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尚界有很重要的位置（只有出身好的人能混时尚界吗）

从英雄崇拜和阶级挪用，再到微妙的势利和彻头彻尾的歧视，英国时尚与社会阶级之间存在着奇怪的关系。

英国伦敦——在伦敦时装周上，英国的阶级制度随处可见。 英国时装协会的主页上自豪地放着一张图片——在 Richard Quinn 的2018秋冬时装秀上，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和 Anna Wintour 并排坐在前排。另一方面， Samuel Ross创立的街头服饰品牌A-Cold-Wall则是一封写给设计师工人阶级成长经历的情书。

即使是最能代表英国的奢侈品牌，其业务也与英国复杂的阶级体系纠缠在一起。 Burberry曾经推出了一项全面的品牌重塑战略，淡化了其标志性的格纹图案。此前，该公司曾因陷入工人阶级中足球流氓有关的“Chav”文化而臭名昭著。有趣的是，它现在正在销售售价高达550英镑的运动裤和650英镑的运动鞋。

精英阶层和无礼的反体制之间不断的冲突被许多人视为英国时尚的力量。 事实上，英国时尚史上一些最重要的时刻就是创造力渗透理论的证明，从朋克、模仿和摇滚、锐舞文化，甚至足球流氓，都是如此。

“如今，在巴黎、米兰和纽约的T台上，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街头服装很多都源自英国设计师、造型师和摄影师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甚至本世纪头十年的早期作品，他们出身于真正、真正卑微的工人阶级家庭，甚至是人们所说的底层阶级，”Christopher Kane的造型师Adonis Kentros说道。

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和 Anna Wintour 并排观秀

“许多来自贫困家庭的年轻创意人才，是那些想要重新诠释他们家乡或他们成长所在的廉租房小区所发生的事情的人，”Kentros继续说道：“他们批评他们逃离的街道，或者庆祝他们感到安全的社区，并以某种方式保持它的真实性。不过，他们最终还是使用了那些明显的阶级标志性设计，这确实是很个人化的决定。”

但现在有些人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英国时装业对社会经济阶层和社会流动性的一种不健康的关注。 随着人们对文化挪用和象征主义多样性的认识不断加深，从社会经济阶层的角度来看待阶级挪用、并就“阶级挪用”的概念进行辩论是有意义的。

“时尚已经成为富人的工作，” Andrew Davis 说，他曾是一名糕点师，后来成为了造型师，2000年毕业后，他混过了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的面试，并在 《The Face》和《Arena Homme Plus》 工作。 “这是一种耻辱，因为中央圣马丁曾是一个混合体，既有工人阶级的孩子，也有开奔驰上课的贵族的后代。”

Davis曾为Calvin Klein、Nike以Uma Thurman和 Gwyneth Paltrow 等名人设计过造型，他这样的人生轨迹似乎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尽管很多人认为，阶级制度从出生起就对他们不利，但勤奋工作仍然可能带来成功。

但是，从Davis的第一份工作到现在已经过去20年了，他的经历在今天时尚界是例外还是一个普遍的例子？

势利与裙带关系的祸害

Bianca Saunders自2017年从英国皇家艺术学院毕业后，创办了自己的男装品牌。她认为： “这绝对是一个阶级主义至上的产业。”。

“在成长过程中，直到我开始接受时尚教育时，我才意识到自己与班上其他人有多么不同。 我意识到，我必须更多地考虑这些事情，以及由于所处的社会地位，它会对你的成功产生多大的影响。”

自从进入时尚行业以来，Saunders注意到那些父母从事同一行业或相关创意领域的人，“他们能够利用一直伴随着艺术长大的背景，因此，他们学到了更多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我的研究范围非常广泛的原因，感觉就像我在倒着学东西。”

Saunders通过做兼职来供自己读完学校。尽管这段经历帮助她培养了强烈的职业道德、有价值的个人技能以及能这个行业中起效的人际关系网，但她表示，这是一把双刃剑。

“这让我受益匪浅，但从长远来看，这是一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我一直觉得我必须更加努力才能把事情做好。这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但有很多自己造成的压力。”

Kitty Joseph是另一个理解行业挑战和资源重要性的年轻设计师。 “我有一个支持我的家庭，但他们没有很多钱，”她说。

在成长过程中，Joseph通过她的澳大利亚裔母亲的经历看到了英国特有的精英主义，她还发现，阶级主义和行业中的势利影响了她最初作为一名设计师所做的选择。 “在英国社会，这是一种病态......在时尚界有太多隐藏的语言、行为方式和潜规则。 我有意识地选择了纺织品设计这条道路——我一直都很喜欢颜色和图案——因为我认为，作为一个行业分支，这里可能比时装业更温暖、更友好。”

