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币的发展经历两个阶段（纸币的起源交子）

据说，在伦敦英格兰银行正中央的天井里种着一颗在英国并不常见的中国桑树，之所以种这颗桑树是为了纪念纸币的发明者、推动者张咏，据说张咏在发明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也就是交子的时候所使用的材料就是桑叶。无论这个故事是否属实，我们都不能忘记先人的智慧为我们后人的生活带来的便利。而“交子”这种代表便利，并具有金融属性物质的产生也并非是一蹴而就的。

一、从“飞钱”到“交子”的发展

在《宋史》中有这样一段记述“会子、交子之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这个是记录在《食货志》中的。意思非常的简单，就是会子、交子产生和使用之法，是借鉴了唐代的飞钱。

那么什么是飞钱呢？“宪宗以钱少，复禁用铜器。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这是《旧唐书》中的记载。是一种开始于唐宪宗时代的物品，注意其中的一句“合券乃取之”简单的解读就是需要兑换，也就是说飞钱最早的产生带有金融属性，但它也就是类似于如今的承兑汇票，为了携带方便，而把重量体积极大的铜钱兑换成带有一定额度的“飞钱”，但如果想使用的话，还需要把“飞钱”兑换成铜钱或其他带有交易属性的现金。那个时候的“飞钱”还不具有货币属性。

直到了宋朝“交子”的产生，“真宗时，张咏镇蜀，患蜀人铁钱重，不便贸易，设质剂之法，一交一缗，以三年为一界而换之。六十五年为二十二界，谓之交子。”这个是对交子的一段定义，“这个是对《宋史》里对交子下的一个定义，注意看一下“一交一缗”这四个字，一交子等于一缗，其实就是一交子等于一千钱，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交子具有了相应的比较具体的确切价值，也带有了相应的货币属性，可以用来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只不过与现在不同的是，交子在这个时候有界期。关于界期的出现他的目的是为了避免交子的磨损以及造假，在那个造纸术和印刷术都不是高度发达时代，人们只能用最朴素、笨拙的方法用来防伪，就是每到一定的时限之后把旧交子换为新的交子。有关于界期的时间，有人说是两年为一界期，也有说法是三年为一界期，对这个问题，我个人比较推崇王曾瑜先生的观点，就是两年、三年都对，两年是以周年做标准，三年是以虚年做标准。

那么在“飞钱”与“交子”之间又有没有什么东西来过度呢？在湖南省钱币学会于2003年召开了一次隋唐五代十国钱币研讨会,有人提出五代十国的楚国就产生了纸币。所以他们新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纸币最早的产生是在五代十国时期，而非宋朝，那么具体是怎么一回事呢？在《十国春秋》中有记载“市肆以契券指垛交易”这里面的“契券”就是一种交易媒介，而“垛”是指储存商品的仓库，关于“指垛”这个概念，有这样一个说法，是因为当时楚国的物价飞涨，通货膨胀，人们把钱垛成了“垛”而交易的时候拿手一指，用这一垛，就成了“指垛”这么来看一下，契券与指垛或许应该是并立的，但这个有一个问题“契券”是用来进行大额交易的，一般流通与商贾之中，而并不像“交子”一样可以在市场上便利的流通，也没有一个明确单位，这么一来我们或许可以知道答案了，“契券”具有一定的货币属性，但其流通性较差，没有交子便利。也就是说，“契券”具有了纸币的雏形，但还不像“交子”一样具有相对完整的必要属性。

二、“交子”的产生所需要的背景

首先一个，交子之所以产生，科学技术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因素。“交子”用到了我国四大发明的两个发明，第一个用到了纸，另一个用到了印刷术。因为交子带有货币属性，所以在还需要有相应的防伪，这一点是需要对印刷水平有相应要求的。在《宋朝事实》中对交子的防伪是这样记述的“同用一色纸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秘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可以看得出来，“交子”具有彩色印刷的雏形的。看《梦溪笔谈》中的一个记述“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从这个简单的几句话，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北宋时期，印刷水平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而我们现在所能够看到的《崇宁万寿大藏经》也是出自于北宋真宗时期，从现存的资料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个信息，就是北宋时期，造纸、印刷都为“交子”的产生创造了科技基础。

那么第二个就是经济背景。“交子”的产生离不开当时的经济背景，而交子之所以产生于四川，那更是离不开四川当时的经济情况的。

众所众知，“铜钱”是我国古代的最常用的货币形式，可以“铜钱”缺往往会满足不了市场的需求，为什么会这样呢？在《旧唐书》中就有过这样的记载：诸州府公私诸色铸造铜器杂物等。伏以国家钱少，损失多门。兴贩之徒，潜将销铸。钱一千为铜六斤，造写器物，则斤直六百余。有利既厚，销铸遂多，江淮之间，钱实减耗。伏请准从前敕文，除铸镜外，一切禁断。铜的价格比钱值钱，用一千钱可以出六斤铜，而从铜钱中提炼出来铜则价值可以买到三千六百钱，这个是暴力啊。有如此的暴力，那么人们自然会想方设法去把铜钱提炼出铜来，这一个做法到宋代依旧没有改善。在《乐全集》中有这样的记载：销熔十钱得精铜一两，造作器物，获利五倍。比唐代的三点六倍更高了。大商贾们为了牟利自然而然的就会选择熔炼铜钱，提炼精铜的方法了。

