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最后的宝藏（尘封档案之藏宝图）

本文转载自《逐木鸟》“尘封档案”系列。

翟魁元副处长是从第二野战军部队下来的一位团职情报军官，对秘密战线工作有颇多实践，反特经验比较丰富。他上任后的第一时间，就跟金必旺聊起了之前三个星期的侦查工作情况，临末两人交换了意见，一致认为昨晚武馆发生的那起案件跟蒋云忠指使丁进文收购“藏宝图”是有关系的，而且很有可能是一种“佯购”行为，真正的意图是为了试探“藏宝图”究竟是否在“九阵风”手里，以便对武馆实施抢劫。昨晚丁进文的所谓请客，应该是调虎离山之计。因为如果“九阵风”在武馆的话，凭着其丰富的江湖经验和那身武艺，那两个案犯纵然持枪仍无胜算。而他们已经通过丁进文近日跟“九阵风”的接触，确认“藏宝图”就在这个老爷子手里。当时正是一年中最热的大伏天，“九阵风”出门赴宴时只穿了一套玄色香云纱衣裤，飘飘逸逸，一眼就可以看出他身上不可能掖着“藏宝图”。所以，把“九阵风”这只老虎调走后，那两个家伙就敢登门搜劫“藏宝图”了。可是，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武馆里并没有什么“藏宝图”。

翟魁元问了对蒋云忠、丁进文两人的监控情况，听说丁进文上午已经被秘密拿下，点头表示肯定，然后说那就干脆把蒋云忠也抓起来，讯问其后台。如果运气好，估计这个案子往下无须特别费力就可以解决了。

请蒋云忠喝茶的是坐在右侧角落里的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男子，他独自坐在那里，面前放着一壶普洱茶。见蒋云忠过去，起身点头致意，拱手作揖，揖，口称“蒋先生”，请其入座。蒋云忠还礼，请教对方尊姓大名，那人答称：“敝人姓钱，草字逸君。”

蒋云忠落座后，跑堂随即送上一壶西湖龙井茶和几样茶食、点心，都是蒋云忠爱吃而平时舍不得点的。两人边吃边聊起来，钱逸君开门见山问蒋云忠是否听说重庆地面上冒出了“藏宝圈”的传闻，蒋云忠说听说了。对方义问蒋先生对“藏宝图”是否感兴趣，蒋云忠说他“藏宝图”本身并无兴趣，不过如果有人根据“藏宝图”找到了财宝，他对其中的古玩是有兴趣的。蒋云忠还说，据说那图是在“九阵风”手里，那老头儿虽然武功了得，江湖经验也不缺，但拿着“藏宝图”去掘宝的可行性不大。因为即使手头有了图纸，也不可能顺顺当当找到宝藏，再说找到后的挖掘也需要花费人力物力，所以得准备好一大笔钱才能顺利实施。而“九阵风”不具备这种经济条件。钱逸君听着笑了，说不瞒蒋先生说，敝人就是考虑到达一点，所以想从“九阵风”手里把那“藏宝图”买下来，我有经济实力挖掘宝藏。今天我跟蒋先生见面，就是想请您出面去跟“九阵风”谈此事，我愿意出大价钱买下那张图。我听江湖上传说那张图“九阵风”是花了一千万元买下的，我可以花五倍甚至十倍的价钱要他转让。只是，我并非此行中人，平时从不在江湖上走动，因此对江湖上的规矩不甚了解，贸然登门只怕人家不会搭理，更别说谈这么大的生意了。所以，我想请蒋先生出面去跟“九阵风”商谈此事。这，就是今天我跟蒋先生见面的目的，不知蒋先生意下如何？

蒋云忠听着，寻思这倒是一笔不错的买卖。于是跟钱逸君具体商谈，最后达成意向：蒋云忠以“聚丰斋”的名义出面去跟“九阵风”洽谈转让“藏宝图”事宜，价位最高可开至一亿元。蒋云忠的佣金是成交价的百分之十，先付三百万元作为经费，如果成交，该款项从佣金中扣除；不能成交，蒋云忠无须退还。

