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的演变（甲骨文没记录夏朝）

到目前为止，夏朝的直接文字资料还没有被考古发现，甚至就连夏朝的继任者—商朝的祭祀用文字系统甲骨文中也没有直接呈现出“夏朝”这个称呼。

目前已发掘存世的十五万片甲骨文中，只频频提到一个叫“西邑”的地方，据甲骨文释读显示，历代商王之所以不断燎祭西邑，原因是担心西邑的神灵鬼怪作祟谋害商王。为什么西邑会有如此大的能量呢？

直到清华大学在境外抢救回一批战国楚简（清华简）后，在《尹诰》篇中才发现了这样一句话：“惟尹既及汤咸有一德。尹念天之败西邑夏。”

这也就揭开了甲骨文留下的“西邑”谜团，所谓的“西邑”其实就是“西邑夏”，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夏朝。显然，商王之所以定期要进行燎祭，是因为夏商之间的灭国恩怨。

清华简一方面证实了夏朝的存在，但另一方面却也带来一个疑问：夏朝这个称呼，夏朝人自己是不是也这样叫？毕竟，清华简是战国时期的竹简，并不是商朝甚至更早以前的文字记载。

而类似的乌龙也的确在历史上发生过。

比如困扰考古工作者数十年的“曾随之谜”，就是因为史书频频记载一个叫随国的诸侯国，但考古发现的文物却屡屡可见以“曾”为名的诸侯国，一度让人以为湖北随州一带同时存在着曾、随两个西周封国。

直到曾侯乙墓的发现，人们才弄清了真相，原来曾、随是一国两名，也就是曾国人自称是曾国，但外人却叫他们随国。同样，战国时期楚国自称是楚，但秦国却叫他们荆。

那么夏朝这个朝代名字又是怎么来的呢？

事实上，目前关于“夏朝”这个朝代名的最早记录，都是来自于周朝建立以后，就连最早记录大禹治水事迹的出土文物，也是来自西周的青铜器—遂公盨。

而在更早之前，还没有文字甚至是出土文物明确记载到“夏朝”，甲骨文中虽然有“夏”这个字，但并没有跟朝代挂钩，唯一的叫法只有上文提到的“西邑”。

但事实上，考古学里的“夏朝”其实早就已经被发现了。1959年，考古工作者在洛阳偃师二里头一带发现了一种介于中原龙山文化和二里岗文化的一种考古学文化。

中原龙山文化，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尧舜禹所处时代的考古学文化，而二里岗文化则是早商文化。与普通的历史遗存不同，二里头文化恢弘的宫殿、青铜礼器群以及文化的分布范围，都佐证了这里是广域王权的都城。

这表明，在尧舜禹到商朝之间，的确存在一个影响力举足轻重的朝代，但这个朝代叫什么，我们不得而知，因为二里头没有发现自证材料，商朝的甲骨文也只是叫它“西邑”（意思是位于西边的国家或都城）。

什么叫自证材料？比如商朝人自称“大邑商”，这个就叫自证，没有人比自己更清楚自己应该叫什么了。

所以，问题又回到了原点：目前已知的所有证据表明，“夏朝”这个朝代名来自周朝。

既然甲骨文中没有记录，那周朝又是从哪里知道商朝之前的朝代叫“夏朝”的呢？

第一种可能是周朝时依然能看到夏朝流传下来的直接文字资料，比如史册竹简、陶刻文等等，这些资料显然比单纯祭祀用的甲骨文要内容丰富的多。

第二种可能是周朝硬生生“创造”了“夏”这么一个朝代名。因为，“夏”有大的意思，周朝把商朝之前的那个发达文明，泛称为“大国”。

事实上周朝并不是第一次这么干。比如“殷商”这个称呼就是周朝创造的，原因就是商王盘庚迁都于殷，但商朝人自己只会自称“商”，而不会自称“殷”。同样的道理，三国时期刘备阵营的人只会称自己是大汉，而绝不会称自己是蜀或蜀汉。

西周建立之初也曾称自己为“夏”，比如《尚书》说：“帝钦罚之，乃伻我有夏”，但夏朝国姓是姒，周朝国姓则是姬，周天子显然不是大禹直系后裔，周朝也不是夏遗民的复辟政权。

那么我们不禁会产生一个疑问，周和夏到底啥关系？为什么周朝要极力宣扬一个与自己间隔了600年之久的前前朝，并以“有夏”自居呢？

我们很容易想到的一个理由是：法理。

武王伐商属于“臣弑君”，所以如果周人把自己塑造成夏的后继者，那么推翻商朝就从叛逆变成了复仇，一切就顺理成章了。

不过，这个理由恐怕站不住脚。因为周武王在伐商前曾做《牧誓》，里头详细列举了他率兵攻打商朝的理由：“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俾暴虐于百姓”，丝毫没提夏朝和夏人。

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这还得从陶寺晚期那场大暴动说起。位于晋南的陶寺遗址是文献记载中尧舜的都城，其绝对年代是公元前2300年至1900年之间，在前2300年走向兴盛，而到了前1900年左右却因遭遇暴力入侵，从国都沦为一普通城邑，此时刚好是夏朝建立的时间节点。

考古发现，陶寺晚期时，高等级的王族墓葬遭到严重破坏，M22、M28等五座大墓尸骨无存，但随葬品却被随意丢弃，说明破坏者的目的只是为了报复，而不是为了获得财物。

此外，宫殿和天文观象建筑均遭故意毁坏，宫城南墙内还发现了屠杀惨象，一位35岁的女性人骨下体插着牛角，颈椎断裂，临死前痛苦不堪。

不过，考古发现的陶寺晚期暴动却有几点耐人寻味的地方。

首先，入侵者不仅非常熟悉陶寺的墓葬分布、准确位置，而且只破坏早中晚期的高等级的王族墓葬，对普通中下层墓葬则小心翼翼地避开了，这一发现冥冥之中印证了分子人类学的研究结论，陶寺上层人群和中下层人群有着不同的族源。

其次，陶寺晚期暴动发生后，陶寺晚期文化开始出现大量鬲类器物，取代了此前陶寺居民常用的釜灶用具，表明，入侵者队伍中至少有一支是使用陶鬲的族群。

文献记载中曾有“禹逼舜”的记载，而陶寺的时间下限刚好承接夏朝的兴起，所以，陶寺晚期因暴力导致的衰亡，与大禹脱不开关系。

但夏人并非是使用陶鬲的族群，而陶寺衰落后，也并未被王湾三期文化（早期夏文化）所取代。显然，大禹还有盟军。

而大禹的盟军—负责进攻有虞氏的族群正是周人。

在迁入关中之前，姬周部族的聚居地在山西晋中一带，而周人也恰恰是使用鬲类器物的族群。周代的史书中也不乏“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后稷放丹朱”等记载，说明，尧舜禹时期，周人的确是晋南变局的参与者，也是陶寺中下层居民的来源之一，属于被尧舜统治的对象。

不仅如此，史书记载中周和夏的关系也异常密切，早在大禹治水之时，周人就是大禹的重要助手，负责“播奏庶艰食鲜食”。

在大禹建立绝对威权，有意取代舜之时，曾受压迫的周人与夏后氏建立攻守同盟也就顺理成章了。在陶寺遭遇暴力入侵后，姬周部族迁居于有夏氏旧地，这种亲密的关系，或许正是周朝力捧夏朝，并以“有夏”自居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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