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是不是陕西的（有陕西和甘肃人）

提示：拓北庭的“定位”非常牛气，很有格局，甚至包括了全中国人民。它对新疆产生的重要作用显而易见，让新疆的历史变成了一个以军人为主导的社会，也让汉唐的西域与今天的新疆都成为了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一、赶大营

让我们首先从一部记录片说起。这总纪录片叫《赶大营》，天津人拍的，首次全景式揭秘了天津人“赶大营”的传奇故事。

那么，什么是个“赶大营”呢？

首先是它有着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清朝末年，来自中亚浩罕汗国的军事头目阿古柏趁大清帝国无暇顾及西北边疆，在英国和沙俄的支持下，攻占新疆的大部分城市。1875年，慈禧太后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西征阿古柏，收复新疆。新疆路途遥远，途中多荒漠之地人烟稀少，为粮饷发愁的左宗棠颁令招募商贩随军出关贩售，配合解决军需供应。

其次是编导组为其给出了这样的定义：以天津杨柳青船工安文忠为首的数百名杨柳青人，看到这是一条谋生之路，积极应募。他们肩挑小篓，趸上针头线脑、药品及日常生活用品，追随西征军大营进入新疆，为军队提供补给，同时还为左宗棠大军运输军粮和弹药。这一事件史称“赶大营”。

最后是线路问题：据纪录片《赶大营》总导演李家森介绍：“在纪录片我们拍摄到了一份天津人赶大营时期使用过的路单。这份路单展开后有1．5米长。从路单上的时间看，是1922年整理的，距今已有90多年了。路单上详细记载的站点有153个，经静海、沧县、德州、临清、濮阳，越黄河后到河南省的郑州、开封、洛阳，再经过西安、宝鸡到天水、兰州，出嘉峪关，过玉门关，穿哈密，经奇台，最后到达乌鲁木齐。他们一共走了8171里。”

背景有了，事件有了，线路也很清楚，就能明白“赶大营”是怎么回事了。但是，我要说的是，“赶大营”一词可能要比清末这一历史时期早得多得多，要比从明朝中期至民国初年四百余年的历史长河中，无数山西人、陕西人、河北人背井离乡，打通了中原腹地与蒙古草原的经济和文化通道，带动了北部地区的繁荣和发展，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五次人口迁徙”事件之一的走西口还要早。赶就是去，到某处去，赶大营就是到大营去，这个大营不是一个地方，也不是一个单位，而是大家聚齐了一块儿走，走新疆。大家一起走，人多好照应，相互支持帮助，安全，成功率也会高一些。

二、拓北庭

为什么说赶大营要比走西口早呢？先来看看一个历史名词——拓北庭。

拓北庭，是指中国历代政府和民众在玉门关、阳关以西的西域广大地区从事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在清朝时泛指在新疆地区的活动，其影响力辐射到中亚、欧洲，经济基础支撑了政府从事的政治、文化活动，是当年陕甘人民发现的新的谋生方式。

其历史意义在于：开辟了大规模的垦荒经商移民浪潮。自汉朝设立西域都护府，包括新疆在内的广大西北地区被中国官府正式管辖。唐朝时设立北庭都护府，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统治，除了汉唐大规模移民，清朝更是加大了移民新疆的力度，实行“移民实塞下”的政策，驻军屯垦，大量的军人、农民、商人等来到新疆并留下生活，到了清未，汉人已遍布新疆各地。

其人群定位为：历朝全国各地在新疆退役军人、商人、农民、官员及其后代。拓北庭中从事商业的人群主要来自陕西、山西、湖南、天津、湖北、河南、四川、广东、广西、福建等地。

这种“定位”非常牛气，很有格局，甚至包括了全中国人民。它对新疆产生的重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它让新疆的历史变成了一个以军人为主导的社会，也让汉唐的西域与今天的新疆都成为了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为，就每一次移民来看，军人都是主导，都是先行者，今天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也是这样的。所以，即使到了当下，新疆人还把祖国内地叫“口内”， 意思是泛指长城以内的地区。这除了说明他们守卫和生活在祖国的边疆的特指之外，“口内”还有着家乡的意思，是一个情感饱满的词汇。

现在，来说早的问题。西汉在打通河西走廊与西域的同时，也奠定了当时中国的疆域基础或者说是汉地的基本范围，这个基础或范围当然包括新疆。这时候，中原及其以南地区人民想要同北方草原人民进行大规模的贸易基本是不可能的，主要是因为长城的阻隔与当时的一些贸易的政策，也就是说，这种贸易只能停留在长城沿线的关口，把生意不能做到根上去，在关口有中间人，很有限的。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贸易与贸易者不能直接面对面，很多利润都被中间人给赚走了，还要上税，这对生意人来说多少有些不满足、不过瘾。

但是，南北的贸易需求又很大，赚钱的机会很多，怎么办呢？这时，长城的另一个作用便被显现了出来，其沿线有驻军，相对安全，那么，中原及东南方向的商贸活动只能沿长城向西，南来的向西，基本接近于纪录片《赶大营》介绍的路线。这样，中原及东南方向的商贸活动就沿着河西走廊到了新疆，而到新疆也不仅仅是为了把物品仅仅交换给新疆当地人，应该看到，北方草原民族也会向西在新疆与新疆当地人产生贸易与交换，如此，需要贸易与交换人们就在新疆碰面了，大家根据各自的需要，赚足银子，各回各家。

