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历史派系表（清朝冷知识清朝时的宗族制度）

宗族的法规和要求宗族组织为维护其血缘共同体的存在和利益，有一套要求族人的行为规范，并受传统文化和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的制约。

祠堂族长对族人拥有审判权。如四川唐氏宗族，倘族人犯有种种“非为”，“各房长确知，先以理戒，以情谕，至情理所不能感服，房长告知族长，族长会同族众，以其所犯过恶告明祖先，爰请家法，从重惩责”。宗族惩治族人，要将族人“所犯过恶告明祖先”，向祖先“爰请家法”。《即墨杨氏家乘》所收康熙时所定《家法》规定：族人相讼，族中“尊长传其本支年老正直者，焚香誓于家庙，示无所徇，吐其实，定其曲直，小事开罪大事告于祖宗朴责之强悍不遵约束者，则公曰于官，以法处之”。“焚香誓于家庙，示无所徇”。江苏常州庄氏祠堂乾隆时所定宗约，对于祠堂的审判权叙述较细。该约：“族人相争，大干法纪，自难解免，倘属田土口争、一切家庭细故，族人可为调处者，不得邃行兴讼，告以情祠具禀宗祠，听族长、分长暨族之秉公持正者传集两造，在祖宗神位前论曲直、剖是非，其理屈与不肖者，当即随事惩罚，甚则绳以祖宗家法，令其改过自新，若顽梗不灵，轻则鸣鼓共攻，解官求治，重则祠中斥革，谱内削名，断勿徇纵”。

祠堂族长依据家法对族人的处理，各族是不同的。前述杨氏宗族对于犯“大事”者要“朴责”，庄氏宗族对于小事“随事惩罚”，不改悔者“解官求治”，最严重的“祠中斥革、谱内削名”，即开除族籍。四川唐氏的“家法”在《宗规》中列有专条：“置家法一具，用竹片，长三尺，宽寸半，厚五分，上书唐氏家法字样，悬祠中内高朗处，祭祀时昭然若见，令其知惧。当用则用之只用之族人者，示家教也”。有的宗族对于不肖者，“举族鸣其罪，纳诸竹笼，沉诸海而不为过”。江苏镇江赵氏宗族“有干犯名教伦理者，缚而沉之江中以呈官”。祠堂族长还可以处死族人。安徽《弘农杨氏宗谱》则将宗族处死族人的权力作为“家法”明确地写入《宗族规条》：“族长既立，家法攸司，其于不肖子弟，轻则令其拜伏自悔，重则族长执法笞惩，至若大逆不孝，则族长会合族众，鸣公处死，虽独子不恕，另立贤嗣。”宗族对族人的要求，大致可分三种类型：一是规、约，如宗约、宗规、家规、族规、祠规，是宗族要求族人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具有强制性；二是禁、戒，如宗禁、家戒、家禁等，规定族人不许做的事情；三是训语，教诲族人如何做人，起伦理道德的教导作用。但这三方面往往混合在一起，可混称为宗规家训。其具体内容十分庞杂，举其大者，约有以下数端。

宗族最强调族人处理好家庭关系，对父子、夫妻、兄弟、婆媳、祖孙、妯娌、叔（伯）侄、姑嫂、叔嫂等关系加以规范，一般不出儒家伦理的要求。其中最重视父子、兄弟关系，强调孝、悌之道，并把子弟的行为都纳入进去。《慈南干溪章氏宗谱》嘉庆时所定《族规》说：“孝悌为万化之原盖父母为生身之本，兄弟乃手足之情，不孝固天理不容，不悌亦人情所不近，倘或灭绝天良，渐染敝俗，甚至双亲冻馁，同室操戈，如此之人，不待天诛神殛，在族人必须声罪共击，到祠杖竹，或鸣官治罪，以肃规约。”

其次是要求族人睦宗族。合肥杨氏宗族要求族人“卑不犯尊，少不凌长”。四川李氏宗族对同族中如何处理辈份关系，强调“同族伯叔昆仲自有定序”。还规定处理贫富关系的要求，“族中贫富不齐，富者不可骄，骄则招尤，亦易起侈荡之心，贫者不可惰，惰则不惟益困，而且无所不至”。合肥杨氏宗族也重视族中的贫富关系，认为“族间贫富自有不齐，然分则各门，合原一家，毋异视也，务要休戚相关，有无相恤，勿令无赖以致辱身，贱行陨节败名，有玷先祖也”。

