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李少川事迹（林洪通著从永安大狱）

林洪通著：从“永安大狱”中磨练出来的文史战士王一帆

2、《图说长征序曲卷》封面及封底（管其乾 摄影）

1、（横版）《图说长征序曲》介绍北上抗日宣言发布地石峰（管其乾 摄影）

3、北上抗日宣言发布地石峰纪念馆正门（管其乾 摄影）

著名党史专家石仲泉（左）通过石峰村籍记者管其乾将他为北上抗日宣言发布地石峰村题字转交石峰村两委

4、永安小陶镇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纪念公园主题墙（管其乾 摄影）

【按：福建永安是一座浓缩了全国民族抗战文化历史的文化名城。1934年7月15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与红九军团在永安小陶镇石峰村及洪砂一线集结，举起北上抗日的大旗，并发布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北上抗日先遣队告农民书》、《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三个宣言书，标志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的正式开始，从此拉开了长征的序幕。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出生于永安下渡村的永安人邹韬奋，在上海全身心投入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12月，他与沈钧儒、厉麟似等人组织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1936年11月，国民党为了扑灭国内的抗日烈火，逮捕了正在领导抗日救亡运动的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邹韬奋等七人，酿成七君子事件，遭到全国人民，包括宋庆龄、何香凝等社会名流的强烈反对。邹韬奋出狱后辗转重庆、汉口、香港继续开展爱国救亡工作。1943年因患耳癌秘密返沪就医。1944年7月24日不幸逝世于上海医院（今上海市第二人民医院），终年48岁。2009年邹韬奋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1944年9月28日，中共中央追认他正式党员，1944年11月15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邹韬奋同志题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从福州内迁至福建中部山城永安，作为战时省会长达七年半(1938年5月—1945年10月)之久。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一大批革命知识分子、爱国进步人士、热血青年和一些身份隐蔽的共产党员云集永安，组成了一支颇具规模的文化大军。他们以笔墨作刀枪，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舆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战文化活动，使得永安成为东南抗战文化的一面旗帜。由原永安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林洪通同志退休后编著的《永安抗战文化史话》共37万字，于2013年10月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首次印刷1200册，多数已赠送与林老师有联系的各界人士，受林洪通老师的委托，现将其中的书稿及相关书评逐一在网上发布，以供各方人士了解永安抗战文化。本次网页发表的是林洪通编著《永安抗战文化史话》68页至98页的《“心逐江潮奔三楚，神驰泰岳问九天”—— 一位从“永安大狱”中磨练出来的文史战士》，其他书稿及其书评将陆续发布。搜索本网页中的相关标题或关键字句，可找到本网页。搜索本文标题，在其他网站，多数有照片。受托网上发布者管其乾欢迎各界人士到永安市小陶镇石峰村、永安市吉山村等地参观国家级永安抗战遗址群。 】

1、永安市委党史研究室退休干部林洪通同志退休后编著的《永安抗战文化史话》

“心逐江潮奔三楚，神驰泰岳问九天”

──一位从“永安大狱”中磨练

出来的文史战士

林洪通

九十征尘过时光，几度风雨作战场。

坎坷半纪克艰苦，求实三思注篇章。

岁月空度感愧疚，怨尤无心幸自量。

欣看和谐春潮涌，以人为本迎朝阳。

（54）②爱国民主人士王一帆②

这是今年92岁高龄的汕头市离休老干部王一帆同志，在2005年8月17日给我的来信中所附的诗篇。他是在62年前在“永安大狱”事件中被国民党顽固派逮捕入狱，再从“永安大狱”中闯出来的一位坚韧的文化战士。正是因为在永安被捕过，故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被审查、被斗争。审问者反复追问他说：“羊枣都死了，你怎么没有死？你是怎样出狱的？”①这样啼笑皆非的逼问，他淡然一笑，不屑回答。如今，正当党中央作出构建和谐社会重大决策之后，再读这首诗，倍感亲切。

王一帆是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中有坚强信念的文化工作者，对永安有深厚感情。他在1999年11月3日给我的来信中写道：“永安，在我一生中是最值得纪念的。在永安认识了很多良师益友，也在永安被捕入狱。三十五年后，又为永安历史一起出了点力，因此，怀念之情不已。”

抗战时期，福建战时省会永安长达七年之久的抗战文化活动闻名国内外，影响东南各省。因而曾被国民党顽固派诬为“中共发动第二次闽变”，又在日本投降前夕，暴发了永安大逮捕事件（逮捕29人，软禁2人），主帅共产党员羊枣则被虐死杭州狱中。解放后，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追溯查实竟沉默了31年之久。在此期间，不少在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中有积极贡献的文史战士，受到了审查、甚至迫害。1981年，在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伍洪祥的关怀下，追溯这一重大事件的历史渊源的艰巨工作开始了。从1981年到1995年，中共福建省委和三明、永安市委党史工作部门，组织多方人员和当事老同志，齐心协力，以求实、求正，创写真史的严格要求，艰难地完成了这一党史专题任务。在完成任务过程中，当年被囚的老文史战士王一帆，在白发如霜的垂暮之年，一直力助我们工作，为揭开“永安大狱”真相，也为永安抗战文化史的研究编写倾注大量心血，作出了重要贡献。

