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史学概念（数字公众史学上）

「本文原载：《公众史学》第1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塞尔日·努瓦雷（Serge Noiret） 著

李娟 译

引言

随着 Web 2.0 的到来，历史学和记忆研究不再是学术界的专利：通过直接和参与式的写作方式，在网络上任何人都可以参与过去。任何人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公众参与（众包）闯入知识社区，利用各种形式的参与活动，获得多领域知识。具有基本知识和技能的公众都可以对数字内容作整合、管理。“数字转向”（digital turn）改变了历史学家对待档案、生产和交流历史知识的方式。数字史学挑战着传统历史叙述方式，也以新的方式协调着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

“数字转向”为公众史学的发展带来了怎样的机遇和挑战？公众史学家在“数字转向”中肩负着怎样的责任？数字公众史学（digital public history）如何实现本土化、全球化与全球本土化？塞尔日 · 努瓦雷（Serge Noiret）的《数字公众史学》一文回答了这一系列问题。该文关于数字公众史学的一些前沿的文献与经典的案例值得细致、深入的研读。

作者简介

塞尔日 · 努瓦雷是欧洲大学学院（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公众史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历史信息科学、公众史学的历史、数字公众史学、数字人文科学与信息读写技能。他是“公众史学国际联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Public History, IFPH-FIHP）主席、意大利公众史学协会（Associazione Italiana di Public History AIPH) 主席。

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 · 韦维尔卡（Michel Wieviorka）说，今天的社会科学中“数字化势在必行”[5]；美国历史学家安东尼 · 格拉夫顿（Anthony Grafton） 认为，历史学必须数字化，否则将在不久的将来消亡。[6] 但这些观点并非人人称是。实际上，历史学家掌握（甚至创造）数字技术的经验，必然形成某些少数派，并且让那些努力与数字转向纠缠的同行们感到沮丧。因为驾驭数字技术并不简单，但数字技术正变得越来越大众，而且数字技术往往被“外行”运用得风生水起[7]，卡尔· 贝克（Carl Becker）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把这些“外行”叫作“人人先生”。[8]2002 年，罗兰多 · 米努蒂（Rolando Minuti）[9] 就写下“变化的不确定性”；丹尼尔 · 科恩（ Daniel J. Cohen）和罗伊 · 罗森茨威格（Roy Rosenzweig）则在他们 2006 年发布的数字史学手册上 [10]，警告人们注意“数字史学的前景和危险”。甚至在 2013 年，加泰罗尼亚学者阿纳克莱 · 庞斯（Anaclet Pons）还写了一本《数字化混乱》（Digital Disorder）[11]，提及博尔赫斯（Borges）所描述过的：数字资源一团乱麻，掌握它们更是困难重重，局面一片混乱。[12] 在法国，米拉德· 杜埃希（Milad Doueihi）强调，由于新的数字方法现在可以用于审视文化主题，因此必须重新思考数字化对人文学科的影响。[13]

另一些对待数字史学的方法既不乐观，也不悲观，却反映了另一些人的关注点，他们希望从一种批判性的积极角度理解这些技术变革，也就是科恩和罗森茨威格所谓的“技术现实主义”（technorealism）[14]——他们虽然对数字技术的角色和影响感兴趣，但持不偏不倚的态度。在托尼 · 韦勒（Toni Weller）在他的《数字时代史学》（History in the Digital Age）[15] 中指出，使用数字资源的人并非都是“数字史学家”。他强调，将数字革命施加于史学家在其专业传统内之前存在的实践活动，才是数字革命的不良影响。[16] 作为对韦勒的响应，美国有一项影响深远的研究，针对历史编纂中运用信息技术，强调“……许多历史学家的根本研究方法仍然是相当有辨识度的，即便是引入了新的工具和技术，但是所有历史学家的日常研究工作已经彻底改变了……”[17]

数字史学不等于数字人文科学

我们应该重视数字史学作为一个学科的特殊性，以及历史学家的数字化研究——在网上搜索不同资源和叙事。如果，数字人文提供的实践和方法论，真的为人文学科所共有 [18]，那么这些实践和概念在单个学科内就会发展得更好。数字历史恰好如此，它旨在形象地再现往昔，并且建构并不完全依赖文献的叙事。[19] 那么，更确切地说，数字历史就涉及一个专门针对历史学家的认识论角度的问题。历史学家需要回答关于往昔的疑问，调动数字资源，建构他人可知、可检验的叙事与内容。数字人文向所有人文学科提供方法和工具，但是， 史学家运用的数字工具，有时与数字人文学者不同，后者面对的是用计算机处理文献和语言、文本分析、文本编码和注释。乔治 · 梅森（George Mason）历史与新媒体中心的主任史蒂芬 · 罗伯逊（Stephen Robertson）认为，数字历史的确不同于文献研究，应该被视为另一学科。2014 年秋，该中心举办 20 周年庆[20]，重申了罗伯逊从前人处继承的观点——数字媒体是打造新历史学的重要力量。[21] 罗伯逊强调了两点：“首先，线上资源的收集、展示和传播，是数字历史更加核心的部分……第二，至于数字分析，数字历史在数字地图方面比数字文献研究上有更多的工作要做，后者更加重视文本挖掘和范式塑造。”[22]