宗族对族人的生活提出要求，涉及到娱乐、婚姻、丧葬、衣食住行、职业等等。

宗族一般要求族人从事“士农工商”本业，做一名“四民”，反对族人成为无业游民。浙江《越州阮氏宗谱•翼青公家训》说：“培养子弟，务令执有一业，或读书、或力穑、或贸易、或操作，此之谓四民，盖有一事以束其身，心自不暇思及外务。其有不务正业者，是为游民，当禀请家、族长，随时训导，以禁止之。”苏州《彭氏宗谱》所载顺治时所定《条例》要求：“宗人生业以读书习礼为上，次则训徒、学医、务农，次则商贾贸迁，若违礼背训入于匪类者，斥而不书。”

宗族要求族人生活勤俭，反对奢华。无锡郑氏认为：“士农工商，莫不各有其事，明而动，晦而休守，寸阴是惜，勤也；饮食淡泊，衣服不尚纷华，俭也。”宗族对族人要求最多的是婚姻方面，强调门当户对，尤注重良贱不婚。

宁波卢氏规定：“男女议亲，须门户相当及伦序不紊者，不许苟且，以坏家风，男子不可出赘，女子不可入赘，其婚嫁止称家有无，毋得强为美观。”又认为：“妻也者，齐也，凡娶以配身也，若女失节为妻，自己失节也。子姓如有娶娼妇为妻，及良贱为婚者，俱不得入宗祠。”该族虽强调良贱不婚，但反对婚姻论财，提倡婚事“称家有无”，量力而行，反对赘婚和娶寡妇。

有的宗族还要求族人的丧葬不作佛事，不闹丧，不可停柩不葬。湖南匡氏规定：“父母丧，必须依礼定限安葬，若惑于风水，或托故久停不葬者，俱属不孝，杖八十。”四川唐氏认为：“佛事道场，荒诞不经，演戏吹唱，以忧为乐，一切繁文缛节，时俗之所尚，大非丧礼之所宜，徒耗资财，实无益耳至于葬亲，固宜卜吉壤，然惟求其不为道路，不傍沟洫，不近城市，择厚土而安厝，切不可执福阴之说，停柩不葬，日久迁延，设遇变故莫测，以致亲骸暴露，不能归窆，不孝之罪，孰大于是乎？”宗族还对娱乐作了要求，无锡郑氏“戒游手好闲之人，人之思，劳则日生，怠则日靡，即看戏一事，亦属无益，博弈好饮酒，终非善类”。常州杨氏规定：“不许习丝竹唱词曲”。⑤宗族反对赌博，无锡郑氏提出“戒赌博：当今之世，赌风太甚，无论乡缙平等，皆好赌钱，甚至妇人女子，亦喜赌，一入赌场，废时失事，产业不能保”。认为赌博“消耗先人储业，所谓作无益害有益，诚宜切戒也。如子孙有犯者，急为禁止，能改则已，不改则宗祠重惩，仍责成其父兄伯叔督之，必改而后已，其诱人为非者同”。

宗族要求家长善于治家，有的宗族注重从小培养子女，使其成为社会上合格的人才。湖南彭氏规定：“子弟之宜教也。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当幼小时，动静语言，便当使之归于正。姑息之爱不可也，浮薄之习宜去也，毋以轻佻为文明，毋以愚鲁为浑朴，随子弟之材质，士农工商各与本业，庶不致成为游民。若夫女儿，生长闺房，更当道以礼节，敬以孝顺，酿以和平，操以中馈，勤俭朴素，于归后，宜室宜家，斯亦父母之光也。”要家长把儿子培养成“四民”正人，把女儿培养成讲究礼节、勤俭朴素、善于持家的未来的贤妻良母。

对于不负责任教育子女的家长，有的宗族规定了惩罚的内容。无锡郑氏规定：“族中教子不严，习于败类者，宗祠戒谕，使严督其子改过自新，有自父兄检束而游荡无赖者，宗祠责治，公议其执一业，而专托近支长辈督率之。”宗族强调族人按时交纳赋税，做国家的顺民，避免给宗族带来麻烦。无锡郑氏提出：“要早完国课，官银粮米，倘有拖欠，差人临户，惊鸡闹犬，好不烦恼，依时早完，亦一快事。”绍兴阮氏认为：“身际承平，无苛徭杂派之苦，衣租食税，悉出君恩，故国课最宜早完，必待胥吏追呼，是负恩也。吾愿族中急公亲上，毋稍迟滞。”