坎坷的经历

王一帆，笔名王石林、于帆、海丁、一帆，四川中江县人。他1916年生，1932年加入地下共青团。他1935年春在国民党清党时被捕入狱40天，母亲病危，由家人保释出狱，母亲病逝埋葬后避往成都，经介绍入川军当文书。七七事变后，随川军到河南，后辗转京杭、皖南、江西前线，组织剧团宣传抗日。1939年9月，他被上司指控为思想“左倾”而遭囚禁。他1940年5月又被疑有“异党”行为被逐出军队。6月，他经友人介绍到湖南衡阳力报社任记者、编辑，遂与地下党员孟月秋（即孟树德）、余志宏相识，建立了联系。他1941年11月到桂林，先后在两所中学任教。他1943年10月应建设导报社长谌震之邀，与李品珍同到福建战时省会永安，任《建设导报》采访部主任兼国际版编辑。在这期间，撰写了国际时事评述文章在该报发表，影响广泛。例如，当国民党顽固派乘第三国际解散之机，叫嚣“解散共产党”，“取消陝甘宁边区”、掀起反共磨擦时，他撰写了《国际一年》的评论文章，引述斯大林答路透社驻莫斯科记者的复函，指出共产国际的解散，并不是各国共产党的分裂，而是实施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它有利于盟国盟军的作战，有利于各国共产党按照本国的实际情况独立自主地进行并肩战斗。这就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无耻滥言，消除了人们的误解和忧虑。他写这篇文章时，年仅27岁。

《建设导报》停刊后，他于1944年3月经谌震推荐到漳州任《闽南新报》总编辑。其间，又撰写了《湘桂战场敌寇的动向》、《德国的挣扎》、《向东京、柏林进军》等时事评述文章，用犀利的笔触，阐述反法西斯必胜、抗战必胜的真理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将一张恹恹若死的报纸办得热火朝天，轰动了闽南一方”。②他于1945年3月返回永安，任东南出版社第三任经理。继承和发扬了前两任东南出版社经理李达仁、李力行的艰苦创业精神，把出版社办成重要文化阵地。同年7月在“羊枣事件”中被捕。（东南出版社被国民党反动派错认为是中共福建省委的机关单位，因此很是重视，派6个特务包围、搜查，将王逮捕），1946年4月获释，7月绕道香港转入粤东揭阳河婆中学任教。1948年春，又被国民党反动当局列入黑名单，并遭到追缉，他毅然将出生5个月的女儿寄养在农家，与妻子徐昭华连夜上山打游击。他不久即担任中共潮汕地委机关报《团结报》副社长兼总编辑。他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十年追求入党的愿望终得实现。

解放后，在肃反、反右、“文革”中均受审查。从1955年开始，在极左思潮影响下，被诬为“特嫌”、“反革命”，横加“与敌为友”、“为敌服务”等莫须有罪名而被关押、批斗，强迫劳动，下放农村，直至被贬回老家当农民，以至粮尽柴光，生活陷入困境，不得不在1972年底的冬天上北京找党中央申诉。这段坎坷经历达25年之久。在他最痛苦时，写下两句令人非常感动的诗句：“心逐江潮奔三楚，神驰泰岳问九天”。然而，“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信念，而是在逆境中挣扎、抗争、追求，……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于1979年得以平反昭雪，落实政策，恢复党籍和工作。这时他已是63岁的老人了，但他仍以战士的姿态，不懈地在党史工作岗位上开始了新的征程。在这位老共产党员、老文化工作者身上，深刻地表现了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正直、善良、忠诚、热爱光明、献身信念、不屈不挠的可贵品质。”③

他于1981年调入汕头地委党史办，任编研科长，后任中共汕头地委党史领导小组编审组副组长及成员。1983年底离休时，他已是67岁老人，但他还是担起被广东省委党史征集研究委员会编写《东江革命根据地史》编写组副组长的重任。他为了征集资料，与组长陈万安教授等，访问了东江地区（即现粤东及惠州、河源的大部）21个地、市、县，经5年的多次反复研究讨论，完成了20多万字的《东江革命根据地史》一书，填补了广东党史上的空白。获得广东党史优秀研究成果奖。此外，他还独自撰写了有关东江土地革命、闽粤边、潮汕地区、特别是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等20余万字的党史资料和研究论文。

永安抗战文化史征研的最早倡导者

1981年9月，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组一行4人，在王维、刘寒带领下，到福州征集史料，王一帆是成员之一，受到时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伍洪祥的接见。在饯行的晚宴上，伍书记对他们说：“福建有一大案，已30多年了，还未落实”。王一帆问：“什么大案？”伍答：“1945年7月永安大逮捕，至今还找不到当事人、知情人！”④王一听，激动地说：“书记，我就是当事人之一，褔州也有当事人”。时伍书记非常高兴，细细询明情况后要求王介入调研，王一帆因一时脱不开身，即推荐了在福建人民出版社工作的已离休的同案被捕者叶康参。不久，叶康参在出版部门主要领导人谢毕真同志的关心和大力支持下，花了一年多时间，收集了早年新闻界人士对永安大逮捕事件及羊枣之死的部分纪念文章等资料，汇编成10.5万字的《羊枣与“永安大狱”》一书，于1982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叶康参编辑这本书的过程中，王一帆与他书信交流、研讨，两人来往信件达几十封。

鉴于党的历史屡被篡改的严重情况，如何把中共党史立准写好的严肃任务提到全党面前。党中央在1981年就要求县以上党委必须设立党史工作机构，以全面征研党的历史资料。此时，我在宁化县政府办任副主任。在这年五六月间，三明市委党史办主持工作的副主任赵世华，已接到省委布置征研“永安大狱”这一大案有关党史资料的任务。他得知我要调回永安工作，曾两次到宁化动员我到永安党史办工作。我担心难以胜任，但难却赵世华的热心和盛意，遂于1982年9月经组织安排，我到永安党史办任副主任，随即设立了永安党史工作机构。