周末为 Zandra Rhodes 工作时，Joseph说她在许多项目和活动中受益匪浅，其中许多项目已经不再为新晋设计师提供服务。

幸运的是，当她开始上大学的时候，她险些遇上学费的大幅上涨，以及贷款和助学金的减少。 她说: “我的很多朋友都不敢冒这个险。”

社会流动困境

与任何创意产业一样，时尚行业的职业既是艰苦，收入也不稳定。但这让来自低收入背景的新人地位明显不利。

Farrah Storr不仅是英国版《Elle》杂志的主编，还是英国独立的社会流动委员会（Social Mobility Commission）的成员。他将进入时装行业的挑战描述为“一个网络般的障碍矩阵” ，首先是“关于艺术领域工作的职业建议都很糟糕” ，其次是人际之间的裙带关系、无报酬的工作安排以及短期合同和打零工“令人恐惧的缺乏安全感”。 因此，“只有特权阶层或勇敢的人才准备好面对所有这些挑战。”

任人唯亲的现象在招聘广告中得到了证实: Creative Access 的数据显示，85% 的所有职位都是通过口碑和内推找到，而不是公开招聘。 Creative Access 是一个为有色人种和社会经济处境不利的人寻找创造性工作的招聘平台。这家社会企业与包括英国广播公司、鲍尔传媒集团和佳士得在内的300多家机构合作。

社会流动性慈善机构萨顿信托（Sutton Trust）的一份实习报告显示，86% 的艺术行业（包括戏剧、电视、电影、时尚和音乐行业）工作岗位没有支付最低工资，这一比例是所有行业中最高的，与来自富裕家庭的同行相比，工薪阶层的年轻人更不愿意在创意行业实习。

“英国的社会流动性很低，而且没有改善，”萨顿信托的研究员Rebecca Montacute博士说：“你出生在哪里，你的父母是谁，在塑造你今后的人生机遇方面发挥着相当大的作用。”

这个行业中基于阶层的代表性问题可以追溯到越来越昂贵的机构和课程，这些机构和课程成就了英国时尚界的一些大牌设计师。

然而，工薪阶层人才进入时尚行业面临的最大障碍并非英国独有。美国、法国和意大利——世界上另外三个时尚之都的所在地的社会流动性也同样不高。经合组织2018年的数据显示，在这四个国家，低收入家庭的子女至少需要五代人的时间才能达到平均收入水平。

英国与其他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阶级是由一系列独特的社会和文化因素所决定的，这些因素包括: 金钱、家族血统、教育、口音，甚至成长环境，这些因素的不可言喻的融合。

一个非常不完美的避风港

对于比Saunders或Joseph年长的一代专业人士来说，批评时装业精英主义的缺点，却不承认它在过去几十年中发挥的进步作用，听起来有些片面。

“在过去30年里，伦敦的时装业遇到了与其它时装之都同样的大多数问题，我的意思是，存在很多严重的问题，”Kentros说： “但它的确包容了一些受到排斥的人，这些人在其它行业永远无法成功，这包括对阶级的宽容态度。”

“我只是认为，当今行业中的年轻人有着更高的期望值，理所当然如此，但这个行业也并非一直都很糟糕。 有时它走在了时代的前沿，是一个安全的避风港，我们也不应忘记这一点。”

《Dazed & Confused》杂志

Kentros引用了《The Face》、《Sleazzenation》、《i-D》和《Dazed》等杂志中业界领袖和时尚形象作为例子，这些书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将阶级区分作为充满讽刺、幽默、震撼和敬畏的创造性内容。但他认为，这些早期的“以风格进行阶级批判斗争”可能会输给年轻一代，对他们来说，倡导和真正的行动主义才是抗议的媒介。

出生于曼彻斯特的Jo-Ann Furniss担任了 《Arena Homme Plus》 七年的主编，她可能会同意这种说法。《Arena Homme Plus》 是一本提炼了当时时尚亚文化的杂志，其创造性的作品既不恭敬又贴近工人阶级的审美观。

Furniss将她年轻时的时装业描述为一个“不适应环境的岛屿”ーー是女性、 LGBTQIA 人群和工薪阶层的“出路”。 “现在，情况变了。 在某种程度上，时尚被视为娱乐行业的合法组成部分，而如果你是工薪阶层，并希望向上流动，你就会想，‘你为什么不从事法律工作？’”

不仅仅是过去，今天也有人说，英国的时尚产业被分成了两半。 “当时，《Tatler》和 《Vogue》以及整个行业所经营的时尚产业，与 《The Face》、 《Dazed》和《i-D》 的人经营的时尚产业截然不同。 但是当这两个极端阶级的世界发生碰撞时，也会产生惊人的结果。 只要看看Isabella Blow遇到Alexander McQueen的时候，就知道了，”Kentros说道。

