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感心理中的关键因素（障碍美学二）

“Alison Lapper Pregnant” at Trafalgar Square in London.

按：本辑“障碍美学”的第二篇来自安·米利特-贾兰特(Ann Millett-Gallant)发表在《残障研究季刊》上论文的编译。她以艺术家马克·奎因(Marc Quinn)2005年为伦敦特拉法尔加广场创作的公共雕塑《怀孕的艾莉森·莱普(Alison Lapper Pregnant)》为案例。莱普本人也是一位艺术家，奎因的这尊雕塑将她裸体的、天生没有双臂、并且正怀孕的形象曝露在公共空间之中。

米利特-贾兰特认为大多数公共空间的纪念碑以英雄人物为主，潜藏着“健全主义”的态度，它们“描绘了政治的稳定和停滞，而不是反映社会变化”，而奎因则用莱普雕塑发布了一种公开声明，将有生殖权利的残疾女性以一种反英雄的方式“展现为具有创造力的社会主体”。

构建身体理想：《怀孕的艾莉森·莱普》和障碍的公共展示

2005年，艺术家艾莉森·莱普(Alison Lapper)因其同名肖像雕塑《怀孕的艾莉森·莱普》在特拉法尔加广场(Trafalgar Square)的第四基座展出而声名鹊起，该雕塑有11英尺高，重13吨(Fig. 1)。莱普同意让英国艺术家马克·奎因(Marc Quinn)在她怀孕7个月的时候进行裸体铸模，并公开展示;很多人称该作品是两位艺术家的合作(Fig. 2)。这件充满争议的雕塑使得模特的身体和她的人生故事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出生时就是短腿且没有双臂的莱普，是英国协会旗下残疾儿童和残疾艺术家项目的成员，她是一名单亲妈妈，也是一位以残疾妇女亲身经历为创作源泉的艺术家(Fig. 3)。由珍贵的意大利大理石铸造的雕塑，姿势随意，并被放置于一群海军上将的雕像中，莱普被推举为文化多样性的现代女英雄，然而这件作品也被视为奎恩的一次无谓的宣传噱头。莱普身体的曝露超过了她是裸体的事实，鉴于莱普成长于公共机构环绕的曝晒环境之中并且与公共生活的互动又极为有限，对她来说，这件作品确实像是一次“出柜”。《怀孕的艾莉森·莱普》提出了一个公开声明，即这个残疾妇女被展现为具有创造力的社会主体，她拥有生殖的权利，而且她有权代表他人。

Marc Quinn and his miniature version of Alison Lapper Pregnant.

Alison Lapper.

公共艺术提出了社会和艺术的再现问题，以及社会中某些成员可见性与隐蔽性的议题。公共空间和公共雕塑通常被性别化为白人男性，而且公共空间在态度上大多是健全主义的(Ableist)，更不用提无障碍环境(或这方面的缺乏)。最有效的公共艺术，创建了关于艺术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谁被列入或排除在“公众”的概念之间的对话。

建造在休闲和商业空间的公共艺术项目，传统意义上都旨在创造一个和谐的社区，增加游客，并使空间更人性化和美观。在上世纪80和90年代的英国，《怀孕的艾莉森·莱普》所身处的这个国家，有许多公共艺术项目是作为促进城市更新和提高生活品质的一部分而被资助的。因此，关于露天壁画和雕塑的公共委托增加了，为1999年的特拉法尔加广场的第四基座计划奠定了基础。公共艺术的培训项目也得到了发展。这些举措导致了艺术的蓬勃发展，并以此假设艺术具有内在的社会和教育价值。这些公共艺术项目被认为具有创造社会和谐的“教化”效果，但同时又指出了固有的公共差异、紧张和排外主义。意欲迎合“公共”这一概念最广泛的含义，公开资助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意味着具有批判性或争议性，它们是为了创造经济、环境和社会效应，并根据主流的社会价值观而建造的，因此遵循着公共纪念碑的传统。社会地理学家马尔科姆·迈尔斯(Malcolm Miles)解释道：“纪念碑的制造是在一个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框架内，作为一个民族历史构建的元素……它们意味着至少有一部分的价值共识，没有这些共识它们的叙述不会得到认可”。历史上，纪念碑描绘了政治的稳定和停滞，而不是反映社会变化。此外，迈尔斯强调纪念碑是历史的叙述版本和视觉传达，尤其是那些在权力构建下制造的纪念碑。纪念碑往往特指具有执行权力的行为，例如战争、征服、归附、殖民主义和暴力，因此纪念碑使权力合法化并迫使这种权力视觉化。

