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遗民的悲情（流民是个小问题）

上图为明代周臣所画的《流民图》的一部分，图中人物衣衫褴褛，面有饥色，不免让人心戚戚焉。这幅图也使我们得以重观关乎明代国运的群体——流民。所谓流民，就是因土地被兼并或天灾人祸而离开故土，流徙各地讨生活的贫民。自明英宗以后，流民开始遍布全国十三省，并愈演愈烈，最终流民拿起武器成为反贼，倾覆了朱明王朝。

自明洪武年间，山西就有流民问题。山西地处黄土高原，旱灾频发。洪武四年（1371），太原府、兴县惨遭旱灾，再加上蒙古军队还时不时地南下侵袭，百姓实在没活路了，只好背井离乡，向河南、荆襄地区迁徙。

流民越境问题让朱元璋很头疼，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他很清楚。朱元璋设立了预备仓以赈济流民，还通过减免赋税、拨款等措施，来避免流民问题的发酵。

明代早期的流民主要是王朝更替和天灾产生的，而且发生省份往往只有一两省，对整个王朝的影响也比较小。当时地方官已经有意识地引导流民迁徙至人口较少的地区，这个办法一箭双雕，既解决了流民的生计问题，还能为人口稀少的地方提供劳动力。

随着王朝的稳定，明代人口迎来了上升期。从洪武末期的7000多万人，开始以每年不低于6%的速度迅速增长。人口倒是增加了，但是统计在册的土地数量却在下降。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农民的土地被大量兼并。比如河南，虽地处平原可土质不佳，百姓常常因为灾害之年欠下了债务，而不得不将土地典卖给王府或大地主，沦为佃户。就这样，越来越多的失地流民就被“制造”出来。

另一方面，小农的日子也不好过，除了土地本身繁重的负担外，他们还要承担逃户头上的那部分赋税。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部分农民逃难去了，他们本应承担的赋税，就落到了没有逃难的农民头上，成了背锅侠。基本上土地所产的一半都要拿出来缴纳税赋。明朝中期以后，朝廷对百姓的盘剥就更狠了。狠到什么地步呢？据记载，嘉靖年间，一个自耕农每年要承担的徭役杂税，竟然多达40多项。

在被官府、勋贵、地主重重剥削得几无生路后，自然灾害的降临就成了压倒百姓的最后一根稻草。自1450年后，小冰河期使得温度持续下降，农作物大幅度减产。无数破产农民为了活命走上流亡之路。据《明实录》记载，当时明朝各地流民大约有 700万人。

当然，明政府面对日益严峻的流民问题，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通过加强预备仓稳定粮食来源、减免赋税等方式来安抚流民。但这些措施治标不治本，日益腐败的官僚体系和愈发猖獗的土地兼并，只会源源不断地“制造”流民。

终于，流民之祸在明末爆发，陕西、山西首当其冲成为农民起义的重灾区。

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

中期以来，陕西的农业生产就因气候影响而持续低迷。陕西靠近北部军镇，大量税收要供给宁夏等地的边军，使得灾年来临时当地政府根本无力赈济。而山西为了保证自己区域的粮食供应，总会断绝粮食贸易，这又导致陕西粮食价格疯涨。老百姓根本买不起粮食，只能吃草根，嚼树皮，只有少数富人渡过了饥荒。崇祯八年（1635）开始的大饥荒，导致百姓饿死的不计其数。

影视剧中的崇祯

面对这一切，中央政府已经疲于应对。毕竟当时中央财政早就因为北方的努尔哈赤而不堪重负。相对于气势汹汹的流民问题，能拿出来赈灾的钱款真是杯水车薪。于是，大量走投无路的流民揭竿而起。

明熹宗天启七年（1627），陕西澄城县有数百人起义。

崇祯元年（1628），王大梁聚集3000多贫农起义，号称“大梁王”，从略阳进攻汉中，后迅速侵扰洛川、淳化等十几个州县。

此后，流民起义之风再也刹不住了，起义军队伍规模也越来越壮大，七八千人的起义规模司空见惯，震得明帝国的江山地动山摇。

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李自成（由甘肃举事，后转战汉中）等一大批对明朝统治心怀不满的起义军统领，在他们的带领下，起义军从陕西蔓延至山西、河南，进而席卷全国各地，明朝正式进入覆灭的倒计时。

《明末风云》中的李自成

流民问题伴随着明王朝始终，从明初洪武时山西就出现了流民，朱元璋想了很多办法来解决，如统计户口、统计财产、注明应缴纳赋税等，但这些本该保障平民的有力措施，却逐渐流于形式。地方官们多认为流民是芥跻之癣，生怕影响自己的政绩，而将流民当成盗贼进行简单的处理。殊不知流民是致命的，只待王朝衰弱之时，千百万流民就会成为起义军源源不断的力量。这也就是为何崇祯时起义军杀之不尽，抚之又反的原因。

《明实录》，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5年出版。

张廷玉等：《明史》 中华书局 1974年出版。

沈鹏：《明朝前中期流民问题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作者：浩然文史·河南师大春秋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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