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希我谷崎润一郎（陈希我谷崎润一郎）

一个叫春琴的女琴师，九岁因眼疾失明了。仆人佐助对她十分倾慕，为了能更多地跟她在一起，就跟春琴学琴。春琴待人苛酷，他们的教与学，简直就是在春琴的虐待和佐助的哭泣中进行的。可是佐助不但没有离开春琴，反而更加依恋她。后来，春琴遭人陷害，毁了容，不想让佐助看到她丑陋的脸，佐助就将自己的眼睛刺瞎了，让春琴在自己心目中永远美丽。

这是谷崎润一郎《春琴抄》里的故事。对佐助而言，春琴给他的苦难，恰是他的快乐源泉。这让人想起一部奥地利小说《穿裘皮大衣的维纳斯》：一个叫萨乌宁的男子，渴望成为一个叫旺达的女人的奴隶，愿意受她驱使，被她惩罚，希望把自己的生死大权交给她。他给她订了奴隶协议：“萨乌宁·凡·库什姆斯基先生今天结束旺达·凡·杜拉耶夫人未婚夫的生活，放弃作为她爱人的权利。凭着一个男人和贵族的名誉发誓，他自愿从此以后成为旺达·凡·杜拉耶夫人的奴隶，直到她恢复他的自由为止。”

《春琴抄》和《穿裘皮大衣的维纳斯》惊人相似，讲的都是受虐，而且受虐者都是自愿的。他们放弃了自我，放弃了自由，死心塌地成了对方的奴隶。更奇怪的是，他们居然因为受虐，精神上得到了升华。在《穿裘皮大衣的维纳斯》里，萨乌宁这样请求旺达：“请鞭打我吧，这样我才感到快乐。”在《春琴抄》里，佐助这样认为：“大概任何人都认为瞎了眼睛是不幸的。但是我自失明以来，从未体味过这样的感情，相反，心里却觉得这个世界好像变成了极乐净土，仿佛只有我和春琴师傅两个人活着，居住在莲台之上。这是因为我瞎了眼睛之后，以前所看不见的东西却都能看见了……因此即使老天爷说再让我重见光明，我也会拒绝的。师傅和我，只因双目失明，才享受到明眼人享受不到的幸福。”

人类历来自诩是上帝的骄子，我们有尊严，我们强大，但是这些作品却宣称，我们柔弱，我们下贱，我们喜欢受虐。所以第一个这么说的法国人萨德，必定要被视为变态，毕生跟监狱结缘。但很不幸，萨德是关不住的，他为我们创造了“虐恋”这个词的一半。虐恋，英文为sadomasochism，缩写为“SM”，其中“S”，就是萨德，另一半的“M”，就是这部《穿裘皮大衣的维纳斯》的作者——奥地利作家莫索克。

通常认为，人是追求快乐的，然而有虐恋倾向的人却恰恰追求痛苦，通过痛苦来得到快乐。当然这里有着转化的因素，比如因为对爱的渴望而甘于受虐。卢梭曾经回忆他的童年时代，为了得到朗拜尔西埃小姐的爱，故意去招惹她，让她责打自己。弗洛伊德说：“在男性的幻想中，被鞭打即是被爱。”虐恋双方大多是在相互依存的情感之下，在彼此喜乐之中结合的，爱情在虐恋关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谷崎润一郎，日本作家，生于1886年，卒于1965年。早年曾狂热向往西方，觉得在自己的国家已经找不到他所憧憬的美了，只有在遥远的西方，才有伟大的艺术。他在《德探》一文中，力数西方文艺的“直率而宏伟地歌唱人生的悲哀和欢乐”，说自己“突然受到强烈的崇拜西方热所袭击，感到涌起一种像颤抖似的兴奋”。他认为“必须接触西方或依靠同化来开拓自己的艺术”，甚至，“为了满足我的渴慕，如果可能，我要到西方去——不，与其到西方去，不如彻底变成他们国土的人，有决心埋骨在他们国土上的觉悟，移居那里，这是唯一最好的办法”。只是他家境贫寒，没机会去西方，只能迁居横滨本牧外国人居住区，间接体味纯西方式的生活。