沙伦·利昂（Sharon M. Leon）的《以受众为本的数字史学》（User-Centered Digital History）[23] 正是将往昔转译成历史，帮助读者将往昔形象化，让读者们像她一样在网上检索和管理数据，交流有关华盛顿广场上民族纪念碑的历史和记忆。[24] 公众历史学家必会自问：“历史如果不是写给公众，又所为何事？”因此通过数字化方式接触读者，是公众史学家的必备技能。

历史学家的工作中有诸多广为人知的难题：如何建立研究假设，如何寻找文献和其他多媒体素材，如何获得并管理这些材料，如何建构可靠的叙事，特别是如何交流作为一种叙事的研究结果，并且最终如何教授历史。这些工作在今天部分或者全部都可以通过电脑屏幕在网上进行。

但是，数字历史作为数字人文跨学科研究中的特殊领域，不仅仅有方便传统研究的新数字化工具，还必须考虑建立帕特里克 · 曼宁（Patrick Maning）所提出的“世界历史档案数据库”（a world-historical archive of data）。[25] 彼得· 哈伯（Peter Haber）也曾提及往昔“数字化”的一般过程 [26]：大数据管理针对可作为资源使用的海量数据，满足对所收集文献进行跨学科数据挖掘。[27] 统计计算、地理定位、图像像素分析程序、绘制历史地图、文本编辑的提高和综合处理等等，都关乎数字历史，并且还包括这些将改变研究性质的技术之间，不断发展的密切关系。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历史学家也要在新背景下工作，因此可以就他们的历史分析提出新的方法论问题，并收获新答案，其中一些在大卫 · 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和乔 · 古尔迪（Jo Guldi）的《历史学宣言》（History Manifesto）中已经被明确提出了。[28]

当阿米蒂奇和古尔迪自问历史学家今天扮演什么样的社会角色时，他们提出由于数字转向改变了历史学家对待档案、生产和交流历史知识的方式，因此要积极面对它带来的挑战。他们对于大数据的讨论，也没有停留在这场数据革命的表面，而是举例说明，历史学家该如何改变研究方法，来对付海量数字文献。乔· 古尔迪研究了今天应如何对待大数据，以及如何通过新的数字技术，掌握她所谓的“黑色档案”（dark archives）或者隐形档案，政府并不想让我们发现这些档案，直到它们被解密[29]， 或者在政府不允许的情况下，通过维基泄密（Wikileaks）获得。[30] 比如，英国的老贝利数字计划（Old Bailey digital project）就以研究一个小型档案文献为基础，提炼出了“长时段”概念（long termism），以反对《历史学宣言》重点批判的短时段概念。[31]《历史学宣言》的作者还研究了能够有效开发数字原始资源的新工具和技术。他们利用佛朗哥 · 莫雷蒂（Franco Moretti）的《遥读》（distant reading）提供的文本挖掘能力来面对大数据 [32]，遥读是一种非常不同于近读（close reading）的单一原始材料理解方式，而近读刚好导致了史学研究中的短时段范式。[33] 对材料进行遥读，研究者们就可以回答一些“大问题”。

当我们研究数字历史时，遥读和近读这两种审读文件和资料的方法缺一不可，但对于其中浮现的专业问题，只有少数历史学家掌握了回答它们的工具。甚至只有极少数人能编写新程序——比如古尔迪的纸机（Paper Machines）[34]——根据数字分析提供的假设，产生新的分析模式，以及研究数据、同数据互动的新方法[35]。