然而，许多当代的倡议已反驳了这样的历史依据。本着民权和非殖民化运动以及后现代主义的精神，这种纪念碑的历史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争议。许多人挑战了“公共”艺术是社会包容的这种理念，因为政治运动反对艺术的假定性和意识形态的表达。许多少数族群要求被代表，并纠正公共艺术中关于性别、种族和阶级线路的传统偏见。包括障碍权益和艺术项目在内的这些倡议要求公共艺术通过融入非传统的艺术形式和呈现多元文化的方式来代表多样性。许多当代公共艺术项目尊重被边缘化以及被主流价值观和体系所消除的个体，并藉此明确地反对现状。这些项目试图抓住当代城市人口的不安与活力，并且不仅意图创造对话，而是创造争议。被艺术批评家苏珊娜·莱西(Suzanne Lacy)命名为“新类型”的公共艺术，围绕着艺术和公众之间的社会及表演互动，并要求公共空间的非殖民化。我将《怀孕的艾莉森·莱普》也纳入这些公共艺术的形式中进行考虑。

该雕塑将莱普塑造为历史上没有被充分代表的人群的代表。莱普把作品置于这种倡议的最前沿，她声称：“我把它视为一种向女性、残疾和母亲所进行的现代的致敬……该雕塑为残障做出了最终的声明——那就是残障可以和其他存在的形式一样美丽且有效。”她承认对那些长时间被社会贬值、羞辱，并被公共生活排除在外的身体和身份认同者而言，她的身体成为了一座纪念碑。莱普还说：“在日常生活中很少会看到残障身体——更不用说是一个裸体的、怀孕的而且又很骄傲的残疾身体。”这里，莱普将她的身体视为一种反纪念碑式的形式，因为就传统的公共纪念碑的主体而言，它很“另类”，也很反理想化。关于该雕塑的正面反馈也将其标榜为一种解放的反理想。例如，该作品的委托主席Bert Massie在《卫报》引述中声称：“祝贺马克意识到了在崇尚年轻和‘完美’的人的眼中，残疾的身体很少具有力量和美感。”该文章还指出，残疾人权利委员会非常欢迎这座雕像，将它视作骄傲的源泉，它也是对出于完美的偏执而认为残疾的身体不正常这种观念的打击。其他像莱普这样的人认为，这件作品描绘了一个在视觉生活中很大程度上被忽视的特殊化身，至少是通过正面的方式，作品拓宽并使美的含义人性化了，同时也赋予了一部分被社会侮辱的个体以人情。该作品会促使观众质疑他们所谓的“完美”，同时也质疑，莱普想要代表谁的完美。

这件作品在视觉上的作用是通过反完美来混淆“完美”。奎因的作品特别地引用了18~19世纪时期的新古典主义艺术。新古典主义的具象绘画、雕塑和建筑项目常常通过描绘伟人和有权势之人的丰功伟绩来传达英雄主义和伦理道德。通过复兴古典主义的任务，新古典主义的艺术家们试图通过平衡的、对称的、“健全的”，甚至是非常健全的身体来描绘永恒的美和文化理想主义。新古典主义基于的古典主义传统中，人物是根据不同个体中最诗情画意的特征和数学推导的比例而构成的，从而创造出一个综合的“完整的”身体理想。所以，新古典主义及其古典主义的遗产通过建构身体美学来与哲学和政治理想沟通。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的西方文化中，这种新古典主义的形式是典型地通过宗教和政治英雄的公共雕像来实现的。

然而，许多评论家认为奎恩的艺术史参照是颠覆性的，特别是因为他关注残障的身体。例如《星期日时报》的艺术作者瓦尔德玛·佳尼斯卡扎克(Waldemar Januszczak)就《怀孕的艾莉森·莱普》作品写道：

用纯洁的大理石来铸造艾莉森·莱普，奎因是在指涉希腊人;他在和菲狄亚斯、米开朗基罗、约书亚·雷诺兹爵士辩论，和每一个曾经在艺术中坚持用标准形状来表现人类的权威进行辩论;他给艾莉森·莱普的艺术关注和卡诺瓦(Canova)给予约瑟芬皇后的艺术关注是同量的。似乎这还不够，奎因还厚脸皮地将他的雕塑和古典主义艺术的残存——断臂维纳斯和无腿的阿波罗，相提并论，那可是古董收藏家的主要“食物”。这些都是很重大的成就。

