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的历史时刻（那道特殊的历史创伤）

三年前，在甲午战争一百二十周年的年份里，各种纪念性研究性普及性的书籍风行一时，这是出版界选题的规律使然。但最近看到陈悦和海军史研究会的朋友们整理的三本史料《甲午中日战争纪要》（陈悦校注，以下均为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北洋海军官兵回忆辑录》（孙建军整理辑录）、《清日战争实记》（吉辰校注），感到十分兴奋。显示出甲午战争这个选题，一直经久不衰、从未过时。许多辛勤的耕耘者，一直在认真细致地在做着基础整理工作，而甲午战争这道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特殊创伤，在我们民族重新崛起的时候，是值得反复研究，常讲常新的久远话题。

新旧版本的《甲午中日战争纪要》

《甲午中日战争纪要》是本老书，1935年由民国政府参谋本部第二厅第六处编撰，是中国第一部官修的甲午战争著作。此时，中国东北已经沦丧于日本之手，第二次中日战争即将全面爆发。在这样的节骨眼上，军方编写这部战史，其中蕴含的意义不言而喻。正如编者所说：“此役是中日强弱隆替之关键，故凡用兵之方法、胜败之原因，均力求翔实，藉资研究，用为敬惕。”

十几年前，我在北京的旧书店里购得此书的原版，一直惊叹书中所附的三十四幅作战地图极为精细和详尽。每张地图尺幅都很大，需要分页折叠。比如“甲午中日战争作战地一览图”、“丰岛海战经过要图”、“平壤战斗经过要图”等等，对甲午战争的研究者是重要的参考工具。后来获知，其来源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在1904-1905年编写的《日清战史》，也对日本地图测绘技术以及在作战及战后总结上的应用产生了深刻印象。日本在向西方学习军事的时候，不仅学习驾驭枪炮的技术，也把地图测绘认真地学了过去。而在中方保存下来的全部史料中，却缺乏地图资料。依目前所掌握的史料，北洋海军也有自己的专业测绘人员，也有绘制精美的军事地图，但流传极少，且在战后总结时未见运用，更未公开印刷出版。所以，当年的作者只能将日图翻为中文，并以中国为视角，整理史料和地图。这同样带来问题——对战争的精细解读，也往往循着日方纪录的轨迹。这种缺憾，只能由近年开展的甲午古战场的考古发掘来弥补和重新研究。

日方提供的地图资料依然重要。如今时隔八十多年，读者仍能感受到《甲午中日战争纪要》的绘图员调得极细的鸭嘴笔的流墨间距，也能感受到他用蘸水笔一笔一划地补充着地理标识、地名和红蓝两军交战态势的严谨。时下该书早成绝版，陈悦在整理校注本书的时候，手中底本也有破损，难以扫描制版。他委托海研会会员顾伟欣将地图重新绘制，工程浩大，另人惊叹，历时一年方才告成，成为全书的重要内容。唯一的遗憾是新书地图未采用折叠方式，尺幅压缩过小，其实出版社可以另附一个光盘，更加方便数码时代的研究者使用。

原书中的甲午中日战争作战地一览图

原书中的威海卫南岸战斗经过要图（局部）

说到日军当年的测绘，我想起2010年，日本友好人士吉田旷二先生捐赠给上海鲁迅纪念馆的日本海军军官田所广海所撰勤务日志。这是日军培训低级海军军官时要求他们每天撰写的工作日记，舰长要逐一阅读并加盖印章。田所广海1890年从海军兵学校毕业，先后在“浪速”“龙骧”“吉野”等舰服役，参加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最后官至海军中将。初次看到日志原稿，我的视线就立即被作者极为详尽的记载和纤细工整的字迹吸引（《田所广海勤务日志》于2015年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相比而言，北洋海军各舰的航海日志是用毛笔书写的，数目字还采用中文而非阿拉伯数字。

左图为日本尉级军官每天填写的勤务日记；右图为日记局部，每栏写两行，左上方有舰长印鉴

《北洋海军来远兵船管驾日记》

令我印象更深的是，田所的勤务日志不仅记录水文天气和军舰所到之处，还详细记录了日军的军事行动，并附入多幅手绘地图。比如丰岛海战后，他就详细绘制了“济远”和日本第一游击队的交战轨迹。又如在日军进攻辽东半岛时，他绘制了旅顺口的布防。这些插图表明，日军在战时向下级军官提供了详细的作战资料以供研讨培训，而下级军官自身也注意勤奋积累。同时，从娴熟的绘图技能，亦可看出其军事素质已达到较高水准。