今天，很多历史学家都是“使用数字工具的历史学家”，而非“数字历史学家”或者“数字人文学者”。但是不管单个历史学家或者史学团体，以何种方式同数字转向、数字人文以及数字（公众）史学发生联系，历史学本身（材料和编纂）以及历史记忆，实际上已经被数字化了。虽然数字人文缺乏制度化框架（比如在英国 [36]），但是积极接受数字技术已经让历史学科获益良多。尽管如此，所谓的数字公众历史，即通过网络对有关往昔和个体的记忆进行公共扩散和广泛传播[37]，并非全部由数字公众史学家进行，而且这些历史通常缺乏史学意识，对材料和背景的内容与外延也鲜有批判。比如，现在许多数字档案馆都提供数字化历史图片，这些图片都来自网络，但关于它们的原始来源，并没有任何开放的关联数据。因此，我们在使用和引用这些图片的时候，往往忽略了每张图片背后的信息，这种情况如今大量发生在社交媒体图像档案库，比如 Instagram 或者 Tumblr。这些散落在社交媒体和网站上的图片，原始标题和元数据管理都渺然无踪，当历史研究和公众史学关注它们，并从庞大的图片库中将它们检索出来时，它们也变得没用了。数据管理的缺失让专业历史学家在数字世界中面临重重挑战。[38]

Web 2.0 与众包（crowdsourcing）[39]

因为数字技术，历史学家的很多活动都发生了改变，因此我们必须深入探讨数字历史对传统历史编纂造成的影响。对集体记忆、个人记忆或者历史书写进行数字叙事，将改变我们对于时间跨度、古今差异的感受，弗朗索瓦 · 哈托格（François Hartog）曾用“现时主义”[40]（presentism）这一概念描述这种过程。[41] 只有问及公众在历史中的存在状态，我们才能处理这些重大问题。

当论及数字公众史学实践的时候，要考虑的事情很多。从过去和历史在社会中的呈现情况来看，由于任何人都可以将记忆和历史文献上传到网络，因此网络已经取消了学术研究和“人人先生”的公众历史研究之间的分野。一大群人将自己的回忆以自传体的方式叙述出来，放在网上交流，如今这已经成为一项普遍的世界性活动，比如在社交媒体上“自拍照”（selphies）的泛滥。2006年，《时代周刊》的一期将“你”（You）作为年度风云人物登上了封面。随后，我（me）、本人（self）、自己（I）、我们（we）都上了封面，因为“正是你们（我们）掌控着信息时代”。[42]

2004 年左右，伴随着全新的 Web 2.0 参与式互联网时代到来，任何使用网络的人都可以叙述历史。此外，网上写作也有了新方式，比如博客，作者和读者之间不仅可以为丰富、讨论观点而交流，更可以直接、即时地补充文献材料。也因此，当对往昔的叙述出现问题时，Web 2.0 所提供的大众参与技术， 可以让读者同历史叙事的作者展开互动。[43] 数字公众史学，就是要通过社交媒体和网络项目，搭建网络技术和历史学之间的关系。由此让各类公众接触到“高级文化”，而且最好经由专业公众史学家，或者通过以某种参与形式进行的权威活动共享，来过滤“高级文化”，此外还要让“高级文化”同特定的某一社群或公众正面交锋。[44]

随着 Web 2.0 的到来，历史学和记忆研究不再是学术界的专利：通过直接和参与式的写作方式，在网络上任何人都可以被卷入过去。通过互联网公众参与（所谓的众包 [45]），利用多种参与分工的方式和各领域知识，任何人都可以闯入知识社区，因此任何有机会、有基本技术知识和足够历史知识的人，都可以对数字内容进行整合管理。此外，按照 Web 3.0 的含义，互联网将培育出充满活力和可共享的公众历史，人人都能参与互动，历史不再仅仅是专业历史学家的工作，后者也经常将他们的传统研究成果公开在网上，不过总是以 PDF 这样的封闭格式发表。比如，19 世纪纽约饭店的菜单，可以直接进入纽约公共图书馆的数据库[46]；再如，由于欧洲数字图书馆（Europeana）1914— 1918 众包项目，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一次大战纪念活动，可以成为一种收集个人和家族文献与记忆的普遍方式，而这些东西在此之前从未公开。[47]

我们正在经历参与式互联网时代，而这些众包的形式——比如对重要数字资源的集体管理与收集 [48]——组成了数字公众史学的明确互动活动。梅丽莎 · 特拉斯（Melissa Terras）曾推动“边沁手稿”项目（Transcribe Bentham），这是首批网上众包项目之一，现在也被视为人文学科中公众互动的典型案例， 她对“众包”的定义是：一种集体工作，需要一个专业核心以评估每项贡献。[49] 数字人文的多个领域和主题下，广泛存在着完成公众史学项目所需的公众知识和集体劳动，并伴随着强烈公众兴趣和参与活动。

