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公知一词（如何认识公知一词的前世今身）

“公知”一词已成为热门词汇， 在广大网民心中褒贬不一，但目前似乎是贬多褒少对于“公知”一词的由来与含义的演变，本文拟在此作进一步的阐述，今天小编就来说说关于什么是公知一词?下面更多详细答案一起来看看吧!

什么是公知一词

“公知”一词已成为热门词汇， 在广大网民心中褒贬不一，但目前似乎是贬多褒少。对于“公知”一词的由来与含义的演变，本文拟在此作进一步的阐述。

“公知”一词，本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简称。 顾名思义，“公共知识分子”原本是指那些以公共的利益、大众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利益、社会的利益等一切与他人、集体或社会有关的利益为己任，果敢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为之奔走呼号、争取权利，努力推动社会秩序、法律制度、机制改革、道德意识、民主意识、文明意识等方面向前发展进步的那些有着很强社会责任感、敢做敢为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

查询了一下"百度百科”，上面对“公知”一词的概念的演变过程，其实已有非常全面的解释。 现摘录一些要点，供网友们共同参考和学习（来源：https://baike.baidu.com/item/公知/10617882?fr=aladdin）：

（1）（公知）从字面可认为是公共知识分子（The Public Intellectual）的缩略词，精确定义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是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2）公知是公共议题最活跃的群体，可追溯到法国启蒙运动，但内涵和所指均不等同于公共知识分子 。现为对有目的性引导舆论或发表批判言论，并自诩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特定人群的特殊化简称。公知指参与公共话题讨论，具备跨学科性，对自己专业之外的公共话题发言，有专业背景具有权威性及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

（3）公共知识分子在中国正式使用是在2004年，《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首先推出的一个概念，其共同标准为：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4）公知：原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简称。狭义的公共知识分子概念，通常具有五个基本特点：具备学术背景和专业知识；拥有普遍价值的基本底线；保持个人独立和正义立场；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能够对重要公共事务发表真实意见。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公知”。广义的“公知”概念，仅指对公共事务发表意见的专业知识分子 。自从有公共媒体以来，就有公知的存在。......

（5）2011年以来，公共知识分子在互联网和大众媒体中开始被简称为“公知”。在中国网络社会，一些人有目的性引导舆论或自以为是地发表不成熟的批判言论，并自诩为“公共知识分子”，使“公共知识分子”的形象受到了颠覆。使得许多人把冒充“公共知识分子”的人讽刺为“公知”。很多语境中，“公知”成为到处乱喷、水平不高、道德至上、居高临下的代名词。

（6）早期公知是知识分子群体中最亲民的一类人，肩负着开启民智、引导舆论的作用。民国年间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就是早期的公知。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在文革中被普遍打压的知识分子阶层重新凝聚起来，公共知识分子也在重新形成。虽然当时不使用公知一词，然而如北岛等人，也被后来的人们认为是公知。

（7）最近的和最好的例子，是被称为“美国良心”的苏珊·桑塔格。“9·11”之后，她批评美国政府及各大媒体的片面报道和煽动反伊斯兰情绪；2001年5月9日，她在为她颁发“耶路撒冷文学奖”的颁奖典礼上，发表了题为《文字的良心》的演说，毫不客气地指斥以色列人对巴勒斯坦的野蛮行径，“除非以色列人停止移居巴勒斯坦土地，并尽快拆掉这些移居点和撤走集结在那里保护移居点的军队，否则这里不会有和平。”2004年5月23日，她在《纽约时报》发表长文《关于对他人的酷刑》，针对美军在伊拉克的虐囚丑闻进行了言辞激烈的批评，将美国士兵与萨达姆的行刑队，甚至纳粹军队相提并论。

（8）2003年，三位法学博士俞江、腾彪、许志永在“孙志刚事件”的制度修改上收获了善果，让违宪运行了21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戛然而止，加速了中国政府废除旧有的强制收容制度的步伐。

（9）2004年6月19日，《羊城晚报》发表文章指出，19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公共”的独立性的社会群体，已经开始出现雏形。进入1990年代，这些知识分子群落纷纷风流云散，与此同时，作为知识生产空间的学院开始急剧膨胀，成为最大的知识工厂。学院膨胀以及学院体制健全化的结果是，知识生产不再只是一个纯粹的精神活动，而是与生产者的利益密切相关，通过职称评定、职务考评、研究项目立项、学术经费的分配等一系列的行政手段，知识分子大多被严格限定在学院体制范围之内活动。另一方面，现代学院学术因学科专业高度细分，知识的整体性不复存在，公共知识分子问题所涉及的一系列相关概念，诸如市民社会、公共领域、公共性、知识生产和知识传播、公共利益、社会共识，等等，本身就是知识分工高度精细化的产物。许纪霖指出的“这种学院化的专业趋势，形成了知识分子内部与外部的双重断裂。在其内部，原先统一的知识场域被分割成一个个细微的蜂窝状专业领地，不同学科之间的知识者不再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领域和共同的知识旨趣。在其外部，由于专业知识分子改变了写作姿态，面向学院，背对公众，他们与公共读者的有机联系因此也断裂了，重新成为一个封闭的、孤芳自赏的阶层。”

