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春梦讲的是什么（一部金陵春梦牵出的世纪奇闻）

一部《金陵春梦》牵出的世纪奇闻：蒋介石“真身”疑为郑三发子

历史资料分为正史和野史，正史是由官方修订的，总体上是真实和权威的，但应某些“特殊”需要，正史有时候也会被“装扮”得扑朔迷离、迷雾重重；

野史则是由民间著作者创作的，包括一些文人笔记、文学作品、民间艺术等类型，受原始资料、作者见识、人力物力、传播“保真”等诸多因素影响，野史难免会带着猜测、编造、扭曲的特征，有时候会距离历史真相谬之千里，但有时候也会和正史相互印证，成为揭秘和还原历史现象的有力证据。

一、神秘的“内部发行”物

在上个世纪50至八十年代，在中国的社会高层曾经以“限制级别”“内部发行”的方式流行过一部小说。或许是“禁果分外甜”的效应吧，这部小说以其数量稀缺、一书难求，反而被一种神秘的色彩所笼罩，使得很多人为之求取若渴，想方设法一睹而后快。

除过笼罩在这部小说上的神秘色彩，这部小说更加令人着迷的地方在于，它以独家秘闻、首次披露的姿态，向读者揭示了民国时期第一家族——“蒋家王朝”从发迹、兴盛、衰落到枯守海岛的全部历程。

在当时，能够购买到这部小说的，都不是一般人物，即便“资格不够”，但能设法借阅一下的，也足以显示这个人的能耐，在亲朋好友面前讲读一番，也是颇有面子的。

这部小说就是《金陵春梦》。

小说《金陵春梦》封面

二、贴着“拖油瓶”标签的郑三发子

《金陵春梦》的作者是香港作家唐人。唐人，原名严庆澍，创作《金陵春梦》的时候，唐人正在担任香港《新晚报》编辑。该书先后创作了三年，到1955年底完成全稿，在香港交付出版，其中包括《郑三发子》《十年内战》《八年抗战》《血肉长城》《和谈前后》《台湾事件》《三大战役》《大江东去》等重要章节。

这部小说似乎是注定就是要引发轰动的。1952年，当该部小说的第一集《郑三发子》刚刚在《新晚报》开始连载时，就即刻引发读者的强烈兴趣，一纸风行，以致一时间“洛阳纸贵”，为《新晚报》带来了巨额的销量，也给作者唐人带来了巨大的声望。

为何会如此？关键在于小说中的一个重要人物：郑三发子。

作者在作品里描述，蒋氏家族的头号人物蒋介石，其“真身”并不姓蒋而姓郑，原名叫郑三发子。郑三发子的母亲叫王采玉，从河南许州（今天的许昌市）繁城镇后郑庄往浙江省奉化溪口逃荒时，带着与前夫生的孩子郑三发子。后来，王采玉改嫁，郑三发子就跟随继父蒋肇聪姓了蒋。

这无疑是一个石破天惊的重磅消息。因为按照当时人的传统观念，寡妇再嫁是被蔑称为“二婚头”的，而其与前夫所生又带到新夫家抚养的孩子，是被蔑称为“拖油瓶”的。

出现此种情形，该妇女的原夫家会被人耻笑，认为香火“外流”；新丈夫会被人耻笑，认为是替别人养孩子；“拖油瓶”的女人本身被人耻笑“嫁夫养子”，而“油瓶”自身，也会自觉低人一等，一辈子都抬不起头。

当然了，这也是旧时代旧思想下的偏执、狭隘的观念，于今天的人而言，这些东西都是相当腐朽和可笑的。

一个原本在人们眼里身份高贵、叱咤风云的人物，其“真身”原来如此不上台面，其爆炸性效果是可想而知的。

作家唐人资料图片

三、质疑之声迭起

最早质疑“郑三发子”真实性的，是中国新闻界的前辈范长江先生。1962年初，范长江与唐人在广州从化会面并共进晚餐。范长江先生曾就《金陵春梦》中“郑三发子”这一角色向唐人谈了看法，主要表达的意思是：虽然《金陵春梦》是一部小说，一部允许演义的文学作品，但基本的历史事实特别是重要角色的身份问题，是容不得虚构的，应该符合历史真实。

范长江先生是最早发出质疑声音的，但质疑的声音并不止这一个。在当时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批判之下，迫于压力的作者唐人于1980年第一期香港《开卷》杂志发表文章，对此作了回应和解释。

