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最疯狂的十张红牌（浅析六红牌的文化底蕴）

前文（四川客家研中心公众号2020年7月3日推文《六红牌：客家移民文化的活证物》）我们介绍了至今仍流传于川、渝、港地区，乃至海外客家人群中的一种纸牌——“六红牌”，即客家人所说的“猫公牌”的牌型种类、构成方式及其玩法，揭示出六红牌作为一种休闲娱乐方式，在当今仍不失为一种跨地域的客家移民文化活证物。那么，这种纸牌究竟有何文化底蕴？这里就来剖析一下隐藏在这种娱乐方式背后的文化内涵。

一

传统社会精神文化生活的体现

猫公牌作为川渝地区客家人的一种重要的休闲娱乐方式，是客家传统社会传承下来的一种精神文化生活体现。在传统社会中，生活在闽粤赣边山区的客家人，物质生活艰苦简单，文化生活单调贫乏。客家人历来重视耕读传家，讲究耕读渔樵，晴耕雨读，一直生活在农耕文明时代田园牧歌式的生活状态之中。在田间地头、劳作间隙之时，他们一展歌喉，即兴对歌，用山歌来抒发胸中的情感与抱负；而在农闲之余、节日聚会之时，他们话话家常，玩玩纸牌，用以打发难得的空闲时光，缓解终年耕作的辛劳。如果说客家山歌是对客家山水和生活状态的一种随兴歌唱、即事感怀的激情表达，猫公牌则是在看似轻松平淡的对局中，充满了智慧的较量与胜负的博弈。可以说，二者相辅相成，成为调剂生活不可或少的补充，是传统社会下客家人闲情逸致精神文化生活生动的体现。客家是一个与迁徙结下不解之缘的民系。当客家人出于生存发展需要不得不从闽粤赣边向外播迁之时，由其所承载的文化生活方式也随之被带到了异地他乡。只是由于受客居地生存环境的制约，客家祖地所特有的文化生活表达方式——山歌和猫公牌，在有些地方未必都能得到发扬光大。就以成都东山客家聚居区为例，山歌对唱远不如猫公牌普及流行。迄今在这里，除了在场镇上有少数传承人在演唱客家山歌外，而作为一种大众休闲生活方式，猫公牌却一直在乡间中老年中流行。诚如若干年前一位客家学者在书中证实：“客家人的文化生活是单调贫乏的。他们在附近的乡镇赶场，交易，吃酒；喜欢参加亲友的红白喜事。这些活动在东山已具一种娱乐休闲的性质。他们平时最喜在幺店子吃茶、聊天、打牌、看电视节目……在东山幺店子内打猫公牌是极特别的。”

谢桃坊：《成都东山的客家人》

二

农耕文明的特殊印记

猫公牌虽然只有36张牌，花色、点数的设计也较为简单，但是拿它同流行于欧美、时兴于当代的扑克牌相比较，二者却是一脉相通的。作为现代扑克牌的四大构成要素，在猫公牌中都有所体现：其一是将牌区分为四个花色品种（即牌的“四柱”）；其二是依次抓牌，以大捉小的游戏规则；其三是出牌后一律仰放，由斗牌者根据已出之明牌，推算未出之牌，以施竞技的比赛方法；其四是花色印在牌的两端，采用角码印制形式，把点数印在纸牌角上，以便玩牌者上下左右展开，均可以看见牌的花色点数，等等。猫公牌虽然与西方扑克牌在游戏规则、竞赛方法等内在成分上有基本相通之处，但在外在表现形式上，则全部采用东方农耕文明的表意方式，融汇了中国古代财富货币观念。例如以“拾、贯、索、钱”作为区分牌的四柱花色设计，就体现了中华传统的思维习惯。在中国古代政治家眼中，天下万事万物中，最关紧要的有两件事：“一曰食，二曰货”（《书·洪范》） 。民以食为天，必须把货物交换摆在首位，“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易·系辞下》）。而要使金玉货帛物尽其流，就离不开钱币的流通和使用。于是，铜钱与人们结下不解之缘。为便于携带，外方内圆的铜钱是离不开用绳索穿钱的。旧时货币采用十作进制计算单位，以索穿钱，每一千文为一贯。正因为人们在日常交易中经常接触到“拾”“贯”“索”“钱”等术语，耳熟能详，过目不忘。所以，猫公牌的设计者选取了人们生活中使用频繁最高的货币单位和穿钱工具――绳索，作为纸牌花色的元素符号，融进游戏娱乐之中。