1983年春天，我与赵世华曾一起到福州，访问一些老同志。正当我们一筹莫展之际，在老同志的提示下，想到一定要请老同志帮忙方能完成任务。于是，即发函与王一帆等老同志联系，出乎意料地得到了王一帆同志的极大支持和帮助。

1983年，根据上级部署，三明和永安共同抽调人员全面征集史料。11月，王一帆在百忙中亲自来到永安，关心和指导我们开展工作。他深知，这样重大的一个历史事件，这样复杂的一个党史专题，单靠一个县级党史机构一二个工作人员的力量，是无论如何也难以完成任务的。于是他竭尽全力帮助我们出主意、找线索、作调查，并力促我们实现县、市、省三级联合工作。1983年11月22日王一帆给三明市委党史办的信中写道：“这次到永安，小住二日，进一步了解到中央及省对永安在抗日时期的革命文化活动及永安事件都极为重视。我作为当事人之一，是很感动的。永安同志和你们已作了不少工作，收集了不少材料，但要最后完成这一专题，还需要做大量工作。建议您们考虑，除组织市、县一级的党史队伍的力量外，应尽量争取离退休的当年参加活动的同志加入这一工作队伍。”

他在信中还说：“你们打算在永安举行一次党史座谈，以抗日时期党在永安的革命文化活动为中心，以纪念毛泽东同志九十诞辰，这个设想我是赞成的。邀请一些老同志来，也有助于工作，是有意义的聚会。”并说：“你们的工作，是党的工作之一，我是全力支持的，懂得它的重要性。”此后，他写了一首七绝：

为寻旧梦访燕江，一番风雨几度霜；

当年盛迹多已杳，喜看山城换新装。

参与策划党史座谈会

王一帆利用出差各地的机会，千方百计寻找当年在永安工作的同志接洽联系，研究、探讨永安抗战文化活动党史资料的征集问题。他出差回汕头后，1983年12月15日，即给三明市委党史办写了一封长信，说：“ 这次外出，在上海、长沙等地，见到了周左年夫妇、谌震等同志，对你们负担的永安文化活动专题，如何看法，交换了意见，也与在福州的叶康参同志书信交换了意见。”根据各方意见，他在信中向我们提出了如下建议：

这个党史专题的写作，可分两步走：

第一步，收集材料，召开一次小型座谈会，邀请少数的当事人举行座谈，座谈如下问题：

1、当年文化活动的性质、规模、发展、阶段、影响和意义。

2、党如何领导这一活动，用什么形式领导？

3、关于对黎烈文和改进出版社的评价。

4、对《建设导报》、东南出版社、羊枣主编的《国际时事研究》、《民主报》等的历史情况及看法。

5、对羊枣、谌震、王亚南、李达仁、董秋芳等进步的革命的文化人的活动的看法。

6、对陈仪、刘建绪、程星龄等人的看法。

7、对永安事件的原因、经过、性质等等的看法。

8、对这一专题的恰如其分的命题和综合撰写的意见。

为了完成上述问题的研究、讨论，由你们和永安党史办联合邀请下列几位同志开一小型座谈会，计：李品珍、叶康参、谌震、章振乾、余坚及我。小型座谈会开四至五天。意见、认识一致以后，可作一些分工，定期完成初稿，再定时间集中讨论、修改。

上述工作完成后，可以进行第二步：

第二步，规模大一点，可邀请有关人士及单位，目的在通过稿件，扩大政治影响。什么时候开就决定于第一步。

上述建议，一是你们研究后如认为可行，报请市委同意后，即可着手准备，定出时间，发出正式邀请。二是作好资料收集、研究、整理，为会议提供材料，以便把会开好。

根据以上建议思路和策划意见，永安党史办和三明党史办在省委党史征委会的支持帮助下，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工作，内查外调，整理出了综述史稿，并在永安举行几次小型座谈会之后，又于1984年3月在福州东湖宾馆举行了一次中等规模的党史座谈会，均取得了可喜成果。对综述第二稿，广泛征求意见后，王一帆于1984年5月20日来信建议我们在厦门举行改稿座谈会。并把邀请对象、大体时间、会议开法等具体事项都设计和交代得一清二楚。并说：“我4月20日发病，经过半月治疗，基本好了。完成这项工作是我们共同的责任，我一定尽我所能，共同负责。即使病倒，也要请你们来汕研究。”在此期间，王一帆抓紧一切时间撰写《永安狱中记》和《永安事件中的东南出版社》等文稿，同时协助叶康参撰写《羊枣与“永安大狱”》等重点文章。

参与设计学术讨论会

根据王一帆提出的“应召开更大型党史座谈会”的设想和其他老同志的建议，我们取得了永安市委、三明市委和省委党史委的支持，决定在1985年纪念抗战胜利40周年之际，在永安召开一次大型的纪念会和学术讨论会。这一设想得到中共福建省委的高度重视。按照王一帆提出的办法，拟出了方案，征求各方意見。他看后即于1984年8月3日给我们来信说：“看了你们的三份方案，得知你们的工作进程。永安党史办两年多来艰苦深入，作出了很大成绩，征集和编写的“永安进步文化活动”有很大意义，不只对永安、对福建，乃至对全国文化斗争史，也将是重要贡献。特别对当前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如何正确评价中国革命知识分子在白区的艰苦斗争，将会起很大作用。永安纪念大会，是一个重要会议，也可以将会议情况、发言、讨论、学术文章编成一个专辑，将是一份生动的纪念专辑。”

