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英雄的故事装在心里（把英雄的枪炮深藏在血液里）

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工业题材”小说创作，总体来说成就不大，文学史上评价不高。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评价是：这一题材虽然受到重视和强调，但是，“创作总体上乏善可陈。描述范围狭窄，人物、情节设置的公式化，是普遍性问题”。被提及的小说也只有周立波的《铁水奔流》、萧军的《五月的矿山》、雷加的《潜力》三部曲、罗丹的《风雨的黎明》、艾芜的《百炼成钢》、草明的《乘风破浪》等。这些作品大多与辽宁有关。但是，看到这个书单，我们也会有这样一个印象：这一题材的小说创作，底子不厚，积累有限，这不仅仅指数量，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没有创作出类似美国作家德莱塞的《珍妮姑娘》，苏联作家阿扎耶夫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柯切托夫的《茹尔宾一家》《叶尔绍夫兄弟》等那样有影响的“工业题材”小说。工业题材引起读者和文学界广泛瞩目，并成为一个引领时代文学潮流的现象，是因1979年第7期《人民文学》发表了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一时间，乔光朴成为改革开放的时代英雄，他大刀阔斧刚正不阿的性格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乔光朴受过迫害，妻子惨死“牛棚”，但“解放”出山之后，他心怀国家民族大局，勇于担当，在机电厂这个破烂摊子上大胆改革。小说有如一声惊雷，震荡在改革开放初始年代的中国。小说虽然引起过巨大争论，但是，历史的大趋势站在了蒋子龙和乔光朴一边。“改革文学”成为一股巨大的文学思潮写进了当代文学史。《乔厂长上任记》引发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文学的潮汛，在春寒料峭时，如惊雷滚地，如春风拂面。怀念那个文学年代，就是怀念那个文学曾经拥有的胆识和荣耀的年代，历史为文学提供了英雄用武之地的机遇，那是一个文学的大时代。或者说，那几乎是当代中国唯一一次由工业题材“领衔主演”的文学时代。此后，工业题材的小说风光不再。这个领域文学的不断式微，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时代生活的变化，或者说，工业题材的文学命运与工人的命运，恰是一个事物的两面。但是，“劳者歌其事，乐者舞其功”，无论是传统的力量还是现实的要求，从中心到边缘，这一题材仍在艰难地延续。

现在，我们读到的阿莹的长篇小说《长安》，从秦岭方向逆袭而来，它声势浩大气概不凡。其题材不仅是工业题材，而且是军工题材。这一题材的性质以及创作经验的稀缺，决定了小说创作的难度。在我的印象中，只是在“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吴运铎的非虚构作品《把一切献给党》中，读到过制造枪榴弹、平射炮等情节。除此之外，还没有读过关于军工题材的文学作品。在这个意义上，阿莹的《长安》在小说题材上有填补空白的意义。作者阿莹说：“我从小生活在一个负有盛名的军工大院里，在军工厂里参加了工作，又参与过军工企业的管理。后来我尽管离开了难以割舍的军工领域，但我依旧对军工人一往情深，依旧和一帮工友保持着热络的联系，几乎年年都要与他们在一起喝喝酒聊聊天。那些看似乏味的酸甜苦辣，那些听着不很入耳的粗俗玩笑，那些有些夸张的过五关斩六将，让我心里很受用也很过瘾，军工情结已深深地渗透到我的血液里了。”这一自白告诉我们，阿莹曾经生活在军工企业环境中，甚至参与了军工领域的工作，或者说，他对书写的领域不仅熟悉，而且部分地亲历过。

小说的环境是不为人知的隐秘世界。它与我们的联系就是与国家民族命运的联系。因此，作者没有过多地描述专业层面的故事，军工领域只是小说发生和展开的背景，他将笔墨集中在他塑造的人物上。在这个意义上，阿莹深得小说之道。