猫公牌除了在设计理念上与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密不可分外，还在如何表现这一理念的手法，采用中国本土化的汉字象形表达方式。例如，猫公牌的花色设计，取汉字之形，在图形与汉字之间，存在着既相似而又不完全显示的特点，富有一定美感和想象力。其中“贯“钱”二种花色，取自原来的汉字，“拾”子花色取自大写的“拾”字，“索”子花色则来源于象形。在牌的点数设计上，更将百姓所熟知的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的数字，略加变形，使人有似曾相识之感，这样，既能满足人们的娱乐功能，同时也具有普及识字的教化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流行六红牌的四川沐川县民间，还为上述解释增添了许多生动活泼的内容：如将“拾贯索钱”这四种花色，与“春夏秋冬”四季，“东南西北”四方，相联系；将起定张作用的“幺拾子”“幺钱子”的两张牌，比喻为“太阳与月亮”。更有甚者，还有依据其字形，将幺至九的数字牌，依次呼为：幺为“牙狗儿”，二为“豆腐干”，三为“豌豆儿”，四为“笆笼儿”，五为“菩萨像”，六为“羊咡眼”，七为“镰刀弯”，八为“拤八字”，九为“帽咡顶”，等等。透过这些形象生动的比喻和称呼，更将农耕文明时代乡村民俗文化特色展现得淋漓尽致。

三

与众不同的起源传说

一般常识告诉我们，现代扑克牌起源于中国古代的“叶子戏”。叶子戏于元代开始传到西方，后来变化成了塔罗牌及现代扑克，而在中国，则逐渐演变为麻将和牌九（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在六红牌与叶子戏之间的渊源关系问题上，尽管有作者试图从“六虎牌”所谓“废纸”或“甩纸牌”的拼音、会意、注解中，来推测牌的起源（“客家风情网”转贴：《客家六虎牌的前世今生——明代叶子戏的嫡传》），但也是一头雾水，无非在说“六虎牌”与明代叶子戏是一脉相传的。既然在牌的发源地无法探寻起源，不如改从六红牌流传地区入手，考察一下当地究竟流行什么样的与牌的起源有关的民间传说。在四川田野调查中，我们从生产制作猫公牌的作坊主了解到，称听老一辈说，猫公牌是樊梨花发明的，依据在猫公牌牌中原有一张“梨花牌”。另一种说法是，这种牌是专门供妇女玩的，因此叫梨花牌。这种把猫公牌的发明权归到传说中的历史人物——樊梨花的说法，可能与四川地区把纸牌的发明权，归结于唐朝的程咬金有关。据传在四川，点子牌是程咬金所发明的。民间有这样的说法：“天牌十二点坐金殿，地牌两点保江山，人牌带兵千千万”。据说程咬金带兵守城，怕士兵打瞌睡，于是这才发明了纸牌。