上文中我用下划线的部分强调了佳尼斯卡扎克是如何在艺术史，尤其是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图像中将奎因对肢体不全者的运用描述为对抗和修正主义的，就好比这些作品因为被截肢者的特性而冒犯了这些传统。这个评论暗示了在奎因作品的批评解释中存在着某些对肢体不健全者的功能所持的社会偏见。然而，对《怀孕的艾莉森·莱普》(作品)的艺术价值的批评或许暗示了人们对艾莉森·莱普怀孕(作为一个化身和社会主体)这件事的同步反对。许多人因为奎因利用了对价值观的冲击和他在公共空间展示残疾人身体的禁忌性而指责他。这件作品起到了让成见可视化，并可公开辩论的作用。

另一“方面”(或残余的部分)，对《怀孕的艾莉森·莱普》的正面评价进一步将公众眼中代表残疾的雕塑复杂化了，因为他们意图把莱普视作一位英雄。伦敦的市长，肯·利文斯顿(Ken Liverstone)称：“《怀孕的艾莉森·莱普》是一位现代的女英雄，强壮、令人敬畏又充满希望。”这个想法唤起了一个对残疾英雄的刻板印象，那是建立在社会对残疾人的悲情和低期望值为前提下的残疾英雄。

这些描述中的莱普是个什么样的英雄，一个废除了对合适的身体与令人震惊的身体描述的英雄，还是一个将“克服困难”的刻板印象改头换面的英雄，忽视残疾的社会构造，以及基于残疾是个人“问题”的困境。在代表女英雄这个框架下，该雕塑为公众庆祝了莱普的障碍，又或许去政治化了残疾，或真的是美化了残疾，将它作为一个边缘化的社会结构。或许它也重新定义了我们对英雄主义的想法，将一个残疾人物设定为一个积极的榜样。

莱普的怀孕可能也为她的英雄主义增添了问题，那就是莱普通过遵循社会对女性角色的标准，以母亲的身份成为她“克服”残障的一种手段，金·Q·霍尔(Kim Q Hall)就此提出了质疑。霍尔引用奎因说的话：“对我而言，《怀孕的艾莉森·莱普》是一座关于人类未来可能性以及人类精神强大适应能力的纪念碑。”霍尔将这个评论设定在女性历来具有为国家繁衍后代的义务这种政治宣传的框架里;这样的教条与特拉法尔加广场上所描绘的国家英雄相类似。霍尔认为奎因和许多其他人以此雕塑为荣是因为它符合父权制度和异性恋的价值观，即坚持繁衍后代才能证明女性有价值。

主流价值观强调妇女的繁衍暗示了社会成员中有生产力的女性是一个有繁殖能力的人，尤其是在婚姻的机制内。莱普其实离光荣的核心家庭相去甚远，她出生于一个单亲的、工人阶级家庭，由母亲抚养长大，她自己也是一位没有结婚的母亲，并受惠于残疾人艺术家群体的公共福利项目。许多人可能视莱普的选择为不道德的，她的生存是一种公共负担，所以她其实并没有扮演国家英雄的角色。

莱普的母性状态挑战了社会和艺术中对女性身体的完美期待。《怀孕的艾莉森·莱普》在美术史和流行文化中混淆了对身体的认知，完全是因为对许多人而言，该作品武断地引发了残疾的身体会生产另外一个“不完整的”孩子的恐惧——“破坏了的”身体和“破坏了的”家庭。

该作品更广泛地拥护了饱受争议的残疾妇女和单亲妈妈们的生育权利。此外，根据主流的价值观和独断的高质量生活之含义的社会标准，关于莱普通过创造下一代来实现她角色的尝试可能会导致残疾的后代，任何类似这样的观点都仍旧是一种恐怖而非胜利。莱普成为母亲的“行为”没有实现社会理想，因为该雕塑成为了具有矛盾内涵的怀孕。

Marc Quinn, The Complete Marbles series.