田所广海勤务日志中详细记录丰岛海战过程。右侧为一幅折叠的交战轨迹图

田所手绘的丰岛海战“济远”和日本第一游击队的交战轨迹

田所手绘的的旅顺口布防图

书写工具的嬗变、普通军官不经意间保存下来的日常训练和作战细节。折射出同时起步的中日两国海军现代化的各个具体方面，我们还可以联想到另一个案例是海军制服——日军全盘西化，而中国海军却穿着丝绸质料的旧样式。当然还有军衔和营制，北洋海军购买了最新式的德、英巨舰，在舰队编成上却采用古代陆军叫法，搞成不伦不类的“左翼中营”（“镇远”的建制单位）、“右翼左营”（“来远”的建制单位）之类。更诡异的，是北洋海军居然没有建立起完整的司令部体制。在整个军事现代化的过程中，除了军舰、炮台等装备之外，其余部分都还停留在传统的中世纪状态。

研究中日甲午战争的胜负原因和教训，除了对比双方的装备、作战状态之外，其实也应该关注这种细节的演变，关注海军官兵训练、生活和精神状态。总体而言，甲午战后中国官兵直接撰写的回忆史料少之又少，这次出版的《北洋海军官兵回忆辑录》，孙建军将海军官兵的各种战后回忆汇集一册，提供了中国军人战时观察的视角，是个很好的创意。该书最值得关注的，是首次公开全文披露了《卢毓英海军生涯忆旧》，对近代海军史的研究者来说，这部文献终于得窥全豹了。

《北洋海军官兵回忆辑录》书影

卢毓英是福建船政学堂第四届管轮班学员，甲午战争中先后在“广甲”、“镇远”任职。 在1990年代关于北洋海军“济远”管带方伯谦评价的讨论中，卢毓英的回忆曾以《卢氏甲午前后杂记》的名称，节录发布于《中日甲午战争中之方伯谦问题研讨集》（共刊出原手稿第16-39页，知识出版社，1993年），引起广泛的关注。其书的特色，是详细介绍了甲午前后中国海军内部人际关系和战争过程的大量细节。

卢氏回忆原件藏于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当年林庆元教授曾专门借出，为我复印，一直令我感激难忘。我在《龙旗飘扬的舰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修订本）中曾经引用。比如刘公岛陷落前夕，1895年2月10日，丁汝昌下令用水雷将搁浅的“定远”炸毁。卢毓英记载，这天午后，刘步蟾来到他的住处，适见枪炮大副沈寿堃正用笔写下“千古艰难惟一死”之句。刘步蟾推案而起，朗声续道：“伤心岂独息夫人?”这里，他们是在吟诵清代诗人邓汉仪的诗歌，讲的是春秋时楚文王灭息国，虏息国国君夫人而归，生二子，但息夫人始终不同文王讲话，以表自己的志节。当晚刘步蟾服毒自杀。卢毓英又记载，2月12日上午，“广丙”管带程璧光持丁汝昌署名的投降文书，乘“镇北”炮艇向日军接洽投降后，“镇远”护理管带杨用霖“将其侍人遣出，端坐于官舱，自饮手枪，灌脑而卒。其船诸将忽闻官舱有声如雷，急入视之，见其独坐椅上，垂首至胸，血穿鼻孔而出，滴落衣襟，手内手枪犹栓而不释”。这些栩栩如生的现场画面，令我阅后久久不能忘怀。

记得我是在2001年4月1日修订《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刘公岛保卫战这一章节的，当晚，我被南海撞机事件中海军航空兵飞行员王伟失踪的消息所震惊，也被那些失败和投降的情节愤懑着压抑着，总觉得要透出一口气来，于是我用卢氏回忆，加写了杨用霖自杀的文字，以表达对一百多年来无数志士仁人前赴后继为国捐躯的崇敬心情。现在重读卢毓英的回忆，十六年前的那个夜晚宛若就在眼前。

《卢毓英海军生涯忆旧》手稿

史学界对《卢毓英海军生涯忆旧》中的一些细节还存有不同看法，这在当年研讨方伯谦被杀问题时就引发过争论。有的细节因卢的个人观感，尚需深入考辨。但他毕竟是历史事件的亲历者，此次全文发表，正可供研究者加深研究之用。