在《恋爱及色情》中，谷崎谈到了西方对他的影响：“西方对我们的影响无疑是多方面的，但最大的影响之一，实际上就是‘恋爱的解放’。进一步说，就是‘性欲的解放’。试想一下，西方昔日有希腊的裸体美的文明，今日欧洲都市许多街头还屹立着神话中的女神塑像。在这样的国度和市街成长的妇女们，当然保持着匀称的健康的肉体。而我们的女神真正为了保持她们的同样的美，我们也必须有他们那样的神话，将他们的女神仰为我们的女神；必须将远溯数千年的美术，移植到我们的国家来。”

谷崎润一郎所谓的“西方”，主要是“性”，所谓的“西方的美”，就是“性的美”。在写作上，他倾倒于王尔德的“唯美”。所谓“唯美”，其实就是“唯恶”，所以他索性提倡“恶魔主义”，在恶魔的、倒错的世界中，追求美和性快乐的艺术精神。在他的《刺青》里，就描述了一个纹身师倾注自己的生命，在一个年轻女子背上文蜘蛛图案。她的背肌闪耀着妖冶的美，文身师被自己创造出来的这种绚烂美所倾倒。

“美”就是“恶”，“恶”就是“美”，《痴人之爱》中的女主人，简直就是莎乐美。有意思的是，这个恶女被作者设置成了混血女人。小说中写道：“一想，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像她的面孔所洋溢出的这般妖艳的表情。无疑，这是‘邪恶的化身’，同时也是她以最高潮的形式发挥出了她肉体和灵魂所具有的全部的美的姿态。我刚才在吵架中就不觉被那美打倒了，我从内心深处叫着：‘啊，真美！’当时干嘛不跪在她脚下？”

谷崎润一郎一生写了许多“跪在她脚下”的虐恋作品，又比如《饶太郎》，男主人公迷恋女方的拷打，女方越是爱他，他就越渴望女方残酷拷打他，使他达到亢奋、恍惚的状态。说到脚，最具体的就是《富美子的脚》和《疯癫老人日记》了，在《富美子的脚》里，女佣富美子的脚美极了，以至于老主人在弥留之际，不能进食，竟要求她用脚指头夹着棉花，蘸米汤喂到嘴里。在《疯癫老人日记》里，老人迷恋儿媳飒子的脚，最后竟要儿媳扮成观音，来做自己的墓碑，按她的脚印拓本刻成佛足石。他拒绝女儿要借两万元的请求，却给儿媳买车、买价值三百万元的十五克拉名贵猫眼宝石。

众所周知，日本是善于学习的民族，谷崎又曾经那么狂热地迷恋西方，就很容易把这些小说跟西方同类作品联系在一起。1968年，川端康成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成为日本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当时谷崎润一郎已去世三年了。有人说，要是谷崎多活几年，这个奖可能就是他的了。在东方国家，文学艺术乃至文化获得西方认可，是往往要被打个疑问的，中国如此，日本也如此。从接受美学的角度，也未必毫无道理，至少说明你容易被西方人所接受。何以容易？那就是你的身上有着与西方人共同的东西，具体到谷崎润一郎，比如他的“唯美”，他作品中的虐恋倾向。而对于东方人，往往被认为是附和了对方。

电影春琴抄

但是至少在写《春琴抄》时，谷崎润一郎已从崇拜西方“回归”到了日本传统。《春琴抄》发表于1933年，这时的谷崎，已经从倡导“恶魔主义”，转向追求“日本人传统的‘永恒的女性’”。1923年关东大地震，东京和横滨夷为废墟，谷崎迁居到了关西，被古都奈良和京都的美所吸引。再加上1926年访问中国，到上海前，本以为上海一定具有与北京一样的东方魅力，不料却目睹了十里洋场，产生了厌恶西方的情绪，开始了反思，重新认识东方文化。到关西后，他把《源氏物语》翻译成现代语本，还创作了具有“日本传统美”的长篇《细雪》。

《春琴抄》在结构和语言上带有很强的东方风格，结构安排就像中国和日本的古代屏风，一幅幅画面自成一体，彼此之间的联系若有若无，没有严格的首尾次序，既可以单幅欣赏，也可以把各个章节自由地排列组合，舒卷自如。批评家吉田精一说，这是“对西方反自然的叙事方式构成挑战”的结构。故事被打散在许多零散的叙述里，语句也像汩汩不绝的溪流，标点符号罕见，好像溪流的停顿和转折。这个在西方人那里也许会写得惊心动魄的故事，在谷崎润一郎手里，却成了韵味无穷的篇章。