接下来的情况，前面已有交代，蒋云忠为防得罪“九阵风”，就找了丁进文去跟“九阵风”洽谈。钱逸君那天在茶馆与蒋云忠分手时约定，如果蒋云忠有事要约见他，可去一趟七星岗“鹏程戏院”，在门口招贴栏里贴一张“蒋老板招收古玩鉴定师，有意者可与‘聚丰斋’联系”的字条，次日他就会在茶馆等他。蒋云忠把丁进文招来重庆跟“九阵风”接触数日后，由于谈不下来，就想着阳钱逸君商量，便于23日贴出了字条。

次日，蒋云忠在“云腾茶馆”跟钱逸君见面，说了情况。钱逸君同意让丁进文先返回壁山，过几天再来重庆洽谈。不过，从“生意不成仁义在”这方面来说，应该让丁进文出面请“九阵风”吃顿饭。蒋云忠就吩咐丁进文如此这般去做了。

蒋云忠交代完，翟魁元问了问钱逸君的外貌。陪审的金必旺一听，立马朝翟魁元丢了个眼色。于是，翟魁元就知道这个自称姓钱的家伙，相貌与曾两次跟裴俊君见面的那个瘦高男子“老陈”一致！

如此，就基本证实了之前原专案组的分析判断：武馆案件确实是敌特分子通过蒋云忠用调虎离山计将”九阵风”调离后实施的，为的是获取那份显然隐藏着重大秘密的“藏宝图”。

七，水落石出

当天晚上，专案组开会分析案情。大家对本案是敌特案件的定性已经没有异议，至于那“藏宝图”，估计应该是一份对敌特活动具有重要意义的组织联络图之类的机密材料。

那么，往下的侦查工作应该怎么进行呢？大家分析认为，敌特的“武馆行动”扑了个空没有达到目的，但由于那份被称为“藏宝图”的机密材料的重耍性，甚至可能还有紧迫性，所以对手应该仍会继续设法获取“藏宝图”。敌特方面对此会怎么考虑呢？一干侦查员站在对手的位置上作了分析，认为敌特分子在“武馆行动”失利后，会有两种考虑：一种是认为蒋云忠提供的情况没错，“藏宝图”确实在“九阵风”手里，而派出的特务在武馆未能搜检到，说明该图被“九阵风”藏于别处了；另一种则是认为“九阵风”跟“藏宝图”没有关系。这两种考虑中，对手如果定位于第一种，那他们就会继续盯着“九阵风”采取行动，绑架甚至暗杀都有可能；如果定位于后一种，那么他们就得另起炉灶，重新寻觅“藏宝图”的下落。

敌特方面会定位于哪一种呢？专案组反复讨论下来，认为目前没有理由排除这两种可能中的任何一种，敌特方面甚至双管齐下同时实施也难说。于是，专案组就决定派员对“九阵风”暗中进行保护，如果敌特方面果真企图对老爷子下手的话，到时就趁机行动，一举破获该案。与此同时，还应考虑到敌特的后一种定位，所以也需要开辟新路子，主动出击，调查敌特的蛛丝马迹，顺藤摸瓜，解决该案。

据蒋云忠供称，那个找他转让“藏宝图”的瘦高男子名叫钱逸君，这应该是一个假名。不过，目前专案组对于此人使用真名还是假名并不关心，因为即使是真名也没法儿找到他。侦查员眼下关心的是：采取什么措施才能查摸到这家伙的线索？

翟魁元请金必旺回顾了钱逸君在本案中四次露面的情况，一干侦查员听下来都陷入了沉思。片刻，有人提出一个观点：目前要寻觅钱逸君的线索，看来只有围绕这几次露面时的情形着手了，如果能在其中哪次露面过程中发现某个特别的情节甚至细节，没准儿就可以据此查摸到钱逸君的蛛丝马迹。

