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和叶永烈的谈话(陈伯达和叶永烈的谈话)

卷首语

陈伯达出狱后,只接受过叶永烈的访问,在和叶永烈的多次接触当中,两人的关系日益融洽,如同忘年交一般。

01

陈伯达把叶永烈当作老友一般对待,和他的谈话也逐渐深入,触及到内心。

在回顾自己这一生的时候,陈伯达是如此对叶永烈评述自己人生的:

“我是一个犯了大罪的人,我的一生就是个悲剧,我是一个悲剧人物,希望人们从我的悲剧中吸取教训”

“我不过是一个小人,老话说能补过者,君子也,我愿永远批评自己,以求能够稍稍弥补我过往的罪过”

陈伯达是一个文人,本身对于文字是很认真的,因此在和叶永烈的访谈中,他再三强调要如实记录,不能有所遗漏,也不能有所偏差。

“年已久远,我又上了年纪,老年人的记忆不好,而且又常常容易自己护短,如果说我的回忆能为大家提供一些史料,我就慢慢谈一些”

“不过,我要再三说明,人的记忆往往是不可靠的,你要把我的回忆跟别人的回忆加以核对,特别是要跟当时的记录、文章,还有档案核实。倘若我的记忆如有欠实的地方,就以当时的文字记载为准”

叶永烈当时之所以要特意去访问陈伯达,是因为这个,曾经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显赫一时的人物,见证了诸多重要的历史阶段,从中亲身经历过的人,他的回忆是很珍贵的资料。

陈伯达和叶永烈的谈话(陈伯达和叶永烈的谈话)(1)

晚年陈伯达

当时陈伯达的身体已然每况越下,倘若他身故后,对于历史研究是一种损失。

谈及自己的过往回忆,陈伯达是这么评价自己的:“我是一个罪人,我的回忆,只是一个罪人的回忆”。

这是他对自己的评价,那么,其他人,那些和他共事过,接触过他的人,是如何评价他的呢?

02

一千个人里面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同的人,处于不同的角度和位置,故而对陈伯达的评价也是各不相同。

对于陈伯达这个比较错综复杂的人物,多角度、多方位的评价,或许才能看得比较清楚吧。

曾彦修(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是这么评价的:

“他这个人,可以说是很聪明、很有才的一个人,他给我的印象,可以用这么十二个字来形容:才胜于学,学胜于德,德毁于位”

而他下面这段的评述,我个人觉得是很中肯的评述了:

“他不是个政客,他也不想当一个政客,当政客是要到处活动,要到处跑,到处演讲的;他并不擅长这些,你若是让他正式讲话,五分钟都很困难;我觉得他只是想当一个政论家,他只希望他的一篇文章写出来,能得到全国的注意”

陈伯达和叶永烈的谈话(陈伯达和叶永烈的谈话)(2)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陈伯达

繆俊胜,他从六十年代开始当陈伯达的秘书,一直到陈伯达入狱,可谓是见证过这个领导从辉煌到倒台的全过程。

对于这个领导,他的评价更多的是涉及到文章和个人生活方面。

“他做事认真,搞文字工作很严谨,一个标点符号都很认真。你要是弄错了,他就会给你纠正过来,一两次还好,次数多了他就会发脾气。”

“生活上他过得很简单,不讲吃,也不讲穿,不抽烟,不喝酒。出门也不喜欢前呼后拥,有一段时间他出门,都不让司机跟着;个人卫生上,他是勤洗澡不怎么洗头,几乎每天晚上都要洗澡,水放好之后,他就进去咕噜一下就出来了,也不搓呀泡呀的;洗头是一般不洗的,他就用农村人用的那种篦子,前后来回梳理就完事了。”

“他一天到晚就是看书、写东西。他有个小录音机,哇啦哇啦地在那儿说,录完以后,整理出来就是一篇文章。”

对于这个领导,繆俊胜整体的印象和评价还是很认可的,他说陈伯达的脾气很随和,从来没对他发过火,倒是他还跟自己的领导耍过一次脾气,事后还是领导来给他道歉。

那一次,陈伯达让繆俊胜给报社打个电话,在电话里口头转述一篇只有一百来字的稿子。

“你都念清楚了吗?”