忽大年是贯穿小说始终的人物，也是一个有性格、有感染力的人物。他解放那年转业，成了八号工程的总指挥。这个来自黑家庄、阴差阳错地倒插门娶了黑妞的胶东汉子，因新婚之夜的性无能，无法忍受奇耻大辱，在第三个夜晚出走黑家庄。参加太行游击队的忽大年遇到了勤务兵靳子，靳子是女兵，经上级批准两人成婚。新婚之夜忽大年突然想起自己是个废人，在号啕大哭后突然雄起成就了好事。于是，忽氏家族人丁兴旺，子鹿、子鱼相继出世。但是，黑家庄的黑妞未消失，这一伏笔在忽大年、靳子、黑妞“三角关系”中再掀波澜。这一情节虽然不免戏剧化，但也有合理性阐释的可能。它的世情小说或“小叙事”元素，使小说具有了人间烟火的可读性。虽然不免让人想到《绿化树》中章永璘男性功能的失而复得，但其社会历史内容的隐喻毕竟有所不同。章永璘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最后抛弃了劳动人民马缨花走向红地毯，确有其猥琐和虚伪之处。但忽大年为了纠正个人不公正的处分，为了恢复荣誉，他可以火急火燎地闯省委大院，一切未果他敢直接去总参找老首长成司令，甚至上了战场还想着，如果战死了，黄老虎会怎样为他念悼词，谁还敢说他是受过处分的人？这些都从一个方面深刻地塑造了忽大年的性格，使他成为小说的灵魂人物。当然，他不是一个完人，巷道抢险死了人被降职后，心情烦躁的他，和靳子口角甚至不惜挥手打老婆的耳光。这些情节或细节，符合一个农民出身的军人性格，他的可爱就在于他的真诚。小说也写世道人心的变化。比如忽大年没受处分时，他的孩子谁见了会给块糖、给颗枣，玩累了想回家就有人跑过来背起小家伙回家；受了处分之后，大家脸上、嘴上客气，真诚善待尽失。

忽大年命运的一波三折，还是在国家民族叙事中展开的。中印反击战、珍宝岛事件的军火支援，特别是军工企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艰苦奋斗迎难而上，军工行业乃至整个国家在特殊历史时期的时代风云，是忽大年个人命运的整体背景，或者说，他是那个不平凡年代的参与者。因此，隐秘世界的个人命运一直与国家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当然，忽大年不是一个超人，他的英雄性格的形成，离不开组织的培养和时代的因素，成司令关键时刻对老部下的救助，武文萍以城市停电保长安的决断，钱书记的倾心交谈……都体现的是党的领导和国家意志，蕴含着那个时代的特征。“政治可以严肃冷峻，也可以春风化雨，我努力将这个特征溶化到事件的肌理里，表现在具体的工作进程中，使作品人物在那个浓郁的时代背景下，一步一步完成人格塑造站立起来。”阿莹的这一体会弥足珍贵。小说的其他人物如黄老虎、忽小月、靳子、黑妞、连福等人物，也都写得好，有个性，有年代感。通过这些人物，写出了一代人创造的那个时代。忽大年连同这些人物，是今日中国能够崛起的传统力量，也是一个民族复兴繁荣的最大秘密。当然，那是一个有问题、有缺陷、有诸多不完美的时代，那也是一个简单、有梦想、有追求、有魅力的时代。那个时代的魅力是由那些人物构成的——“这个时期的人物有着特定的语境和行为，几乎人人都渴望成为时代的建设者，而我国正是积累了这样一个宏大的基础，才催生了翻天覆地的改革开放。”

另一方面，我们除了希望看到独特的文学人物外，也希望在作品中了解那个时代的更多的信息，这是文学的知识性要求。在《长安》这里，我们还看到了作者对时代重重矛盾和难解困惑的描摹。一张大字报轰毁了忽小月的精神世界，她爬上烟囱扑向了天空；连福入狱，为了忽小月既不写信也不收信；毛豆豆牺牲，黑妞儿不嫁等，这些悲剧因素极大地强化了小说的人性深度和人的精神困境；小说的叙述基调急促而流畅，与那个特定的年代极为合拍。小说的创作方法是现实主义的，尤其是对历史的客观态度，显示了一个作家的勇气和探索精神；同时，这也是一个开放的现实主义，其中有诸多现代小说元素，特别是人物心理以及幻觉的摹写，极大地丰富了小说的内涵。因此，《长安》的丰富性是多种元素合力构成的结果。它为工业题材小说创作提供了崭新的经验，这是尤其值得我们关注的。

阿莹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文学成就，1979年就开始发表作品，四十年来，在戏剧界和文学界获得了诸多重要奖项。如是，阿莹能够写出优秀的长篇小说《长安》，就不足为奇了，他是有长期的生活积累和艺术准备的。

去年12月，在北京举办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十次作家代表大会期间，我第一次见到了阿莹，他的谦虚谨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诚恳地谈着对文学的热爱和迷恋，倾心地讲述他的创作体会和对当下文学的看法。我惊异于一个西北人居然一口东北话，这既让我这个东北人倍感亲切，同时也大惑不解。阿莹告诉我，他小时候成长的环境就是在工厂大院里，工厂的许多技术骨干和工人，大多是从东北支援来的。大院就是一个小社会，不用与外界联系完全可以生活。于是，孩子们大多说东北话。说着东北话的阿莹因其丰富的个人阅历和对文学的执着，终于写出了《长安》这样的优秀作品。在北京，同行见面曾热情交流着读过《长安》后的兴奋。我在深深地为阿莹高兴的同时，也真诚地祝愿他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编辑：夏宁竹

二审：刘 强

三审：颜 慧

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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