于是，大家就勾画着钱逸君四次露面的情形：第一次是7月3日在下马坡“金富祥饭馆”跟裴俊君相约吃晚饭，这个饭局由于华锦秀的意外遇劫而没有进行下去，前专案组曾向饭馆方面调查过钱逸君露面的情况，未能获得线索；第二次是7月7日，在铁马街马路边唤住了正和柳五爷等人一起行走的裴俊君，刑警曾在那一带进行调查，也没有什么收获；第三、四次就是蒋云忠于前几天两次在“云腾茶馆”跟其见面，专案组尚未对此进行过调查。现在，专案组对此进行了讨论，认为钱逸君的第二次露面没有继续调查的必要，因为他既然是在马路旁突然闪现后招呼裴俊君的，那就说明他事先并未跟裴俊君有过联系，而刑警事后已经查遍了铁马街一带所有可能适合钱逸君对裴俊君下毒的场所，均无收获，说明作案现场要么不在铁马街，要么虽在铁马街，却是一个隐秘处所，钱逸君当时根本不会留下踪迹。那么，钱逸君的第一、第三、第四次的露面是否有调查的价值呢？后两次没有调查过，当然有必要向茶馆方面细细调查；第一次，还是可以再调查一下的，或许饭馆方面能够提供某个新的细节，没准儿案子就能据此而侦破了！

次日，专案组就派出侦查员前往“金富祥饭馆”和“云腾茶馆”以及七星岗“鹏程戏院”去调查。遗憾的是，三路调查都未能获得任何线索。

7月27日晚，专案组再次集聚一起讨论案情。大伙儿七嘴八舌议了一阵，有侦查员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路：7月3日钱逸君第一次露面与裴俊君在下马坡“金富祥饭馆”见面，为的就是从裴俊君手里获取那份后来被以为是“藏宝图”的敌特联络图，那他们事先一定是有约定的。按理说，那份“藏宝图”理应会被裴俊君视为特别重要的东西，那他为什么不亲自回家去取，而要打电话让华锦秀给他送去呢？估计事发突然，钱逸君是在事先没有预约的情况下忽然通知裴俊君携“藏宝图”前往下马坡见面的。而裴俊君当时已经来不及回南岸住所取“藏宝图”了，所以只好打电话通知华锦秀送去。因此，通过调查7月3日裴俊君的行踪，可能有希望查到钱逸君是通过什么方式通知裴俊君去下马坡赴约的。

这个观点获得了大家的一致认同。专案组决定，从了解裴俊君7月3日的活动情况着手，对其当天下午的行踪进行详尽调查。

裴俊君是当时重庆市小有名气的荐头店经营者，他在第一区、第二区、第五区分别开了一家荐头店，其中开得最早的那家是位于第一区校场口的“大众荐头店”，其余两家是后来开的“大众店”的分店。三家店中，校场口的那家是装有电话的，所以平时裴俊君一般都坐镇那里。裴俊君死后，这三家店由其家人委托账房李先生暂时主持营业。专案组于是就派侦查员前往该店找李先生调查7月3日裴俊君的活动情况。

李先生是个五十多岁的老者，一看就是个认真得近乎刻板的老古董。侦查员碰上他还真该暗道“侥幸”：他管着账，还管着考勤——这并非老板吩咐，而是他自己主动做的，而且顶真到连老板裴俊君是否来上班、是否迟到早退都一五一十记录得清清楚楚。当下，李先生听侦查员说明来意后，一声不吭地拿出考勤记录递过来。

侦查员打开一看，考勤记录中显示裴俊君7月3日中午十二点四十分到店，至下午五点三十分方才离开。

那么，裴俊君这段时间在店里干什么呢？

裴俊君跟李先生是在一个小房间里办公的，据李先生说当天他在接待顾客、接打电话和看报纸，中间还掏钱叫一个店员去买了西瓜，切开了大家一起吃。至于裴俊君跟什么人打过电话，或者接听过什么电话，他都不清楚。

侦查员下一步调查是去邮电局。邮电局的通信设备只能查主叫电话，这使想连裴俊君接听的电话号码一起查一查的侦查员有些失望。邮电局提供的“大众荐头店”7月3日下午的主叫电话号码只有一个，那就是裴俊君在当天下午五点二十分打给华锦秀的电话。

这就是说，裴俊君是在五点二十分之前接到钱逸君的约见电话的。当时他如果回住所取了“减宝图”再前往下马坡赴饭局的话，就超过了钱逸君所要求他赶到的时间，因此他就给华锦秀打电话让她把那本藏着“藏宝图”的《七侠五义》送去。侦查员想到这一点，对于无法查到五点二十分之前几分钟打给裴俊君的电话号码感到遗憾万分！