为了做好学术讨论会前的准备工作，1984年9月30日，王一帆再次来信写道：“如有可能，是否考虑在十二月上旬或中旬，在永安召开一次史稿研究讨论会。邀请福州叶康参、赵家欣夫妇、陈耀民、章振乾，厦门张来仪、王毅林，北京王戈，湖南李品珍，汕头我和余坚参加。会议主题，是研究三稿和史料汇编本。如可以，邀请信十一月中旬或上旬就要发出。”并鼓励说：“你们花了很大力气、精力，征集了大量材料，对永安进步文化活动的当年状况、作用、影响等重大问题，已有初步认识，如再进行研究、探讨，去伪存真，找出事物的本质，从中总结历史经验，肯定应肯定的，我看是可以取得较大成就，为永安（福建）党史作出很大贡献。”

1984年12月3日和12月28日，王一帆分别来信询问1985年纪念抗日胜利40周年和永安大逮捕事件40周年活动安排和对《概述》三稿提出意见，说：“《概述》第三稿匆匆看了一次，总的印象有很大进步，充实了不少材料，并可以看出党的领导作用和党的政策作为红线贯彻始终，是符合当时历史情况与发展情况的。足见你们花了很大力气。从初稿到三稿，不过一年左右，能达到这样是很可喜的、可贵的。……《后记》中说到命题的修攺，与事实不符合。今天的这个命题，应该说是几经协商、探讨才最后形成的，而不是某一个人提出来的。正确的说，是经过多次研究，征求意见集中起来最后在福州会议时形成的。首先提出命题的修改，是1983年10月30日永安座谈会上，以后又征求了湘、沪、福州友人意见，取得一致，改为‘战时省会永安的进步文化活动’。在福州座谈会上，曾梅生同志提出‘战时’应改为‘抗战时期’，大家一致同意。就形成了今天的命题。这个命题，可以实事求是概括永安七年进步文化活动的实质。为什么写成‘进步’而不写成党领导的？实质是党领导的，但没有党的组织领导，写成‘进步’是很有分寸的，这体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三个坚持的作用。”王一帆为学术讨论会的讨论主题，提供了思路。

1985年3月15日，王一帆再次给我写来了长信，对9月学朮讨论会的组织工作作了精心设计。并根据他自己多年从事党史工作的经验，向我们提出了具体建议，要求我们迅速组成筹备委员会或领导小组。以有关领导同志挂帅，以党史办及宣传部门为主，组成领导小组，下设资料组、接待组、会务组、审稿组等。并把各个组的主要任务、职责范围、完成任务的时间和工作方法等都交代得清清楚楚。这期间，正是他自身所担负的工作最为繁忙紧张的时刻，他要参加广州会议，要参加东江革命根据地史稿的修改，要参加东江苏维埃及红十一军建军55周年纪念会议，要撰写论文，还要将他所负责的史稿修改成书等等。然而他写信指导之外，还表示要抽出时间到永安、三明同我们共同研究，并表示要去信与福州赵家欣、叶康参，广州李品珍他们商量，请他们大力支持我们的工作。因他为永安学术讨论会的设计很细致、周全。我们即按此办法组织召开了1985年的学朮讨论会。

永安学术讨论会的总结发言人

1985年9月，在抗战胜利40周年之际，有来自五省二市（北京、上海）的32位老同志，“头上披着白雪，心里充满青春”，来到久违的山城永安，参加“抗战时期永安进步文化活动学术讨论会”。由于王一帆协助对这次学术讨论会作了周密筹划，使会议获得圆满成功。同时，他所撰写的一万八千字的《永安狱中记》和一万三千字的《永安事件中的东南出版社》提交会议交流。会议结束前，他受领导小组的委托，代表与会老同志，作了深刻、生动的总结发言。他说：“老同志们对永安的一山一水，对永安的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要十分感谢永安市委和三明市委为老同志创造了这样好的聚会条件，感谢福建省委和省征委几年来重视永安这个专题，特别感谢永安市委党史办，在三明市委党史办的协助下，作了大量征集研究工作，编写出一、二、三、四稿概述，为这次学术讨论会打下了很好基础。没有永安市委党史办同志们辛辛苦苦、扎扎实实的工作，要开好这个会是很困难的。不少老同志一再委托我要在大会上表达我们对永安市委党史办、永安市委、三明市委及省征委的感谢。永安专题在三年的征集、研究、编写过程中，认识上在不断深化。永安市委党史办和三明市委党史办的同志付出了巨大的劳动，他们从知之不多到知之甚多，从不了解情况到了解情况，从局部到全局，从一般到特殊，从全过程中找出了永安进步文化活动的重大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可以说，经历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经历了征集─认识─再征集─再认识这样不断深化的过程，达到今天这样的基础是很不容易的，是很有成绩的。”

（54）③王一帆（王石林）在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学术讨论会上的题词④

他在为我们总结三年党史征研成果后说：“永安专题，从工作发展进程看，经过了三个阶段。1983年开始到1984年3月福州会议前为第一阶段。1985年5月以前为第二阶段。1985年起，省征委进一步关心这一专题，组织了研究、讨论。5月10日省征委领导成员张次愚同志的研究发言和省征委几位领导同志的讲话，对永安专题的认识又深化了一步，并引起史学界、专家、学者的注意，对这一专题进行研究、探讨，以期找出它的内在规律和它在整个革命斗争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这次学术讨论，无疑可以推动永安专题的进一步完善。”