镇江金坛庄氏规定：“早完国课：赋税上关国计，下系考成，草莽君臣之义，惟此为重，须率先急公，依限完纳，毋得拖欠，贻累乡里况且功令森严，绅衿欠粮，即行奏销，凡属平民，岂容少恕”。⑤宗族把能否按时交纳赋税，看作是否忠君爱族的行为。清廷对宗族法规的政策清代宗族首领除了重视年老分尊外，强调尚爵尚贤，宗族的领导主要由绅士充当。绅士是传统文化的载体，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他们对宗族的领导，主要是要使宗族成为社会的稳定因素，替国家治理地方社会，把家法作为国法的补充，所谓“家之有规，犹国之有律，律不作，无以戢小人之心思，规不立，无以谨子弟之率履，惟是聊述家规”。因此，许多宗族法规便是以国家的法规为参照系而设置的。绍兴阮氏乾隆时，“就国法所严人情易犯者，订为二十条，编入家规。后更望严正淳切家、族长，或朝夕训诲，或朔望申明。

宗族法规维护社会秩序，受到朝廷欢迎。宗族为更好地行使权力，管好族人，往往请求政府予以支持，而朝廷则批准祠规，承认祠堂族长的审判权、族法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即墨杨氏家乘》康熙时记载该族家法“数十年来，多求官批照”，自行此法数十年，该族“无具两造者矣”，县官曾说：“尽如杨宅家法，直可刑措”。再如合肥杨氏，于乾隆二十九年建好祠堂，旋修宗谱，立有规条，并置祭产，但“相传而下，习俗移人”，“间有不孝子弟，将谱所列之规条，竟弁髦视之”，甚至以少犯长，以卑犯尊，未能合宗睦族。嘉庆十五年，该族生员数人赴县呈请祠规，知县于同年批复，要求“杨氏户、族人等知悉：嗣后务遵祠规，父训其子，兄戒其弟，如敢不遵，许该族户、祠长人等指名禀县，以凭究治，决不宽贷，各宜凛遵毋违，特示”。嘉庆十六年，该族将知县条示祠规刻石勒碑，以约束族人。

不过清朝并不是予以宗族法规全部支持，在祠堂族长依据家法处死族人问题上，清朝的政策发生过变化。顺治、康熙时期，不承认祠堂族长对族人的处死权，到雍正时则得到了法律的公开承认。雍正五年，江西永新县发生了朱伦三同侄致死其屡次犯窃的弟弟的案件，刑部认为朱伦三应处以流徙的刑罚，雍正帝则认为族人犯法，使其伯叔兄弟受连累，尊长族人将其处死是“剪除凶恶，训戒子弟”，“亦是惩恶防患之道”。不当拟以抵偿，将朱伦三的流徙罪宽免，并建议今后以此为例，于是九卿根据皇帝的旨意，定出恶人为尊长族人致死免抵之例。国家承认宗族私法惩治族人以致死的权力，表明雍正帝完全依靠宗族维护地方社会秩序的态度。

清朝对族权处死族人的公开承认，使得族权膨胀。乾隆帝上台伊始，便对宗族问题十分重视，他说江西一些地区私立禁约、规条、碑记，贫人有犯，并不鸣官，或用竹篓沉置水中，或掘土坑活埋致死，还勒逼亲属写立服状，不许声张，种种残恶，骇人听闻。对此他提出，如果有不法之徒，应当呈送政府官员，治以应得之罪，不能随便草菅人命，要求江西省“严加禁止”。乾隆帝的这一措施，表明了他对雍正五年条例的否定态度。接着，乾隆二年两广总督鄂必达奏称，宗族贤愚不一，如果恃有减等免抵之例，相习成风，族人难免有冤屈者，请求删改。刑部同意，并指出“况生杀乃朝廷之大权，如有不法，自应明正刑章，不宜假手族人，以开其隙”。于是将旧例删除。尽管如此，乾隆帝仍要求宗族发挥管理族人的功能。乾隆五年他针对游民问题，要求父兄族党严加管束不守本业之人，“不遵约束者，量行惩治”。这就等于说，承认宗族要求族人守本业做好一名“四民”、反对成为游民的职业要求，并予这些宗族私法以政权的支持。乾隆帝的“量行惩治”，没有严格的标准，等于承认族权对族人实行除处死之外的惩治权力。乾隆二十四年，西安按察使杨缵绪提议宗族致死有辱身贱行的族人，可否仍旧量行减等，乾隆帝则表示政权可代替族权惩治“不法之徒”，反对宗族任意处置族人。

