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周总理钦定要犯（他是周总理钦定要犯）

1946年2月10日上午，重庆各界爱国人士和大专院校数千名师生，来到校场口广场前，准备参加“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然而会议刚开始，一伙手持凶器的中统特务就冲了进来，对李公朴、郭沫若、沈钧儒和马寅初等60多名著名爱国人士进行殴打。此外，这群特务还抓走了许多进步师生。等得到消息的周恩来赶来的时候，特务们已经跑光了，这就是震惊一时的“校场口血案”。

后来查明，这伙特务的头子名叫郑蕴侠，他受老蒋和陈立夫的指使，蓄意制造了这场血案。郑蕴侠毕业于黄埔四期，后来加入了中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带着政工队参加过藤县保卫战，后来还跟随中国远征军在缅甸打过仗。应该说，在抗日战场上，郑蕴侠还是作出了一定贡献的。但抗战胜利后，他就带着手下的特务干起了迫害爱国人士的勾当。

除了“校场口血案”之外，郑蕴侠还在中美合作所对许多革命志士进行了严刑拷打，犯下了累累罪行。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特意交代有关部门，对郑蕴侠展开抓捕，并要求“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但郑蕴侠就像突然在人间消失了一样，毫无音信。那么他究竟跑到哪里去了呢？重庆解放前夕，郑蕴侠本来是要和国军的溃兵一起跑的，他知道自己作恶多端，如果被解放军抓住的话，肯定不会有好果子吃。

但就在郑蕴侠准备逃跑的时候，陈立夫给他的任命状到了，他被任命为中统少将政治部主任，负责指挥由特务和部分国军散兵组成的“东西山游击纵队”阻挡解放军进入山城。郑蕴侠打过仗，知道要想靠这群乌合之众来挡住解放军的进攻简直就是痴人说梦。但陈立夫的命令他又不敢不执行，只能硬着头皮上了前线。果然不出郑蕴侠所料，他手下这帮人刚和解放军的前卫部队打了个照面，就死的死，逃的逃，郑蕴侠瞬间成了光杆司令。

为了逃命，郑蕴侠混在败兵当中向成都逃去，然而当他赶到成都的时候，却发现成都已经解放了。后来郑蕴侠回忆说，当时他给自己规划了三条路线，一个是去台湾，另一个是去海南岛，最后一个是去缅甸投靠李弥的残军。从成都去台湾和海南岛路程都很远，而且沿途都有解放军盘查，搞不好就会被抓住。最后他决定去缅甸找李弥。

然而当他走到赤水河的时候，发现前面都是哨卡，盘查十分严密。郑蕴侠心生怯意，没敢走大道，而是沿着山里的小路经合江来到了南川。越往前走，盘查越严格。郑蕴侠意识到再往前走的话，自己早晚要落网。于是他花高价搞了一套假证件，偷偷回到重庆，在一个榨菜厂里当了一名工人，准备躲过风头后再潜逃。不久后轰轰烈烈的“镇反”运动开始，郑蕴侠在榨菜厂待不住了，他化名刘正刚，装扮成一个走街串巷的货郎，一路南逃，来到了贵州务川县濯水镇。

这是一个人口不足2000的小镇，交通不便，消息也比较闭塞，而且民风淳朴，人们都很善良。郑蕴侠认为这里是一个理想的藏身之地，就编了一套谎话，说自己在战火中失去了所有亲人，孤苦无依，流落至此。一位何姓大娘见他可怜，就收留了他，让他住在了自己的家里。此后郑蕴侠就在濯水镇潜伏了下来，靠贩卖杂货为生。他当过十多年的特务，十分善于伪装，平日里不论见到谁，都是笑脸相迎，说话也十分客气，给人们留下了比较好的印象。

土改的时候，郑蕴侠被定为贫农，因此分到了土地和房屋，何大娘见他老实可靠，还给他介绍了一门亲事。这样一来，郑蕴侠就彻底地融入了当地村民的生活当中。这样平稳的日子一直过了好几年，就在郑蕴侠以为自己的罪行已经被人们遗忘了的时候，一件小事却使他意外暴露并被捕。全国解放的第八年，郑蕴侠由于一贯表现“良好”，被安排到镇子里的食堂上班，吃起了商品粮。

自从来到濯水镇后，郑蕴侠总是对别人说自己小时候家里穷，没上过学，不识字。因此他来到镇子里的食堂上班后干得都是一些粗活，领导们对他也没有太过留意。有一天郑蕴侠在上班的时候发现自己常用的一件东西不见了，下意识地说了一句“不翼而飞”，恰好被食堂的领导听见。这位领导的警惕性很高，他见自称不识字的郑蕴侠竟然随口就可以说出成语，而且还用得十分恰当和贴切，认为他十分可疑，随即就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了公安机关，郑蕴侠就这样被捕了。

至此，这位潜伏了8年之久的中统特务，终于被缉拿归案。一开始，郑蕴侠认为根据自己之前犯下的罪行，肯定是活不成了，但不料最终他仅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1975年10月，郑蕴侠被特赦。之后他在一所中学里当了老师，教语文和地理，还被选为县政协委员。郑蕴侠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犯下那么严重的罪行，被特赦后还能享受这样的待遇，心里既感激又愧疚。2009年7月，郑蕴侠去世，终年102岁。临终前，他对家人说：“我还有最后一个心愿没有实现，就是回重庆校场口看看，站在历史面前忏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