他在总结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历史意义时说：“多数同志认为：从永安进步文化活动的实质和客观的社会效果看，在七年中，永安进步文化活动解决了或努力解决着在八年抗日艰苦斗争过程中，广大爱国进步青年和民主爱国人士普遍关心的三个重大问题，即：1、抗战的前途怎样？包括能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怎样才能战胜？怎样支持抗战？谁在全面抗战？谁在片面抗战或阻挠、破坏抗战？2、抗战胜利之后，中国的命运怎样？是旧中国继续存在、人民继续被压迫，被一党专政，还是能够诞生一个新的民主进步的中国？3、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以后，世界将走向何方？永安进步文化活动七年的斗争，它的各个阵地以及各项精神产品，都在不同程度解说或有力回答以上三个问题。”

这个总结报告在阐述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中党的领导问题时指出：“在党的抗日救国统一战线旗帜下，聚集在永安的共产党人（据统计，先后有60多名共产党员到永安工作过─笔者），坚决执行党的统战方针，通过各种形式，主动地、积极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利用国民党的一切合法机构、阵地，艰苦斗争，人自为战。在总的抗日救国目标下，分散工作，又使分散工作的作用，汇合于总的目标的要求，这充分表现了党的政策领导，路线、方针的领导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灵活运用的成果，也表现了党与非党爱国民主人士、革命知识分子、革命青年的自觉斗争行动。”

在谈到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现实意义时他认为：讨论会应在以下三点给予认真考虑和研讨。

1、要认真、正确地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一条最重要的经验，就是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才使抗战文化活动在惊涛骇浪中坚持七年，取得很大成就，对革命事业作出不朽贡献。这对于第三次国共合作，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进步作用，充分证明革命文化的巨大力量。 这对于今天如何尊重知识，如何建设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也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3、旧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由于一百年来所处的被侵略、被耻辱的地位，他们具有强烈的爱国精神和英勇献身精神，这在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中和永安大逮捕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他们的精神，值得今天投身四化建设的知识分子加以发扬，值得青年一代学习，更可一洗对知识分子的极左偏见。

编辑永安抗战文化史丛书的倡议者

在以王一帆为代表的一批当事人的积极倡议下，1985年的学术讨论会决定正式编辑“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党史资料丛书。我们即着手编辑工作。由永安、三明、省三级党史部门抽调的人员集中福州进行编辑。并聘请章振乾、李品珍、林子力、王一帆为顾问。王和其他几位顾问一样，对编书工作极其关切。他虽远在汕头，但经常通信联系。他在1986年12月15日给正在福州编书的邓家焕写信说：“知编书工作的进展及存在问题。从来信看，现在存在的问题有两类，一是经费、人力、资料等具体问题，这需要省、三明市、永安市领导及党史部门的重视解决；一类是属于指导思想问题。搞历史和党史，最根本一条是要实事求是，求实存真，不能脱离当时的全国、全省的政治形势与条件。要从当时的条件、党的方针政策和主客观情况研究，不能用今天的眼光、角度去衡量，这是一。其次，衡量真理的标准，一定要从实践本身去衡量，即当时永安进步文化活动所取得的效果来衡量，不能用某人有什么看法，或权力、地位来影响、攺写历史。如果指导思想上不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来研究一定时间、一定空间下的历史，那就一定得不到正确的答案，那就一定会争论不休，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了。根据实事求是，不因权力、地位来改写历史，从实践观点来看待历史，您提出的几个问题是容易解决的。比如说，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是不是就可以完全否定？资产阶级社会也有许多宝贵的属于全人类需要的文化遗产，也不能全部否定；中国封建社会的许多文化，也不能全盘否定，有的还值得批判的继承。”

经过同志们的不懈努力，一边编辑书籍，一边补充征集史料，到1987年已接近尾声。王一帆于1987年2月17日又给我来信说：“今年 永安专题不知如何打算？听说经费困难，工作进展到如此基础，我想再困难，省同市委也应坚持完成。……你们人少，干了不少工作，干劲令人敬佩。永安专题，永安党史办付出了巨大力量，完成这一任务，将是一项重大贡献。在你们一生中是值得回味、骄傲的。……对福州永安专题史稿，我们正收集意见，准备四五月去一趟福州”。他在去福州之前，于3月8日，又一次来信鼓励：“永安进步文化活动专题，（在国统区的特殊条件下作出的特殊贡献）整理编辑出来，在文化史上一定有适当的位置，也是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你们的确做了件很有意义的事，希望善始善终，争取再花一些时间和精力，最后完成，出版成果。……那几本材料，粗看了一遍，正和几位老同志（北京、广州、長沙）交换意见，初步打算四月下旬至迟五月下旬，由我代表几位老同志到福州与编审几位同志交换意见，提出充实修改意见。”并说：“我在北京见到了林子力夫妇、毕平非夫妇及潘超同志，也到林涧青同志家座谈。到广州时，也见到李品珍同志。他们都很关心永安这一专题。子力及品珍同志表示，如福建有省党史部门邀请，他们愿到福州和大家一起研讨。我虽被列为顾问，但很抱歉，太远，起不了什么作用。”