乾隆帝的上述政策，也基本上为以后各朝所执行。如前述合肥杨氏宗族乾隆十九年所定规条中，有处死大逆不孝子弟的内容，在嘉庆十五年，鉴于族人不听约束，请县政权批准祠规，本来这是为了加强对族人的管理，但呈请的祠规中，只规定：有匪类不安分者，该祠长率众牵祠内责罚，没有涉及到处死权问题，这是因为，乾隆规条只是宗族内部掌握的“私法”，嘉庆祠规需要官批，而政府不承认宗族致死族人的权力，所以在呈请的祠规中便没有了宗族处死权的内容。总之，清廷希望宗族法规按照国家法律办事，在政府的支持和监督之下，有限度地管理族人。

族谱的修纂与收族

清代的宗族，多修有族谱，族谱又称家谱、家乘、宗谱等。浙江巡抚庄有恭认为，族谱之义有五善：本祖德、亲同姓、训子孙、睦故旧，更重要的是报国恩。福建按察使彭希濂为《周氏家乘》作序，也认为谱义有五：纪国恩、述祖德、敬宗收族、训子孙、有无相通。综合起来，修谱目的是：第一，尊祖，即本祖德、述祖德。就是要追述自始祖以来诸位祖先的事迹，缅怀其功德，教育子孙，使子孙产生尊祖、法祖的观念。而“祖德”，一般是儒家伦理修身较深的表现。尊祖也包含按照祖先宗规家训要求自己的含义。尊祖可以收族。

第二，收族，即亲同姓，敬宗收族。族谱把同一始祖或同一支祖下的子孙合于同一族谱，使族人通过确定自己同祖先、同族人的关系，在尊祖意识下加深彼此的关系，增加血缘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如同清人所说：“宗者总也，族者聚也，宗族而有谱，正在总聚其原本也。虽宗有大小，属有亲疏，时有远近，居有迁徙，总以一体所分，使无谱以聚之，几同陌路矣。”收族也可更好地尊祖。

第三，训子孙。族谱多载有宗规家训，用来教训子孙。还有族谱的体例含有褒贬的原则，也是教育族人的手段。

第四，忠君报国，即纪国恩、报国恩。族谱多把有功名、做官视作受皇恩、国恩的结果，将其视作一种荣耀，载有官宦者沐浴皇恩的情况，更把修族收族作为忠君报国的行为。清人说“谱之修也，内以纲维人伦之大本，外以辅翼朝廷之政治，此岂小补云尔哉！故苏子有云：‘观吾谱者，孝第之心，油然而生’，则移孝作忠，不亦增光家乘也乎？”

第五，有无相通，即通过合族，加强族人彼此间的认同感，增进联系和感情，从而恤贫穷，救患难。实际这一条也可并入第二条。第六，睦故旧，就是通过修谱加强同朋友的联系和交往。这一条对清人特别是社会影响不大的宗族来说，并不重要。事实上，在清人的修谱观里，前四条比较重要，四者的关系是互为影响，尊祖为了收族，收族可以更好地尊祖，尊祖收族才可教训好子孙，教育好子孙则能更好地尊祖收族，尊祖、收族、训子孙也就是报恩了。四者之中，又以尊祖、收族为主，尤以收族为核心。

族谱有统族谱、支（房）谱之分，族谱体例的基本形式有谱序、谱例（凡例、例言）、修谱名目、像赞、诰敕、宗规家训、世系（表、图）、世系录（世录、齿录、世纪）、派语（班派、班次）、宦绩考、传记（谱传、家传、世传、内传、外传、宗德、阃仪、德行、宜淑）、祠堂（记、图）、墓图、祠产、先世考辨、艺文、余庆录、五服图、领谱字号等，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是：序、例、规训、世系（表、图、录）、传记、祠堂、祠产、坟墓。