另一方面，像美国的马克· 吐温档案馆 [50]，艾德加· 爱伦· 坡档案馆[51] 和赫尔曼· 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图书馆[52]，瑞士的“卢梭在线”（Rousseau on line）[53]，由互联网专家参与发展的孟德斯鸠词典（Dictionnaire Montesquieu）[54]， 以及最近的一战网络数字百科全书[55]，都是从编辑委员会获得技术和专业支持来整理历史资料，并没有利用任何我们前面提到的外部支持和众包程序，而这些才是 Web 2.0 上数字公众史学实践的典型。这些都是专业数字史学计划，而非数字公众史学计划，要么因为设计它们的方式，要么因为其目标受众，而且公众也并不是这些项目的直接推动者。有时，数字公众历史要求公众补充自己的故事和文件来完善网站内容。比如美国的“墨西哥短期劳工历史档案馆项目”（Bracero History Archive Project）就是如此，该项目“收集并公开有关墨西哥短期劳工计划的口述史和物品，由一位外来劳工发起，时间跨度 1942—1964”，项目吸引了百万计墨西哥农业劳工。“墨西哥短期劳工历史档案馆”现在仍继续收集有关这项劳工计划的故事，每个人都能对它有所贡献。[56] 不久前，丹尼丝 · 梅林戈洛（Denise Meringolo）的“2015 巴尔的摩暴动档案馆项目”（ Baltimore Uprising 2015 Archive Project），就面向当地民众，请人们帮助区别哪些材料是对弗雷迪 · 格雷事件暴动（Freddie Gray uprising）的解释，而哪些是记录：“……历史经常被官方说辞塑造…… 2015 年 4 月 19 日弗雷迪 · 格雷死后，发生了一系列抗议活动，因此‘保存巴尔的摩暴动’就是一座数字博物馆，我们争取保留并公开社区成员、草根团体和抗议目击者捕捉、创造的原始材料。”[57] 这样的数字公众史学计划也事关政治斗争和捍卫公民权。这项计划收集到了各种素材，从文字记叙到照片、视频、口述录音、音像制品（produced recordings）和邮件。这是优秀公众史学家们的一项专业贡献，他们也是美国公民社会运动的一分子，推特为这些社会运动冠之以“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的标签。

如前所述，数字公众史学很大程度上就是集体创造的虚拟数字档案馆。开放的公众历史文化项目吸引着很多有好奇心的人，他们将网络视为鼓励新兴集体合作的空间，让每个人都能贡献自己的知识。如果没有互动式的 Web 2.0 和公众直接参与，一个像边沁那样的著名作家就算有公众帮助，也不可能管理全部文献，而且公众如果不参与，便只能在文化项目的发展中保持沉默。只有掌握了技术、知识和文献的公众积极现身，并且最重要的是，要有能将数字公众历史项目同公众联系起来、容易上手的技术，个人档案才能补充进多媒体档案馆，比如“保存巴尔的摩暴动”、15 年前的“9 · 11”（这个虚拟数字公众档案馆今天完全由华盛顿国会图书馆监管）[58]、“平行档案馆”[59]（针对 1989 年以前的东欧政治），还有不久前欧洲数字图书馆的“大收集”（Grande Collecte）（2013 年 11 月，在纪念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百年之机推出，旨在数字化各种资料和第一人称叙述）。

2007 年，Flickr 上的“ 诺曼底照片” 计划（Photos Normandie）， 是有关1944 年 6 月 6 日登陆日和诺曼底战争的照片档案馆，也是首批考虑通过 Web2.0 技术动用公众知识的尝试活动之一。“诺曼底照片”并不像前文提到的“9 · 11”计划那样，通过众包活动向某个虚拟档案馆提供个人文件，而是捕捉那些陌生且特殊的读者脑中未曾公开的知识，这些读者不仅对登陆日有兴趣， 而且认识这些在 1944 年夏天拍摄于诺曼底的照片上的地方。作为一项数字公众史学计划，“诺曼底照片”寻找对图片的注释，并建议要丰富及（或）改变 现存有关登陆和诺曼底战争的 3000 多张照片的文字说明，使之可以再次被当作原始材料而保存下来。[60] 为图片添加新描述性数据的专家和项目管理者，都有权进行活动，这便是这些知识中的公众历史意味。由于本土专家的专业配合，Flickr 档案馆已经发现，公众对于确认和管理照片出乎意料的严格。