1987年4、5月，他走南闯北，为了永安党史丛书的编辑和审核工作而奔忙。他趁北京的林子力到汕头之机，与之共同认真研究；5月，他又到了广州，与李品珍共同研究。遂于5月24日，与李品珍联名给我们写来了题为《有关永安进步文化活动专题材料的一些意见》的长信，指出了编书存在问题和应解决的问题。写道：“对于永安长达七年的进步文化活动，应有一个客观的、符合历史实际的总的看法。我们认为，长达七年的永安进步文化活动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历史现象，而是特殊的历史条件、历史环境中必然产生的历史现象。永安进步文化活动的战斗力及其贡献和作用，就是在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过程中，它通过各种艺术形式（文艺的、音乐的、戏剧的）及政治时事与社会科学、哲学等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种形式，向广大读者回答了上述三个重大问题（笔者：指抗战的前途怎样？抗战胜利后中国的命运怎样？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以后世界将走向何方？）它用生动活泼，人们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形象思维去激发人们思想上、感情上的热烈爱憎，启迪人们应该爱谁、憎谁；它还用有说服力的时事政治分析，向人们指明前进的方向；同时，为了增进人们的勇气和坚定的信念，它还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武器，从理论上阐明社会前进不可逆转的真理。在进行七年的文化斗争过程中，党与非党的革命知识分子，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引下，不仅用文字和口头回答问题，而更重要的，用他们的忘我劳动和献身精神来回答这些问题。这就使永安的进步文化活动，显得特别有战斗力和感染力，显示了革命文化在国统区的影响和作用。”意见指出了用这种以客观实际所形成的指导思想来修改和充实《概述》、选编资料、订正史实，工作一定会取得极好进展和收获。

1988年12月13日，王老又来信说：“关于永安进步文化丛书问题，久无音讯。去年十月，我去福州时，曾和丘处长见面商谈，后我根据他们的建议，写了一信给伍洪祥老，提出人力、经费等问题，希望加快进度。……这一工作，还是要从各方面催促完成。康参同志的生病去世，对该书的编辑、出版工作是很大的损失。”

永安学朮会议《专辑》的宣传者

1987年夏天，我曾给王一帆去信请教我要编辑一本85年学朮讨论会专辑的设想，他于1987年7月10日给我来信说：“85年9月永安学朮讨论，是值得编一个专辑的，两年没有动静，不知何故？原来有些曲折，现在既有条件，编一个纪念专辑，是很必要的，我完全赞成。……纪念专辑内容的学术论文部分，可与邱文生同志商量下，以尽可能不与丛书重复为好。但必要的重复时，有几篇主要的重复一下，我看问题不太大。” 1988年，我们编辑完成了《抗日战争时期永安进步文化活动学朮讨论会专辑》一书，内部出版发行。他收到该书后十分高兴，立即汇款购书30多册，分送他的友人和有关单位。1988年9月5日他给我来信写道：“得8月29日信，很是高兴。《永安进步文化活动学术讨论会专辑》，在永安党史办和你的积极努力下，终于出书，将几年征集、研究和探讨的结果变为成果，这对史学界、文化界研究永安进步文化活动，必将产生积极的影响，对当年从事进步文化活动的健在同志和已去世的同志，也是一种很好的纪念。为你们努力的成果祝贺。”并写道：“永安进步文化活动和永安事件，是我一生中的重要历程之一。在当年，毫未估计到它对后来我的生活影响之大。解放后‘左’的影响，因被捕问题，审查了多年，戴了各种帽子。虽然只有几年就清楚了，但并未承认当年斗争是党领导的、进步的、对革命有贡献的。现在虽然清楚，但还大多数人不知道。我置30多册，绝大部分是寄赠当年及后来关心这一事件的同志。”12月13日，他又给我来信说：“出的专辑，一定会受到实事求是的评价。我在广州看到此书时立即送一本给李品珍同志。他看后，也说编印得好。过去几十年那样一段光辉历史，理应得到应有的评价，而这个工作的确不易。你们，尤其是你，花了心血，但也炼了胆识，抓了关键。”

我们编印此《专辑》，是永安党史办出的第一本资料书，后来引起党史界和老同志的强烈反响。主要原因在于1985年召开的学朮讨论会是一次很成功的会议。这里倾注了王一帆的大量心血。

《羊枣事件始末》党史专题的催生者

在抽人编辑丛书工作的同时，我本人又投入了《羊枣事件始末》专题的撰稿和《羊枣事件》一书的构思和组稿编辑工作。我在请教王一帆等当事人后，他于1986年8月2日给我来信写道：“你在永安党史工作中，人少事多，艰苦奋斗，作出了不少贡献。为‘永安进步文化活动’专题及丛书的编辑，提供了丰富的材料。现又着手撰写《羊枣事件始末》，总结经验教训，这的确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不过，这一专题关系面很大，牵涉面也很大，既要从当时抗战的全国形势及东南具体的政治形势出发，又要研究敌我情况及永安事件产生的种种因素。在事件本身，既是始末，那就不止写到1946年5月上海追悼羊枣大会的高潮，还要写到1948年秋，林子力夫妇最后保外逃到香港止。以及这一事件对当事人、被捕者及狱外进步青年产生的各种作用，是一个大专题，是一篇很有意义的大文章。祝你努力完成。初稿完成后，可征求一下意见。”

为了协助我们撰写《羊枣事件始末》一文所必需的对永安被捕人的简历介绍，他利用出差机会，专门拜访了潘超、陈松茂等被捕者，同时了解到有少数被捕者后来的变节问题等，不断地写信向我提供有关历史情况。这对撰写史稿有着极为重要的参考作用。

当我们于1987年5月写完《羊枣事件始末》一稿印发征求意见以后，王一帆于1987年5月29日给我来信说：“《羊枣事件始末》专题收到并认真读了二遍。这是写得很好的一篇专题。在收到此稿之前，我写了七千字左右的意见给永安专题的编委会同编辑小组，对概述和回忆资料等方面，提了比较详细的意见。……看了你们写的这篇《羊枣事件始末》，我感到高兴，应该有这样比较全面、比较系统的专题来介绍这一重大事件。从你们这一成果，可以看到你们在研究和编写专题上有了很大的进步，为你们高兴和祝贺。……这篇稿子，除了一些小的方面弄准确一点外，在结尾部分再写深一点，我看是可以定稿了。结尾部分感到还不够。我建议，在结语之前和营救难友之后，加一小段，用“大逮捕阻止不了历史的发展”为题，主要目的，在于表达永安大逮捕不是永安进步文化活动的结束，而是用永安进步文化活动的精神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开展斗争。永安进步文化活动，缺乏一个统一的党的组织，人们在党的方针、路线下工作，各自为战，目标一致，其实质还不能说是运动，而只是活动。活动能达到这样高的成果，这就了不起，这就是特点和可宝贵之处。”

