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马继忠作品欣赏（马继忠山水缘）

相濡以沫四十年

山 水 缘

马继忠

你要在中国山水画领域突起一座山头，您就得下决心“进山”，汗流浃背地“爬山”，得意忘形地“玩山”，老老实实地“耕山”，朝思暮想地“恋山”。在我度过了十九年寒窗生活的那个仲夏，我踏上了“进山”之路。

我和妻子在逶迤的秦岭深山建立了一个简朴而充满朝气的小家。我们住的是一片小房屋，饮的是用辘轳绞起的井水，烧的是浓烟滚滚的柴火，吃的是黄澄澄的洋芋糊汤。年仅二十岁的妻子，还要与山民一起种地打柴，背粪爬山。我们的小家在高寒的秦岭之顶艰辛地挺立着。

而进山使我的山水艺术获得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一、爬山

进了山就得每天过爬山的生活。我的爬山本领也得感谢逼我爬山的人。我到太白山的第一年，就被领导分配到离小镇45公里之遥的马耳山。简陋的公路很少有汽车，我和文化馆的另外两个同志，拉着架子车爬过一道一道的山，趟过一条一条的河，才蹒蹒跚跚地抵达目的地。第二年，我作为整组工作组的一员，又被逼着爬山趟河二上马耳山，与山民一起打柴、背粪、拉土、造田，我这把瘦骨嶙峋的身躯常常瘫倒在粪篓和土车之下。这种爬山生活从我20多岁开始，一直爬到我40多岁。爬山的本领与日俱增，爬山经验与年俱丰。我不知多少次地站在高耸云端的山脊极目脚下茫茫苍苍的群山大河，但见峰峦交织丛林葱郁、银水遄飞、舟车穿梭，骤然一幅山水画卷轴。拨动起我的心弦，焕发起我的灵感，画出了第一幅山水画——《千山万木载如流》；接着绘出了丛林茂郁的《太白春暖》；绘出了大战自然的《山峡彩虹》，并为出版者邹宗绪先生及其同道看中，给予出版。我喜不自禁，然而乐定之后，又陷入了极大的困惑，与其把我已经出版的山水画叫做中国山水画，不如叫做西洋风景写生画。这时我才悟到，学会爬自然界的山仅仅是“师造化”，仅仅爬了一半的山，欲想在山水领域有大的出息，还得汗流浃背地爬许许多多历史上的山，文化上的山，传统上的山。

提起中国山水画的传统“山”，可谓山山不断，从魏晋南北朝以至唐宋元明清，到民国、到现代，一望无际全是山！单是北宋就有整整三座山可爬，一曰善写圆浑山头的董源、巨然，二曰善写太行危岩的荆浩、关仝，三曰善写高原秋壑的李成、范宽。在山水画的长廊中，堪称宗师者，鳞次栉比，举不胜举。要学好山水画，不去继承这些传统大山之长，甚至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还侈谈什么山水画的创新，岂不是笑话。事实上大凡在山水画的创新中有大建树的画家大都是“传统大山”的爬山能手，例如石鲁，石者，崇尚石涛的传统笔法；鲁者，崇尚鲁迅的革命思想。石鲁一类的艺术大家，虽然高举的是革新的艺术大旗，却不敢有一毫的对前人的简单否定，然而一些年青的同志，他们的艺术热情和理论胆识，尽管应该获得赞许，但把传统一律当作“洗脚水”泼掉的观点却是不足取的。

二、玩山

记得我乍到马耳山，每每披星而起，戴月而归，刚丢下“喝汤”碗，就得迈着困顿的步子与山民在一堆儿开会。昏暗的松明灯下，腾烟的堆火中，男人们大口吸着羊群牌香烟、旱烟，打着呼噜，女人们一边摸揣着手中活计，一边东家长西家短地窃窃私语，全然听不见讲台上县里或地区派来的人员那长篇累牍的大话、空话和官话。我也有一“逃遁”的办法，就是借着群众的夹缝，画起速写来。一次，敏感的小头目捉住了我，没收了我的速写本，还骂我“不务正业”，“只专不红”，他们力图在我“玩儿画”的方面，搜出文章来。