面对陈伯达的询问,繆俊胜回道:“念了三遍,念清楚了”。

陈伯达心里还是觉得有些不妥,继而要求道:“你再去说一遍”。

听到这话,繆俊胜也不知哪来的无名火,但毕竟面对自己的领导,有火也不能发作,只能是在语气上略带不满的回着:

“我不说了,我要再去说,人家就该说陈伯达办公室的秘书有病”

陈伯达听得这句回应,脸上略过一丝不悦,当时天气比较热,陈伯达就兀自穿着一个大裤衩子跑过去,亲自打了电话过去,又在念了一遍才放下心来。

陈伯达和叶永烈的谈话(陈伯达和叶永烈的谈话)(3)

陈伯达故居远景

或许是天气闷热,导致人的脾气也比较糟糕吧。

繆俊胜看到领导这么不相信自己,也是心中岔气,坐在门口的一张藤椅上面生着闷气,心里一直埋怨着:这么一个大领导,咋就那么不相信人呢。

陈伯达打完电话回来,看到繆俊胜坐在藤椅上,脸上的神情还是愤愤不平。

他就走了过去,说道:“不要生气了”。

领导这么一说,繆俊胜反倒不好意思了,他心里想着,这事要是搁在别的大领导那里,挨骂都是轻的,搞不好直接被调走。

人都是有两面性的,以上这些都是比较阳光正面的评价,后面就是人生的另一面评价了。

03

杨波,上世纪五十年代,曾经当过陈伯达的副手,他两之间有过很多工作上的接触,对于陈伯达,他还撰写过一本书,叫做《我所了解的陈伯达》。

在杨波的眼里,陈伯达虽然嘴上一直说自己是个“小小老百姓”,但是骨子里是把自己放在了这么一个位置上,那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他刚愎自用,谁也得罪不起他,但又喜欢摆出一副很开明的面孔”

刚刚和陈伯达接触的时候,杨波觉得这人很随和,因此,在开调研会的时候,陈伯达说完话后,询问他还有什么意见需要阐述。

杨波这人比较心直口快,因此就把自己心中所想的一些不同意见,完完本本的给说了出来。

陈伯达面上也没说什么,但是经过好几次以后,杨波才反应过来,就是不管你说什么,提什么意见,有没有道理,他都不会予以考虑。

最后还是按照自己提出的想法去实行,以至于到后来,陈伯达再次询问杨波意见的时候,杨波也不再表态了。

“后来我就不再提什么意见了,他也知道我这个人不怎么听人摆布,所以对我也慢慢的有点忌惮,防备着我”

古典文学研究家钱伯城,他对陈伯达的评价,我个人觉得看起来也是比较中肯的。

“其人落落寡欢,习惯做一个单干户,不为人喜,尤其不为秀才群体的气节人士所喜”

不过,对于陈伯达的才能,他倒是十分肯定的,他认为陈伯达“理论家”的称号不是浪得虚名的。

“他常能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能够从人们不经意之处抓住重点,抽绎综合,启人思考”

在他所撰写的《陈伯达之命运》一书中,还曾讲述了一个不为人知的趣事。

陈伯达和叶永烈的谈话(陈伯达和叶永烈的谈话)(4)

陈伯达以“陈尚友”署名发表的现代诗

王国维曾经以这三句诗词,来形容治学的三个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衣带渐宽终不悔”、“众里寻他千百度”。

陈伯达在当教员的时候,曾多次引用王国维的这话,用来勉励青年也要具备这种治学的精神。

“自此治学三境界说大行于世,然而人们只知此说出自王国维,却不知陈伯达亦有一点鼓吹之功”。

04

和上面这些评价比较起来,千家驹先生对陈伯达的评价,就显得很深刻,也比较刺耳了。

“这个自称小小老百姓的人,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人物,实际上是一个大大的野心家。”

“他的一句话(某某不是好人或者某某和我们不是一伙人)就能置人于死地”

“他因缘际会爬上了高层,结果跌得粉身碎骨”

这些评价看起来确实是深入骨髓,比较深刻。

当年叶永烈最后一次访问陈伯达,没曾想仅仅过去一周,陈伯达就因病去世,这一次访问也就成了两人最后的会面。

叶永烈在访问临走之际,陈伯达亲自题字“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送给了他,这也就成了陈伯达的绝笔字。

对于这一绝笔题词,千家驹认为大错已经铸成,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

“悔之已晚,追也无及了”

陈伯达和叶永烈的谈话(陈伯达和叶永烈的谈话)(5)

陈伯达绝笔题词

05

文末,我们再来看看作为陈伯达的儿子,陈晓农是如何看待自己父亲的。

在儿子眼中,父亲是一个比较软弱的文人,他母亲余文菲(陈的第二任妻子)曾这么对他说过:“你爸爸是个老实精”。

刘淑宴(陈的第三任妻子)也认为陈伯达的性格太懦弱,不过有时候在关键时刻,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他也能独出己出,而且很倔强。

陈伯达21岁的时候写过一篇小说《寒天》,这也是他人生中唯一的一篇小说,陈晓农就引用了小说中的这么一段话,来形容自己的父亲和他的晚年写照:

“我现在正如那每次都打败了仗的久经战阵的兵士,遍身负着伤痕,倒卧在暮色苍凉的草野里,望着西山的残阳在苟延残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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