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真实的屈原（历史上真有屈原这个人吗）
碧溪留我武关东，一笑怀王迹自穷。
郑袖娇娆酣似醉，屈原憔悴去如蓬。
山墙谷堑依然在，弱吐强吞尽已空。
今日圣神家四海，戍旗长卷夕阳中。
这是唐代著名诗人杜牧写的《题武关》，通过追述伟大诗人屈原事迹，表达了作者忧国忧民之情。可证至少在唐代时，屈原已成读书人寄托家国情怀、砥砺节操的典范。
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诗人，他开创了“香草美人”的传统，即司马迁所说：“其志洁，故其称物芳。”“香草美人”代表美好的政治制度和高尚的人格，此风格被后代作者发扬光大，正所谓“衣被词人，非一代也”。
鲁迅先生在自己的第一本小说集《呐喊》的扉页上，特别印上《离骚》中的名句：“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以此自况。
然而，对屈原这样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著名学者胡适却认为并不存在，在《读〈离骚〉》一文中，他发问道：“屈原是谁？这个问题是没有发问过的。我现在不但要问屈原是什么人，并且要问这个人有没有。”
此一问，可谓石破天惊。
廖平率先发难
在20世纪之前，从没人怀疑过屈原的存在，直到1906年，经学大师廖平在《楚辞新解》一书中，首次提出此观点。廖认为，屈原是虚拟出来的人物，《离骚》等作品为秦朝博士所作。
廖平，本名登廷，四川井研县人，是晚清名臣张之洞的门生，他生平最著名的一段公案是自称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剽窃了他的《辟刘篇》、《孔子改制考》剽窃了他的《知圣篇》。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康）有为早年，酷好周礼，尝贯穴之著《政学通议》。后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然（康）有为之思想，受其影响，不可诬也。”
廖平著作在后，康有为相关著作在前，《知圣篇》仅三百字，《孔子改制考》多达30万言，且二者思想本质颇有不同，后者未必曾剽窃前者，但廖平学术水准之高、影响力之大，自不待言，他说的话，不可等闲视之。
廖平发现，《楚辞》“辞意重复”，显非出自一人之手，更可能是“七十博士为始皇所作仙真人诗”，比如《九歌》《九章》，都是“九人各作一篇”。只是汉灭秦后，汉人恶其出自秦人之手，故伪托为屈原所作。
此外，《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论多于述，且多是驳论，与《史记》其他篇目迥异，其中可落实的史料并不多，且屈原受谗一段语焉不详、迹近儿戏，历来有争议，廖平断言“不可通，后人删补，非原文”。
《史记》就可靠吗
廖平之后，又有胡适继之。
胡适认为：第一、“《史记》本来很不可靠，而《屈原贾生列传》尤其不可靠”；第二、“传说中的屈原，若真有其人，必不会生在秦汉以前”；第三、屈原是汉儒构想出来的“一种复合物”“箭垛式人物”。
《史记》向被赞为“其文真，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是所谓“信史”，但其中仍有不少模糊处。
《史记》多次记载了龙，且有“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彩”之类神秘主义的描写，被法国学者列维·布留尔称为“不折不扣的胡扯”。著名学者宫崎市定也说：《史记》的资料先天不足，文学性大于史学性，每一个事件都有起承转合，简直就是一幕幕戏剧。
《史记》中引用了大量西周至秦汉的典籍文献，这些文献多已失传，但司马迁也会被这些文献误导，如苏秦是在张仪死后才活跃起来的，二人相争的故事本是《战国纵横家书》（《战国策》的前身）捏造而成，却被当成史实记入《史记》中。
《史记》成书后被视为“谤书”，经司马迁外孙杨恽努力，始得流传，但到东汉时已有残缺，《汉书》说“十篇缺，有录无书”，可证今天看到的《史记》中很可能有后人窜乱之作，而《屈原贾生列传》嫌疑很大。
胡适还批评说：“《天问》文理不通，见解卑陋，全无文学价值。”
端午节初期与屈原无关
《离骚》中暗藏几大疑点
胡适之后，更多学者加入“怀疑论”阵营，特别是胡适高足何天行，提出颇多疑点：
首先，《离骚》中有“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意思是“我生在寅年、寅月、寅日”，大有自得之意，可一般认为，命理之学起于西汉，此外屈原居然用了夏历，而春秋时楚国应该用殷历（殷历比夏历早一个月）。
其次，《离骚》中遇长字多以修字代之，似有避讳，淮南王刘安的父亲讳长，著作中亦如此。
其三，《离骚》中的一些香草来自海外，张骞“凿空之旅”后才入中原。
其四，《离骚》中有“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句，而“体解”为秦代才有的刑法，汉代废除。