画画就是玩儿，画山水更是玩儿，没有目的性、功利性，这是最近非常吃香的时髦看法，有个“理论权威”就曾对我讲，农村老太太的剪纸有什么目的性、功利性，画画也一样，还不是玩儿。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艺术是阶级意识形态，山水画当然如此。为什么中国山水画始于六朝？当时地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作为地主阶级的士大夫彷徨、困惑，便一头钻进山里，游玩山水、放情丘壑，出现了独立成科的山水画。其玩因有二：一是远离市朝，以避灾难；二是崇尚老庄，清静无为。然而他们“身在江湖，心在朝廷”。像医药家陶弘景，虽是隐居山中却号称“山中宰相”，总以“贤者”的目光审视着朝野。真是“玩者不善”。

我在马耳山蹲点受到了文化馆领导的批评，罚我继续再到山区蹲半年点，这次去的是黄柏源公社，那里山大林深，二三里一户、三四户一村、四五村一社，空旷落寞、路断人稀。黑色的水、遮天的林、蔽日的山，我像孤独渺小的甲虫，艰难地蹒跚于村户之间。一次，小姑娘拿来艳红欲滴的山中野果，友好地送与我吮吸，太美了，酸甜爽口。我还要吃，她们就要我与之一道爬山玩。山道弯弯、丛木杂沓、岩危壁峭，我只好望山兴叹，见村姑们如同彩蝶在绿树青山间明明灭灭、上下翻飞，“玩”得好美。她们拎着串串野果，引逗我继续爬山，然而我已气喘吁吁，双腿发软，只得索要人家的劳动果实，这时所得到的果实似有一种苦涩了。我想，没有爬山的本领，就不能获得玩山的乐趣和玩山的果实。村姑们自小爬山，自然与山相处，如鱼在水。这里我又想起一些人经常乐道的所谓中国画便是“玩”，殊不知，要玩得好，要达到真正的“玩”的境界，一个画家必须要有坚实的生活体验；要有深厚的传统功力；更要有为什么画和画什么的思想、理论修养，否则便领略不到村姑玩山的妙趣了。

“玩”字也害了这么一种人，他们很少到生活中去，偶尔去了也是走马观花，更视写生为自然主义照相，他们大多坐在屋里，任主观幻想驰骋，编织起各种各样的表现符号，殊不知有句名言一语中的，“理论比起生活来总是灰色的”，而这里可不可以引申为“符号比起生活来总是贫乏的呢”？我想是再贴切不过了，这些同志轻视最原始、最丰富的生活的源，不去描写“这一个那一个到一般”，而是“从一般到一般”，这是一种貌似高雅新颖而实质空洞贫乏的形式主义、公式主义、概念主义。这并不是中国民族戏曲的程式化在中国画上的应用，而是一种符号，仅此而已别无他哉！

三、耕山

聪明的山里人，因地制宜利用丰富的山地变化，多样的山地气候条件，种庄稼、植果树、放牛羊、烧木炭、狩渔猎，多种经营搞得有声有色、生动活泼，这使我想起中国画创作，一个时期以来，人们只乐道中国画写的是意，而不在于形，简单地认为中国画就是一蹴而就，就是寥寥几笔的事，结果中国画玩小品的多，耕耘里程碑大作的少；“玩”大笔泼墨的多，严谨耕耘骨法用笔的少。殊不知中国画既可以玩轻武器——小米加步枪，也可以摆开重武器——飞机导弹，打大战役。就表现形式看，除了用减法、除法，画得疏疏落落；也可以用加法、乘法，画得绵绵密密，而不管繁简都是“以十当百，以一当十”的美学原则的贯彻。该画百笔，画99笔为简，该画三笔两笔，画四笔五笔为繁，决不能以繁简的形式去评说一幅作品的优劣，这也恰是黄宾虹的卓见。

我到马耳山蹲点，搞村史展览，搞文化工作，前前后后有两三年，那里的群众总亲切地唤我为“老马”。“老马”要离开马耳山时，马耳山人将一根用土漆油得光亮可鉴的鸡骨头棍，递到我手里：“老马，你拿去爬山用吧，三条腿比两条腿省力！”我带着山民对我的关切，拉着这条棍，十数年来几乎踏遍太白县十一个公社的山山水水，我想，这第三条腿可引申为一处借鉴——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就是要我们的新文化不应该像慈禧那样，把洋东西视为“奇技淫巧”拒之门外，而应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可是一些美院毕业生，一旦操起中国画笔，竟然跳到另一个极端，说他们是素描的受害者，视西洋的科学绘画为狼虫虎豹；视为与中国民族绘画水火不容的异端；视为艺术道路上的一个包袱。我以为素描画和色彩画，不仅仅是一种有别于中国画的画种，而与中国画一样，也体现了艺术家对客观世界的一种认识，如对社会的认识，对人的认识，对阶级的认识等等。有出息的艺术家应遵循“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把西洋素描及西洋彩画引进到中国传统中去，从而丰富和加强中国画的表现手段及表达力度，请不要为了表示自己的所谓民族气节的强烈，爱国热情的可歌，而虚假地贬西褒中。这种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态度，很有些讨嫌，似乎让人觉得这些同志不是艺术思想的偏颇，便是一种“投机”，而艺术与虚假是格格不入的，老实诚恳才是艺术家最可宝贵的素质。