观众对这件作品的反应似乎是两极分化的，或惊讶又或鼓舞，但在不同程度上都隐含着渴望从残疾的身体中得到教育，从而证明它的展示是有道理的。许多批评这件作品和奎因的《完整的大理石》系列作品(Fig. 4)的人们，要求就模特的不健全和这种展示的意义向社会做出解释。佳尼斯卡扎克也指出：“像人类失去肢体，或者畸形母亲所生的孩子这样严肃的主题，画廊有义务停止美学的游戏，并澄清艺术家的意图。”这完全表达了观众渴望医学的诊断以使作品变得更令人愉悦并且少一些哗众取宠。然而，该雕塑也促使一些观众质疑他们想要知道身体“发生了什么”的渴望，以及质疑残疾的身体必然意味着事故或侵害的揣测。把残疾的身体当作一种教育的概念与公共艺术的领域相关，特别是该领域将身体变成一个纪念碑加以指导，因为在很多人眼里公共艺术具有教导和告知的职责。新古典主义作品通过对历史事件的理想化和英雄主义的描绘，把仿古典主义的身体描绘成意在教授道德的构图。曾经服务于历史和道德指导作用的人像，以及坚持新古典主义惯例的公共雕塑持续着这一传统。“纪念碑”一词起源于拉丁语中的nomere，意思是“为了提醒”、“规劝”、“警告”和“指导”。令人难过的是，研究怪胎秀的学者们指出，这个词的来源也出现于“怪物monster”一词，这解释了残疾身体为什么历来被视为超自然的铺垫或科学错误的指标。

因为《怀孕的艾莉森·莱普》这件作品，莱普自己的作品和生活也因此而得到关注，她最近出版了一本回忆录。其中，她把奎因的雕塑和她自己创作的裸体自拍像联系在一起，这些照片表达了她在自己肌肤内的舒适，并对她被视为身体残缺和不性感的个人历史进行了挑战…… 就雕像的裸体争议，莱普这样写道：

在大多数的社会，即便是在今天的英国，怀孕妇女不被认为拥有美丽的身躯。再加上，失去双臂的矮个子一般被视为更不美丽的。我目前就是拥有两种劣势的人。马克怎么可能会认为人们愿意看以我为对象的雕塑呢?雕像是为了取悦和赞美而被创造并展出的呀。会有人欣赏一座裸体的、怀孕了的、残疾妇女的雕像?

她把塑造一个拘禁社会的争议归结于一般的裸露，特别是怀孕和残疾。许多人会觉得这件作品不道德，因此直接反对新古典主义，道德的传统，然而，正如莱普所阐述的，道德判断在旁观者眼中是主观的。

莱普没有觉得自己被利用了。关于她为什么决定为奎恩做模特，莱普写道：

那是1999年1月，我接到一个叫马克·奎因的艺术家的电话……我当时非常怀疑。我想他可能只是另外一个长期想利用残疾，利用它的好奇和价值的人。然而，当我们交谈之后，我发现马克对大部分人想要描绘的残疾不感兴趣。他没有怜悯或说教——我知道他想要的不是一个怪胎秀或者某些奇怪的性征的焦点。

在这里莱普承认把残疾的身体比作伤感的英雄或怪异的壮观是有问题的，这两种比喻都把残疾身体当作所谓正常的一种象征和教训。她深刻地将两种比喻结合在一起。但通过和奎因的合作，莱普做出了一个声明，即在现代社会中对残障的公共教育、曝光/接触，从而改变刻板印象和现状是很有必要的。

Trafalgar Square, London.

Admiral Horatio Nelson's Column at the center of Trafalgar Square.

