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时期为什么称为贞观之治（历史上真实的唐朝）

唐初的统治者非常重视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常从历代皇朝的治乱兴衰中寻找借鉴。

唐高祖就十分重视秦、隋很快灭亡，汉、唐乘机兴盛的历史变化。同时，为了“多识前古，贻鉴将来”，还下诏修撰魏、周、隋、梁、齐、陈等六史。

在这方面，唐太宗更为突出，他明确说过：“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贞观六年（632），他还谓侍臣曰：“朕闻周、秦初得天下，其事不异。然周则惟善是务，积功累德，所以能保八百之基。秦乃恣其奢淫，好行刑罚，不过二世而灭。岂非为善者福祚延长，为恶者降年不永？朕又闻桀、纣，帝王也，以匹夫比之，则以为辱。颜、闵匹夫也，以帝王比之，则以为荣。此亦帝王深耻也。朕每将此事以为鉴戒，常恐不逮，为人所笑。”既然从历史上认识到周、秦统治时间的长短在于统治者本身，周因“惟善是务，积功累德”，所以持久，秦因“恣其奢淫，好行刑罚”，故而短暂。于是，他就从政治、经济各方面采取措施，促使国家走上富强的道路。

唐太宗认为，解决民的问题最重要。他说：“夫民者国之先，国者君之本。”“为君之道，必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解决民的问题，主要是发展生产，与民休息。

他说：“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曾下诏停修劳民伤财的洛阳乾元殿，并且表示：“后日或以事至洛阳，虽露居亦无伤也。”

为了不误农时，还把太子举行冠礼的日子由二月改到十月。当有人提出“用二月为胜”的时候，他又明确表示“农时甚要，不可暂失”。这充分说明唐太宗重视农业生产，接受了隋炀帝大量征发徭役，迫使农民走投无路，从而暴动的教训。另外，他还尽量减轻农民负担，反对竭泽而渔。他说：“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有鉴于此，他多次下诏减免赋税。

贞观元年（627），山东大旱，免当年租赋。

贞观二年（628），关中旱灾，有卖子为生者，他命出御府金帛代为赎回。

贞观三年，免关中二年租税，关东给复一年。类似此例颇多。

此外，他还竭力防止统治集团内部骄奢淫逸。在他看来，“崇饰宫宇，游赏池台，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帝王之所欲者放逸，百姓所不欲者劳敝。”

也就是说，统治者的奢侈可以激化阶级矛盾。因此，他下诏“奢侈者可以为戒，节俭者可以为师矣”。这些措施，都有利于农民发展生产。

唐太宗是通过玄武门之变夺取政权的。

唐朝建立后，李建成以李渊长子身份被立为太子，其弟李世民被封为秦王，李元吉被封为齐王。在统一战争过程中，秦王战功较多，与其谋臣猛将逐步形成一个秦王集团。

秦王集团势力日益强大，李建成感到对自己是严重威胁，遂与李元吉联合，组成一个与之对抗的集团。双方斗争的核心是皇位问题。

最初，是双方在政治上互相倾轧，争取李渊的信任与支持，削弱对方，壮大自己；最后，就发展到兵戎相见，水火不容了。

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秦王有预谋地安排尉迟敬德、长孙无忌、侯君集等人，率精兵在玄武门设下埋伏，待建成、元吉早朝到来时，出其不意，突然袭击，建成、元吉被杀，所部冯立、薛万彻等率众与秦王兵激战失败。

这就是玄武门之变。不久，秦王被立为太子。

八月，唐高祖被迫让位，秦王做了皇帝，他就是唐太宗。

在唐太宗政权中，存在着各种政治力量。

有原来隋朝的官员，有农民起义军的将领，还有统一战争中敌对势力的成员与李建成、李元吉集团的重要人物。

各种政治力量，都需要以唐太宗为中心进行重新组合。

唐太宗顺应了历史前进的要求，竭力促进各种力量的重新组合。

在用人方面，唐太宗根据自己的选人标准，不管是哪一种政治力量，只要有才行即加以重用。

贞观元年（627），唐太宗刚刚登上皇帝的宝座，就有人要求“秦府旧兵，宜尽除武职，追入宿卫”。

唐太宗说：“朕以天下为家，惟贤是与，岂旧兵之外皆无可信者乎！汝之此意，非所以广朕德于天下也。”他主张“惟贤是与”，反对以新旧为别，正是对各种政治力量一视同仁，广其德于天下。

他还明确提出：“吾为官择人，惟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不用，如其有才，虽仇不弃。”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玄武门之变以后，尽管李建成集团中，“同谋害太宗者数百千人，事宁，复引居左右近侍，心术豁然，不有疑阻”。

另外，当唐太宗还是秦王的时候，为了加强自己的力量，就设置了文学馆十八学士，作为自己的智囊团。十八学士中的房玄龄、杜如晦等，都是唐太宗发动玄武门之变的骨干力量，可见文学馆学士都是唐太宗的亲信。

但是，在他刚登上皇帝的宝座以后，武德九年（626）九月，就另设弘文馆学士代替文学馆学士，弘文馆学士不限十八人，增加了原秦王集团以外的成员。胡三省说：“唐太宗以武定祸乱，出入行间，与之俱者，皆西北骁武之士。天下既定，精选弘文馆学生（士），日夕与之议论商榷者，皆东南儒生也。然则欲守成者，舍儒何以哉！”

唐太宗用人，先“西北骁武之士”，后“东南儒生”，是根据实际需要而变化的，没有亲疏之别。

这种用人之道，无疑可使大量的人才聚集在唐太宗周围。

再者，他对各种类型的人才还善于因材使用，并不求全责备。

他说：“明君无弃士。不以一恶忘其善，勿以小瑕掩其功，割政分机，尽其所有。”他还说：“智者取其智，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无智（愚）勇怯，兼而用之。”

对人各取其长，当然可使各类人都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