尽管如此，对于专业史学家而言，一段历史变成公共的，确实造成了危险。因为这些掌握批判性历史学方法和历史知识的专业学者，无法掌控这场数字转向。而另一方面，庞大的已知数字文件选编并没有为“高级专业研究”带来任何创造性价值，却萎缩了启发式研究的复杂性。结果，就像彼得 · 拉格鲁（Peter Lagrou）评论的那样，某些主题可用的数字化通道和大数据，能够确定进行何种档案研究，因此，也能够确定选择何种研究主题：任何人都不再有足够的时间和资金进行长期研究并待在档案馆里。[61] 此外，由于职业历史学家并不彻底了解网络，这将导致一个令人不快的结果——降低了整理网上个人历史话语的专业能力。因此，我们将陷入一些历史叙事形式的包围之中，这些形式既没有必要的批判视野，也缺乏历史学家所能提供的专业过滤，无法确认公众在网上的历史叙事和记忆是否靠得住。

由家藏素材和原始资料组成、并由网络资源补充的家族记忆，很容易就能在网络共享。因此新“谱系学家”——最重要的线上活动家之一[62]——可以在不提供叙述文本、没有必要历史编纂深度的情况下，书写他们自己的历史文本。个人经历在网上不再是某种遥远的、历史般的存在，而是变成当下的情感体验，填平了时间的鸿沟。

为了确保公正地对待过去，搜集文献，选择、调停社区和不同的公众，将他们一起带到网上，以及通过数字技术提供的资源，监管各种新的历史知识， 新一代的历史学家们，即我们所谓的数字公众历史学家，必须将自己变成专业的仲裁者，为收集文献、用批判性眼光管理新的虚拟档案馆（即没有实体，且由于个人贡献和众包程序上载到互联网）设计专业框架。

数字公众历史学家将同“参与众包”的公众分享他们的权威，而迈克尔 · 弗里西（Michael Frisch）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就已经构想出，通过这种方式用最好的口述史实践收集记忆。[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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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1]Frederic CLAVERT and Serge NOIRET (eds.), L’histoire contemporaine à l’ère numérique-Contemporary History in the Digital Age, Brussels: Peter Lang, 2013.

[2]Andreas Fickers:“Towards a New Digital Historicism? DOIng History in the Age of Abundance”in Andreas Fickersand Sonja De Leeuw (eds.). Making Sense of Digital Sources (Journal of European History and Culture, vol. 1, no. 1, 2012, pp. 12-18;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journal.euscreen.eu/index. php/view/article/view/jethc004/4).

[3]François Hartog. Regimes of historicity: presentism and experiences of tim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5.

[4]Philippe Joutard.“Révolution numérique et rapport au passé”in Pierre Nora (ed.). La culture du passé(Le Débat,no. 177, Paris,November-December 2013, pp. 145-152).

[5]Michel Wieviorka. L’impératif numérique. París: Éditions CNRS, 2013.

[6]Anthony Grafton,The Future of History Books, minutes 3.28’to 4.26’, (online), http://youtu.be/ FCGm2mGz9p0).

[7]Serge Noiret“. La digital history: histoire et mémoire à la portée de tous”in Pierre Mounier (ed.). Read/Write Book 2. Une introduction aux humanités numériques. Marseilles: Open Edition Press, 2012, pp. 151-177 (http://press.openedition.org/258).

[8]Carl Becker:“Everyman His Own Historia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37, no. 2, January 1932, pp. 221-236, here p. 235, http://www.jstor.org/stable/1838208.

[9]Rolando Minuti: Internet et le métier d’historien: réflexions sur les incertitudes d’une mutation, París: PUF, 2002.

[10]Daniel J. Cohen and Roy Rosenzweig, Digital History: a guide to gathering, preserving, and presenting the past on the Web,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5; Clio Wired, The future of the past in the digital ag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1.

[11]Anaclet Pons: El desorden digital: guíaparahistoriadores y humanistas. Madrid: Siglo XXI, 2013.

[12]Jorge Luis Borges“. La biblioteca de Babel”in Ficciones, Madrid: Alianza, 1971, pp. 89-100.

[13]MehadDoueihi:“Quelles Humanités Numériques?”, in Des Chiffres et des Lettres, special issue of Critique, August-September 2015, n.819-820, pp.704-711; MiladDoueihi: Digital cultur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our un humanisme numérique,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2011 ; Qu’est ce que le numériqu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2013.

[14]Daniel J. Cohen and Roy Rosenzweig. Digital History: a guide to gathering, preserving, and presenting the past on the Web, p. 3.

[15]Toni Weller, History in the Digital Age, London: Routledge, 2012, p. 2.