钱逸君的那个主叫电话号码是无法查到了，是不是还有其他办法可以弥补这份遗憾呢？专案组长翟魁元和二分局刑警队队长金必旺两人对此进行了讨论，说着说着，金必旺突发奇想：“也许钱逸君让裴俊君去下马坡赴饭局的通知不是通过电话告知的，而是派人直接去荐头店当面对裴俊君说的呢？”

翟魁元认为言之有理。如果钱逸君是通过电话通知裴俊君赴饭局的．那裴俊君应该跟对方说清楚东西不在身边，还得去南岸住所拿，可以要求延时；可是，他并没有这样做，那就有可能是钱逸君派人来通知的。这样，裴俊君如果回去取了“藏宝图”再往下马坡赴约，那肯定超时颇多。而按照敌特“地下工作”的纪律，显然不允许发生这种情况，所以，他就不得不通知华锦秀送去了。

于是，专案组就决定派员二赴荐头店调查。

7月29日上午，翟魁元带着三名侦查员去了校场口，逐个找荐头店的店员谈话，要求他们回忆7月3日下午来“大众荐头店”跟裴俊君接触的人的情况。这时离那天已经三周有余，要让人回忆起当天的情况真是有点儿强人所难。所以，一轮谈话进行下来，包括账房李先生在内的七名店员说了几个来店内找裴俊君的顾客，从时间上来说，都与之前专案组分析的应该在五点二十分前不久的情况不相符。综合七名店员提供的情况，那天下午四点半以后并没有人来店里找过裴俊君。

侦查员想到了另一种可能：那么，裴俊君在那个时段是否离开过荐头店去了外面呢？大家回忆下来，也都摇头。

翟魁元等人大失所望，只得告辞而去。刚走了五六十米，后面忽然传来叫声：“同志，想起来了！”

侦查员们回头一看，追上来的是荐头店的年轻店员宋繁荣。刚才，小宋也接受了侦查员的调查，他说时隔多日已经记不起那天的情况了，印象中那天下午四点半后没有人来店里找过裴老板。侦查员离开后，小宋去后面院子里上厕所，从裴俊君和李先生的那间小办公室前的过道经过时，他忽然想起一个细节：7月3日那天他收拾了店堂桌子上大伙儿吃剩下的西瓜，然后去后院打水准备擦桌子，从过道上经过时，看见裴俊君站在窗口隔着窗子跟一个小姑娘说话。

翟魁元四人听宋繁荣这么一说，随即返身回到荐头店。他们根据小宋所说的情况察看了现场。荐头店的旁边是一条小巷子，那间只有七八平方米的办公室朝巷子的方向有一个窗户，盛夏时节窗户自然是敞开着的。据小宋说，那天他看见裴俊君就是在这个窗子前跟那个小姑娘说话的。等他从院子里打了水返回时，那小姑娘已经不在了。

翟魁元马上想起邮电局提供的荐头店7月3日下午主叫电话的时间是五点二十分，而前一天向账房李先生调查时他所说的吃西瓜的时间跟这个时间节点是相符的。因此，可以认定钱逸君通知裴俊君的方式并非打电话，而是让人——也就是那个小姑娘来荐头店通知的。

翟魁元请宋繁荣说说那个小姑娘的体貌特征。小宋说，小姑娘的年龄在十四五岁左右，扎着两根小辫子，面容看上去比较清秀，肤色白皙，穿一件白色短袖衬衫．袖口上镶着浅绿色的花边，左侧衣襟上有一枚长条形的徽章。从过道这个角度看过去，无法看清楚她穿的是裙子还是裤子。

那么，裴俊君和小姑娘说了些什么话呢？这个，小宋很抱歉地表示他没听见，一是因为他们说话的声音很轻，二是他压根儿没想过要留心听一听。

侦查员又想到了另一个问题：当时那间小办公室里还有其他人吗？比如李先生？

小宋摇头。再问李先生，他说他当时好像在店堂里跟店员说话。

翟魁元让侦查员走访了巷子里外的居民和商户，没有收集到关于这个小姑娘的线索。

返回驻地后，专案组随即开会对宋繁荣看到的那个小姑娘进行分析。众人七嘴八舌议了一阵，不得要领。翟魁元朝坐在门口的老刑警储兴德扔去一支烟，说老储同志您为什么不发言？您是老刑警，熟悉重庆地面上林林总总的情况，快把肚子里的货端点儿出来吧。