四、恋山

人的感情是捉摸不透的。我含泪求人要离开太白，可是当人家为我放行时，我却含泪告别太白。那一天是1983年11月23日，我与妻子、儿子坐在行李高耸的卡车上，行驶在“波浪起伏”的山道上，看着熟悉的路，离开的山，退去的村，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思绪骤袭心头。我二十岁来到大山，四十多岁告别大山，大山养育了我，我把青春献给了大山，山水与我真真正正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进城后的第一幅山水画叫做《恋歌》，画高山流水间的一对情人，赶着牛羊唱着山歌。我是借画中的山水恋歌，表达自己对秦岭太白山的依恋之情。

我画柴门半开的山家、庭院，那里有我熟悉的篱笆、柴垛和水井；我画炊烟袅袅的石屋，那里有我熟悉的山娃和村姑；我画崎岖蜿蜒的山道，那里有我踩惯的碎石、小草及行走其间的牛羊和樵夫；我画高耸云间的峰峦，那里曾注入给我艺术生活的浆液。山即我，我即山，山我合一。只有如痴如醉地爱山、梦山、恋山，笔底才能不断生出迷人、醉人、喜煞人的中国山水画！

有人说我画的画用笔太碎，我说用笔碎不害怕，只怕大气不贯；有人说我画得太密，我说中国画向来有繁简两格，叫做简到不能再简，繁到不能再繁；有人说我画得太满，不透气，我说我生活于大山数十年，出门见山，抬脚爬山，终日宛若堕入井底，见不到多大的天，自然把山画得风不透，气不露。我的深山生活造就了我的山水画格，被人称做“太白画格”——“小笔贯大气，丰满而绵密”。我虽生长在长安大地，然而我的画却与“长安画派”的“野、怪、乱、黑”大相径庭。我想，总是老老少少的“望云”呀，“石鲁”呀，“济众”呀，才真得叫人“透不过气”哩！然而我却在山石的皴法上，步着古长安画派的鼻祖——范宽的后尘，究追不舍，又不为所闻，力求自成一家。

有人打趣问我，倘有一天有个出国定居的机会，去不去，我斩钉截铁地答“不”！我取了个笔名曰“鲁丘”，就是我的迷恋故乡，爱恋民族，依恋国家的写照。鲁者，出生之地山东也，丘者，养育了我并给我以耕耘条件的土地也。取字为“山人”，我现在虽然身居闹市，但我依然常常地带着艺术系的学生到我的第二故乡太白山去写生，与山里人交流思想，话旧抚新。在我寒舍的四壁贴满描绘太白的山山水水。案头白卷一展，笔底生来的依旧是太白的沟沟壑壑，倘若把我的大大小小、长长短短的山水画作品连接起来，可以称作是一幅秦岭长卷。并且我下了决心，把太白十四年来的观察、体验、感受、认识，统统诉诸笔端，生命不止，长卷不绝！

马继忠老师和刘文西院长

马继忠，字山人，笔名鲁丘，1941年生于山东肥城。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书画篆刻家协会副主席，陕西省美协顾问，陕西省美协艺委会终身委员，陕西省美协骊山创作中心特聘教授，河南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顾问，西安文史馆馆员，西安中国画院艺术顾问，西安文理学院文化艺术教育中心名誉主任，特聘教授，西安文理学院马继忠工作室导师。

1969年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本科，之后便一头扎进秦岭太白山十三载，与山民一起摸爬滚打，铸就了山民一样的淳朴情怀。爬高山，走激流，熟谙大自然之生机；师造化，读典籍，深悟中国文化之精髓。上下求索数十载，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艺术语言，开创了中国当代密体山水画格。如今，这一密体画格影响了一批年轻画家，接踵前行，并活跃在当代画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