作者一行在田野调查中而在沐川民间，则将六红牌的创立，归结为赵匡胤的一通诏书。相传当年，有一妖魔妄想和赵匡胤争皇位未成，便跑到沐川县东边凤凰山兴风作浪，吞噬生灵。赵匡胤获悉后，派将士前去捉妖。谁知，不捉则已，越捉越凶，不知多少文臣武将丧生。赵匡胤无法，只好向玉帝求救，玉帝到南天门往下一看便明白了。于是写了几道镇妖符派天将趁凡人沉睡之机写在山崖上，又派天兵把妖魔捉去了。到第二天天亮，凤凰岩壁上有晒垫那么大、整整齐齐、一块一块刀字形红色的、无人能识的文字，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大宋皇帝当即下诏“绿红牌”。此后人们按照壁画字型画成“绿红牌”娱乐，随后逐渐演变为以六张红牌命名“六红牌”。现在，这些怪字还留在石壁上，那些石壁虽经风吹日晒脱了一层又一层，可是这些像现在“六红牌”九字形的字还是很清淅，照旧如初。（罗功臣 李正银：《解析沐川“六红牌”》）在对待民间传说上，正确的学术态度是，不必在意传说史事的是否真实，而必须将传说的内容与传说生成的环境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四川地区关于六红牌的传说，产生于作坊厂家与纸牌玩家的人群中。这些人群不是历史学家，他们当然不会去考究六红牌与元代叶子戏的渊源关系，而是将注意力集中在，能为当下人们提供纸牌享受的天府之国的安逸、舒适环境。在生产销售商和娱乐消费者看来，历朝历代中，只有唐五代两宋时期，才是农耕文明时代下四川的黄金盛世。在唐宋时代，四川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生活稳定，人们尽情享受娱乐，各种娱乐方式应有尽有。正所谓：“成都游赏之盛甲于西蜀，盖地大物繁而俗好娱乐。”（费著：《岁华纪丽谱》）包括六红牌在内的纸牌，难道不正是这一时代的产物吗？因此，按照这样的历史逻辑，当地的人们更愿意坚信牌的发明权，不应该是国内通常理解的元明时代，而应推及于更早的唐宋王朝。

四

传统制牌工艺的演变

传统社会中，六红牌作为客家人的休闲娱乐工具，是通过全手工制作出来的。我从四川资中征集到的一副牌，看似用人工将花纹点数手绘在纸卡上，或用类似模子工具打印出来的，最后再给纸卡两面涂上桐油，这样制作出来的纸牌，既防水又耐磨。这应该是古老制牌技艺遗留下来的产物。近代以来，随着雕版雕版印刷的兴起运用，原来用人工手绘或用木托子打模的印制工序，也渐渐走上了技术改良的轨道。清末《成都通览》记载：“纸牌新街有售，乡下来者甚多，以金堂县所产者为第一。现在省城禁止矣，然民间尚有私售者 。”为了一探纸牌印制技艺的演变轨迹，我决定到“金堂县”做一次田野调查。金堂县位于成都市的东北，沱江上游，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县。自唐代咸亨二年（671年）置金堂县，因县境有金堂山而得名。宋嘉祐二年（1057年）县治开始迁往西魏白牟县治所城厢镇（今青白江区）。历元、明、清三代而至民国，金堂县的治所都在城厢镇。新中国成立之初，金堂县仍治城厢镇，1956年开始迁至赵镇。1981年行政区划调整，城厢镇划归成都市青白江区管辖。由于历史原因，原为金堂县治所的城厢镇，今天行政区划虽然属于青白江区，但人们仍习惯称之为“老金堂”。《成都通览》所载纸牌以“金堂县所产”居全省“第一”，其产地指的正是清末金堂县的城关镇——今城厢镇。2004年6月24日上午，我邀请金堂和青白江的陈姓老人，在城厢镇彭家珍纪念馆举行了一个座谈会。参与座谈的老人告诉笔者，客家人集中居住的青白江区姚渡村，至今仍有“土广东人”在打猫公牌。现在老金堂仍在生产、加工、制作纸牌的厂家，大约有几十家，差不多都集中在城厢镇的鳅鱼巷（秋玉巷）一带。