特拉法尔加广场(Fig. 5)是提出和质问这些问题最理想的场所。现代城市，尤其是像特拉法尔加这样的公共广场，是为了游客们的凝视、城市监控和商业观光而建造的。特拉法尔加广场，由约翰·纳什(John Nash)设计并由查尔斯·巴里爵士(Sir Charles Barry)在19世纪20和30年代建造而成，为纪念英国海军上尉和著名的帝国主义海军上将霍雷肖·纳尔逊(Admiral Horatio Nelson, 1758-1805)，该广场得名于纳尔逊在西班牙特拉法尔加角赢得的最后一场战役。以19世纪罗马主义在英国的复兴为特色，广场上的建筑和雕像描绘政治理想是特别新古典主义的。纳尔逊大人(1785-1805)的纪念碑成为了广场的视觉中心(Fig. 6)。纳尔逊站在一个高185英寸的基座上，俯视大众，这种新古典主义的相似性延续至今。以凯旋的罗马图拉真柱为模型，纳尔逊的雕塑和它周围的环境将现代的英国置于了罗马帝国的传统之中。纳尔逊的周围是其它英国军事英雄的纪念碑，并表现为完美的新古典主义风格。在广场的南侧是一座查尔士一世的骑马像，摆着一副代表王权和征服的约定俗成的姿势，这个姿势是以著名的罗马马克·奥勒利乌斯大帝雕像为基础，并采用了路易十五和拿破仑所喜欢的姿势，强调了他们的军事力量和领导才能。纳尔逊柱两旁是亨利·哈维洛克爵士(Sir Henry Havelock)和查尔士·詹姆士·内皮尔爵士(Sir Charles James Napier)的铜像，特拉法拉尔广场的北墙的前面是巴蒂(Beatty)、杰利科(Jellicoe)和坎宁汉姆(Cunningham)将军的半身像，他们都是知名的军事领导人。所有的“英雄”都因为他们参与了印度、埃及以及加勒比海的殖民地开拓而得到重要的嘉许。和广场的设计如出一辙，纪念碑展现了英国历史和社会特殊的一面，即权力取决于那些隐形表达的从属关系。这些男人的身体以新古典主义的形式建立起来，成为了象征父权和殖民的英国历史的地标。

A close-up of Admiral Horatio Nelson’s status.

《怀孕的艾莉森·莱普》——一个怪异的反英雄的主角，因其大理石的质地，女性的曲线和安详的姿态，在这种家长式作风的环境中显得格格不入。但也有其他人觉得这个雕塑和其它纪念碑在一起很和谐。莱普被象征性地、肉体上地与纳尔逊上将本人进行过比较，因为莱普的雕塑重新解释了残疾和非残疾英雄以及奇观的概念。珍妮特·哈特(Jeanette Hart)写到：“……纳尔逊只有一个手臂，一只眼睛是瞎的，但人们只知道他是个伟大的人;没有人给他贴标签。”纳尔逊1974年被法军在科西嘉捕获的时候真的有一只眼睛是瞎的，他1979年在加纳利群岛被捕时失去了胳膊。他带着这些残疾仍然继续领导他的部队，直到1805年在特拉法尔加战役中去世，这一壮举增加了他作为民族英雄的地位。纳尔逊的雕像在柱子的顶端，他制服的袖子被悬挂在胸前并塞在了他的西装外套里。这是一个描写领袖的传统姿势，但是纳尔逊的袖子是空的(Fig. 7)。站在柱子底下的观众是看不到这一幕的。奎因对艾莉森·莱普的公共展示以及其与纳尔逊柱子的对比，或多或少说明了残疾的身体一直都是英雄主义视觉存在的展现。把莱普视作为英雄，重新解释或延伸了英雄身体的形象，或许这一称号并非是简单地改变克服困难的刻板印象，而是在一个特定的位置和历史背景下，把她身体的意义描绘成一个公共形象。

自1990年起，第四基座项目的竞争稿件都在内容和形式上有意地挑战了特拉法尔加广场的贵族主义、民族主义和家长式威权的传统。正如艺术评论家保罗·厄舍伍德(Paul Usherwood)所描写的，莱普继续了这种嘲讽广场的“大男子主义的必胜信念和形式”的当代趋势。莱普的新-或后-古典主义的艺术形式也象征着传统与颠覆之间的突破性界限。通过展现矛盾，莱普再一次恰到好处地与特拉法尔加广场融为一体，并且将其历史转换成对公民权利和人权的当代争论。其实，围绕着特拉法尔加广场周围作品的争议有很长的历史了，而且历来充满了冲突。

特拉法尔加广场是这个城市最受欢迎的聚集点，还是这个城市的公共处决场;抗议政治、经济、宗教的场所;军事法干预的场所;阶级斗争的场所;抗议要求自由言论和权利的集会地;妇女投票权、公民权利、争取自由和反殖民化的聚集地;此外还是支持和反对战争、支持和反对法西斯主义、支持和反对犹太主义、以及亲共产和反共产主义集会的地方。令人难过的是，所有的这些行动主义的展现都代表了19世纪以来的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复杂和对立面，而且重要的是，大部分这些示威活动都以纳尔逊纪念柱的基座为中心，因为其物理优势和重要的象征意义。纳尔逊和莱普的纪念碑都体现了内容的多重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都成为了多重视角的见证者。特拉法尔加广场上纳尔逊和莱普的身体都赞扬了公共辩论的必要性。