电影 细雪

但它确实写了虐恋。难道日本本土文化里也有虐恋因素？

在日本关于“美”的观念中，是有一种非理性的倾向的。比如“物哀”，本居宣长阐释说：虽然高兴、快乐、有趣、振奋之际都会有一种感动之情，咏叹之举，“然而嘻然有趣之情，其动人不深；而悲愁、忧郁、恋情之属皆令人思心绵绵，感动至深”。这就是“物哀”的审美取向。

即使是回归了传统的谷崎，也在《阴翳礼赞》中这么认为：“我们到京都或奈良的名寺古刹去游览时，往往会被带领去参观那些深院大宅房间壁龛上挂着的所谓该寺庙珍藏的字画。这些壁龛在大白天也多半是阴暗幽深的，所以看不清字画的图样，只能听凭讲解人的说明沿着黯然失色的墨迹，驰骋着想象的骏马，去玩赏可能是举世无双的绝笔。不过那模糊不清的古画和幽暗的壁龛倒是配合得无比协调，从而使图样的不鲜明不仅丝毫无碍欣赏，反而令人感到这样程度的不鲜明是恰到好处。总而言之，字画在这里只不过是一幅羁留着虚幻的柔弱光线的典雅‘外表’而已……”

如果说赞美阴翳还可以理解，那么下面的观点就是病态了：

文化越是发达的人种，越是重视牙齿的整洁。据说按照牙齿的美观程度，可以推测该种族的文明程度。牙科医学最发达的美国，也就是世界第一的文明国……本来日本人认为虎牙和稀稀拉拉的黑牙是天然的可爱，反而把洁白整齐的牙齿当成是刻薄和奸诈残忍的表现。因此，从前的东京、京都、大阪等大城市的所谓美人（不，男人也算在内），大体上牙齿的长相都不好，而且很不整齐。尤其是京都女人的牙齿以污垢见称，这已经几乎成了定论……西洋人的“文明设施”、“清洁”、“整齐”云云，难道不就是像美国人的牙齿一样？每当我看到那白璧无瑕的整齐牙齿，不知怎的，总会想到西洋厕所里铺着白瓷砖的地面。

这种非理性的价值取向，迷恋忧郁、阴暗、肮脏的审美趣味，恰是虐恋的温床了。

哲学家土居健郎认为，日本文化有个奇特现象：矫情。所谓“矫情”，就是“想被人爱的依赖愿望”。矫情的原型是母子关系，儿子希望被母亲宠养、爱怜、管教。当然孩子对母亲的矫情，未必是日本的特殊现象，但是日本人的这种“矫情”超越了母子阶段，发展到了成人社会，成为整个社会普遍认可的准则。

具有受虐倾向的人，就往往具有这种“矫情”的心理，往往希望被人当做一个娇弱无助的孩子对待。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大多数被母亲鞭打和虐待过的孩子，都不会唾弃母亲，还把母亲的虐待当做爱的表示。这种孩子总是竭力向母亲示爱，如果离开了母亲，他们中相当多的人会陷入严重的精神抑郁之中。《春琴抄》中的佐助就是把春琴的打骂当做爱的表示的，而他，也是当足了孩子的角色。受了春琴的虐待，他就哭，用春琴的话说：“佐助是个多么没出息的人啊！一个男子汉，连一星半点的小事都忍受不住，还哭出声来，像有多大个事儿似的。” 男子汉，哭，这是多大的反差！但是他愿意的，没有人企图从母亲那里获取尊严。

实际上，在日本的许多文学作品中，我们不难找到虐恋的内容：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水上勉……水上勉在他的《越前竹偶》里，也让一个窝囊男人“跪倒”在一个女性脚下，当她的奴隶。有论者说，日本作家普遍有着女性崇拜的情结，其实岂止作家，日本普通男性也是。日本人很崇尚女性，一个妻子在丈夫那里，往往承担了妻子和母亲的双重角色，她们往往会感慨，她们有“第三个孩子”，即她们的丈夫。一位外国观察家说：“在看到日本母亲宁静地背着系在身上的孩子，哼着歌碎步走在街上，我们感到日本的生活河流是从她那儿发源并更新的。

