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羽金铁霖（访乔羽）

北京日报客户端 | 记者 初小玲

北京日报1989年1月24日第001版，第13026期

20元一张票，可真够价！

“乔羽歌词作品演唱会”的票价就这么高。

我想采访乔羽。在新闻发布会上，我轻轻捅了一下蹲在我身旁的娄乃明，她是这次演唱会的导演。“乔羽好接触吗？”我问。她笑着点点头。我又问：“能有的写吗？”她贴着我耳朵说：“‘乔老爷’是很有魅力的老头儿。”

万万没有想到这次采访“乔老爷”，竟是我来报社十多年来最尴尬的一次。

他说：“我不知道”

我一见到乔羽，就把酝酿已久的问题提了出来：“您的歌为什么让人久唱不衰？”

乔羽慢慢吐了一口烟，面部笑肌把原本不大的眼睛挤成了一条缝：“我不知道。”

我一下“卡壳”了，突然发现自己这个问题提得有多傻。

他也许发现了我的不自在，用力吸了口烟，自己说了起来：

“我写的歌词，经人谱曲流传出来的，按比例说，大概只有1％，那99％是不流行的。这是为什么，我也不知道。那99％的词不一定写得不好，可就是不流行，我有什么办法？”

“您能否说点具体情况？”我需要的不是这些——我心里暗暗想。尽管他说得坦白、真诚，并非矜持，也无做作。

“就说《思念》吧，歌词是10年前写的，也有作家谱了曲，并且都发表了，可就是无人知道。去年经谷建芬谱曲，在春节联欢会上毛阿敏一唱，就流行了。有人说我赶得上时代，可《思念》是10年前写的，10年后它却流行了，真有点滑稽。更可笑的是，去年除夕，我与家人一起看电视，事先我一点不知道当晚毛阿敏要唱这首歌。待电视播完后，我还很纳闷儿，怎么大过节的唱这离别之苦的歌儿？过了一会儿，一个亲戚打来电话：‘听到您的歌了。这歌太好了，自从我们与台湾关系松动，许多人写歌，谁也没写好，怎么您一写就成了……’我拿着电话真是哭笑不得。没有办法，诗是无法解释的，人家怎样理解就是怎样，歌词也一样。”

“那么其它的歌儿呢？”我有点急了。

他仍是慢条斯理，一口接一口地吸烟。“我写的歌词大多是‘遵命文学’，遵朋友之命。比如说《我的祖国》，那是我1956年写的。当时，我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特约编剧，正在江西写《红孩子》电影剧本。电影《上甘岭》导演沙蒙接连不断地来电报催促我回长影，为《上甘岭》插曲作词。我曾看过剧本，除了坑道就是大炮，这能写出什么好歌词？沙蒙也很固执，电报不断。我索性放下手头的创作，八千里路云和月，赶到长春。看完样片，我被银幕上战士的爱国精神感染了。‘对歌词你有什么要求？’我问沙蒙。他说：‘只希望将来片子没人看了，歌仍在流传。’好家伙，他这一句话可把我憋住了。我把自己关在长影‘小白楼’的房间里，不停地抽烟，不住地喝酒。一天天过去了，沙蒙每天到这儿来看看，喝口酒就走，什么也不说。可我心里明白，他是在催我的词呀。10天过去了，我将憋出来的歌词递给沙蒙：‘好歹就是它了。’沙蒙默默看了几分钟，一拍大腿：‘就是它了。’没过几天，沙蒙又找我，让把歌词里‘一条大河波浪宽’改成‘万里长江波浪宽’。我说，这可不行。这首歌是写家乡、写祖国的。人们都会思念故乡的河，哪怕是家门前一条小水沟，在心目中也是一条大河。这样‘我家就在岸上住’，才使更多的人感到亲切。”

听着他的娓娓叙述，我发现这个“乔老爷”感情原本是挺细腻的。

他接着说，“这首歌词也把大作曲家刘炽憋坏了，四天之后他拿给我看，并唱给我听，嘿，绝对的好！你别以为歌唱家唱歌好听，所有的歌都是原作者唱得最好。你说怪不怪，郭兰英领唱的这首歌到电台录音后，第二天电台就广播了，很快就在大街小巷、乡镇村庄流行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他顿了顿，似乎结论就是如此。

“《我的祖国》这首歌写得确实‘漂亮’，可那是作曲界骄子刘炽的‘漂亮’。这首歌传唱后，我们去北京大学，学生们兴奋得把刘炽扔了起来……”他又兴致勃勃地讲起了刘炽。

“没人扔你吗？”我笑问道。

“没有。我是一辈子没变成天鹅的丑小鸭，我当时也崇拜刘炽，我都想挤上去扔他。”他倒是挺实诚。“不过我这个人很幸运，我与作曲家合作，几乎都是这些作曲家的创作高潮，黄金时期。刘炽也是如此。”

他说：“歪打正着”

“现在有人称您为剧作家，有人称您为词作家。在您四十多年创作中，究竟以什么为主呢？”