族谱繁简不同，最简单的族谱，只有世系的记录，因此，最体现族谱功能的，当是这部分。世系记载宗族的成员及其血缘关系，以图表的形式表现，清代的族谱世系统宗谱始于始祖，支谱起于支祖，世系的记载方式基本上借鉴宋代欧阳修、苏洵的谱例纂修，“欧氏五代为图，备五服也，其体直序，世序横推，准以小宗法，五世不迁。苏氏九代为图，备九族也，其体平列，世序直陈，统以大宗法，百世不迁”。最简单的族谱中只有人名，详细些的，人名后标明该人生卒、婚配、葬地等。也有的族谱将族人履历情况单列出，成世系录、世系、世系考。

关于世系的功能，乾隆时大学士刘伦说：“谱之为言，布也，布一族之长幼尊卑于简端也”。《荥阳郑氏续修大统宗谱》卷3《宗约》：“谱列先人世次，支联派别，分辨尊卑、嫡庶，以便采本寻源。”族谱就是通过祖宗的原始、支派由来，考世系、辨亲疏，增进共同感，并使族人寻找自己在血缘关系网中的位置，确定亲疏、尊卑的等级秩序。有的族谱对于“子孙有功祖宗，如坟墓、祠堂、谱牒之类，即于世表本名下直注其事，以示不祧，反是则于本名下昭书不肖事实，以为后戒”。族谱的褒贬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一般族谱出于维护宗法的等级、名分，其记载异姓继子和本宗继子不同，守寡与再醮有别，元配与继妾区分，都反映这种情况。族谱的传记，形式多样，有辑录正史、方志、文集的列传，和记载族人言行的一般传记文，如墓志铭、祭文、行状、寿序。有的族谱还把族人的事迹按性质加以分类，如忠义、节孝等。

族谱是由宗族负责人和文化人组织纂修的。族谱修成后，要不断续修，清人修谱的时间不尽一致，就一般而言，“修谱通例以三十年为断，迟之至六十年而止”。三十年一修是“通例”，其原因，据《余姚朱氏宗谱》卷首《一本堂旧立规条》：“父子相继为一世，前后相告大约不过三十年，故谱必三十年一修，前者已故，来者日新，莫为之前，虽美弗彰，莫为之后，虽盛弗传。”因为有这样的“通例”，所以“三十年不修谱，即为不孝”。六十年一修，算是“迟之”。也有的宗族修谱甚勤，所谓“世之重谱者，每五年一小修葺，十年一大修”⑤。族谱的不断续修，使新增族人入谱，保证族史的连续性，同时，每一次续修也是一次收族活动。

修族的资料，主要来源于平时的积累，常州庄氏乾隆二十六年修谱，要求族人“自今以往，每分之人，各具素纸，岁记其亲分之名字、履历、男女、嫁娶、生卒年月，三年合成一稿，三十年后梓而颁之”。

清人的修谱，受到朝廷的提倡。顺治十八年始修皇帝的家谱《宗室玉牒》，定制十年续修一次，乾隆九年修《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圣谕广训》明确号召“修族谱以联疏远”，以此作为笃宗族的手段。事实上，民间也是这样认识的，江苏武进潘姓便把未修族谱看作是“有违圣祖仁皇帝敦孝弟、笃宗族之训，遂招集族人，急急而续修之”。清朝官员贯彻朝廷的要求，康熙中，湖南宜章知县蒋宗芝鉴于该地人视修谱为“不急之务”，加以劝说，该地大姓立即响应，“于是族谱之作始盛”。

朝廷的提倡，绅士的响应，形成了清代族谱的一个特点，即把圣谕载入谱书，或把顺治九年，清朝要求人民学习朱元璋“孝顺父母，恭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无作非为”的“圣谕六言”，载入族谱，大量的是把康熙《上谕十六字》收入族谱，有的族谱甚至把洋洋万言的《圣谕广训》也收入族谱，如乾隆时修湖南《吴氏重修族谱》、浙江《萧山新田施氏宗谱》收入嘉庄时抄录的《圣谕广训》，道光时所修四川仪陇《胡氏宗谱》也录入《圣谕广训》。而以此所制定的宗规家训就更多了。如同治十年四川唐氏所修《家训十则》的具体内容，基本是照搬《圣谕广训》。有的族谱要求“圣谕当遵”，即以这些“圣谕”治理宗族。清代族谱的这种特点，表明族谱进一步纳入政治范畴，“圣谕”更加深入人们的生活。