商贸的路就这样被拓开了，北方草原民族至新疆进行商贸活动的这条路线即是今天所说的草原丝绸之路的一部分。当然，中原及东南方向的商贸有一部分会通过长城的直接向北，但民间的规模应该不是很大，在直接向北的贸易行为中，官方的远大于民间的，官方之间的互换一直都是主流。

唐朝虽然统一了北方的草原，但实行了民族自治的政策，为了便于控制边远的少数民族，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设置羁縻府、州作为行政特区，大者称都督府，小者称州，以当地少数民族的首领为都督、刺史，可以世袭。那些羁縻府、州作为唐朝的行政机构，接受唐朝的管辖，唐朝在其地也有驻军，但是，其权力依然很大，与朝廷之间的贸易交换行为依然远大于民间的。宋时，中国的南北方是两个平等的机构，契丹人把宋称为南朝，官方间的贸易仍然是主流。元朝统一了中国，导致了草原丝绸之路繁荣，但它很短暂。

明朝之所以能出现走西口主要是因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因为蒙古人为了自身发展出台了很多吸引人口的政策，主动招募内地民人垦种；另外一方面即是晋、陕北部为中国传统上重要的农牧分界线，也是内地最早得到开发的地区之一，农耕文明有着数千年的历史，因地少人稠，加上天灾频临，不少下层民众荡析离居，动辄流移。因此，走西口一直延续到了清代、民国。

雁门关上雁难飞，归化圆宝如山堆。

山西亢旱没啥事，归化一荒嘴揪起。

归化是呼和浩特市旧城，嘴揪起也就是饿肚子的模样，肚子饿了，前胸贴后背，嘴呢，也揪（噘）得高高的了。这是一部辛酸的移民史，是一部艰苦奋斗的创业史。

所以，拓北庭应该是一个比走西口更早的历史名词。

三、有多难

拓北庭一路有多难？风霜雪雨，烈日炎炎，多少怀揣发财梦想的人殒命戈壁沙漠，与死亡共枕难眠，梦断西行途中。这是今天一般意义上对它的描述。在这里，我讲两个故事。

我的一个太爷，大约在民国时去了新疆，我在《怀念羊》里写到过他，说是听大人们说他的腰间系着一根草绳，穿着一件黑裹肚子（棉袄），手褪在两个在袖子里，年纪轻轻地猫着腰冻得瑟瑟抖着去了新疆，再也没有回来。我写《怀念羊》大概是2007年，我刚30岁，出版后，我的一个本家看到了，他就打电话给问我：“我们是一家吧？我怎么也有一个爷爷去了新疆没回来？”

我的这个本家我没见过，他报上名字时，还真和我是一家，是我侄子辈，但我说的爷爷和他说的爷爷并不是一个人。我们的老家都在甘肃，一个姓路的小家族，就有两个人去了新疆，而且都没有回来，多少能看到当年去新疆之人的不易与众多。我的本家最后对我说：“叔，你给咱好好联系，最好我把太爷和你太爷的后人都给找到！”听了这话，我鼻子发酸，而时间已经过去快一个世纪了。

还有，我在甘肃日报工作的一位朋友，姓黄，他的一个太爷也去了新疆，再没回来，他的爷爷为了找太爷，最后到新疆安家了，但他的太爷却一直没找到。十多年前，我在兰州工作时，这哥们常和我一起喝酒，说到这档子事时，总会多喝两杯，之后酸酸地感叹：“唉，我太爷那时去新疆，只提了一根打狗棍……”

这就是难，也是我们对亲情与历史的怀念。另外还有一首歌很能说明问题：

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向前看，戈壁滩；向后看，鬼门关。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上望灰色天，下看戈壁滩 。出了嘉峪关，眼泪擦不干……

我要说的是，嘉峪关虽号称“天下第一雄关”，但它是始建于明洪武年间的。汉朝的雄关在敦煌，是不可能有这么悲伤的歌的。明朝虽然修建了嘉峪关但最终还是弃守了，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十一月，满速儿汗入寇肃州，游击将军芮宁阵亡，全军陷没，嘉峪关失守。从这个意义上说，修建“天下第一雄关”的明朝其实是不雄的，丢失嘉峪关及其以西地区，也使它很快灭亡了。这首歌可能就产生于这个时候，也就是说，在当时的情况下，人们依然坚持着拓北庭。

明初，为了保证边疆安全，大力修筑长城，同时驻扎大量军队。为了保证边防军队的后勤供应，明政府针对陕西关中产粮丰厚的实际，在陕西率先实行以粮食换取盐引的“食盐开中”政策，鼓励陕西商民将粮食贩运到边疆。著名陕商研究专家李刚在一篇文章里说，粮食面广量大，搬运不易，商人们只好“互相联引”，以乡土亲缘关系为纽带，抱团走上联合贩运粮食的经营道路，这就产生了明代初年中国产生最早的商帮——陕西商帮，并在以后的五百多年岁月里，垄断经营着以古老丝绸之路为主要通道的祖国东西部贸易，为中国西部的初期开发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这汗马功劳里，李刚还为人们讲述了一个无比凄惨的故事：