当我们对史稿进行反复征求意见基本定稿后，王一帆于1988年11月12日给我来信说：“回到汕市，收到《羊枣事件始末》定稿（第三稿）。这份稿子，你们打印多次，工作态度是严肃负责的，可以定稿，我看了一遍，只发现一处不准确，即被捕人名单中的余敦，写成改进出版社职员，实际是我任内的东南出版社职员，他的哥哥余生是改进出版社的，如寄北京，望改正。”

《羊枣事件始末》专题综述定稿以后，我们即编辑了《羊枣事件》一书，于1989年内部出版，受到党史界和其他读者的好评，供不应求，于是决定再版。并进一步补充内容，征求意见。王一帆于1992年3月10日来信说：“得知你们努力工作，得市委批准，公开出版《羊枣事件》，向全国发行，这一工作有如此进展，实令人高兴。预祝取得成功，公开出版发行，更有重大意义。现在的《羊枣事件》一书，内容都是经过认真考证、翔实的，除了黄那篇（黄原是军统特务）应作附录处理外，编辑内容都是严肃实事求是的。特别是你们花了很大力气撰写、多次修改、完善的第一篇长文（指《始末》），对羊枣事件起因、经过、斗争全过程，观点鲜明地，也是实事求是地作了结论。这是全书的主调。”这年7月，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审查出版的正式公开书籍《羊枣事件》已排版完成，即将开印，为了慎重起见，我们将校对稿再分送几位老同志审核校对，王一帆于92年7月21日来信说：“11日寄来的《羊枣事件》校对稿16日收到。这几天集中精力和时间，80％都看了，几个主要篇章细读了，其他的也浏览了一下。这次重新编辑，公开出版，在内容上充实了不少，在内容的编排次序上，也作了调整，更符合于逻辑性。技术处理上，将编者按改为页下注，这样处理比起前书，是很大的进步。”当《羊枣事件》一书由厦大出版社正式出版以后，他于1993年11月15日给我来信说：“《羊枣事件》现已公开发行，可请赵老再写一介绍文章寄人民日报或光明日报发表，以扩大影响，发挥该书的应有的积极作用。”在他高兴之余，赋诗一首：

东南大案羊枣狱，卌年奇冤如海沉！

爱国有罪禁囚死！媚敌无耻官位升。

方生未死⑤指道路，评军论政助眼明。

雄鸡再唱天又白，欣闻暮鼓晨钟声。

历史真相的维护者

在王一帆等一批当事见证人的大力支持帮助下，我们的工作所取得的部分成果，得到有关新闻文化单位的极大关注。省电视台还专门制作了《羊枣之狱》四集电视剧，但由于事先缺乏沟通，出了一些错误，甚至有的歪曲了历史，损害了羊枣烈士的声誉。1990年11月4日，王一帆写了《请尊重历史，不要篡改历史──看电视剧〈羊枣之狱〉》的文稿寄给我们。对此文稿，我当时并没有作任何处理而归档了。原因是鉴于章振乾、赵家欣、谢怀丹、陈耀民四位当事老同志已写过类似内容的文章，并已在有关报刊上发表。不过王一帆的这份文稿更加简练和集中，一针见血地指明该剧歪曲历史，严重失实之所在，并进行客观的中肯的分析和劝戒，使人有心悦诚服之感，今天读来依然受益良多，摘要如下：

反映抗战时期福建战时省会永安进步文化活动和其主将羊枣同志的战斗亊迹的四集电视剧《羊枣之狱》，在福建、广东等省市及中央电视台播出后，引起史学界和当年与羊枣共事、被捕现尚健在的不少老同志的关注。

抗战时期福建永安的进步文化活动及其出色成就，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鲜为人知，1945年7月12日起震惊中外的永安大逮捕，更少人提及，电视剧《羊枣之狱》的播出，再现了当年永安进步文化活动的部分场面与主将羊枣同志的被捕，被迫害致死的一些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年斗争和羊枣同志的战斗精神，毫无疑问，这是可取的。但看完之后，却不免令人失望、遗憾和愤慨！

抗战时期永安进步文化活动，是我党运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策略，在福建国民党统治区领导的一场特殊的、成功的战斗。它长达7年之久，团结了省内外以数百计的党与非党的著名学者、作家和广大的追求进步的青年，创造了十分丰富的精神财富。羊枣同志主编的《国际时事研究》，由于羊枣善于从全局出发，高瞻远瞩，根据敌我情况，分析时局，判断战局与政局发展方向，达到了最高水平，与当时世界三名评论家齐名。他在永安撰写的评论文章，是极宝贵的精神财富，是研究当时战争宝贵的资料。羊枣在永安一年半的活动，是他一生中最光辉、战绩最卓著的年月，在进步人士中留下最深刻的印象。他不但自己辛勤写作，还团结了一大批进步文化工作者共同战斗。他的被捕和牺牲，激起了全国进步舆论的愤怒，激起了世界进步的新闻工作者的愤怒。永安大逮捕和羊枣的被迫害致死，使永安进步文化活动斗争范围，超出省界汇入了全国反内战的政治洪流中去。电视剧《羊枣之狱》的编剧及制作单位都在福建，对上述永安进步文化活动应有所了解。遗憾的是，他们并未忠于上述重大历史，而是随意篡改历史，把根本不存在的女特务上官小姐说是刘建绪的侄女，把根本不存在的女特务追求羊枣安排了那样多的镜头，追求不遂翻脸抓人，把根本不存在的女特务上官小姐封为省保安处长……。这样篡改，就大大贬低了永安进步文化活动的政治意义，把一场极为严肃的革命与反革命、进步与倒退的政治斗争，为了迎合一般观众喜看桃色事件的心理，随意编造女特务追求羊枣不遂的桃色事件，这对烈士羊枣也是一种污辱！这样一改，就放纵了真正的罪魁祸首顾祝同，及福建中统特务头子赖文清、军统特务头子易珍。此外，如刘建绪劝羊枣投降，大逮捕情况，浙东之行的情况，都随意改动。这样的随意改动，是极不严肃的。