《北洋海军官兵回忆辑录》中还收录了一组《北洋海军水兵回忆》，是戚其章先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威海一带参与征集的口述史料，最初曾部分发布于他撰写的《北洋舰队》（1981年山东人民出版社）一书。这些史料来源于底层水兵，言语质朴，视野别具一格。戚其章是研究甲午战争史的前辈学者，当年的田野采风亦很不易。这次刊出。是对他的致敬和怀念。

吉辰校注的《清日战争实记》，原作者为日本人桥本海关。这是日本人用中文编写的甲午战史，原书共十五卷，装订十册，出版于1898年10月之后。由于是中文本，故在老一代中国甲午战争研究的学者中曾被使用。但传世较少，国内仅军事科学院图书馆、华东师大图书馆等处有收藏，且均有缺残。吉辰通过在日本福岛县立图书馆佐藤文库摄得全书照片，并经过认真校注，考订文字、人物，使得这部珍贵史料得以重新刊行。

新旧版本的《清日战争实记》

经过研究比对，吉辰发现《清日战争实记》其实是另一部重要的日文甲午战争研究著作，川崎三郎的《日清战史》的中文缩略本——《日清战史》全书七卷，由日本博文馆出版于1896-1897年。这个日子，距离战争结束仅仅两年。

阅读《清日战争实记》，读者一定会发现，此书架构宏大，叙事详尽。不仅讲军事，也讲政治，讲中日关系和日本对国际形势的看法，讲日本外交，讲各国财政，讲朝鲜和中国的兵要地理。当然，记叙最多的是战役。关于海军，有丰岛牙山之战、黄海之战，威海卫之战；关于陆军，有朝鲜平壤之战、中国东北大孤山、岫岩之战、凤凰城之战、金州之战、旅顺之战、海城盖平之战、威海卫陆战、太平山、牛庄、营口及田庄台之战。书中采用日本文献和各种前方战事报道，也使用西方媒体咨询和军事家的评论，甚至还应用战场缴获的中方电报和信函。这样一部内容丰富的专著在战后不到两年就先以日文、再以中文问世，实在可以看出日本国内对甲午战争的高度重视，和相关研究者所付出的努力。明治时期，日本人致力于西化和崛起，表现在方方面面，相信读过《清日战争实记》之后，读者定会产生这样的感觉。相比较同时代中国出版的介绍甲午战争的专著《东方兵事纪略》（姚锡光撰，1897年）和《中东战纪本末》（蔡尔康纂辑，1886年），两者在研究的深入、材料的翔实上的差距，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左图为姚锡光撰《东方兵事纪略》；右图为蔡尔康纂辑《中东战纪本末》

吉辰在《清日战争实记》的“代序”中提出，本书的翻译出版似乎得到某种政治势力，比如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推动。但我以为，日本在甲午战争进行之时，就高速地出版了大量报道战况动态类资讯《日清战争实记》，总数竟达五十缉之多。战后不久，川崎三郎的日文版《日清战史》，桥本海关翻译的中文版的《清日战争实记》，甚至连英文版的The Japan-China War（井上十吉编著，1895年6月东京发行），都相继推出，说明日本对抢占话语权高地的主观意识极为明确，外宣能力也非常之强。《清日战争实记》针对的是中国市场，采用线装的形式，The Japan-China War针对的是欧美读者，洋装书做得中规中矩，这一点不能不令人叹服。

从某种程度上说，日本违反国际法而发动的丰岛海战、在旅顺口进行的大屠杀，之所以能够扭转被动，并主导国际舆论、除了其军事上取得的胜利使得西方人对老态龙钟、腐朽落后的大清帝国越来越不屑一顾之外，会用西方人的话语、样式讲一套，用中国人的话语、样式再讲一套的本事，也是一绝。所以战后不久，主战变法的康、梁，就主战“联日”，甚至主战“合邦”，这种构想，既有对日本维新变法成功的钦佩，也包含各种花大力气出版的文宣和民间公共外交软实力对中国新派人物的影响。再想想，二战之后，日本以遭受美国原子弹轰炸为由，成功地由侵略战争的发动者变成了可怜兮兮的受害者，这中间巧妙的腾挪和大量的公关宣传技巧，显然是一脉相承。

当然，川崎三郎的《日清战史》、桥本海关翻译的《清日战争实记》，除了文宣之外，史料价值也是很高的，直到今天再次印行，依然能为研究者提供重要的参考。

左图为日本战时出版的《日清战争实记》；右图为日本战后出版的The Japan-China War

The Japan-China War的内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