事实上，在2000年代中后期，英国时装业的两个方面开始融合。 此前，时尚公关公司和康泰纳仕集团旗下杂志光彩夺目的世界牢牢地位于反体制的另一端，这种文化激发BBC创作了情景喜剧《Absolutely Fabulous》。该剧于 1992年首播，获奖无数。这场秀的主角是迷恋Christian Lacroix的公关Edina ，以及她狂饮香槟的时尚编辑朋友Patsy Stone。她们都是从伦敦西区富裕时尚界挑选出来的漫画式的人物，偶尔会与伦敦东区原始而喧闹的时尚创意人士合作，他们的大部分来自工人阶层。

但有时生活源自艺术，当上层阶级涉足工人阶级的调色板，产生的艺术作品往往只是仿制品。

阶级占有与阶级异化

对Davis来说，这一点在2005年7月的《Vogue》杂志上得到了体现。就在一个月前，杂志为球星鲁尼的妻子Coleen McLoughlin做了一篇文章。这期刊物邀请了喜剧《小不列颠》（Little Britain）中的虚构人物 Vicky Pollard 为主角，她穿着性感的粉红色运动服，梳着“Croydon整容”式的马尾辫，在权威人物面前挑衅性地顶嘴。

“这几乎就像是他们在开玩笑，” Davis说。“当我开始为《The Face》拍大片时，我热衷于在真实的人物环境中拍摄。 如果他们穿着运动服，那是因为他们就穿着运动服。”

试图拥抱他们所呈现的那个群体——但经常失败——是一件永远不会消失的事情。 所谓的“阶级挪用”是当今时尚界年轻评论员热烈讨论的话题，而且理由充分。所谓的“阶级挪用”是对文化挪用的一种表面上的选择，涉及较低社会经济阶层的某些方面，而不是被边缘化的种族或族裔。

“你知道，在错误的人手中，有时候工人阶级的穿着可能会被盲目崇拜或者施恩于人，或者只是被用在一个坏的或者错误的方式上，”Kentros说。 “但是，如果不是一些才华横溢的英国时尚人士庆祝、炫耀、改造他们在英国中部地区、北部地区和伦敦地区的艰苦社区中生活或看到的时尚元素，我们永远不会发展出时装设计的另一面。”

然而有些人认为，时尚产业的工作环境是一个更大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社会学教授、《阶级天花板: 为什么享有特权要付出代价》(The Class Ceiling: Why It Pays to Be Privileged)一书的作者Sam Friedman说，时尚等创意产业“宣传自己是开放的、非正式的，有空间让人们颂扬。问题是，当你深入研究谁从事这些工作，以及这种文化如何反映他们的阶级背景时，你会发现这有点像个神话。”

时装专业人士的这种“文化”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暗示，有利于那些来自特权背景的人，而且由于该行业对外界仍然保持封闭，因此这种“文化”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得以延续。正如 Creative Access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Josie Dobrin所言: “特权延续了特权...... 不仅仅是工作本身，还关乎环境。”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工作场所的闲聊，同事们“不仅谈论他们上的是哪所大学，还谈论他们上的是大学里哪一所学院。”

Friedman将这些自我呈现的模式称为“研究的非正式性”，与媒体和其他创意行业一样，时尚界也将自己定位相对衣冠楚楚的商业界更加友好的选择，但这些不成文的行为准则——从拥抱和亲吻而不是握手，到与公关们尴尬地谈论自己假期去了哪——可能和沉闷的传统职业一样令人生畏。

“这些事情可能看起来很肤浅，但它们非常明显地划分了等级，”Friedman说。他引用了一些工薪阶层的创意人士的话，他们把自己的经历描述为““令人迷惑、令人生畏。 因此，他们可能显得不自在，或者是‘缺乏信心‘这个经典的词汇，这让他们在能够决定其职业发展的雇主面前，不那么有吸引力。 他说: “信心取决于具体情况。某些行为准则可能鼓励某些人，但也可能威胁到其他人。”

在时尚界，要纠正低收入新人——或者任何一个人群——所占比例过高的问题，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 Dobrin说: “你需要去打开门路，确保有还有新人可以进入这个行业。”

如果没有这些途径，处于更不稳定经济状况的潜在应聘者会倾向于选择至少表面上更稳定的职业。 在设计师中间，时尚界现有的圈子可以说正在失去吸引力，成为一个过时的地方——如果不是不受欢迎、与世隔绝的话——年轻人通过个人创业成名成，似乎是一个更可行的选择。

但是，尽管他们继续观察到和体验着许多挑战，像Joseph和Saunders这样的年轻设计师似乎充满希望。

“我确实对这个行业的变化和开放感到乐观，”Joseph说。 “你再也不必与某个古怪的机构或特殊的小圈子结盟了。”

与Joseph一样，Saunders将自己的工人阶级背景视为在伦敦时尚界树立自己形象的一种荣誉，而不是障碍。 简而言之，她说，“你可以想要多少钱就有多少钱，但你不能无中生有地创造文化。”

翻译：Denni Hu

文章来源：B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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