族田宗族共同体为了祭祀祖先，维持祠堂的各项费用，修纂族谱，以及赡养和培养族人，需要一定的经济费用，因此，很多宗族设置了宗族集体的公共财产——族田。

族田的名称很多，大致可分为祭田和义田两类。种类不同，管理也有差别。乾隆年间江苏巡抚庄有恭就清代族田问题指出：“直省士庶之家，其笃念亲友者，每立祀产以供先世蒸尝，立义田以赡同宗贫乏，其祀产、义田岁所收获，除完纳条漕及春秋祭扫、赡给支销外，所有赢余，俱储积以备饥年之用。”祀产主要是指祭田，又叫祠田、祀田、蒸尝田等，一般的宗族都有数量不等的这类土地，收入主要作为祭祖的费用，因祭田附属于祠堂，祭田的管理，也多同祠堂的组织形式一致。大的宗祠设专人管理，如江苏武进吴氏宗族规定：“公堂祭田，必才品兼优者方可令其经管，令举一人总理，二人监察。”多数宗族由各支轮流管理祠堂和祭田，如乾隆时广东归善张姓共有尝田五石，由五房轮流收租办祭。江西上饶王姓有祀田十八石，由三房轮流收租供祭。江西会昌刘氏有“公共祖遗祭田一处”，“原系各房每年佥点经管公堂首事，收租完粮祭祀用度”。

祭田数量不大，一般是几十亩，但它是普遍存在的。义田，又称润族田、公田，设立义田是为了“供一族之公用”。主要用来赡族，赡族的费用比祭田的费用大，义田的数量一般也比祭田多，常是几百亩，甚至上千亩。义田多的宗族，除了类似祭田的管理方法外，往往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义庄。义庄有专门的房屋和人员，江苏常熟王氏有一千多亩义田，用给“力不能自养者”，并奖励孀妇和贞孝者，设怀义堂义庄，“择诚实有力者一正二副，或本族或异姓，听怀义堂后裔请定”。义田在全国出现的地区很多，但主要集中于江苏南部。族田收入的用途，庄有恭认为是完纳国课（条漕）、祭祖扫墓、赡族、储积备荒。桐城方氏用于建房屋、岁祀、助葬、赈不能自存者、助学、置田，广东是祭祀、助学、赡族、救荒，综合起来，可概括为完纳国课、祭祀、赡族、助学、救荒五项，而以祭祀、赡族、助学为主。因此，就有了祭田、润族田、学田的名称。有的宗族因专门设立助学的田产，这类土地称为书田、义塾田、学田、膏火庆田等，不妨用书田概称之。设有书田的宗族，一般也同时设立义学，培养本支或本族子弟。在江苏昭文，归氏“其田之供祀事者以百计，资本支子弟读书者以千计，谓之书田”。

族正制度族正制是伴随保甲制而出现的。清朝十分重视推行保甲制，雍正帝以保甲制为弥盗良法，鉴于保甲制奉行不力的情况，在雍正四年严饬力行。他针对聚族而居地区的实际情形，规定：“凡有堡子、村庄聚族满百人以上，保甲不能遍查者，拣选族中人品刚方、素为J族敬惮之人，立为族正。如有匪类，报官究治，徇情隐匿者与保甲一体治罪。”族正的作用是稽察匪类，起到保甲的职能。

雍正朝以后，清朝在聚族而居的福建、广东、江西等省曾大规模地推行族正制。除通过族正制实行保甲制的作用外，还为了惩治宗族的械斗、健讼，治理宗族带来的社会问题，加强国家对地方社会秩序的控制。乾隆时期最先推行族正制的是福建省的漳州和泉州两府，这里械斗之风甚盛，乾隆二年，福建地方官郝玉麟等建议重惩为首起意械斗之人和因小事互相格斗者，还提出：“泉、漳等处，大姓聚族而居，多至数千余丁，非乡保所不能稽查，是以族长之外，设立族正、房长，官给印照，责令约束族丁，嗣后请严行申饬，如有作奸犯科者，除将本人定罪外，其族正、房长予以连坐。”乾隆帝同意实行。乾隆十三年，又在全省推广族正制。广东推广族正制是在乾隆六年，按察使潘思榘对该省宗族的械斗在于祭田收入管理不善，所用非宜，建议仿照宋代范仲淹义田法，令地方官让每族公举老成公正二人，为族正、副，管理尝租，不得用于械斗讼费，否则“究处族正、副，追出讼费买谷，增贮社仓，以赈乡里”。被乾隆帝批准。乾隆十五年，广东又推广了族正制。江西也在乾隆七年试行族正制，其内容是：“酌定祠规，列示祠中，予以化导约束之责，族中有口角争讼之事，传集祠正，秉公分剖，先以家法劝戒。”“所有祠费但充祠中正用，永不许取具讼之资。”⑤江西的族正又称祠正，职责是掌握祠堂权力，按照国家要求约束宗族。