（10）“公共知识分子”这一名词，大范围使用始于2005年《南方人物周刊》。《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首先推出的一个概念，此后自2005年起，“政右经左工作室”每年推举当年度富有影响的“‘政右经左’版公共知识分子”。其共同标准为：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同年底，《光明日报》发表了题目为《警惕“公共知识分子”思潮》的理论文章，认为公共知识分子以“意见领袖”和社会“牛虻”自居，其实没有真正的独立性，也没有价值中立的批判精神，“其实质是要通过宣扬所谓的知识自主性来与我们党和国家争夺'话语权'，不利于国家的改革发展和稳定”。

（11）2009年，北大五名教授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修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直接促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公布实施。同年，刘瑜的《民主的细节》出版，以讲故事的形式，把“美国的民主”这样一个概念性的东西拆解成点点滴滴的事件、政策和人物去描述，让民众切实了解了美国民主的真正含义。

（12）2010年，熊培云的《重新发现社会》出版，让民众再次认识到公共知识分子独立思考，坚守理想的人文情怀。

（13）2011年，于建嵘设立的“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微博引发了民众的“微博打拐”热潮。同年，资中筠先生出版了《资中筠自选集》，让民众了解了公共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忧患意识，志于道的精神，以及对普世价值的追求，还有拒绝遗忘，追寻和揭示历史真相的努力。

（14）2011年以来，“公共知识分子”在互联网和大众媒体中开始被简称为“公知”。在中国网络社会，一些人有目的性引导舆论或自以为是地发表不成熟的批判言论，并自诩为“公共知识分子”，使“公共知识分子”的形象受到了颠覆。使得许多人把冒充“公共知识分子”的人讽刺为“公知”。很多语境中，“公知”成为到处乱喷、水平不高、道德至上、居高临下的代名词。

从上述14个方面的要点，我们大致了解了"公知"一词从诞生到演变的大致过程。也就是说，原来的确许多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凭着较强的社会责任感，积极思考，最关键的一点，是他们没有成天怨天尤人、牢骚满腹，而是通过正规合理的有效渠道，主动向地方管理部门和国家机关建言献策，提出自己的思考结果，积极参与和投入社会改革洪流之中，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改革的进程，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

现在的问题是，有极少数的“知识分子”，虽然他们在本领域、本专业或行业中取得了一定学问或一定成就，但是，他们却缺乏比较周密、正确的思想方法、价值观和世界观，很少向国家提出过什么具体的积极的建设性意见、建议和方案，而主要凭借他们的一些个人感知，成天以"喷"、“ 黑”、“吐槽”作为他们所谓的“发声”和“讲真话“的表现形式，对于如何解决现实问题，他们并没有多少富有实际意义、可操作性的具体方案，却总是喜欢以“世人皆昏唯我独醒”的口吻和类似于“圣人”的名义出现，甚至以真理的拥有者或维护者自居，没有原则，也没有底线。 事实上，他们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并没有积极的建言，像是长期生活在苦大仇深的灾难之中，悲春伤秋，怨声载道，社会在他们的眼里，全是黑暗的，根本就没有什么光明可言；而如何让社会保持强大的进步势头，他们并没有什么可用的良策，有的甚至还站在了国家和民族的对立面。 “公知”一词原有的积极、正面的成份，最后似乎是因为某些人的负面影响而受到了的污蚀。

关于当代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公共知识分子，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邢兆良撰文指出：

当代中国需要的公共知识分子，应该具备独立思想、批评精神与人文关怀。他认为：公共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知和理性的代表，不仅要展现思想魅力，更应该通过行动践履。他们所受的教育和具备的知识，使他们对人类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认识比其他社会成员高；他们的人文关怀就是以人类基本的价值取向（自由、平等）为前提，从而对人类、国家、民族的生存状态和发展前景表现出深切的关注；这种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是公共知识分子人文关怀的核心内容，具体表现为对人类生存实态的忧虑，对现行社会秩序的批判，对弱势群体的关爱，对特权群体的监督；公众知识分子在各种场合表达人文关怀时，应该更多的是从思想、理论和制度的高度，批判现实的社会秩序，并指出改进的途径和应该实现的前景。

由此看来，当前的人们对于"公知"一词之所以没有好感，主要是因为某些“公知”的具体表示明显存在着不怀好意、唯恐天下不乱的错误倾向。如果所有的“公知”都能像本文前面提及的那些真正有水平、能够通过正规渠道向上级部门建言献策的专家、学者那些，做些真正的实事，而不像那些总显得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格格不入，甚至是暗中接受西方世界恩赐、积极为西方民主政治服务摇旗呐喊的人们，成天怨天尤人，那么，我们相信，公共知识分子的原有形象和初心，就能够在不久的将来，得到一个根本的复苏，为我国的社会文明和进步，能够真正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由此看来，我们的社会所需要的，的确是那些有着良知的、能够维护民族大义、有所作为的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和真正的公知，而不是一些“冒牌货”。至于“公知”一词，是褒是贬，肯定还是要看它是否能够真正地赢得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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