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陈毅电影(陈毅元帅的电影文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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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陈毅电影(陈毅元帅的电影文学情)

纪念陈毅电影

○电影《海魂》海报

○沈鸿羽先生讲述父亲与陈毅元帅交往的故事

○写《南征北战》时候的沈默君

说到沈默君,大家不一定熟悉。但说到电影《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相信不少人都看过。沈默君就是这两部电影剧本的创作者。而且好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两部电影都是在时任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上海市市长陈毅同志的亲自过问下完成的。日前,沈默君老人的儿子沈鸿羽先生为我们讲述了父亲与陈毅元帅交往的故事。

“艺术创作要像打仗一样”

父亲说,《南征北战》电影文学剧本,就是在陈老总亲自扶植下从无到有的。1951年春天,陈毅同志是华东军区暨第三野战军的司令员,又是上海市市长。他工作繁重,时间宝贵,但一听说父亲他们写了这个剧本,立刻把他们召集到他的住处,要父亲把本子念给他听。听完后,他首先肯定了父亲和同事们的劳动,然后循循善诱地和父亲他们讨论剧本中存在的问题。因为那个剧本内容庞杂,既有人民战争性质的描写,又有战役里程记录。陈老总说,艺术不是历史总结,也不是政治工作报告,不能面面俱到。艺术之所以称为艺术,就是要集中一点来表现全盘。根据你们所掌握的素材,我看还是集中写运动战的战略思想为好。因为这个主题有现实意义。

为了让父亲他们进一步认识运动战战略思想实质,陈老总详尽地把当时华东战场敌我基本情况讲解给父亲听。又帮助父亲确定剧本的贯穿线为运动战中的大踏步后退和大踏步前进,并且要父亲重新结构故事,不要写真人真事。要父亲他用现实主义结合浪漫主义的方法去写。为此,他列举了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一些经典著作来启发父亲学习前辈文艺大师的艺术手段,并且要求父亲写作态度要认真严肃。

在陈老总的点拨下,父亲他们重新结构故事,写出了二稿。那是1951年炎热的夏天,南京气温达四十度以上。当时陈老总正生病,他抱病听父亲念本,两台电扇轮番扇都扇不干他身上的汗,他却全神贯注地边听边插话。因为那个剧本很粗糙,让老总抱病听这样的本子,父亲心里很过意不去,一脸愧色。这些被陈老总一眼察觉到,他说,刚生下来的娃儿总是有点毛头毛脸的,不要紧,装扮装扮就会好看的,文章总是越改越好嘛。接着,他指出剧本所存在的缺点,告诉父亲该在哪些地方加强,哪些地方削弱。父亲记得陈老总当时特别强调,“有些对话请你们务必修改,不要提我陈毅的名字,也不要提陈司令、陈军长,统统改成部队通用的首长称呼。仗不是我陈毅一个人打的,是第三野战军全体指战员打的。我陈毅一个人能消灭敌人六十万吗?胜利归功于大家,个人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总是很有限的,沧海一粟,微不足道。夸大个人作用就是脱离群众。你们剧本中要好好写写那些冲锋陷阵的共产主义战士,淮海战役中那个粉身碎骨炸碉堡的战士才十九岁,我说他是个赤头赤尾的共产主义战士,是了不起的英雄!没有他们抛头颅洒鲜血,就没有革命胜利的今天。”

陈老总就这样一个细节一个细节跟父亲讨论修改方案,讨论每一句对话。可以说,《南征北战》电影剧本从初稿到定稿,每一篇上都浸润着陈老总的汗水,每一句话中都凝结着陈老总的感情。

在剧本创作过程中,有一件事父亲印象也很深刻。受当时思想环境的影响,父亲在剧本中不敢写内部的矛盾和冲突。陈老总当时就建议说,“剧本中你们要设计一个团级干部,在大踏步后退的时候搞不通思想,丧失了胜利信心,临阵脱逃,投敌叛变,最后在我军大踏步前进的时候又俘虏了他,受到军法审判。这样写矛盾冲突才有说服力,才有艺术魅力。要知道,搞通运动战思想不是听一次报告就通了的,是经过斗争实践才认识的。”无奈我们当时没有勇气写,脑子里的清规戒律太多,所以只写了一个战士由于对运动战思想不通,从主力部队开小差到地方游击队的情节。结果连这无伤大雅的情节都通不过,有人提出了批评。而陈老总则不这样认为,他说,艺术不写矛盾冲突就不成为艺术了,“你们不敢写一个团长叛变,塑造反面典型,说明你们艺术手腕气魄不大。写文章跟打仗一样,首先要有勇气才行。”