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真人真事创作电视剧，尽管创作者有权对材料有所取舍，在注意艺术真实性上允许某些细节的虚构，但决不能随意篡改重大史实，更不能以莫须有的桃色斗争强加在烈士身上。难怪《羊枣之狱》一播出，立即受到了当年与羊枣共事又同时被捕的现尚健在的同志的愤慨批评。作为当事人之一，我希望《羊枣之狱》的编剧和制作者同志们，能忠实于历史而有所改正，也希望有关部门对这一影响较大的《羊枣之狱》的是非、真假，有所澄清。

以上这篇维护历史尊严的文稿，虽然写作至今已过去十五六年，但仍具有可贵的现实意义。

1992年10月，王老第四次来到永安。这次是受我们的邀请，与李品珍、赵家欣一起为我们辨认《民主报》社论作者的。辨认工作完成以后，他们三人一起到福州与章振乾、陈耀民等同志聚首。他们畅叙友情之后，王一帆赋诗一首曰：

六友欢晤聚福州，促膝谈心望白头。

忆往难忘风雨急，珍祝健康夕照留。

这时，他们谈论了永安、三明、省委三级党史部门早已联合编辑完成的《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丛书因经费未落实而没有出版，于是他们六人（章振乾、李品珍、赵家欣、王一帆、陈耀民、徐昭华）联名给有关领导写信，使出版经费很快得到解决。后来该书于1994年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影响广泛。王一帆于1995年4月3日给我来信写道：“这两天收到广州华南师大教授陈万安同志来信，对你们出版这本文化史，评价很高，我为你们高兴。陈万安教授在广州研究党史方面有较高的造就和声誉，现将他的信复印一份。你们如编写各地对此书反映时，不妨摘录其中有关部分。”华南师范大学陈万安教授给王老的信中写道：“凡是有良心的人，读了《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必然头脑清醒，眼睛明亮，更加认清‘左’ 倾错误的危害和‘四人帮’ 的滔天罪行，并且由衷地敬佩当年在文化战线上坚持战斗的革命老前辈。谁说抓笔杆子的同志不艰险？不必付出重大牺牲？谁说文化斗争可有可无、没有重大作用？请看《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吧” 。这说明，我们与王一帆等当事老同志共同努力所做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

此后，我们与王老等老同志之间的工作合作虽已圆满完成，但还是时常有书信往来，他时常对我鼓励和鞭策。据不全统计，自1983年至1999年我退休前，他给我的来信（少数是署党史办名）就达105件。另外，他还把叶康参、李品珍、谌震、谢毕真给他的信（共计71封）全部寄给永安党史办归档，以供存史考证。他在1996年2月27日给我来信说：“这一大批信件，送到永安党史研究室还有不少研究价值，至少可以看到当年（五六年时间）的当事人在接受委托之后的辛勤、认真和实事求是的工作精神。”以上这些，就是本文开篇所引述的王老自己所说的“为永安历史一起出了点力”的真实内容。难道这只是“出了一点力”吗？

到底是什么信念，什么力量支持着这位老人？从王一帆的革命经历和各方面表现看，正因为他亲身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洗礼和考验，是共产党员对理想、信念的执着，也就是对党、对人民、对国家的真诚的爱；同时也是他在革命斗争中三次被敌人囚禁，在对敌斗争中磨练出来的坚强性格和淡泊名利的革命人生观。

我们当年的工作合作是非常愉快的，也是十分珍贵的。在我退休的当年，即1999年，由于他早已积劳成疾，视力早已极度衰退，这时他已经不能读书看报了（但他仍关心党和国家大事，请人每天阅读书报4、5个小时）。然而这年11月3日，他还是摸着纸张给我写了令我极难辨识的也是令我无限感慨的亲笔信（以后他只能由他人代笔给我写信）。这深刻体现了我们之间的深厚情谊。这种友谊将永远永远留在心间，永远不会湮灭。现在，我用他在这封信中所附来的一首《再怀永安》的诗作为本文的结尾吧：

五十四年一瞬间，燕江风雨恍如前。

痛哭良师成雄鬼，怒见群魔舞翩跹。

是非非是混功过，坎坷坷坎历新艰。

翘首“三中”春终到，夜静依栏看晓天。

2007年1月写于北京

2012年9月改于上海

注释：

① ②王一帆：《深切悼念伍老》，《福建党史月刊》2006年第1期。

③ 作者原注：“《方生未死之间》为茅盾、乔冠华等所写，东南出版社出版，影响很大。”

④ 谌震：《征尘》序㈡。《征尘》为王一帆著、王国梁主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

⑤ 張汉青：《征尘》序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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