清代中叶，陕西渭南有个叫张云的男孩，他还在母腹中时，他的父亲张云霄就离家到甘肃做皮货生意，一走十数年，杳无音讯。张云出生、长大，但别人的孩子能见到父亲，他却不能。于是，13岁那年，他不顾母亲的阻拦，踏上了千里寻父的道路。

一个没有见过父亲的男孩去找自己的父亲，那时候，当然不会有照片之类的影象材料，张云脑子里只有他自己的生辰八字，和母亲向他讲述的父亲的大致形象。一路风餐露宿，张云走了近一年才走到兰州。盘缠没了，他就一边给人打临工，一边打听父亲的消息。后来，他听一位同乡说，父亲在嘉峪关以乞讨为生。

张云顾不了许多，连夜上路，经过三五个月的辗转终于来到了嘉峪关，每天站在嘉峪关的城门洞前，仔细辨认着过往的每一个行人。终于有一天，他见到一位衣衫褴褛的乞丐从城门洞前经过，长相与自己有几分相似，就上前盘问并告诉自己的生辰八字。

听了张云的述说，乞丐两眼放光，他呀，就是张云的父亲——张云霄。这时候，张云已经18岁了，也就是说，他离开家寻找父亲已经整整5年时间了。于是，父子二人在嘉峪关前抱头相认。张云霄并告诉张云，他因在甘肃经营皮货生意失败，自觉无颜见家乡父老，就在嘉峪关一带乞讨了此残生。张云听罢，带着父亲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渭南老家。

这个故事被记在乾隆年间的《渭南县志》里，而嘉峪关仅仅是拓北庭路上的一个点。

四、还有一段路

“张云千里寻父”的悲情故事把我们引入了陕西，而从陕西到成都的蹚古道上也有着拓北庭的踪迹。

蹚古道是陕康藏茶马古道。近年来又被学术界称为“西南丝绸之路”，由陕西商人与古代西南边疆的茶马互市形成。明朝时，有数百万斤茶叶贩运（从陕南到四川康定一带），到清朝时达到了数千万吨。由于明清时政府对贩茶实行政府管制，贩茶分区域，其中最繁华的茶马交易市场在康定，被称为蹚古道。因此，陕康藏茶马古道是当时可以在国内跨区贩茶的茶马古道。

蹚古道包括“秦蜀古道”，从长安（今西安）到成都的古道，全长1000多公里。从长安出发，分别经长安子午古道，周至黑峪口、周至辛口、骆峪口的傥骆古道、眉县的褒斜道出发、陈仓道（故道）到达汉中，再由汉中到达成都。同时，由宝鸡陈仓道出发的路线也可经金牛道直达成都。

陕商最早走的路线是经过“秦蜀古道”，走向巴蜀（主要是康定，也有商人走向西亚、印度和东南亚，在康定分为两条路线，一条向西走向西藏，一条向西南走向云南），因为在古道之间来回走，“趟”是次数之意，称为“趟古道”，“趟”还包含有踩山踩水路、试探、随大家一起之意，“趟”的异体字是“蹚”，所以书面上写为“蹚古道”。

交易不可能只有茶，还有更为广阔的贸易，这也是拓北庭中有四川和大西南人群的重要原因。下面，一起来看网友绘制的这张图，就能把拓北庭看个清楚明白。

最后，强调一下，拓北庭之所以是拓北庭而不是拓新疆、拓乌鲁木齐，也有着它悠久的历史信息。北庭来自在于大唐北庭都护府，辖境相当今阿尔泰山以西， 咸海以东， 天山以北和巴里坤湖周围地区，与安西都护府均为唐朝时期新疆地区的管辖机构，是一个非常广阔的地域概念。北庭都护府府治在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

至于乌鲁木齐的名称则是一个很晚的概念，其称谓Urumqi，在公元925年和田塞语文书《使河西记》中才有记载，是蒙古语，意为“优美的牧场”。也就是说，距今也就1000来年。过去，新疆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并不在乌鲁木齐，人们在新疆巴里坤这个地方南北分道，可去南疆与北结束。巴里坤也是清朝前期平定准噶尔叛乱的区域性指挥中心，建立乌鲁木齐城之后，巴里坤的地位才为乌鲁木齐所取代。

乌鲁木齐这个地方过去河流众多，沼泽密布，路不是非常好走，是一片“海”，直到现在，一些乌鲁木齐的老人还将乌鲁木齐称为“里海”。面对这一片“海”，还有路上的茫茫沙海、绵绵戈壁，就可以感受到拓北庭的这个“拓”是多么地坚强有力，甚至大气磅礴。（文｜路生）

参考资料：刘晓菁《何为“赶大营”？有多少人荣归故里 又有多少人命丧黄泉》；李刚《品味丝路传奇之陕商：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任升《“拓北庭”的历史地位与意义 》等。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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