”，“小弟”蜂拥而上，李亚超混在其中，跟随“老大”对目标受害者进行言语或者肢体上的攻击。他曾短暂犹豫过，要不要这样做，但“大家都动手了”，如果不跟着做，“就好像没办法跟大家玩在一起了”。

李亚超与网上结识的校园欺凌受害者的聊天截图。受访者供图

李亚超形容自己是“乌合之众”，“当你深入集体，你很难有自主意识，如果我当时能够自主思考，可能也不会参与他们的行为”。

直到几年后，李亚超第一次在网络中看到“校园霸凌”这个概念，才第一次明确意识到曾经的行为到底是什么性质。他看着新闻视频里被围攻的校园霸凌受害者，感觉内心被狠狠敲打，“无法原谅自己”。

但他没有勇气跟当年的受害者道歉，甚至没有勇气打听受害者的近况，“真的不敢想像他们之后会过着什么样的人生”。他也不敢在现实生活中向任何人袒露那段经历，害怕被鄙视。

3年前，李亚超发现了一个“校园欺凌”网络小组，他仔细读完了小组里的每一条帖子，最终决定将自己的经历写上去，想为校园欺凌的受害者提供一些帮助。

他的坦白和忏悔被一些受害者接纳，同时，他也遭受了部分受害者的攻击。

有人愤怒地质问他：“忏悔有用吗？你知道有人因为校园欺凌而自杀吗？我作为受害者没法正常睡觉学习、不敢出门，你们还要来标榜自己。你们这时候发声难道是让我们原谅吗？假借忏悔之意，以为这样就好了吗？”

李亚超被深深刺痛了。“不论做什么都不会有人原谅你，而你自己也永远没办法原谅自己。”

盛千秋拒绝原谅欺凌者，她希望他们获得惩罚。

（应受访者要求，杨思言、朱雨辰、盛千秋、李亚超为化名）

面对欺凌

我们该怎么做

冷漠，是欺凌的帮凶；纵容，是施暴者的庇护所。学生遭遇欺凌行为时，若周围的人能够及时施以援助，就可能改写故事的结局。面对校园暴力、欺凌事件，家长、孩子、学校应该怎么做？

“我”遭遇校园欺凌怎么办？

1.向路人呼救求助，采用异常动作引起周围人注意；

2.人身安全永远是第一位，通过有策略的谈话使自己摆脱困境，尽可能不激怒对方；

3.不管遭遇了怎样的恐吓，都要及时告诉老师、家长，必要时向心理咨询师求助，及时干预，疏解自身心理压力。

家长该怎么做？

1.教会孩子自我保护，如果事态超出孩子应对能力，家长应采取行动，与学校和老师进行沟通；

2.保持冷静，当孩子讲述欺凌发生的情形时，很好地倾听，让孩子知道这个情况是完全可以控制的，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父母都会站在他这一边，支持他；

3.共情，不要一味安慰孩子不要和同学计较，这可能让孩子误以为遭受欺凌是因为自身的问题，让他陷入更深的痛苦与自责；

4.接纳，孩子遭受欺凌后容易出现极端情绪，如对于人际关系异常抗拒，不愿意上学等，这个时候家长要宽容对待，不要对他产生二度伤害；

5.安抚，在极度没有安全感时更看重别人的关心，越早把情绪处理好，对孩子的伤害和日后的影响才能越小；

6.感谢，肯将事情讲出来，很勇敢，告诉孩子：我知道你需要很大勇气告诉我这些，尽管这么艰难，你却依然愿意告诉我，谢谢你的信任。

学校该怎么做？

1.救助为主，对于校园欺凌受害者，校方应立即组织医疗救助、心理干预、司法协助等；

2.适度惩戒，对校园欺凌的加害者，校方一定要通报其家长，给予严肃批评教育，绝不姑息，总体原则是确保教育挽救的宗旨，在法律的范围之内予以适当惩处；

3.快速反应，学校要及时关注学生动态，立刻开展救助工作，合理处置欺凌事件；

4.低调弥补，在处置过程中，校方要从受害人角度出发，多关注受害孩子、家长的利益，保护未成年人隐私，客观回应社会关切。

校园霸凌“零容忍”

这些法律知识很重要

应对校园暴力，除了引导外，也需要法律的保护。部分与校园欺凌有关的法律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七条规定，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对依照前三款规定追究刑事责任的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依法进行专门矫治教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六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履行下列监护职责：

（二）关注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状况和情感需求；

（三）教育和引导未成年人遵纪守法、勤俭节约，养成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行为习惯；

（九）预防和制止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和违法犯罪行为，并进行合理管教。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

学校对学生欺凌行为应当立即制止，通知实施欺凌和被欺凌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参与欺凌行为的认定和处理；对相关未成年学生及时给予心理辅导、教育和引导；对相关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给予必要的家庭教育指导。

对实施欺凌的未成年学生，学校应当根据欺凌行为的性质和程度，依法加强管教。对严重的欺凌行为，学校不得隐瞒，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教育行政部门报告，并配合相关部门依法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一百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部门应当依法履行职责，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二十条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制度。学校应当加强日常安全管理，完善学生欺凌发现和处置的工作流程，严格排查并及时消除可能导致学生欺凌行为的各种隐患。

抵制校园欺凌，告诉孩子们既不要做施暴者，也不要做受害者，对校园欺凌说“不”！

愿所有青春都能被温暖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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