新专案组组建后，储兴德的工作热情不是很高，因为他是留用刑警，按理应该不掺和这个已经认定的敌特案件，但领导没有发话让他停止侦查，他只好留下。可是，他也不愿意发挥主观能动性，开会一直保持沉默，工作也是派下什么去干什么，以免引起别人的猜疑。没想到，他这种情绪让翟魁元发现了，现在点名要他发言。于是，老刑警只好开口。

翟魁元的眼力厉害，储兴德一开口，差不多就已经找到寻觅那个小姑娘的方向了：小姑娘的那件袖口滚浅绿色花边的短袖衫，应该是某所学校的校服！

储兴德这一说，众人马上想起宋繁荣还说过那小姑娘的左侧衣襟上佩戴着一个长条状徽章呢，这不就是校徽吗？

从小宋所说的那小姑娘十四五岁这一点来判断，她应该是一个初中生，而在当地，也只有中学才有校服和校徽。专案组立刻着手调查全市哪所中学的女生是穿袖口滚浅绿色花边的白色短袖校服的，很快就有了结果：那是慧晖初级女中的校服。

当天下午，慧晖初级女中的全体学生接到通知：全部返校，不得请假！

除了专案组的全体侦查员，翟魁元还从市局、二分局临时借调了十名女警组成十个小组，分别和每个学生进行谈话，了解她们7月3日下午的活动情况。一番折腾后，终于找到了那个去过“大众荐头店”的小姑娘——初二年级学生陈岳芳。

据陈岳芳说，那天是父亲陈扶富让她去“大众荐头店”找老板裴俊君捎个口信的，口信内容是：今晚六点半在寸滩下马坡“金富祥饭馆”设晚餐，请裴老板准时到达，并把东西带上。带什么东西，父亲没有说。

侦查员随即让陈岳芳带路前往她家。路上，陈岳芳告诉侦查员，她的父亲是观音桥“私立中平医院”的院长，今天应该是上班的，问是去医院还是家里。翟魁元于是就把人分成两拨，一拨去家里，一拨去医院。

金必旺率领着原专案组的四名刑警去了医院，在院长室跟陈扶富一见面，他马上断定此人就是之前专案组久觅不得的那个“老陈”——“钱逸君”！

与此同时，翟魁元那拨侦查员在陈宅搜出了电台、密码本、武器弹药等特工器材，当场逮捕了陈扶富的妻子一敌特报务员崔玉莺。

陈扶富、崔玉莺归案后，作了以下供述——

这对夫妇都是南京人氏，既是邻居又是同学，双方家境都不错，两人都在邮电局工作，陈扶富是邮检技术员（即邮电局指派协助特务机关检查邮件的人员），崔玉莺是报务员。两人于抗战爆发前一年结婚，婚后经人介绍双双考入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前身）。经过训练后，夫妇俩分别成为“军统”的情报、报务人员。

这对特工夫妇跟着“军统”从南京到武汉，又从武汉到重庆。然后，陈扶富又被派往上海做起了“地下工作”，中间还曾做过汪伪“七十六号”的俘虏。抗战胜利后，这对夫妇才得以团聚，正要领着女儿回南京，却接到命令让就地“转业”——陈扶富成了“私立中平医院”的院长，崔玉莺则回家做了全职太太。其实，两人还是从事特务活动。医院是一家秘密情报中转站，陈扶富是站长，“全职太太”崔玉莺在家里干的是协助丈夫整理和传递情报的活儿。

1949年暮春，陈、崔接到由“军统”改组成的“国防部保密局”的命令，让他们利用目前的身份潜伏，任命陈扶富为“国防部保密局川东反共特别纵队上校司令长官”，崔玉莺则是丈夫的下属，封了个“少校报务主任”。“保密局”发下了武器、电台、密码、毒药、经费，却没给一兵一卒，也没让陈司令招兵买马，甚至连任务也没下达。陈扶富是老特务，就此知道所谓“川东特别纵队”不过是一块空招牌，“保密局”留着是作为预备力量考虑的。如此，当年在上海饱尝“地下工作”之苦的陈扶富好不开心，寻思拿了津贴不干活儿，这不是一桩美事吗？

