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曾让我感动过的电影们（我们才好说本大国电影也不都是行活儿）

2019年7月29日，FIRST青年影展颁奖典礼上，谢飞和田壮壮登台，颁发一个压轴大奖：年度面孔荣誉奖。

田壮壮介绍谢飞：这是我学电影的恩师，谢飞老师。

谢飞介绍田壮壮：这是我最喜欢的学生，现在既是导演又是演员，田壮壮。

互相介绍完毕，他们专注于介绍接下来这个人。

田壮壮说，这是最后的一个奖项，我觉得这个奖挺重的。应该发给一个非常特别的人。这个人是具有FIRST精神的，是目光敏锐的，是一个不妥协的，坚持自由创作精神的人。

此人，娄烨。

娄烨上台后，问候过谢飞，随之与田壮壮热烈拥抱的一幕，令当天网络上的影迷久久不能平静。

图源@新浪电影

接过奖杯，娄烨说，两位都是我的前辈和老师，我在不同的时候，得到他们非常大的支持。

娄烨永远记得，1993年《蓝风筝》（田壮壮导演）被禁以后，他与田壮壮的几次见面。

或多或少，这让他在2006年遭遇相似的命运时，既有些措手不及，也似乎早有预习。

谢飞在介绍田壮壮的时候，想必会回忆起，1990年，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结束放映自己执导的《本命年》后，这位学生拉住自己的手说，真棒！谢老师完全把我震住了。

彼时，田壮壮还没从《盗马贼》（1986年）委曲过审的打击中走出来，拍了几部自认为“特别烂”的片子，意气消沉。

田壮壮和娄烨，也是谢飞于2012年，写给国家电影局关于“以分级制代替审查”的公开信中，着重提及的名字。

7年过去，谢飞、田壮壮华发丛生，依旧壮心不已。娄烨一部接一部，用电影持续解决自己的“说话”问题。

而谢飞那封公开信里的吁请，由于技术原因，至今无人应答。

01

欲与前人争短长

谢飞出生于1942年，比共和国长了7岁。

谢飞的父亲是中共“延安五老”之一、法学家谢觉哉，建国后，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国政法大学校长。

谢飞不懂法学，但是多年以后，这位法学家之子，面对诡谲莫辨的电影审查制度，用一句“法无禁止即可为”，捅出第一刀。

谢飞说自己并不了解父亲，直到72岁才开始“尽孝”：整理出版父亲的家书。家书里，父亲常与董必武等友人诗词唱酬，谢飞疏于此道，对无法领略那个更丰富的世界感到遗憾。

但是这位法学家父亲文采风流的衣钵，于“三男一女，飞飞列列，定定飘飘”一众儿女中，独谢飞接了过去。

在北京四中念书那会儿，谢飞热衷剧本写作和戏剧表演，曾在话剧《蔡文姬》中反串女角。后来受痴迷电影说明书收藏的姐姐的影响，与电影对上了眼。

高中毕业，留学莫斯科电影学院研究俄罗斯文学的愿望，因中苏关系恶化，未遂。退而求其次，谢飞于1960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学制5年。

在大学，谢飞一边接受系统的苏联模式的导演教育，一边在上上下下的政治运动中抛掷了一年半载的时光。

即便如此，谢飞说，文革前的6届学生成材率特别高，将近 90% 的毕业生在“文革”后都当了导演，“区别就是艺术生命的长短和作品的多少 ”。

1965年，谢飞北电毕业，直到当年年底才上班：随演出队到三线铁路慰问演出。三个月后，文革到来。

下放白洋淀，转“五七艺校”，后又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拍了一年半样板戏。一身本事，无计可消除，谢飞再次回到北京电影学院，执起教鞭。

这一憋，就是10年。

不能拍电影，但还可以琢磨电影。1976年，政治气氛松动，谢飞活了当导演的心思。

当时能拍的题材，分两类。一类是“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类是从革命战争题材里找故事。

随后，时任上海电影厂文学部编辑的郑洞天，向他推荐了叶辛的小说《高高的苗岭》，两人一拍即合，决意联合执导。在广西柳州少数民族山区拍摄时，当地驻军派了一个排的战士全程协助。

1978年，影片上映，名叫《火娃》。趁热打铁，两人于1979年再度推出遵循“以阶级斗争为纲”为指导思想的《向导》。

文革后头两年，一年一部，谢飞出了口长气，也暴露了短板：实操经验缺乏。《火娃》拍完，剪出来的样片，尚不足80分钟。北影艺委会的老导演谢铁骊看了，留下一句点评：看来用胶片写剧本是不行的。

谢飞自此不敢疏忽案头准备工作，后来一有机会，就提起这句话，以作警策。

论起来，谢飞一共执导了9部电影作品。但是他自己认可的，只有六部。被剔除在外的，便有《火娃》和《向导》。他认为，这两部电影是阶级斗争和英雄人物论的产物，其内容与形式与他个人的艺术理想并无太大联系。