艾莉森·莱普的雕塑以及其社会和象征意义一定要放在特定的上下文内进行考量。该作品体现、转换并使其所在的空间在历史上变得当代化了。《怀孕的艾莉森·莱普》通过激发争论和异议从而继承了特拉法尔加广场的传统。关于雕塑的争议和许多公开的反对意见激活了它的社会功效。莱普的身体得到展出引发了关于社会中的艺术角色以及残疾身体作为英雄和奇观作用的建设性的调查。它要求我们对什么样的身体应该或不应该在公共场所展示以及如何展示的假设提出质疑。作品所提出的关于残疾含糊不清的表现，既是解放的又是刻板的，这很有必要引起争论。关键是莱普自己在讨论中也很积极，她与奎因的合作以及她对作品的公众调节展现了残障者的视角，而不仅是关于残疾，这对任何有成效的对话都是必要的。

通过比较奎因作品和莱普以自述残疾女艺术家的经验为内容的身体艺术，提供了关于残疾和视觉呈现的重要对话。生于1965年，莱普在机构化的环境和艺术学校中长大。虽然她一直很善于艺术创造，但是莱普就自己需要不断地在智力上、艺术上和性别上证明给非残疾人士而发表意见，就因为她所谓的“缺乏”解剖学意义的假设。19岁的时候她搬到了伦敦，在那里莱普第一次独自居住，并进入布莱顿大学学习，28岁时毕业并拥有纯艺术的学位，她在索斯维克买了一个房子，继续从事她的艺术家工作。莱普一直是BBC系列剧《我们时代的孩子》的主角，她每年都会出现在该剧中;密尔顿传媒为丹麦第二电视台(Denmark’s TV2)拍摄了关于她的一个小时的纪录片，名为《艾莉森的孩子》，该纪录片在许多其它国家也播出过，并获得了意大利电视大奖(Prix Italia)和列奥纳多大奖(Prix Leonardo)。2003年，莱普因为她对艺术做出的贡献而获得了MBE大奖。从布莱顿大学毕业后，她一直全职为英国口足画家协会(MFPA)工作。这个项目的资金来自于艺术家创作的贺卡装饰图案，并由MFPA销售，莱普写道她仍旧享受生产这种风俗画和风景画，与此同时创作她的自画像作品。

Venus de Milo, Louvre Museum, Paris, France.

莱普自我写照的人体艺术，包括了摄影、雕塑和装置的形式，是她连续的自我发现的过程。在布莱顿大学读书的时候，一位固执己见的观众质疑了莱普创作的非残疾身体的人体作品的性质，暗示也许莱普还没有完全接受她自己的身体。这一刻成为了莱普的转折点，因为她开始想象将她自己的身体作为一件艺术品了。受到一张印有断臂或“坏掉的”希腊雕像《米罗的维纳斯(Venus de Milo, Fig. 8)》照片的启发，她在其中看到了自己的样子，莱普开始用她自己的身体铸造石膏模型，并摆出类似维纳斯的姿势自拍。莱普的毕业作品展出了一件观众要用手和膝盖才能进入的装置，这个高度正好是莱普自己的身高，从这个高度观众才能看到她整个身体和部分身体的摄影和雕塑。这件装置创造了一个环境使得观众不得不离开他们自己生理和感知的舒适区。莱普的装置探索了观众和艺术家自己观看、判断和经历残疾身体行为之间的关系。

Alison Lapper, Untitled, 2000.

Venus of Willendorf (from the Neolithic period) is a fertility goddess, showing her full, nurturing breast and a shapely body that is pregnant-ready.

莱普的自画像作品和她特别把米罗的维纳斯(一种艺术和女性美的文化标示)的拟人化，探索了残疾和性欲之间的复杂互动，尤其是女性。莱普在一个公共艺术展示的地方毫不羞耻地进行公开暴露(《怀孕的艾莉森·莱普》)，源自于她耗时更长久的、在艺术与个人历程中、作为一位性感的并且确实有生育能力的女性所作的“出柜”。主流大众眼中的莱普总是被假定为无性的，但与此相反，莱普的作品中涌现出一个大胆而诱人的身体形象。莱普的《无题(Untitled, 2000, Fig.9)》表现了三个她自己的裸体，摆着像维纳斯S形曲线的造型。摄影的媒介清晰地表达了她的肌肉组织、皮肤和胸部的曲线，同样也美化了她上臂的“残肢”。黑色的背景和她那大理石一般雪白的肌肤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对比，从而产生了一种逼真的圆形雕塑的效果。这张照片玩弄了观众对于古典雕塑(特别是爱和生育女神, Fig. 10)和残疾肉体的认知，以及对“完整”和“残缺”身体的理解。