不过，如此好事到1951年6月中旬就结束了。6月15日，按照每月两次打开电台跟台湾联络的规定，陈扶富让崔玉莺打开电台，收到了一份密令，让他这个“川东反共特别纵队”司令官开始活动，第一步工作就是跟其下属取得联系。半个月后，陈扶富与台北总部指派给他的副官、代号021的裴俊君见了面。根据台北密电所述，裴俊君原是国民党重庆警备司令部秘密情报员，1948年其关系转入“保密局”，受命潜伏。当时，“保密局”让裴俊君负责保存一份联络图，这份联络图中的潜伏特务就是“川东反共特别纵队”的骨干成员，均归陈扶富领导。

6月30日陈扶富跟裴俊君见面时，关照对方在下次见面时把联络图带上交给他，几时见面，随时听他通知。裴俊君一口答应说“没问题”。三天后的下午，陈扶富让女儿去“大众荐头店”给裴俊君捎口信，约其到下马坡“金富祥饭馆”见面，强调把“东西”带上。没想到裴俊君没把联络图随身携带，而是让华锦秀从住所拿来，更没想到的是华锦秀中途遇强盗打劫把联络图顺走了。接下来，他当然是要全力找回联络图，这就是裴俊君打着为华锦秀复仇的幌子连日四处奔波的原因。

可是，裴俊君并未找回联络图，只是打听到联络图已经被江湖上误以为是“藏宝图”，落入了“九阵风”闵清潮之手。而这时，“保密局”总部接到陈扶富的密电后，指令将裴俊君“即予密裁，以正纪律”。陈扶富知道裴俊君这时正在铁马街请袍哥中人吃饭打听“藏宝图”的消息，于是，就去铁马街截住他，将他邀往观音桥。裴俊君以为是去其当院长的医院，但陈扶富却把他带到池塘畔的草地上坐着说话。他在听取裴俊君关于“藏宝图”下落情况的汇报后，取出两瓶自制的酸梅汤，递给裴俊君一瓶，自己先打开喝着。裴俊君正说得口渴，随即打开一饮而尽。毒药立刻发作，裴俊君倒地而亡，陈扶富将其尸体推入池塘中。

台北总部虽有联络图的底稿，可是从安全角度考虑，必须取回那份流落在江湖上的“藏宝图”，为此，专门从另一条潜伏线上调来两名行动特工协助陈扶富。陈扶富找了“聚丰斋”老板蒋云忠，以买“藏宝图”为名骗其去向“九阵风”证实“藏宝图”确在其手中后，又让蒋云忠指示丁进文调虎离山，指令那两名行动特工前往武馆下手夺图。哪知，情报有误，功亏一篑。

讯问结束后，翟魁元把“藏宝图”的照片拿到陈扶富面前，让他交代联络图的内容。陈扶富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份联络图，但当初“保密局”命其潜伏时已经交代过判读方法，于是就要求拿一本《四角号码字典》给他，对照着照片上的那张图纸一一道来。诚如之前专案组对该图的判断，上面所画的房屋、树林、山峰、溪流的图形与中心位置的那处房屋图形，就是代表着重庆市与周边十二个县城的位置，各个图形、虚线方框和阿拉伯数字，则是潜伏在那十二个县城的特务组织头目的姓名、住址的密写。陈扶富很快就根据图纸的数字对照字典译出了一份有十二名潜伏特务姓名、住址的名单。

当时这些县城不属重庆管辖，于是重庆市公安局上报西南公安部，由西南公安部下达至川东行署公安处，连夜行动，将这十二名潜伏特务悉数捕获。可是，那两名临时调给陈扶富去武馆作案的特务却未能查获。

1951年10月31日，重庆市军管会对该案作出判决，陈扶富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其妻崔玉莺及那十二名潜伏特务分别被处以七年至无期徒刑；蒋云忠、丁进文分别被判刑五年、三年；陈扶富、崔玉莺未成年的女儿陈岳芳免予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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