与她相比，那些忙碌过度、极端做作的男人显得庸俗不堪，不迷人也不真实。他们可能是有用或讨厌的工具，却对生存的神秘几乎一窍不通。”日本人生活中最受赞美的人物之一就是女性，历代天皇的始祖天照大神就是女神。天照大神意为“光辉闪耀的伟大天神”，是太阳女神，人类进入父系社会之后，太阳神往往是男性，而日本却不同。在古希腊神话中，盗火的普罗米修斯是男英雄，而在日本，生火神给人间带来光明的却是女神伊邪那美命。某种角度说，在日本，女性是很“上位”的。

其实，早在平安时代之前，就流传着类似《春琴抄》的“女上位”的故事，后来被收入了《今昔物语集》的卷二十九第三话，名为“不被知人女盗人语第三”，讲一个武士心甘情愿被一个叫“迷女”的美丽女子鞭打的故事。就以收入《今昔物语集》的时间算，是平安时代，那是12世纪。而直到19世纪中叶，日本还是个与世隔绝的闭关自守国家。1853年7月8日，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官、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率领四艘战舰，驶入德川幕府咽喉要地江户湾相州浦贺海面。由于其船体为黑色，又像怪兽一样不断喷出漆黑的浓烟，发出轰鸣，被日本人惊骇地称做“黑船”。“黑船”的到来，才逼使日本开国。

实际上，日本对外来的文化，一直处在崇拜和抵制的矛盾中。比如对唐文化，奈良时代盲目崇拜，平安时代就开始反思了，建立起了以“神道为根本，儒教为枝叶，佛教为花实”的日本特有的文化。请注意这个“根本”，最后要落实到“根本”。谷崎润一郎作为日本人，也自然难以逃脱这个“根本”。他自幼接触日本古典文学，倾倒于《雨月物语》、西行的和歌集《山家集》，还喜爱定家的和歌、上田秋成的作品，并学习汉诗，即使他厌倦日本，他的血管里仍然流着日本的血液。所谓逃离和回归，不过是面上的文章。虽然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冲击，有时会是摧毁性的，但被冲击的民族，仍然会保存着自己民族文化的底色。

其实，谷崎润一郎的“唯美”，跟西方的“唯美”，本来就不是一个东西。在《英国的文艺复兴》中，王尔德认为英国的唯美主义是对“气度恢弘、意象清明、静穆优美的古希腊精神和中世纪的异国情调、张扬个性、情感激荡的浪漫主义”的双重复兴，那是根植于西方传统的。但是在谷崎这里，正如他不可能去西方一样，他的“根”无可逃脱地仍然在东方。西方哲学是理性，东方哲学则是智慧。西方美学重在塑造，而东方美学则重在感悟。

前者塑造美，首先需要有美的内核，再从这个内核达到美的形式，而后者则可以从表象中悟到美，无须事先设定美的内核，美的内核可以自然而然地从表象中产生。所谓“阴翳之美”，是无关内核的；所谓“跪在她脚下”，也不关“她”什么事。但是无论西方还是东方，都说“美”，那是因为最终都归于人类共有的情感经验，取得经验的途径不同，结果却可能大致相同，因为我们都是一个人类。

遗憾的是，在“西方文化中心”的习惯思维下，人们往往忽视了这一点。上世纪20年代末，法国人洛里哀在他的《比较文学史》中公开做出结论：“西方之智识上、道德上及实业上的势力业已遍及全世界。东部亚细亚除少数偏僻的区域外，业已无不开放。即使那极端守旧的地方也已渐渐容纳欧洲的风气……总之各民族将不复维持他们的传统，而从前一切种姓上的差别必将消灭在一个大混合体之内——这就是今后的文学趋势。”洛里哀说这话时，正是谷崎厌倦西方、“回归”传统的时候，不知道他的回归，是否有西方霸权的因素；也不知道，他是否意识到，他之前所厌弃现在又回归的传统，其实已被他所厌恶的西方中心主义所遮蔽；我更想知道，他是否知道那只是被遮蔽了，只是在铜像上蒙了一层灰尘，实际上传统仍在。