艺术为莱普提供了一种质问别人和她自己对她身体认识的手段，并在公众的眼中重新塑造了她的形象。2000年在布莱顿的Fabrica画廊举办的一个展览延续了这些主题，展览展出了莱普从童年到成年的雕塑作品和摄影。摄影部分的展示故意包含了交叉的类型，包括艺术的自拍像、朋友拍摄的莱普生命中关键时刻的快照，以及她早年的医学照片，这些照片质疑了观众在不同视觉语境中观察她的身体的假设。特别把医学照片包括其中是为了缓和观众，包容并阻碍莱普感觉像是一个医学奇观和样品的经验。的确，莱普独特的医疗历史与她的创作历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她的回忆录中记载着一系列关于她的身体的客观化和可耻的展示，因为医生要拿她的身体 “指导”同伴们什么是畸形和异常;莱普谈论过许多她被测量和特别铸造成石膏的经历，无论是在医学还是艺术的语境中。展览中的其他作品展示了用复古的黑白风格拍摄的莱普的脸，那是经典的好莱坞式的摄影。这些照片被特别地放置在地板上的相框内，并由盐晶体覆盖着。观众需要跪下来，把晶体刷掉才能看到莱普的脸，她的脸被摄影描绘得很柔和，令人回想起老式的迷人照片，从而弥补了医学图像中的硬边样式。要求观众与这些作品的互动，以及他们关于身体遮饰、揭示和掩藏的主体，使得展览具有表演的性质——这是另一种残障身体的公共展示。

莱普一直致力于在她的作品中展现残疾身体的艺术性，并强调身体的残疾也值得被审美化地展示。和奎因一样，她的作品并置了作为象征性寓言的身体以及作为肖像对象的身体描绘。作为一个寓言式的人物，《怀孕的艾莉森·莱普》遵循了展现女性身体的传统，特别是把女性身体作为一个英雄的、善良的、和父权社会价值观的象征。作为一个从各方面来看都是新古典主义的雕塑，《怀孕的艾莉森·莱普》实现了形而上学的、身体寓言的物质化现实。然而，莱普对这种长期保守的理想的主要反抗，从她身体闪耀的表面辐射了出去，并诉说着英国公民的“另类”故事。她既符合又改革了残障的刻板印象，同时也是英国“公众”的刻板印象。莱普的自拍像还额外展现了她特殊经历的图像描绘，同时双向地增强了被认为伤风败俗的女性的力量。古大不列颠遵从智慧和工艺女神密涅瓦的遗旨，将其视为象征守法贞洁的公民女神;作为这些女神的转世轮回，莱普通过为雕像摆姿势和创造自我表现，给特拉法尔加广场和英国民族带来了全新的历史。

在调解《怀孕的艾莉森·莱普》所引起的争端中，莱普的角色已经发出了某种声响，她是一种对怀孕的肢残妇女的描绘，同时也是一位当代艺术家;莱普自己的作品经历了更多的关注，尽管速度缓慢，但对残疾在古今视觉文化中的重要对话和再现做出了贡献。奎因和莱普的作品使观众重新思考并审视在不同语境和严格约定的社会理想框架外的身体展示。这些艺术家质疑了新古典主义的完整性，以及其他在艺术和日常生活中展示身体的完美化以及/或是残缺化的传统。这些并置也强调了将残疾和非残疾艺术家的作品放在一起彼此进行对话，和放在更大的视觉语境中对话的必要性，这样才能通过新的视角，并以残障的角度来看待艺术。通过合作，这种对话可以为公众视野中的残障缔造新的、多维度的形象，而且可能可以为公众塑造新的、自由的身体理想。

婳琳，纽约州2016年新生效法律所界定的“临时残疾人”。

Special thanks to Men-chun Lee, a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 in New York. 特别致谢在纽约从事特殊教育的李孟纯老师。

原文出处:

Ann Millett-Gallant, “Sculpting Body Ideas: Alison Lapper Pregnant and the Public Display of Disabilities”, in Disability Studies Quarterly 28, n. 3, (Summer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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