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文心雕龙经典作品（刘勰文心雕龙是一本怎样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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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梁刘勰写的《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重要理论著作。《文心雕龙》成书的时间，史料无明确记载，据《文心雕龙·序志》中的材料推测，大致是南齐末年(公元498年左右)，刘勰在定林寺借住时所写。

在《序志》中，刘勰谈到了《文心雕龙》的写作目的，一是不满于当时文坛创作缺少真实情感，一味追求词藻华美的形式主义文风，希望借写《文心雕龙》有所矫正；于是为了弥补前代文学理论批评著作的不足，做到“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文心雕龙》总结了先秦以来文学创作的经验，又继承和发展了先秦以来文学理论批评的成果，从文学的本质论、创作论、文体论、因革论、批评论、修辞学等各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文艺观点，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就其论述问题之广，体系之严整而言，不但是前无古人，甚至可以说后乏来者。

《文心雕龙》全书共50篇，大致可作如下分类：

从第一篇《原道》到第五篇《辩骚》是全书的总论，包含了刘勰对文学的基本看法。

刘勰认为，“道”是文学的本源，它通过天文、地文、人文表现出来，但对道的认识、解释只有圣人才能做到。圣人的言论、文章，就是道的体现。因此，要认识道，就必须以圣人为师，研学圣人的著作即儒家经典。这就是刘勰提出的“原道、征圣、宗经”的含义。《正纬》、《辩骚》分别对纬书和楚辞作了辩订，指出纬书不可信，但有助文章写作；《离骚》等楚辞是儒家经典《诗经》的支流和变种，可以参照。这是《文心雕龙》的理论核心，所以《序志》称为“文之枢纽。”

第六篇《明诗》到第二十六篇《书记》是文体论部分，分别讨论了诗赋、铭箴、哀吊、史传、章表等30多种文体，总分为文、笔两大类。刘勰对各种文体的起源和流变作了探讨，解释其名称与特征，指出写作方法，并且评述了各家各体作品的优劣。这既总结了前人的创作经验，又为建立《文心雕龙》的创作论打下了基础。

第二十六篇《神思》到第四十九篇《程器》是《文心雕龙》的创作论和批评论，是全书最有创见和价值的部分。刘勰把这一部分看作《文心雕龙》的下篇，中心是“剖情析采”，论及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构思、风格、通变、修辞、批评等问题。

《神思》篇集中论述了构思中的形象思维、艺术想象，指出想象是自由的心理活动，是主客体的融合，受作家思想感情、语言文字能力的支配，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等。

《情采》篇集中论述了内容与形式、情志与言辞的关系，指出“情”和“采”既相互依存又相互作用，其中“情”是第一位的，“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刘勰认为创作应“为情而造文”。

《物色》篇集中论述了文学和现实生活、创作中主体与客体的相互关系，指出作家感情的萌发是由于客观景物的作用，而文学作品所表现的正是这种感物之情，“情以物迁，辞以情发”;另一方面，作家的情感在创作活动中也不是完全被动的，“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情往似赠，兴来如答”。创作是主客观交互作用的结果。

《体性》、《风骨》篇集中论述了作家的创作个性和文体风格，指出作家的创作个性是风格的决定因素，对创作个性的构成作了较为详尽的探讨，分为先天和后天的因素;同时对文体风格也作了更为细密的划分。刘勰将风格分为八体，开了我国风格分类学的先河。针对当时形式主义的纤弱文风，刘勰特别提出风骨，作为一种刚健的理想风格。

《时序》、《通变》篇集中论述了文学的发展、继承与革新，指出文学的发展和社会时代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各时代的文学特征和时代特征互相吻合;不同时代的文学之间都有着内在地联系，它们相互影响，前后继承，有通有变，文学才能向前发展。

《知音》、《程器》篇则集中论述了批评鉴赏的方法和原则，指出批评应避免贵古贱今，崇己抑人等不良倾向，博观泛览，“无私于轻重，不偏于爱憎”。对具体的批评方法，则提出了“六观”，从文体、语言、手法等不同方面来考察作品。

《文心雕龙》在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有着很高的地位，章学诚《文史通义》誉为“体大而虑周”，是“笼罩群言”之作，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目前通行本有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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