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环境对中华民族的影响（地理环境对民族关系的影响）

历史的面貌与发展方向，一向与自然地理条件有密切的联系。中国的长期统一和各民族的内聚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受益于东亚的自然环境。中国的地理环境，由于其天然特点而自成一个半封闭的、内向型的区域。这种环境一方面阻隔着同这一区域之外的交通，另一方面又保证着这一区域之内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密切交往。中国虽然多次分裂，但最终总能归于统一，而且每次统一的版图都大体相似，与地理环境有密切关联。总之，这个地理区域的环境特点促成了多元文化的产生，又使多元文化在发展中逐渐走向一体，走向统一。

中国北方有辽阔的蒙古高原，高原上以草原为主要景观。草原被横亘于中间的大沙漠、戈壁和阴山分割为内蒙古（漠南）和外蒙古（漠北）两片；在蒙古高原的北方，则是东西向绵延数千公里的山脉，山脉以北就是寒冷的西伯利亚。在西伯利亚南部，与蒙古草原相邻的山地中，有一些零星的部落居住在一些向阳的山坡和谷地中，如古代的丁零、黠嘎斯（柯尔克孜人的祖先）等部。他们世世代代千方百计地向南发展，以图进入平坦辽阔、水草丰美的蒙古草原。蒙古草原上则相继有北狄、匈奴、鲜卑、突厥、回纥和蒙古等部，盘马弯弓，四处游牧。他们向往长城以内的富庶与繁荣，钦慕中原的文化，随时都做着南下的准备。

中国的东北，西有兴安岭与蒙古草原相隔，东边则是浩渺的太平洋，北边东西向横列着外兴安岭，把中国的东北与千里冰封的东西伯利亚划分为两个区域。在这片由山海隔出的地域内，有辽阔的东北平原与丘陵地带。这里森林密布，沃野千里，北部宜于狩猎放牧，南部可以农耕。相继有东胡、肃慎（满族祖先）、乌桓、鲜卑（锡伯族祖先）、室韦（蒙古族祖先）、契丹和女真等族居处。东北与华北大平原之间，沿着渤海之滨，有一条狭长的走廊，由长城东端的山海关控扼其间。几千年来，起源于东北的民族，有的西向越过兴安岭，进入蒙古草原，如鲜卑、室韦；但更多的则相继沿着这条走廊南下，向温暖富庶和更为辽阔肥沃的中原发展。

中国的西北边陲，古称西域，即今天的新疆和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中亚地区。新疆由一系列崇山峻岭和难以逾越的荒漠戈壁构成天然的屏障。其北方是唐努山与阿尔泰山，阻挡着西伯利亚的寒流；西边是葱岭和海拔4000米以上的帕米尔高原；南边是巍巍喀喇昆仑山，阻断了与青藏高原的交通。可见，这里是一个南北西三面环山的区域，只有东边敞开，向东北可进入蒙古草原，向东南沿河西走廊可直达甘、青地区和富庶的关中平原。这里自古相继有塞人、乌孙、月氏、匈奴、突厥、回纥和蒙古准噶尔部等部居处。这些古代的部落与民族，或来自蒙古草原（匈奴、突厥、回纥、蒙古），或来自河西走廊（乌孙、月氏），在此定居之后，也都以东部的中原和蒙古草原为主要的交流和发展方向。

葱岭以西的中亚河中地区（今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等地），在清代和清代以前的古代，也曾经长期是中国的疆域。它处于平行流入咸海的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由一些山间盆地和绿洲组成，居住着粟特等经商务农的民族，这里是一个单独的地理区域。由于其西、北两边是干旱的草原与荒漠，活跃着强悍的游牧民族，南边是高山雪岭，为了经商和获得军事上保护的需要，使得粟特人自古以蒙古草原和中原为主要外出活动的区域。

中国的西南边界，则由世界最高的一列山脉，海拔5000米以上的喜马拉雅山和谷深水急的横断山脉连接而成，构成世界上最难以逾越的天险屏障。在古代，这里是中国交通最不方便的区域——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和由千山万壑组成的云贵高原。在这片区域中，自古就生活着吐蕃（藏族祖先）、门巴、羌、白、苗、傣等几十个民族。受西南方天堑屏障的阻挡和中原的吸引，这些民族活动和发展的方向也都是东北方的中原。

中国大陆的东南，则由一万余公里的海岸线组成，东南方的滔滔大海，长期被古代祖先们视为陆地的尽头。

中国这种变化多样而又具有内聚型的地理环境，对各民族的历史面貌都产生了明显的影响，造就了文化各异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明显差距的各民族。如北方的游牧族，东北的狩猎族，天山以南的绿洲文化，西南藏、羌等民族半农半牧的高原文化。而连接着中国各地的江河水网，山间草原上的自然孔道，日益发达的交通工具，又把各地区和民族日益紧密地联结起来。

自古生活于中原四边的少数民族，一方面他们向外发展受到各种天然屏障和自然环境的阻隔与限制，另一方面中原温和的气候，辽阔肥沃而平坦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和物产，特别是先进的文化，对他们有无限的吸引力。于是，几千年来，中国四边的少数民族，他们各种重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活动，都是向着中原的方向，即黄河与长江中下游流域发展。这种地理环境因素，产生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不断内聚的总体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