其五，《离骚》中的神话多见于《山海经》《淮南子》。
虽有以上疑点，可“怀疑论”者们却回答不了这样的反诘：如果不是屈原，这么多楚辞作品究竟是谁写的？
闻一多对廖平提出的“秦博士集体创作楚辞说”予以痛斥，既然是皇家制作，自然是为了秦始皇使用，可“我们读《离骚》，除了一个朕字外，未发现作者的口气与身份有丝毫像帝王的地方。……何况秦祖帝喾高辛氏，怎见得道‘高阳苗裔’便是始皇？廖氏三点意见中，这一点最不足辩”。郭沫若也反驳说，《离骚》中有“名余曰正则兮”，公然不避秦始皇之讳。
古人对屈原评价不一
在今人视野中，屈原是爱国主义代表，但春秋时，人们只知忠君，不知爱国，屈原为何如此超前？其实，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屈原形象不尽相同。
西汉初期，屈原是悲剧人物，贾谊在《吊屈原赋》中，只借屈原批政治黑暗，东方朔的《七谏》中说“忠臣贞而欲谏兮，谗谀毁而在旁”，也只强调屈原受屈。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汉儒对屈原多有批评，班固就指责他“责数怀王，怨恶椒兰”。王逸则反驳说，昏君当道，臣子不讽刺、怨艾，又能如何？
魏晋南北朝时，人们仍不太看重屈原的思想价值，刘勰说：“文辞丽雅，为词赋之宗，虽非明哲，可谓妙才。”
直到唐代，文人报国情怀加深，始对报国无门的屈原深表同情，李白就写过“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但也有文人对屈原不屑，卢照邻说：“屈平宋玉，弄词人之柔翰。”将屈原视为绮靡文风之祖。
到了积弱的宋代，朱熹说：“观他（指屈原）所作《离骚》数篇，尽是归依爱慕、不忍舍去怀王之意，所以拳拳反复，不能自已。何尝有一句是骂怀王？亦不见他有偏躁之心。后来没出气处，不奈何，方投河殒命。”
“怀疑派”常借口《资治通鉴》中未提屈原，其实司马光曾写诗赞美屈原：“惟遗楚辞在，犹与日争光！”
正是自宋代始，屈原成为爱国主义的代表。
考古成果推翻“怀疑论”
1951年，朱东润先生再提“怀疑说”，引起巨大争议，郭沫若曾说：“廖、胡两位，特别是胡适，对于《屈原传》所提出的疑问，骤看都觉得很犀利，但仔细检查起来，却一项也不能成立。”
上世纪70年代，一些日本学者亦持“怀疑说”，几乎成为主流意见。可依然无法回答《楚辞》真正作者是谁，“怀疑派”先后提出刘安说、刘向说、刘歆说等。
然而，1977年，在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中，发现了两支残简：一支上有“寅吾以降”4字（当出自《离骚》中“惟庚寅吾以降”）；另一支上有“不进兮，淹回水”6字（当为《涉江》中“船容与而不进兮，淹回水而凝滞”）。该墓墓主卒于汉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此时距汉朝建国仅37年，由此可证，《楚辞》不大可能是汉代伪造出来的，“怀疑论”者们的猜想大错特错。
回望“怀疑论”，体现出当时学风的一些问题，廖平直到51岁前仍不疑有屈原，此后却为转向而转向，突然宣布“没有（屈原）这个人”，被赵逵夫讽为“这些奇说，几同梦呓”。
清末民初社会动荡，不少学者标新立异，以迎合当时人们的心态。胡适曾倡导“宁可疑而过，不可信而过”“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这在操作上，常常沦为“大胆的假设”有余，“小心论证”不足。
屈原何时代言端午节
那么，屈原又是如何与端午节挂上钩的？
端午节初期与屈原无关。农耕社会为记忆方便，节日一般放在三个节点上，即每月一日、十五日和月日相重日。所谓月日相重日，比如一月一日（元旦）、二月二日（青龙节）、三月三日（上巳节）、四月四日（夏凤节）、五月五日（端午节）、六月六日（洗晒节）、七月七日（七夕节）、九月九日（重阳节）。
五月是春夏之交，最易生病，且五通“忤”，被视为“恶月”，则五月五日双“忤”重叠，为民间忌，孟尝君生于此日，其父田婴不让家人养他，好在田婴的小妾私自将其养大。一般认为，孟尝君早于屈原，则屈原之前已有端午之忌。此忌至少宋代还有，宋徽宗即生于端午，伪称生于十月十日。
从1935年河南汲县出土的铜鉴中，已见划龙舟图案，应早于屈原投江时。清代著名学者赵翼发现，古人赛龙舟不只在端午，春日、上巳、春节、重阳也要赛龙舟，看来并不是为了祭祀屈原。
更重要的是，屈原在《怀沙》中明确写道“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据说他写完这首诗就自杀了，可按殷历，孟夏是三月，按夏历也是四月，可以肯定屈原并不是五月五日自杀的。
虽然端午节初期与屈原无关，但随着时间推移，屈原的传说与端午节的传说渐渐合流，这体现出先人的价值取舍，后人应予尊重。
文/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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