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名将郭子仪的卓越贡献（名将郭子仪真的功高震主而朝不忌吗）

对于唐朝众所周知，皇帝和朝廷的权威在安史之乱后一度十分衰落，最显著的例子就是由安史余党摇身一变的河朔藩镇如田承嗣等人立足于藩镇割据，敢于向皇权发起挑战。

但一个多世纪的藩镇历史并没有颠覆唐朝中央集权的统治，因为他们的挑战主要在于维护自身的权力和河北的自治，并未对皇权造成直接威胁。所谓“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事实上，在当时位居武将之首、被后世誉为人臣典范的郭子仪才是这一时期皇权的真正威胁之所在。

郭子仪（697—781）历任玄、肃、代、德四朝，是唐王朝平定安史之乱的元勋。代宗将女儿升平公主嫁给了郭子仪第六子郭暧，两人因此而成为亲家。在德宗朝，郭子仪更凭借四朝元老的身份被德宗尊为“尚父”。

在郭子仪身后，唐代史官也给予他大概是作为人臣所能得到的最高评价，即“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立下拯救唐王朝的巨大功勋而又能恪守为臣之道并得以终身享受荣华富贵，这一切自然使得郭子仪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完美无缺的人臣典范。

然而历史上真实的郭子仪真的是如此吗？显然大众没有把他们作为当时帝国朝堂之上的政治家的身份考虑进来。我们不妨看看史料是怎么记载的。

郭暧尝与升平公主琴瑟不调，暧骂公主：“倚乃父为天子耶？我父嫌天子不作。”公主恚啼，奔车奏之。上曰：“汝不知他父实嫌天子不作，使不嫌，社稷岂汝家有也？”因泣下，但命公主还。尚父拘暧，自诣朝堂待罪，上召而慰之曰：“谚云：‘不痴不聋，不作阿家阿翁。’小儿女子闺帏之言，大臣安用听？”锡赉以遣之，尚父杖暧数十而已。”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采用了这段记述，证明这个故事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反映出唐人对代宗与郭子仪关系的认知，对于我们重审这种君臣关系的性质颇具价值。

如果我们孤立地看上面这个故事，则它的主要意图不过是告诉我们，在听到了郭暧的大逆之言后，代宗不仅没有深究其罪，反而对前来请罪的郭子仪父子安慰有加，甚至还给予赏赐，充分体现出一种极为难得的宽大胸怀。

可是，人们似乎往往忽略了代宗对女儿讲出的“汝不知他父实嫌天子不作，使不嫌，社稷岂汝家有也”之语，这句极为沉重的话说明代宗对郭子仪的强势地位有着清醒的认识，而说完之后的“因泣下”则更加形象地体现出代宗对郭子仪强势地位的极度担忧。这就说明前面所引用的史官对郭子仪的大段赞美褒奖之语有可能只是一种溢美之词。

显然历史上的郭子仪并不是史家所说的那样“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其实从声威最盛之时的郭子仪与皇帝之间的君臣关系之中就可看出端倪。

历史上层出不穷的权力斗争早已告诉我们，一个权倾天下、功盖一代的大臣很难不引起君主的猜忌，所谓功高震主、尾大不掉，都是对君弱臣强的政治格局的真实写照。

安史之乱以后的唐王朝，就是在这种皇权衰落的政治格局中开始重建的。武臣恃宠而骄的情形十分普遍，即便是郭子仪也未例外。

至德元载（756）九月，广平王李俶（即代宗）被肃宗任命为天下兵马元帅，“诸将皆以属焉”，也正是从这时起，二人正是具有了上下级的关系。当时郭子仪作为关内、河东副元帅与广平王率军收复长安，以收复两京为李俶在乾元元年（758）三月被立为太子奠定了基础，两人后来还结成姻亲，郭子仪与代宗的私交进入蜜月期。