[16]这种对于新技术影响力的谨慎态度，也反映在意大利期期刊 Diacronie (Elisa Grandi, Deborah Paci y ÉmilienRuiz, Digital History. La storianell’eradell’accesso(issue of Diacronie. Studi di Storia Contemporanea, no. 10, 2012); 类似的谨慎态度还出现在历史学期刊 BMGN 上一期专刊的一篇文章中 (Gerben Zaagsma,“On Digital History”BMGN - Low Countries Historical Review, vol. 128-4, December 2013). 同时，大卫 · 斯特利（David J. Staley）还指出，可以将计算机当作一种工具，补充已经占据历史学科数个世纪的书写方式，以此实现历史的可视化。(David J. Staley, Computers, Visualization, and History: How New Technology Will Transform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Past, Armonk: M. E. Sharpe, 2013, 2nded.).

[17]J. Rutner and R. C. Schonfeld,Supporting the Changing Research Practices of Historians: Final Report from Ithaka S R, December 10, 2012, http://www.sr.ithaka.org/news/understanding-historians- today-—-new-ithaka-sr-report.

[18]Susan Schreibman, Ray Siemens and John Unsworth (eds.), A Companion to Digital Humanities, Oxford: Blackwell, 2004 (2007 年以来，首个网上免费手册，网址：http://www.digitalhumanities.org/companion/); 新版本: Susan Schreibman, Ray Siemens and John Unsworth (eds.),A new companion to digital humanities., Chichester: John Wiley & Sons Inc., 2016. Clare Warwick.Digital Humanities in Practice. London: Facet Publishing, 2012; M. K. Gold: Debates in the Digital Humaniti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2; Melissa Terras, Julianne Nyhan, Edward Vanhoutte(eds.), Defining Digital Humanities: A Reader, Farnham: Ashgate, 2013 ; Susan Schreibman (ed.): A new Companion to Digital Humanities, Chichester: John Wiley & Sons Inc., 2016.

[19]Enrico Natale, Christiane Sibille, Nicolas Chacherau, Patrick Kammerer, Manuel Hiestand (eds./Hrsg.): La visualisation des données en histoire -Visualisierung von daten in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Zürich: Chronos, 2015.

[20]RRCHNM: 20th Anniversary Conference, http://chnm.gmu.edu/20th/.

[21]Daniel J. Cohen and Roy Rosenzweig, Digital History: a guide to gathering, preserving, and presenting the past on the Web;Clio Wired, The future of the past in the digital age.

[22]Stephen Robertso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Digital History and Digital Humanities. http:// drstephenrobertson.com/blog-post/the-differences-between-digital-history-and-digital-humanities/, May 23, 2014 .

[23]Sharon M. Leon, User-Centered Digital History, http://digitalpublichistory.org/.

[24]Histories of the National Mall, http://mallhistory.org/.

[25]Patrick Manning, Big data in history, Basingstoke :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26]不幸已故的彼得 · 哈伯（Peter Haber）曾使用“数据驱动的历史”（data driven history）这一概念， 定义新的数字历史学世界 (Peter Haber, Digital past: Geschichtswissenchaft im digitalen Zeitalter, Munich: Oldenbourg Verlag, 2011).

[27]Viktor Mayer-Schönberger and Kenneth Cukier, Big Data: a Revolution That Will Transform How We Live, Work, and Think,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3. 也可参见：Danah Boyd and Kate Crawford,“Critical Questions for Big Data”in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vol. 15, no. 5, 2012, pp. 662679 ; 以 及 Kate Crawford,“Think Again: Big Data. Why the rise of machines isn’t all it’s cracked up to be”in Foreign Policy, May 10,2013( 可见于：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3/05/09/think_again_big_data#sthash.7vCEuA2r.dpuf). 最后，历史学数字化的例子可以在约里斯 · 凡 · 埃纳滕（Joris Van Eijnatten）、图瓦纳 · 彼得斯（Toine Pieters）和亚普 · 威尔霍伊（Jaap Verheul）的文章中找到 Joris Van Eijnatten, Toine Pieters and Jaap Verheul,“Big Data for Global History: The Transformative Promise of Digital Humanities”in BMGN - Low Countries Historical Review, vol. 128-4, 2013, pp. 55-77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bmgn-lchr.nl/index. php/bmgn/article/view/ URN:NBN:NL:UI:10-1-110023).

[28]Joe Guldi and David Armitage, The History Manifest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history manifesto.cambridge.org/files/9814/2788/1923/history manifesto_5Feb2015.pdf. 从（数字）公众史学的角度对这篇宣言进行的批判性评论，参见：Serge Noiret, Ramses Delafontaine, Quentin Verreycken, Eric Arnesen,“The History Manifesto”: a discussion, introduction by Serge Noiret, with contributions by Ramses Delafontaine (editor), Quentin Verreycken, Eric Arnesen, in Memoria e Ricerca, 1/2016, pp. 97-126, doi: 10.14647/83225.