如此一来，势必导致市面上的铜钱出现大量的不足，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发行铁钱。可是铁钱的重量那实在是让人们难以接受。在《宋朝事实》中有这样一段话：奏称川界用铁钱，小钱每十贯，重六十五斤，折大钱一贯，重十二斤。街市买卖至三五贯文，即难以携持。”在《杨允恭传》中他有奏书上写了这么一段话“凡民田之税，昔输铜钱之一，今输铁钱亦一；而吏卒奉旧给铜钱之一，今给铁钱五；及行用交易，则铁钱之十，为铜钱之一。”这两端记载我们都可以得出一个讯息，铁钱太沉，不方便携带，试想一下，出门买菜推一车钱的情景也确实有些太不方便了。

于是在技术水平达到了一个层面，经济背景也需要交子产生的时候，交子就应运而生了。

三、“交子的发展”

任何东西的出现与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同样，交子也是经历了，产生到发展，发展到泛滥的这么一个过程。

交子由民间变为官方是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交子，富民十六户主之，后富民赀稍衰，不能偿所负，争讼不息。转运使薛田、张若谷请置益州（今成都）交子务，以榷其出入，私造者禁之，仁宗从其议。”这是《宋史》中的一段记录，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虽然最早的时候交子是张咏所推广的，但他的使用并没有官方的支持，因为商人的逐利性，以及私人的经济能力有限，一旦出现了经济问题，在兑现上则会出现困难，因此引发了很多的诉讼案件，于是官方开始接手交子业务，禁止民间私造。交子务的成立标志着，交子由民间走向官方。

在交子的管理上，最早其实是非常之合理的，《宋史》中有这样的记载，“大凡旧岁造一界，备本钱三十六万缗，新旧相因。大观中，不蓄本钱而增造无艺，至引一缗当钱十数。”这里面就是说，没一界交子都有三十六万缗用来做现在所谓的存款准备金来为了满足民间兑换交子的需求，这个时候每年发行的交子又有多少呢？“仁宗从其议。界以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缗为额。”每一年所发行的交子是一百二十五万左右，这个时候交子没有出现滥发的情况，而观之其所发行的额度，与存款准备金的额度大概也是在四比一，也就是说有百分之二十五的存款准备金，这个比例其实和我们现在所执行的货币政策是相近的，可见刚刚发现交子的时候的确在管理上有其先进性。

不仅如此在使用上，交子也更为人们所接受。在《栾城集》中有这样的记载“旧日蜀人利交子之轻便，一贯有卖一贯一百者，近岁止卖九百以上。”前半句话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人们为了谋取交子的方便，即便舍去自己的一部分利益都是可以的。当然了这种舍去应该是仅限于大商贾之间，一贯不过一千钱，一下舍去百分之十，即便是铁钱那体量也是相当打的。但我们依旧可以知道的一点就是人们对交子的认可度。

而随着交子的逐步推动，面对交子所带来的利益，他的弊端也慢慢所展现出来了。

因为交子使用便利，有一些大的商贾开始做起了交子的生意，大大的影响了国家的利益。“而措置熙河财利孙迥言："商人买贩，牟利于官，且损钞价。"于是罢陕西交子法。”这一段记载于《食货志》中的奏书，我们可以得知一个信息，有的人把从官方兑换完的交子以高于实际价格出售于民间，这种同官方牟利的方法，导致了交子实际使用价值的贬值。

民间牟利于官，而官方见到了交子带来的好处后也开始争利于民。交子就是拿纸印刷而成的，只要能成规模生产，其成本自然远远低于铜钱制造的成本。为了满足军费的开支，官方开始滥印交子。根据《宋史》记载“界率赠造，以给陕西沿边籴买及募兵之用，少者数十万缗，多者或至数百万缗，而成都乏用，用请印造，故每岁书放亦无定数。”这个时候的交子已经远远没有了当初的价值，存款准备金并没有怎么增长，而扩大发行所带来的信用风险是毋庸置疑的。不仅如此，为了掩盖通货膨胀，交子的兑换界期也开始缩短，每一次的兑换在经过了折旧之后，都会带来交子的贬值，更有甚者，甚至出现过，官方堂而皇之的不予兑换的现象。

随着交子的滥发，最终他的信用风险爆发，即便是官方发行的交子，民间也没有人再去使用了。纵使是一些改变，把交子改成钱引，把交子务改成钱引务，也都不过是换汤不换药，用障眼法迷惑百姓的手段而已。

参考资料：

《宋朝事实》

《栾城集》

《旧唐书》

《宋史》

《锱铢编》

《十国春秋》

《梦溪笔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