唐人这篇文章的题目为《关于<金陵春梦>及其他》，文中言之凿凿，说出了如此创作“郑三发子”的依据：“1949年冬天，有一位真正的蒋介石侍卫室侍卫官退休来港，寻亲访友，希望‘叶落归根’，并且很快获得批准。他回乡之前用‘八行笺’写下一些有关蒋的情况，内中有5页是记载抗战之时他奉蒋之命，在重庆监视蒋的长兄郑绍发的经过。由于事隔30年，已记不起这5页‘八行笺’由友人送给我的经过了。”

唐人还解释，除了这“八行笺”，他在写作过程中还借鉴了蒋氏的家谱、浙江地方志，研究了当地风俗和蒋本人的一些其他传记，逐一对照，并且十分确定这位侍卫官也的确没有“骇人听闻”的任何必要之后，才确认这一事实的。

蒋介石资料图片

四、原创之争

果真是“流水淘沙不暂停，前波未灭后波生”，就在“郑三发子”真实性尚无定论的时候，关于这一人物角色的原创著作权之争又“随波逐浪”了。

1986年，著名杂文家冯英子在当年3月14日南京《扬子晚报》副刊《繁星》上发表文章，声明自己才是“郑三发子”的原创作者。

冯英子在这篇《关于郑三发子》的文章中说，1948年底他去香港工作，在轮船上结识了曾任国军某师长的张大同，两人一见如故，遂成密友。

张大同曾经告诉冯英子，蒋原籍河南，本姓郑，有兄弟三人，蒋是老幺。冯英子据此撰写了《蒋介石身世之谜》一文，发表在了1949年底的《周末报》上。1952年唐人创作《金陵春梦》时，抄袭了有关“郑三发子”的内容。

此外，香港资深文化人柳苏（本名罗成勋，又名罗孚，唐人创作《金陵春梦》时，他正担任《新晚报》总编辑）曾经发表《唐人和他的梦》一文，文中指出：“这个故事绝不是唐人的恶意捏造。他是有根据的。他把故事来源说得似乎有些神秘，有人说，其实他根据的就是建国初年《光明日报》上的一篇文章。”

究竟谁才是“郑三发子”的始作俑者，这一问题似乎已经并不重要了。但原创之争也恰好反证出：“郑三发子”的来源并不是单一的。

杂文家冯英子资料图片

五、军统处长的“秘闻”与苦命的“哥哥”

曾经担任军统总务处处长的沈醉，解放后曾经写过一篇叫《我所知道的戴笠》的文章，其中曝出了一则“秘闻”：

抗战时期，曾经有一个名叫郑绍发的人，自称是蒋的哥哥，从河南跑到重庆“认亲”。蒋没有接见此人，并命令戴笠将之囚禁。沈醉曾经奉命带领裁缝给这个人量裁衣服尺寸，发现此人与蒋样貌、身材几乎一模一样，唯独口音不同。

不久，这个“哥哥”被转押到贵州息烽监狱，同时也把他在老家的家人也接了过去。息烽监狱特地建造了几间大房子供“哥哥”一家人居住，生活待遇较好，也有一定的人身自由。

抗战胜利之后，沈醉奉命释放了“哥哥”一家人，并且馈赠了一些钱财，并且威逼利诱，责令“哥哥”一家以后绝口不提“认亲”事宜。

当然了，即便有沈醉的这篇文章，即便确认沈醉所言是事实，但也不能以此作为“郑三发子”身世之谜的证据。因为人与人样貌相似的大有人在，冒认亲眷的事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比比皆是，并不能由此而确定血缘关系。

沈醉资料图片

六、“世纪公案”的尾声

蒋作为上个世纪中叶的一个重要历史人物，其身世来源是需要非常慎重对待的。《金陵春梦》引发的这则关于蒋身世的世纪奇闻，当然也引起了官方的高度重视。

1962年至1965年，宁波市有关组织曾经多次召集、走访包括蒋氏近亲旧友在内的有关人士，详细调查了奉化溪口蒋氏世系变迁，及蒋的生平与溪口的关联，在此基础上严密研读了蒋氏宗谱。

1979至1981年，又再次组织专业人员，深入溪口，重点调查了蒋的父亲蒋肇聪的职业、行踪、婚配等信息，并前往蒋的母亲王采玉的娘家葛竹，调查了王采玉的出身和经历，来理清楚，脉络清晰，其中核心信息未发现可疑和出入。

结合两次专项调查，最后得出结论：蒋的确是蒋肇聪、王采玉的嫡子。文学作品中的“郑三发子”可能另有其人，但无法与奉化溪口土生土长的蒋划上等号。

蒋氏宗祠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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