[29]Manifes to,cit.,p.100,history manifes to.cambridge.org/ files / 9814 / 2788 / 1923 / historymanifesto_5Feb2015.pdf.

[30]Ivi, p. 101. Wikileaks, <wikileaks.org/index.en.html>

[31]The Proceedings of the Old Bailey, London’s central criminal court, 1674— 1913, www. oldbaileyonline.org. The project is quoted in The History Manifesto, cit., p. 94, historymanifesto.cambridge.org/files/9814/2788/1923/historymanifesto_5Feb2015.pdf.

[32]Franco Moretti, Distantreading, London: Verso, 2013.

[33] “The academic discipline is invaluable in detecting and debunking myths about the pastand future, say Jo Guldi and David Armitage”, in Times Higher Education, 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uk/ features/history-the-key-to-decoding-big-data/2016026.article.

[34]软件Paper Machines, lasa.international.pitt.edu/forum/files/vol44-issue1/OntheProfession2.pdf 已经有人评论过了，见 Digital Humanities Quarterly, journalofdigitalhumanities.org/2-1/review-papermachines- by-adam-crymble/. 这项插件完善了文献管理软件 Zotero, www.zotero.org; 参见：Manifesto, cit., pp.90-91, historymanifesto.cambridge.org/files/9814/2788/1923/historymanifesto_5Feb2015.pdf.“学者们可以用纸机积累有关某些观念、个体及专业团体所产生影响的长时段模式假设”，The History Manifesto, cit., p. 91. 古尔迪将纸机用于研究 20 世纪以来的全球土地改革文集，参见 Jo Guldi, www.joguldi.com/vita.

[35]Daniel J. Cohen, Max Frisch, Patrick Gallagher, Steven Mintz, Kirsten Sword, Amy Murrell Taylor, William G. Thomas III and William J. Turkel,“Interchange: The Promise of Digital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no. 2, 2008, pp. 452-491, http://www.historycooperative.org/journals/ jah/95.2/interchange.html.

[36]Melissa Terras, Julianne Nyhan and Edward Vanhoutte (eds.), op. cit. 在一篇关于“ 盎格鲁 – 撒克逊”数字人文的文化统一性的批判文章中，对于欧洲和其他地方数字人文的存在情况呈现了另一番定义和描述，参见 Marin Dacosand Pierre Mounier, Humanités numériques. État des lieux et positionnement de la recherche française dans le contexte international. Marseilles: Open Éditions/Institut Français, 2014, pp. 29-36, http://issuu.com/institut_francais/docs/if_humanites- numeriques/1?e=10421545/7080989.

[37]关于数字公众史学，参见Michael J. Galgano, J. Chris Arndtand Raymond M. Hyser, Doing History: Research and Writing in the Digital Age, Boston: Wadsworth/Cengage Learning, 2013, 2nd edition; Cauvin Thomas, Public History: A Textbook of Practice. London: Routledge 2016, pp. 174-187; Serge Noiret and Mark Tebeau, Handbook of Digital Public History, Munich: De Gruyter, 2017.

[38]但是当然，围绕这些大量可用的互联网照片，还有其他背景。数字史学家应该利用另一种文献外证法，比如我曾经对 2002 年第二次巴勒斯坦抗暴行动的暴力图片采取的做法，这些图片及其各种语言的说明文字，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传播，见 Serge Noiret,“Visioni della brutalità nelle fotografie di rete”, in Sauro Lusini (a cura di) La cultura fotografica in Italia oggi. A 20 anni dalla fondazione di AFT. Rivista di Storia e Fotografia., Prato, Archivio Fotografico Toscano-Comune di Prato, 2007, pp.88-106, available in Cadmus, EUI’s Research Repository, http://cadmus.eui.eu/ handle/1814/6724.

[39]译者注：众包（crowdsourcing）: 是指从一广泛群体，特别是在线社区，通过集合兼职工作和志愿者的零散贡献，最终完成一个大型项目。

[40]译者注：现时主义（presentism）从历史学角度，是指从当前的观点和视角，对历史进行描述和解释。

[41]François Hartog, Regimes of historicity: presentism and experiences of time, trans. Saskia Brow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5.

[42]Time, December 25, 2006 – January 1, 2007, Vol.168, n.26, http://content.time.com/time/ covers/0,16641,20061225,00.html.

[43]Roy Rosenzweig and Daniel J.Cohen,“Collecting History Online”in Clio Wired, The future of the past in the digital age, op. cit., pp. 124-151.