只要那里还生活着日本人，日本的文化就仍然存在着，这就好像我们只要活着，就有生活，作家不需要去体验生活，因为不可能不体验生活。谷崎润一郎，你只要活着，就活在日本传统之中。并且，只要他存在，就活在人类的格局之中，这不是西方统东方的“大混合体”，人类是相通的，哪怕是虐恋。其实，在中国，不也有“痛快”一词吗？这类似于西方医学和心理学研究领域中的“痛淫”（A lgolagnia）。现代生理学发现，确实疼痛跟快感有密切关系。

至于女性崇拜，世界各民族也都有这种情况。有论者说，女性崇拜来源于人类早期，那时候人类还没有高级到懂得性别歧视，还只关心生存问题。先民们以狩猎为生，他们需要更多的人力从事狩猎，这人，只有女人能生产。那时候的男人们甚至都不知道生孩子也有自己的功劳，他们以群婚制的方式生活，孩子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女人怀孕的原因，要去动物、植物、河水等人自身以外的大自然中去寻找。

那时候有很多感生神话，讲述姑娘接触神木、神水、神的脚印，或者吃神果、神蛋等等而怀孕，那么能感受“神”从而生育的女性，也被戴上了具有神奇创造力的光环。后来人类开智了，也懂得农业生产了，男人成了劳动的主力，女人的地位就下降了。在中国，还出现了“产翁制”，产妇生完孩子后立即下地干活，产妇的丈夫却躺在床上“坐月子”，由产妇在床下侍候丈夫。“产翁制”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证明男人在生育中的功劳。男人一旦失去了对生育的神秘感，就可以蔑视女人，甚至用武力征服女人。

有人说，女性崇拜是人类早期遗留下来的，但我更愿意将之看做是男权的另一面，所以到了反征服的地步。实际上，征服与反征服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男人征服了女人，毋宁说是掉进了陷阱，结果是正如布尔迪厄所分析的：“它的对立面是永久的压力和紧张，这种压力和紧张是男人在一切场合展示其男子气概的义务强加给每个男人的，有时甚至发展到了荒谬的地步。”一方面，统治者从统治中受益，另一方面，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他们“被他们的统治所统治”，“统治者不可避免地将无意识的模式用于自身”，这使得他们不堪重负。

心理学家瑞奇指出：在人的身上有一种叫做“性格盔甲”的东西，它像盔甲一样包裹着人的全部身心，让压力无法排泄。当压力大到一定程度，形成焦虑和恐惧之时，他就亟待来自外力的打击，就好像一只胀满的气球需要从外面扎一个孔，从而得以泄气。他得出人的快感模式：紧张——聚积——宣泄——放松。而受虐，就能达到宣泄和放松。但要在日常生活中让自己受虐，是难以操作的，毕竟男人必须保持着这层盔甲，于是就有了“虐恋俱乐部”，这种地方往往是女虐男，由“女王”来鞭打折磨男性客人。

据调查，光顾这种地方的男人，往往平日里身居高位，他们到这个地方来，把盔甲脱掉，把尊严放倒，接受“女王”的施虐。受虐者往往怀着一种逻辑：你虐待我，这样我就可以宣泄而不必为此负责了。当然更简便的办法是在写作中宣泄，文学是现实得不到满足之后的幻想，所以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在男权意识极为强大的日本，女虐男的文学作品却特别多。

这些写作者往往是男性，在现实生活中，男人欺压女人，但在文学作品里，却把鞭子交给女人，也不管女性愿意不愿意。其实，这也是另一种男权，是男人对女性的利用。正如三岛由纪夫谈论谷崎润一郎时所说的：“当母亲的纯洁的爱与性欲相混淆时，她会立即改头换面，她会变成典型的谷崎的女人，如《刺青》中的姑娘一样。