乔羽又眯起小眼睛笑了：“俗话说，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行。我的主业是写剧本，我现在是剧协副主席。可现在许多人不知道我写了什么剧本。其实我写了不少，只是没有流行，不流行就算你没写一样。倒是应朋友之约时而写歌词，反倒流行了，这叫歪打正着。说来也有趣，当年我是看不起搞文学艺术的，认为那就是‘玩玩’，哲学、经济才是真正的学问。我很崇拜龚自珍，喜欢他的两句诗：‘经济文章磨白昼，幽光狂慧复中宵。’由于历史的原因，我改变了看法，进了由范文澜任校长的晋冀鲁豫边区北方大学，而且是在艺术学院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剧本创作室与光未然、贺敬之、崔嵬等剧作家在一起。于是之参加革命后演的第一个剧本是我写的《胜利列车》。以后又写了不少话剧本子，都没‘成材’。我这辈子还写过两部电影剧本《红孩子》与《刘三姐》，除此，在剧作上就没有什么大成就。”

乔羽倒是老说大实话。看样子，他把这些都看成是偶然促成的，得失全在一瞬间。但是听了他的关于通俗歌曲与群众关系的一番议论后，我仿佛又有所悟。

那是两天后，我在和平宾馆《挑战——中国流行音乐走向世界》学术研讨会上与乔羽偶然相见。会议正在发言，乔羽从外面“旁若无人”地走进来，嘴里不停地念叨：“真不像话，这不是欺负咱老农吗？在饭店里转了半天，就是找不到你们在哪儿开会，问服务小姐谁都不知道，怪事……”大家都笑了，他自己也笑了。会议主持人请他发言，他倒不客气：“我先不说中国流行音乐什么时候走向世界，我说一个你们都很熟悉的‘群众关系’问题。流行音乐现在能这样受年轻人欢迎，我说是群众关系好，流行歌曲的歌词有一个特点就是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唱，歌词像大白话，为群众喜闻乐见，那些歌星在台上也比较放松。而有些美声歌唱家，一上台，就拿出一副架势，似乎要拒人千里之外，人家不觉得你可亲，怎么能接受你的作品呢？我虽然是中国歌剧舞剧院的院长，但我不回避我们自身的问题。我不认为这是一件小事，这关系到今后我们文艺发展的方向，不可轻视呀。”

“乔老爷”这番话真是语重心长！突然我脑子里冒出了一个问号：“乔羽没有流传的剧本和歌词，是不是群众关系不好呢？”接着，是另外一个问号：“乔羽得以流传的歌是不是就是因为群众关系好呢？”

他说：“让我想想”

对乔羽的第一轮采访结束了，整理出来一看，从他的嘴里依然得不出为什么“久唱不衰”的答案。不行！我咬咬牙，坐了一个多小时汽车又来到航空饭店。我按钟点到了，他还未到。闲坐着无聊，看见郭兰英在楼道闪过，“何不先去找她聊聊”，我追了过去。我正与郭兰英夫妇交谈，乔羽来了，我一时不能中断谈话，等结束后，他又要出去了。真是鬼使神差。我只好硬着头皮与他同去，在行进中的车上，我又开始了新的采访。

“您在不同时代作词的歌曲为什么能流传下来？”我还是固执地再次提出这个问题，想从他嘴里抠出个究竟。

见我“穷追不舍”，乔羽吸着烟，把头靠在车座背上，“让我想想。”沉思片刻，他这样对我说：“如果说，我的歌词还有可取之处，那就是我注意在不同年代写人民群众心里的真实感情。还是说《我的祖国》这首歌，当时正是新中国诞生不久，这可是来之不易啊，每个中国人都憧憬着未来的美好生活，这种朴实的感情我是深有体会的。那是1948年底，北京即将和平解放，我们这些华北大学的学生，也还是20郎当岁的孩子，可当时谁也不觉得自己小，都顶天立地的。进北京那天，我作为文管会成员，带领长辛店3000工人参加入城仪式，从前门大街进来，别提多高兴了。从北京到涿县有20多个车站是我亲自接手解放的。那时心里对今后祖国的发展前景充满了信心，那种向往之情真是无法言喻。上甘岭的战士也是怀着这种心情走上战场的，这种感情就是50年代人民大众心里最美好的东西，我把它融进歌里，再现出来，人民就接受它。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口号是：‘身在坑道，放眼世界’、‘保卫无产阶级政权’、‘坚决消灭入侵之敌……’等等。但歌是艺术，不是口号，我不能那样写，这种创作思想一直贯穿到今天。”

乔羽的这段话使我不由地想起一九八四年，中央电视台在粉碎“四人帮”后第一个实况播出的春节联欢晚会的情景：除旧迎新的钟声刚刚敲过，坐在电视机前的许多人此时心里有多少想说的话，对昨天？对今天？对明天？……此时电视机里传来赵忠祥深沉的朗诵：“难忘今宵，难忘今宵，不论天涯海角，神州万里同怀抱，共祝愿祖国好！”歌声响起，多少历经磨难的人热泪盈眶，这首由乔羽作词的歌，在这个时候再一次表达了中华民族每个人的感情与祝愿。

我明白了，乔羽在不同年代写的歌之所以能流传，不仅由于他深蕴的创作实力，而且他寻到了艺术的真谛：不论在任何时候，都要去表达这个时代人民大众心底最美好的感情，正是这种感情，使乔羽的歌久唱不衰。

昨天，这篇采访写完了，我拨通了乔羽的电话，请他审稿。话筒里传来他那幽默而又浓重的微山湖畔的乡音：“不用，只要不是我自己写我，不会不客观的，凭你的感觉写吧。”

我写得“客观”吗？只好等待“乔老爷”的评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