[44]Serge Noiret,“Internationalizing Public History”in Public History Weekly, ed. 2 (2014) 34, published in DOI ( 可见于 : dx.doi.org/10.1515/phw-2014— 2647).

[45]Crowdsourcing, in 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rowdsourcing.

[46]What’s on the Menu? ( 可见于: http://menus.nypl.org/) 参见: Michael Lascarides and Ben Vershbow， “What’s on the Menu? Crowdsourcing at 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in Mia Ridge (ed.), Crowdsourcing our cultural heritage, op. cit., pp. 113-138.

[47]“La Grande Collecte”, in Mission Centenarie, 14-18, http://centenaire.org/fr/la-grande-collecte. 法国在 2013— 2014 年组织的这项宏大众包活动，丰富了欧洲数字图书馆的项目“纪念一次大战： 欧洲数字图书馆，1914— 1918”,http://www.europeana1914— 1918.eu/en.

[48]对于“虚拟档案馆”更加深入的定义，可参见 Roy Rosenzweig,“The Road to Xanadu. Public and Private Pathways on the History Web”in Digital History: a guide to gathering, preserving, and presenting the past on the Web;Clio Wired,The future of the past in the digital age, op. cit., pp. 203- 235 ( 可见于 : http://chnm.gmu.edu/essays-on-history-new-media/essays/?essayid=9).

[49]A“community based online cultural heritage project”: Melissa Terras,“Crowdsourcing Manuscript Material”, Melissa Terras’Blog, March 2, 2010( 可见于 : http://melissaterras.blogspot.it/2010/03/ crowdsourcing-manuscript-material.html); Transcribe Bentham, A participatory initiative ( 可 见于 : http://blogs.ucl.ac.uk/transcribe-bentham/). 以 及 : Tim Causer and Melissa Terras,“‘Many hands make light work. Many hands together make merry work’: Transcribe Bentham and Crowdsourcing Manuscript Collections. ”in Mia Ridge (ed.). Crowdsourcing our cultural heritage. Farnham: Ashgate, 2014, pp. 57-88.

[50]Mark Twain Project Online ( 可见于 :http://www.marktwainproject.org/).

[51]E. A. Poe Society of Baltimore ( 可见于 :http://www.eapoe.org/).

[52]Melville’s Marginalia Online ( 可见于 :http://melvillesmarginalia.org/).

[53]Rousseauonline( 可见于 :http://www.rousseauonline.ch/about.php).

[54]Le dictionnaire Montesquieu ( 可见于 : http://dictionnaire-montesquieu.ens-lyon.fr/fr/accueil/).

[55]1914— 1918-onlin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First World War, http://www.1914— 1918- online.net/.

[56]The Bracero History Archive, http://braceroarchive.org/contribution .

[57]Preserve the Baltimore Uprising Archive, http://www.baltimoreuprising2015.org.

[58]September 11 Digital Archive, http://911digitalarchive.org.

[59]Parallel Archive, http://www.parallelarchive.org. 参见: Éva Deák,“Study, Store and Share Unpublished Primary Sources. The example of the Parallel Archive”, in Frédéric Clavert and Serge Noiret (eds.), op. cit., pp. 83-94.

[60]Patrick Peccatte and Michel Le Querrec, PhotosNormandie ( 可见于 : http://www.flickr.com/people/photosnormandie). 也可参见Patrick Peccatte,“Une plate-forme collaborative pour la redocumentarisation d’un fonds photographique historique”in Frédéric Clavert and Serge Noiret (eds.), op.cit., pp. 139-

152 以及 Patrick Peccatte,“PhotosNormandie five years - a balance shaped FAQ ”, Déjà vu. Carnet de recherche visuel, http://culturevisuelle.org/dejavu/1097.

[61]Pieter Lagrou,“De l’histoire du temps présent à l’histoire des autres. Comment une discipline critique devint complaisante.”, Vingtième Siècle, n. 118, 2013, pp. 101-119.

[62]Jerome de Groot: Consuming history: historians and heritage in contemporary popular 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2nd edition), pp.71-86， 及其另一部作品“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or Public History Plenary Address: On Genealogy”, The Public Historian, 37(3), pp.102-127, DOI:10.1525/tph.2015.37.3.102 .

[63]Michael Frisch: A shared authority: essays on the craft and meaning of oral and public history,Albany :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0. 另可参见：Lori Byrd Phillips:“The role of open authority in a collaborative web”, in Mia Ridge (ed.): Crowdsourcing our cultural heritage, c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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