她美丽的身体是潜藏着一种黑暗、残暴、罪恶的东西。如果我们更仔细地研究一下，就会看到，那不是女人生来具有的特别的罪恶，而是男人期待的一种罪恶，它反映了男性的欲望。”男人被女人虐待，只是男人愿意被虐待，只是他对自己权力的放弃，我将之命名为是男人“出让”了权力。一旦他不想“出让”了，就可以收回，他又是权力的掌控者，他很快又会从奴仆变成主人。比如《富美子的脚》，主人固然“拜脚”，但他仍然是主人，要富美子用脚指头夹着棉花，蘸米汤喂到嘴里，也是主人对仆人的指令。中国男人对“三寸金莲”的亵玩，就更加明显了。

纵观谷崎润一郎一生的创作，也似乎可以用“回归”一词来概括，但不是“回归”传统，传统不等于典雅温婉。早年“虐恋”，比如《刺青》（1910）、《饶太郎》（1914）、《痴人之爱》（1925），《春琴抄》（1933）有了变化，但“虐恋”依旧。到了《细雪》（1945），似乎真的典雅温婉了，但是十年过后的《钥匙》(1956)，又旧态复萌，“回归”了。直至他生命结束前的《疯癫老人日记》，简直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了。其实，仔细看看《细雪》，仍然是女性美，仍然是“谷崎的女人”，仍然是女性崇拜，仍然是他的“期待”，仍然是恐惧衰老的“唯美”。

我常想象当年写《细雪》时的谷崎，在关西倚松庵的家里，一群女人，花团锦簇，叽叽喳喳，好是享受。倚松庵是以其夫人松子的名字命名的，意思很显然，倚靠着夫人松子。《春琴抄》就是在松子娘家出钱建的寺庙里写成的，当时谷崎还没有跟第二个夫人丁未子离婚。松子是谷崎的第三任夫人，《细雪》里四姐妹中的老二，就是以她为原型。松子夫人嫁过来前，已有一段婚姻，有了一个女儿，谷崎也有一个女儿。他们结婚后，松子夫人曾经一度怀孕，但是谷崎以自己热爱艺术为理由，让松子把胎儿打掉了。他说，他害怕松子夫人变成一个一天到晚只想围着娃娃转，不停地喂奶、换尿布的平庸妇人。也许他真的是为了艺术，也许艺术本来就是“恶魔”？

松子夫人回忆谷崎最后的日子，1965年，谷崎度过了他的七十九岁生日。在生日宴上，“他以来不及品味的速度吃着他最喜爱的鳗鱼”，第二天就开始发病，病中，他几次挣扎着要起身出门，说这样躺下去会死掉的。我不知道谷崎如此饕餮，是享受还是折磨？是通过折磨来达到享受吧？他不好好躺着，挣扎着起来，是恐惧、是抵御吧？按社会学派理论，享虐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转化或逃避苦难。只要人生不如意，就必然有“期待”；只要人生存在苦难，“虐恋”策略就必然被使用；只要生命有困境，“恶魔”就必然存在。

作为中国人，我还在意《细雪》当年被禁的事。所以被禁，是因为与当时军国主义的宣传口径不合，1943年在报刊上连载不久，就被禁了，直到战后才得以全部发表。当时日本政府号召作家们进行爱国写作，配合侵略战争，于是有了一支特殊的战斗队伍：笔部队。有的作家虽然没有在创作上“协力”战争，在行动上也积极参与了，比如川端康成，日本军政府组织的会议他都参加了。谷崎润一郎“躲进小楼成一统”，当然是不被允许的。

在专制制度下，每个人都要求当制度的螺丝钉。面对暴政，不合作也是一种操守，不合作，不参政议政，就是乖张，就是特立独行。我们现在许多作家绞尽脑汁让自己的写作奇特起来，没有人格上的特立独行，作品也奇特不起来。但是即使是这样的谷崎，也仍然在新加坡陷落时，写下《新加坡陷落之际》，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我日本帝国在东洋顶天立地，建立了赫赫伟绩……迄今为止，皇军所征之处，功名正大。”

他毕竟是日本人。不，他毕竟是人。人能够特立独行于独裁者，但不能特立独行于独裁制度；可以特立独行于制度，但不能特立独行于时代；能够特立独行于时代，但不能特立独行于理想、荣誉、快乐、美等任何向上的东西。军国主义下的谷崎如此，革命时代的我们的父辈也是如此。哪怕是罪恶，也是光荣；哪怕是跪下，也是飞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