真实性和浪漫主义要统一

凡是有创作电影剧本实践的同志,都有深切的体会,写一部电影剧本,往往要比写一部小说所付出的劳动艰巨。三易其稿,七易其稿是普遍的。有的剧本改了又改,无休止地改下去。所以要尊重作者的劳动。陈老总在这个问题上是很注意的。

父亲说,电影剧本《渡江侦察记》送给陈老总审查时,他在杭州,看了后说,这个剧本比上个有进步,有故事性,语言还要得。可是,我觉得主题的意义不大,我劝他重写一个。拍一部电影很花钱,最好拍一些意义深刻的剧本。当他回到上海了解到剧本的创作已历时一年的情况后,连夜把父亲他们找去,见面第一句话就说:“很对不起!我收回昨天在杭州讲的意见。花一年时间写的作品,很不容易嘛!不尊重别人的劳动是罪过。我这个司令员刀下太不留情,三言两语就把剧本枪决了!”

当时夜已深了,陈老总不顾疲劳,详细地对剧本提了意见。他说:“这个剧本中怎么一个女的也没有?地球上一半人是妇女,生活中天天有妇女存在。中国历史上哪一次革命运动没有妇女参加?红娘子、秋瑾、赵一曼、刘胡兰都是女的嘛。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女同志参加革命何止百万,她们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很不小。电影中应当反映她们在艰苦的革命战争中表现出来的可歌可泣的事迹。”经陈老总一说,父亲又把剧本中的男游击队长改写成刘四姐。但又顾虑它是否符合历史的真实性。举棋不定,于是,又去求教于陈老总。陈老总于是和父亲说了历史真实性与浪漫主义的辩证关系 “一些十八、十九世纪中外古典名著之所以不朽,不仅因为它们的主题思想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而且是因为它创作思想、创作方法的高明。有的是现实主义,有的是浪漫主义,有的是自然主义。但是,都离不开浪漫主义。我们提倡革命的浪漫主义,也就是革命的现实加革命的理想。游击队长完全可以是女的,而且要写得年轻可爱。文学是美学,艺术首先给人以美的享受,在美的享受中接受教育。”

陈老总再三和父亲说,在艺术构思上要防止公式化、慨念化的倾向。艺术构思千万不要逻辑思维先行,要形象思维开路。描写革命斗争不要简单化。革命不是冲啊,杀啊就胜利了,曲折得很!不要把敌人写成豆腐兵,站岗放哨老是打瞌睡,被我们摸上去一下就解决了。也不要把敌人指挥官都写成败军之将不敢言勇的怕死鬼。如果敌人都那样不堪一击,那十年十五年前革命就胜利了。我就不赞成把革命写成轻而易举。战争不是端起碗来吃涝糟,不是荷包里摸糖果。

接着,他又和父亲谈起描写的具体性和历史的真实性问题。他说:“浪漫主义不能离开历史的真实和可能性。最近,我看了一个剧本,一个十八岁的女共产党员,被敌人捉住了受严刑拷打,上了老虎凳,脚下面上了五块砖,十个手指头里都戳进竹签签。作者描写她面不改色心不跳,坦然自若……这好不好?形式上很好,但就是太不真实。想想看,一个十八岁的姑娘,半大的娃儿嘛,受老虎凳刑罚,脚下面上了五块砖能一点不痛吗?作者恐怕没有见过老虎凳吧?那是最残酷、最野蛮的一种刑具,老强盗头子给她上三块砖腿就会折断。还有,十个手指头肉里戳进竹签签,十指连心,就那么一点不痛?人是肉体的人,又不是钢板。作者可能写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构成的,那也应当是思想的特殊,而不是肉体的特殊。人的肉体都是人生父母养,大家都一样。我看,痛还是会痛的,痛极了喊两句也是有的,共产党员也是平凡的人,但要她交出地下党名单,她就是不说。这就是她平凡中的不平凡,平凡中的伟大,特殊材料也就特殊在这里。”

