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活佛是不是骗人的（假活佛可笑）

（视觉中国/图）

王兴夫的人生可谓“多姿多态”。从一名济南监狱系统的公职人员到气功大师，又在2008年披上了藏传佛教的僧袍，成了“活佛”——当然是假的。王兴夫十年间在全国收了三千余名信徒，敛财近两亿，名下有12套房产，还有多起性侵女信徒的斑斑劣迹，可谓财色双收。

与专攻气功的王林大师走的精英路线相比，王兴夫的敛财方式属于广种薄收、明码标价的“亲民”路线。三千弟子都要给他“供养”，种他这块“福田”——王兴夫自称“福田”的恬不知耻让人叹为观止。除了“种福田”的长期供养收入，王兴夫提供的“宗教服务”都是明码标价、收费标准清晰的，“皈依”要收钱，起“法名”要收钱，传授“修道法门”也要收钱，而且“传法”分为从高到低四等，商业模式相当清晰。无需佛教专家的解释，任何清醒的人都看得出，这就是赤裸裸的敛财，哪里是什么真信仰？可是，王兴夫愣是聚拢了三千弟子，其中还有知名大学教师和企业高管。

在一个文教昌明的时代，王兴夫之流还有这样庞大的影响力，是让人惊骇的。而这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在东亚邻邦的日韩，信仰混乱、邪教横行的情况甚至更为严重。

日本文化是感性务实、保守严谨的，并不以创造力见长。但是，独独在发明宗教方面有着独特的“创造才能”，除了主流三大宗教佛教、神道教和基督教外，日本还有数量庞大的宗教杂派。所谓杂派确实很杂，其中既有一些传承悠久的地方信仰，也有佛教、神道教支脉发展出来的独立宗教社团，还有各路教主、大神发明创造的“新宗教”。最为著名的莫过于奥姆真理教，这个曾经盛极一时的“新宗教”曾在1995年制造震惊世界的“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造成13人死亡及不少于5510人受伤的惨案。如此严重的案件发生在发达国家中的“治安模范生”日本，确实匪夷所思。

更可怕的是，即使奥姆真理教犯下了弥天大罪已经是世所共知的事实后，生命力依旧顽强。1996年日本政府正式取消该教宗教法人资格也未能禁绝该教活动，2000年该教宣布破产后还分裂出多个小宗教团体，可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甚至2018年7月教主麻原彰晃被执行死刑后，还有一些狂热信徒还宣称他没有死。可笑的是，麻原彰晃出身贫寒，因先天部分失明在盲人学校完成了基础教育，各方面都谈不上出众。而奥姆真理教最初不过是麻原开办的一家瑜伽馆而已，所谓教义只是佛教、印度教、基督教粗糙的拼凑罢了。

奥姆真理教的覆灭并没有改变日本“新宗教”林立、危害社会的状况，时不时闹出社会热点事件。2019年10月日本著名“新宗教”“幸福的科学”教主的长子不满其父逼婚愤而宣布脱离该教，他被逼婚的对象、知名女演员清水富美加在2017年宣布从娱乐圈隐退“出家”，她加入“幸福的科学”后用“法名”“千眼美子”也曾轰动一时。

“幸福的科学”在敛财方面不仅很拿手，而且称得上是创意满满。《纽约时报》2020年4月16日报道，“幸福的科学”教宣称能精神治疗新冠肺炎，教徒们付费就能获得一种“精神疫苗”来预防甚至治愈新冠肺炎。这可能是新冠疫情出现最早的“疫苗”了。

日本邪教大发灾难财，而他们的韩国同行“新天地教会”走得更远。疫情初期，韩国平稳可控的疫情被该教的地方机构搅乱，一发不可收拾。事发之后，该教不仅不配合政府控制疫情，还煽动教徒抵制防疫措施，其性质之恶劣令人发指。去年8月，在巨大的舆论和司法压力下，教主李万熙被逮捕起诉，检方以妨碍疫情调查等为由要求判处其5年徒刑。但是，今年1月13日，李万熙一审被判无罪。强势的韩国检方能搞定一串前总统，却拿李教主无可奈何。韩国邪教的树大根深、影响巨大可见一斑。而“新天地教会”并不是韩国独家经营的邪教，与之相似的打着基督教旗号的邪教组织也是山头众多、眼花缭乱。

日韩两国的邪教问题成为长期的社会毒瘤，凸显了信仰体系混乱的社会问题，这对中国也是警示。王兴夫之流的假活佛、假大师还停留在骗财骗色的初级阶段，其实社会影响力和日韩“同行”相比是小巫见大巫。但是，邪教成灾的原因仍然值得中国各界深思和警惕。

相比欧洲，东亚历史上大规模的宗教狂热爆发是少之有少的，而且大都出现在天灾人祸导致社会冲突加剧的动荡时期，与其说是信仰驱动，不如说是现实矛盾和困境在信仰层面的反映。而当代东亚社会经济繁荣、社会安定的环境中滋生的邪教问题，与历史上发生的相比有着本质的区别。无论是奥姆真理教的极端罪行，还是信徒被极其粗鄙的所谓教义洗脑、被骗财骗色，都是宗教狂热的信仰驱动。

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部分和外来宗教文化的进入有关，比如韩国的邪教大都打着基督教的旗号。

但这肯定不是主要原因，王兴夫这样的假活佛、以本土制造为主的日本“新宗教”，都不能归咎于外来宗教。邪教侵袭的东亚社会还存在着更深层的原因。是文化心理上的原因，还是长期和平与繁荣导致的心灵空虚，抑或面对不确定性想要拼命抓住一些确定性？值得好好分析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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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不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