谢飞真正意义上的处女作，是1983年的《我们的田野》。影片讲的是五个北京中学生，在北大荒开垦荒地的故事。

1980年读到剧本草稿时，谢飞难掩激动，他要通过这部作品，为一代青年立传，替刚从十年动乱中走出来的同代人说出心里话。

这个故事激发了导演谢飞的创作激情，但他不得不先压住这份激情，拿出人民教师的冷静——先带领学生，将之拍成联合实习作品。

1982年，谢飞和一帮正在北大荒农场拍摄实习作业的78届学生，起了争执。

争执的起因是，身为辅导老师的谢飞，不自觉由辅导而为主导，引发了学生们的不满。

拍短片，数人为一组，有导演，有摄影。导演、摄影皆不止一人，于是一部戏数等分，人人有份。自己的那份，可实行民主专制。

其中有一场戏的内容，是垦荒队员站在两座新坟前，缅怀战友。谢飞运筹帷幄，他的拍摄方案是，一个摇镜拍群众，一个近景拍男主角。两个镜头，足矣。

这时，摄影组一个叫顾长卫的学生急了眼，因为他的方案被否决了。顾长卫抱住摄影机不撒手，说，这段戏是分给我拍的，我就提这个方案。不让我照这个方案拍，大家都甭拍。

北电教授倪震说，谢飞不避越俎代庖之嫌亲自上阵，实因其创作力遭“文革”浩劫压制太久所造成。

师生如此用心用力，明面上，是要拍出一部优秀的实习作品。暗地里，也是在和一个人“较劲”。

此人名曰，田壮壮。

田壮壮的联合实习作品《小院》摄制组，导演组有田壮壮、谢小晶、张建亚和崔小芹；摄影组有张艺谋、候咏、吕乐和张会军。

这个组合，在干将如云的北电78届，独孤求败。以致有人早早放弃，“田壮壮的班子还用说？谁能跟他比？”

担纲本片摄影的张艺谋，白天看田壮壮他们导戏手痒，晚上就默一遍戏解馋，“要是让我来导，应该怎么拍。”做完导演梦，他把自己拉回现实：不过这都是将来的事了。

田壮壮生于1952年，父母都是著名演员，典型的电影世家子弟。

父亲田方是首任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后任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母亲于蓝是受过周总理当面表扬的“永远的江姐”（《烈火中永生》里的女主角），60岁办儿童电影制片厂，直到80岁才退休。

田壮壮考进北京电影学院前，先是在农村插了一年队，接着在部队当了五年兵。头三年当的炮兵，业务能力，连队排头。后二年，拿起了相机，给领导拍照。

迷上电影，是后来在北京农业电影制片厂那三年。带他的摄影师傅人特好，放手让他拍。

田壮壮说，守着摄影机就像守着一个恋人一样，特别愉快。

1978年，田壮壮报考北电。本想考摄影系，年龄超了，不成。另一层缘故是，他看了张艺谋的摄影作品，觉得自己拍的照片，根本不行。转考导演系，如入无人之境，影片分析一场，30分钟交卷。

监考老师不解，田壮壮心里不免自得：分析的影片，正是父亲田方主演的《英雄儿女》。

出了考场，他在小卖部抽着烟嚼着冰棍，等一个发小——陈凯歌。

后来走出考场的陈凯歌，一扫此前报考北大中文系失利的颓唐之气，感到这回可能考上了。

陈凯歌形体、表演都不行，以文字博得北电老师赏识。

这个7岁起，即在母亲严格管教下日日习字诵诗不绝的年轻人，是78届导演系公认最具文学才华的一位。

1993年，78届十周年聚会，陈凯歌站到讲桌前，慷慨赋诗：

遥想当年 朱辛庄内

一百五十三同学

少年无忌 十足狂妄

评点今古 奋发向上

欲与前人争短长

十年过去 世称"五代"

小有气象 而今相聚

白发有添 豪情无减

一笑仍然是童颜

热爱艺术 忠实生命

泪洒人生 开发人道

再干十年 还要再开风气先

决不食言

而在学生时代，担得起“欲与前人争短长”重任的，唯有田壮壮。

在接受电影教育前的八年时间，田壮壮已经完成了一个没有成人、没有家庭、没有学校的社会教育。

他认为在中国当导演，须具备两方面素质。一个是，要有强大的毅力，另一个是要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他说，我开始做导演时，在这两方面已经有十年基础了。这个是学不来的，是社会赋予你的。

1980年，念到大二的田壮壮，领头拍起根据史铁生小说改编的短片《我们的角落》。

他在朱辛庄（北电旧址）一间农学院宿舍内，熬着酷暑，蚊蚋环伺，改了八稿剧本，才得到老师点头。历经三个月拍摄制作完成，被认为是北电导演系两年学习的检阅之作。在学校一放，田壮壮的名声从此打响。

有论者说，这要比后来广为人知的《一个和八个》《黄土地》，更能标志中国新电影的开端。

田壮壮对此看得很淡。他说，开端与否并不重要，但是能够标志出当时对传统电影的一种革命或反叛，起到这个作用，就够了。

1981年，《小院》后期阶段，在母亲于蓝的支持下，田壮壮拿着儿影长给的500块钱，和张建亚、谢小晶，远赴云南，忙于为联合拍摄的第一部剧情长片、毕业作品《红象》取景。