陈老总就是这样一谈谈到深更半夜,把我的思路一步一步引导到正确道路上去。而且总以商量的口吻,说:“我这是个人意见,不知对头不对头,大家可以讨论,仅供参考。有一条,千万不要到外面说这是陈司令的意见,那是陈军长的指示。我陈毅讲的话不见得句句都对头。对头的你就接受,不对头的你可以提出批评。军令、政令我可以下命令,可对待文艺创作,我就不赞成用司令下命令的办法。那种个人说了算,硬要下面照办是军阀作风,官僚主义。对艺术的领导,主要是用引导来代替命令,就像打仗时向导带路一样,这样才合适。”

父亲印象中,陈老总抓创作最大的特点是以谈心、商量的态度谈问题,陈老总常说,“对待艺术要讲民主。有一种说法,说我陈毅又会指挥军队打仗,又会搞统一战线,还会写文章。其实我只写过两首打油诗,涂鸦。我又不是万能的,我也有办错事说错话的时候。一个人的脑袋就那么大,哪能七十二行样样都在行?不懂就是不懂,老老实实学,不要装懂。对待艺术更要讲民主,讲方式。你又不写文章,文章是人家一个字一个字写的,人家请你看,是尊重你。你硬是要以首长自居,指手画脚,这也不是,那也不是,瞎指挥,那不出乱子,闹笑话?一个作品好比厨师的一盘菜,四川人喜欢吃辣子,山西人喜欢吃酸,你叫厨师在一盘菜怎么个整法?你们写文章的也要有独立自主的精神,不要人云亦云,那就写不出好文章了。”

亲自讲述创作素材

关于如何在作品中反映真实情况,电影剧本《海魂》写作中就遇到这问题,按历史的真实,“长治号”起义是国民党海军士兵激于爱国主义,在党的影响下发难的。其中没有共产党员,所以当时父亲尊重历史,只突出爱国主义主线,而将党的领导作为副线贯穿。结果有人说不直接写党的领导是政治错误,立场错误。为此,父亲又去请示陈老总。陈老总听父亲汇报后就说,“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写爱国主义有什么不好?‘重庆号’、‘长治号’上面没有共产党的组织,人家在党的影响下起义过来了,我看蛮好。那就更说明我们党的影响如此之大,了不起。”

父亲说,陈老总要求作品很严格,既要求有强烈的政治思想性,又要求有浓厚感人的艺术性。他总说服作者屡易其稿,精益求精。特别是在主题的战斗性上,他向来一丝不苟。为此,1956年夏天,他把父亲等人找到北戴河,要父亲写反映三年游击战争的路线斗争题材的电影剧本。他说:“我们中国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啊!从高潮到低潮,又从低潮转到高潮,反反复复多少次,多少孤儿寡母的眼泪流成河,多少英雄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的今天。可以说,我们所经历的斗争是世界上最轰轰烈烈的。作家们应当大量、大胆地去写。不然再过十年二十年,这段泣鬼神、惊天地的斗争历史,就要被我们子孙后代忘得干干净净,以为革命胜利是天上掉下来的。我们要给后代留下一笔精神财富。”这就是“创业艰难百战多”的陈老总,为了永恒的信仰,南征北战,胜利后,还想着为后代创造精神财富。

陈老总鼓励父亲写历史题材而又有现实意义的剧本,帮助他们确定主题,并且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具体生动地从反五次“围剿”讲起,讲到赣南三年游击战争的艰苦历程,让父亲他们用录音机记录下来。那年北戴河的气候炎热,陈老总血压又高,但是,他按时上班,一天接一天地讲下去。他战梦重温,给父亲提供了大量气壮山河的英雄事迹,它具体、生动、形象,它本身就是一团火,一篇二十世纪的《满江红》!他讲述这些的时候激情满怀,有时轻言细语,有时声洪如雷;有时饱含眼泪,有时五内沸然。他整个的情绪把父亲他们带进了血雨腥风的年代……

父亲说,正因为当时华东军区暨第三野战军有这样一位既重视军事、政治,又重视文艺和很讲民主的司令员抓创作,既是创作的领路人,又是好老师,所以才有如《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东进序曲》、《红日》等一些作品的诞生。对待文艺创作,陈老总像勤劳的园丁那样,精心培植,热情灌溉,从播种、发芽、拨节、扬花、结籽,他都付出了辛勤劳动。每一粒籽上都浸润着他的汗水,都闪耀着他的阳光雨露。诚如他在《湖海诗社开征引》一诗中所写的那样,“今我在戎行,曷言艺文事?慷慨每难免,兴会淋漓至。”

所以,当1972年1月份陈毅老总不幸逝世的消息传来时,想起与陈老总交往的点点滴滴,父亲不禁失声痛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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