闽、粤、赣三省的族正制各有特点，族正具有的权力，江西最大，广东次之，福建最小。族正的职权是：“合族子姓俱听族正、副约束，有口事不法，听族正、副教训，不从禀究，遇有两姓互争田土钱债丧葬婚姻及一切口角微嫌失误，许两姓之族正、副公处，处断不明，将两造情事，据实直书，粘连各原词，禀官剖断，毋许两姓凶械人命”。族正被赋予了一定的管理权和司法权，可“约束”、“教训”族众，处理族内纠纷，并有“禀官”的权力。族正还管理族田的收入和使用：“除每年祭祀费用外，其余酌给族正、副饩廪，并周恤该族贫窭孤寡，如尚有余，建学延师，训课族中俊秀，不许丝毫妄干，每年底将该年所收租息共若干石，祭祀、师生修金、膏火若干石，周恤族人贫乏若干石，有无剩余，逐一开造清册，呈送州县核查存案。”族正称职与否，有赏有罚：“如果一年之内，尝租所入无私，族人安静无事，年底地方官给予花红，仍令充当，三年已满，毫无过犯，生员即以优生荐举，详给匾额，以示鼓励。”“倘有敢违，因仍前弊，尝租不归实用，以及族人造事生端，好勇斗狠，既不规劝，又复徇隐故纵，除本犯按律究拟外，族正副、保甲一例治罪。其有首先寻衅及同恶相济并挟嫌诬禀者，事发之日，依律治罪，如系生监，情轻则传教官当堂责儆，情重则详革究拟，另举充补。尝租一并入官充公，倘五年后该族众果能悔过自新，出具不敢有犯听处甘结，地方官出具印结，通送所□酌□归返尝租，以示鼓励。”综上所述，清廷要求宗族选举产生的族正，是其所在宗族中有影响的人物，可以作为宗族的代表，向政府承诺自治的义务，同时，族正又握有政府予以的权力管理族人。族正既不同于族长，又不同于政府官员，身份具有双重性，成为政府与宗族之间的媒介，也可以说是一种“职役”，族正制的实行，目的是使宗族纳入到政权的控制之下。

族正制的实行并非通行无阻。乾隆中叶，伴随着人口膨胀和吏治不清，宗族的势力膨胀，械斗、健讼等行为日益严重化，影响清代的地方社会秩序，族正制并没有起到清朝预期的效果。因此，清政府采取了扼制宗族发展的新措施，乾隆二十九年江西巡抚针对江西省宗族势力的发展，通饬各属，将各宗族荒诞不经之始祖牌位查毁，谱并削正，撤回在外府州县奉附的支祖，废掉在省城、府城建立的宗祠。乾隆帝还下令全国仿照江西进行稽察。

乾隆三十一年，广东巡抚王检，也因宗族尝租每滋械斗之弊，请求散其田产，乾隆帝命令“督抚严饬地方官实力查察，如有此等自恃祠产丰厚，以致纠合族众械斗毙命，及给产顶凶之事，除将本犯按律严惩外，照该抚所请，将祠内所有田产声明，分给一族之人，俾凶徒知所警惧，而守分之善良，仍得保有世业，以赡族人，于风俗人心较有裨益著将此通谕各省督抚，饬属一体留心妥办”。江西、广东对宗族的治理，两次都被乾隆帝向全国推广，构成了清中叶政府对祠堂、祠产打击和抑制的较为普遍行为。乾隆帝在后期也改变了对族正的看法，五十四年，福建巡抚徐嗣曾为治理福建械斗，建议责成族正约束族人，“一岁之中，族内全无命盗械斗等案，给匾奖励，三年无犯及能将滋事匪徒查缚送官者，奏给顶带”。乾隆帝认为“各处族正，鲜有奉公守法之人设再明将降谕旨，责令专办，给以顶带，其弊盖无所底止”，不准徐氏实行，乾隆帝此时对族正制持保留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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