张建亚说，田壮壮是点火的点火，灭火的灭火，因为大家都服他。

张艺谋依然是本片的摄影。日后功成名就，被问起当时的感受，他说，我们剧组那时候是壮壮说了算，都是跟着他们干的，没什么特别的感受。

大学4年，张艺谋作为破格录取的旁听生（准予上两年，然后分配工作），凭借惊人的勤奋，有惊无险拿到通读四年的通行证；

陈凯歌则忙于到各个电影制片厂实习。

距离他们成为大导演的日子，已经在倒数，但还没有到来。

而在这4年里，田壮壮已经交出3部导演作品。这个记录，迄今无人打破。

谢飞对这位学生不吝夸奖：最能干的还属田壮壮。

北电教授倪震说，从学生时代看第五代电影的前史，田壮壮是一个无可争议的轴心人物。他不但导演了《我们的角落》《小院》《红象》，形成一个电影系列，而且还把张艺谋、候咏、吕乐团结在自己的身边，显示了重用良才、深谋远虑的韬略。

在第五代紧张攻读的时候，困顿十年、终于迎来创作力解放的第四代导演，已经不再年轻。他们迫切感到时不我待，并且对于振兴中国电影，责任重大。

他们甚至在“北海读书会”写下宣言：发扬刻苦学艺的咬牙精神，为我们的民族电影事业做出贡献，志在攀登世界电影高峰。莫道海角天涯远，但肯扬鞭有到时。

有人说，这代人太沉重了。

但第四代代表导演吴贻弓袒露过心声：“文化大革命”剥夺了我们最富创造力的年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甩掉了“倒霉”的帽子，有了透气感，必然要以巨大的热忱和精力投入创造。

这份热忱，体现在电影创作的方方面面。吴贻弓的《巴山夜雨》《城南旧事》导演阐述，是拿出写论文的气力写的。

另一位第四代大导演张暖忻，实践和理论两手抓，一手拍出《沙鸥》《青春祭》，一手和著名电影理论家李陀合写一篇《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开篇一个自问自答，向当时的电影界开出第一炮：

问：为什么要强调对电影语言的研究？

回答很简单：因为我们目前有很多影片的电影语言太陈旧了。

由此掀起电影界大讨论，影响至今。

而自1983年《我们的田野》之后，导演谢飞也开启了自己的电影语言探索之路。

1986年，谢飞着手拍摄改编自沈从文小说的《湘女萧萧》。他想要刻画一出在“童养媳”畸形婚姻制度下，情欲遭遇扼杀的悲剧。

拍摄过程中，他遭遇一个关于“尺度”的问题：寡妇偷情被捉住，按湘西风俗，要裸体沉潭——影片到底要不要表现“裸体”？

为此，他找到小说作者沈从文。沈从文当时已经八十多岁，由于中风，话说不太清，勉强能说一点。老先生说这是他在湘西各处看到听到的，所以就如此写道。

谢飞听了，心里惭愧，“1929年，年轻的沈从文就写出了真实，50年过去了，我都还不敢拍，那也太没志气了”。自此放开手脚。

1986年到1987年，谢飞在美国南加州大学电影学院做访问学者，顺手把《湘女萧萧》报给了当年的戛纳。戛纳主席感到惊讶：怎么你们自己把电影送来了？

不同于谢飞的积极主动，田壮壮似乎对这种报名参赛，有点看不懂。

1984年，田壮壮拍出一部被王朔形容为“犹如大耳贴子似的贴在中国观众的脸上”的《猎场扎撒》，辗转被当时在北京筹备《末代皇帝》的意大利导演贝托鲁奇看到。

贝托鲁奇看完，对他说，你把这个寄到威尼斯吧。田壮壮说，我寄威尼斯干嘛呢？贝托鲁奇不得不亮出真实身份：我是威尼斯电影节主席。

田壮壮最终没寄。理由是：我觉得很贵，我没什么钱。到了1989年，贝托鲁奇再次见到田壮壮，依然对此耿耿于怀，止不住埋怨。

至此，以谢飞和田壮壮为代表的第四代、第五代导演，来到一个同台表演、竞放异彩的时期。

1993年，谢飞的《香魂女》（还有李安的《喜宴》），荣获第43届柏林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熊奖。

1993年，田壮壮的《蓝风筝》，荣获第6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大奖。

1993年，陈凯歌的《霸王别姬》，荣获第46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

紧接着，张艺谋的《活着》，荣获第47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审团大奖和最佳男演员大奖。

1993年前后的中国影坛，大事发生，惊天动地。

而在1993年的6月，一个28岁的无所事事的年轻人，由于固定节目——每周四到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看电影越发无聊，朋友来的越来越少，想了一个法子把大家再次聚到一起：住进华东师范大学的招待所，开始准备自己的第一部电影，《周末情人》。

这个年轻人，叫娄烨。

*文章太长，分为上下两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