横秋玉巷（公安街横穿大东街至秋玉巷得名）

据我们事前掌握的情况，目前向东山地区提供猫公牌的厂家有二：一为“金堂廖品木”，二为“金堂绣水王虎”。经用电话与廖品木家联系，原来他家就坐落在城厢镇金川三队。他的家人告诉我，他家的作坊原本生产猫公牌，但由于最近经营状况不好，所以廖品木白天到本地工厂上班，有订单时才集中回家加工制作。提起王虎，陈姓老人说他就住在南门外，他自愿带我们前往调查。王虎家住在城厢镇板桥四组。在一处竹林后面，有一正一偏两排简易住房，这就是号称“老金堂正宗纸牌”的生产作坊。“王虎”可能是个品牌名称，作坊主人名叫王家安，时年六十三岁。据王家安介绍，老金堂生产纸牌资格最老的作坊主人，有绣水的史天祥、日兴的陈玉明、玉虹的邱有清等。他在解放前就跟随姐夫史天祥学做纸牌，现在史天祥已经去世，现就由他一人独立产生经营。

正在劳作的王家安据介绍，纸牌最先是手工生产，作一副纸牌从材料到成品，起码要经过十六道工序。其中主要工序是：1.调面粉、做浆糊；2.裱纸9～10层；3.晒干、过两道绷子；4.背面过一道浆；5.切块；6.弄角；7.刷胶；8.打点子；9.画花；10上油；11.晾干；12.整盒子、底子；13.装盒，等等。这应该就是传统纸牌的完整生产工艺流程。王家安说，以前牌上的花色、花卉全凭手工一张一张地绘制，点数是用一种木托托工具一张张地加盖上去的。现在随着时代的进步，印制技术也有了改进。其中花色、花卉、点数等符号图形，都可以事先根据需要雕刻为模版印刷。王虎牌的模板，就是由王家安的老庚（同年）替他雕的。这样，通过雕版，便可以实现一次性批量印制若干版纸牌。在简陋的生产作坊里，我们见到一块半成品图版，长宽不过36×38.5厘米，把它切割开来，便是一副猫公牌。原来供手工制作的那些单个木托印模，现在已经失宠，被弃置在屋角一个口袋中。

雕版和纸牌印张成品

王家安还告诉我，他除了生产猫公牌外，也生产其他纸牌。猫公牌的生产量，一般每天生产100～200副，最多时可以生产700～800副。据介绍，猫公牌主要销售到成都东山客家地区，以新都区木兰镇和龙泉驿区十陵镇居多。在调查当天，正好遇见木兰镇杂货店的老板、客家人张同俊骑上摩托车来进货，看来需求量还不小。从王家安作坊批发出去的猫公牌每副卖五角钱，东山幺店子的零售价每副一至二元。正因为有一定的利润空间，所以商贩乐于在此进货，该生产作坊也得以维持至今。

纸牌作坊

2018年，当我又一次来到青白江镇，想再度回访这个纸牌生产作坊时，一位陈姓宗亲，指着现场一片林立的高楼大厦和宽广的公路对我说，这里就是鳅鱼巷、板桥村遗址，原来做纸牌的人家已不知去向。当年采访的笔记、照片，就成为回忆四川六红牌制作技艺演变的珍贵见证。今天，随着调查的深入，发现在川渝地区，盛行六红牌的乡镇甚广，流行于各地的牌型、种类、花色也千差万别，而制作六红牌的厂家、商标名目之繁多，五花八门，则是前所未见的。如有标名为“进忠天子”的六红牌、标名为“花王”的六红牌，还有标名为“三A条牌”的六红牌，等等。根据牌上厂家信息，六红牌的生产地从四川一直延伸到了浙江。尽管这些商标信息未必真实，不一定经得起核查落实，但从牌盒上的广告用语：“全国桥牌协会锦标赛唯一比赛用牌”，以及“采用进口优质顶级扑克牌专用纸及先进工艺精制而成”，也可见当今六红牌的生产制作技艺，已经越过传统、改良阶段，而达到了现代的顶级水平，由此推知，六红牌的市场规模和运用前景尚属可观。

流行于宜宾、泸州乡间的六红牌

作者:陈世松研究员，来源:四川客家研究中心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