但鉴于安禄山叛乱的前车之鉴，一旦战事稍息，代宗就试图从“倾同患难”的郭子仪手中收回兵权。最早的一次尝试发生在宝应元年代宗即位之初，当时安史之乱已近尾声，代宗大概是觉得胜局已定，于是免去了郭子仪的副元帅之职，将其留在京师。

然而不久之后，原本效忠于朝廷的大将梁崇义、仆固怀恩等接连叛乱，后者还联合回纥、吐蕃一同入侵，对刚刚平定安史之乱的唐王朝形成了极大的威胁。在这种危急时刻，新晋的统帅既难以服众，代宗不得不再度请出郭子仪，代宗收兵权的首次尝试也就此宣告失败。

对于代宗的猜忌，郭子仪自然也有所回应他在此期间的表现仍然“可圈可点”。

初，车驾东幸，衣冠戚里尽南投荆襄及隐窜山谷，于是六军将士持兵剽劫。郭子仪领部曲数百人及其妻子仆从南入牛心谷，子仪迟留，未知所适。行军判官、中书舍人王延昌谓子仪曰：“令公身为元帅，主上蒙尘于外，家国之事，一至于此。今吐蕃之势日逼，岂可怀安与谷中，何不南趋商州，渐赴行在。”子仪遽从之。

由此可见，郭子仪本来并无积极的意愿去勤王救驾，后来还是在幕僚的劝说之下才赶赴行在。

直到战事已经基本平息的大历末年，代宗遂再度尝试收回兵权。大历十三年（778）郭子仪入朝期间，“部将李光怀与监军阴谋代子仪，乃做伪诏书等”。

虽然李怀光此次夺权之举未能成功，但监军的直接参与策划以及李怀光并未因“为伪诏书”而获罪，都说明此时极有可能是受代宗的指使，否则很难想象一个被“郭子仪颐指进退，如仆隶焉”的李怀光敢如此胆大妄为。而郭子仪对代宗此举的反应也很强硬，他找了个借口将节度副使张昙处死，作为一个有力的反击。

虽然终代宗之世，皇帝彻底收回郭子仪的兵权的愿望未能实现，但从代宗的几次尝试来看，他对郭子仪的猜忌之心已是昭然若揭。因此我们不难看出，最担心郭子仪功高震主以至于取李唐天下而代之的，无疑就是代宗本人。

另一方面，郭子仪则竭力要打消代宗的疑虑，因而表现得十分谦逊。但是从后来的郭暧之事看，郭氏父子对于自己的实力显然也是心中有数的，这自然使代宗的猜忌之心更加严重。

郭子仪居高位日久，与众多官员皆有交往。当常衮出任宰相之时，“散官尚朝议，又无封爵，郭子仪因入朝奏之，遂特加银青光禄大夫，封河内郡公”。可见二人关系非同一般。

加之二人又分别为文武大臣之首，必然引起地位尚未稳固的新皇帝之猜忌。时任金吾大将军的裴谞就指出，“郭公威权太盛，上新即位，必谓党附者众”。因此，德宗将常衮贬黜不久，便对郭子仪下手。

但由于郭子仪德高望重又手握雄兵，与常衮不同，故德宗采取了小心谨慎的做法。一方面予以高官厚禄，“赐号‘尚父’，进位太尉、中书令”，并增加实封，另一方面则解除郭子仪的兵权，将其“所领诸使、副元帅并罢”，以其裨将李怀光、常谦光等“分领其任”。

代宗在表面上虽对郭子仪极为尊重，并与之联姻，但事实上，代宗一直对郭子仪的权势防范有加，他是对皇权的真正威胁。这一局面的出现也成为代宗和德宗努力扩张皇权的主要原因。

可见朝堂犹如一架天秤，一边是皇帝一边是大臣，当有共同的外敌的时候双方根本不在乎孰重孰轻，一旦外因消失，双方的关注点便会立刻转移到对方的分量上来。虽然双方都会相敬如宾，但一切都在波澜不惊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