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天人观的理论影响：汉代天道观董仲舒笔下

在现存的董仲舒著作里，“道”字有多种意义。例如“晋假道道虞”（《王道》），前一个“道”为“道路气后一个“道”为“前往”，“《诗》道志，故长于质”（《玉杯》），“道”意为“言说”；“凡养牲之道，务在肥洁而已”（《郊事对》），“道”是方法的意思；“天下之道者，皆言内心其本也”（《循天之道》），“道”是“得道”，即臻于某种完美的生活境界的意思。董仲舒大量使用“父子之道”（《玉杯》）、“臣子之道”（《王道》）、“为人主之道”（《阴阳义》），“君道”（《保位权》）、“君臣、父子、夫妇之道”（《观徳》）、“君孑之道”、“邪道”（《竹林》）、“霸道”（《灭国下》）、“忠道”、“暴道”、“杀死之道”（《王道》）“可久之道”、“不可久之道”（《循天之道》）等概念，考其中“道”字的的本意，似为社会所共同承认的行为准则或有规律可循的行为方式的意思。这些都属于“道”的涵义的较低层次。

董仲舒思想的基本特征，是当时巨成为时代思潮和社会风尚的“天人感应”。因此，他赋予“道”的最基本的涵义是“天之道”和与之相对应的“圣人之道二后者即，王道”，上节已述及。“天道”，又称“天地之道”、“天理”，指自然界的一切有序的现象，接近于“自然规律”的意思，但被董氏认作天意的表现，即具有至上性的人格神对大自然所作岀的安排。如他说，“天之道，有序而时，有度而节，变而有常，反而有相奉，微而至远，韓而至精，一而少积蓄，广而实，虚而盈”（《天容》），“天之道，终而复始”（《阴阳终始》），“天之道，有伦有经有权”（《阴阳岀入》），“天道之常，一阴一阳”（同上），“天之道，以三时成生，以一时丧死”（同上），“天之常道，相反之物也，不得两起，故谓之一”（《天道无二》），“天者，其道长万物”（《天地阴阳》），“天之道，春暖以生，夏暑以养，秋清以杀，冬寒以藏”（《四时之副》），“天之道，虽有不和者，必归之于和”（《循天之道》），“时无不时者，天地之道也”（同上），“有道伐无道，此天理也”（《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

作为《春秋》公羊学的集大成者，董仲舒还发明了“《春秋》之道”一词。归纳起来，它的涵义有两种：第一，《春秋》所寓之道（司马迁说“孔子作《春秋》以寓王法”），与“《春秋》立义”同义，涵义略与“王道”相当。如“《春秋》之道，大得之则以王，小得之则以霸”（《俞序》），“《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楚庄王》），“用则天下平，不用则安其身，《春秋》之道也”（同上）。第二，《春秋》所为或所行之道，与“《春秋》立意”（《灭国上》）“《春秋》之法”（《玉英》）同义，即孔子著《春秋》所依据的原则或标准。细分为：一，目的。如“《春秋》之道，视人所惑，为立说以大明之”（《玉杯》）。二，取材标准。如“《春秋》之道，固有常有变。变用于变，常用于常，各止其科，非相妨也”（《竹林》），“《春秋》之道，博而要，详而反，一也”（《玉英》）。三，叙事原则。如“《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位。五者俱正而化大行。然书‘日蚀’、‘星陨’……‘有第鸽来巢’，‘以此见悖乱之征。……虽甚末，亦一端”（《二端》），“《春秋》举世事之道，夫有书天（注：下阙四字）之尽与不尽，王者之任也”（《天地阴阳》）。

如果笔者上述见解不谬，那么就可以说，严北溟在其《谈“天不变道亦不变”》一文中关于“‘天’主要是指自然”的解释，抹煞了“自然”意义上的“天”受“人格神”意义上的“天”支配的一面；关于“‘道’主要是指规律”的解释，混淆了“天道”与“王道”的区别。实际上，“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未尝不可以诠释为：“王道的根源在于天道。天道是不会改变的。王道也是不会改变的。”

应该指出，论者从董氏的对策中抽出“继乱世者其道变”一句话作为论证所谓董氏主张“天变道亦变”的主要根据（《董仲舒天道观重探》），是对文中“其道”二字的完全误解。董氏对策中的“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意为“继治世之道为‘上同’，继乱世之道为”救变（“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见前引）。这里的“道”，是“方法”、“形式”的意思。为结合其语境加以讨论，特将其上下文一并引述如下：“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将以救溢扶衰，所遭之变然也”（《董仲舒传》）“孔子曰：‘亡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其余尽循尧道，何更为哉！’……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继之華（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当用此祖；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很显然，董氏认为商、周对夏、商的“损益”就是其“所继之救”，亦即其“继乱世”之道，内容分别为以“敬”救“忠”和以“文”救“敬”；而舜、禹对尧、舜则“亡救弊之政”，因而“所上同”，换句话说就是他们的“继治世”之道如一，内容为忠董氏为什么主张汉朝要“用夏之忠”？这是因为：“古之人物而书文，心止于一中者谓之忠，持二中者谓之患。《诗》云：‘上帝临汝，无二汝心”（《天道无二》）汉朝要使王道（它是圣王法天道而立的）复兴，用“忠”是当务之急，“忠”意味着“君子贱二而贵一”（同上）。董氏把“用夏之忠”具体化，就提出了“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董仲舒传》），即后人所概括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著名建议。

而其中也关涉到董仲舒哲学的形而上学属性，首先应该肯定，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的区别，并不在于承认还是否认事物的可变性，而在于是否承认事物的质的可变性。主张事物可以而且必然变化为不同质的另一种事物的是辩证法，主张事物永远保持自身性质而仅在量上有所增减的是形而上学。

从主流方面看，董仲舒的哲学思想，显然是形而上学的典型。且看所谓“天不变”即便撇开天的人格神意义不谈，只把“天”看作自然界，根据现代天体学和人类学的知识（董仲舒的“天”，包含十端，其中一端就是“人”），“天”也是逐渐变化的，永远不会恢复最初的形态。然而董氏却认为“天之道，终而复始”（《阴阳终始》）。从世界观上看，这显然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有论者说董仲舒的天道观是“变而有常”，是强调“变”的方面。但我们从董氏所谓“天道之常，一阴一阳”（《阴阳出入上下》）、“天道大数，相反之物也，不得俱出，阴阳是也”（同上）等等与“天之道，终而复始”互相发明的论断来看，应该肯定董仲舒的天道观的特点是以守“常”为主。至于所谓“《春秋》之道，固有常有变……”云云，笔者已经指出，它不过是董氏笔下的孔子著《春秋》时使用的取材标准罢了。

应该指岀的是，在长达两千年之久的汉武帝以后的中国封建社会，董仲舒的“天不变道不变”，曾经是相对的真理。因为自然界在这段时间内的变化确实没有达到质变的程度，中国社会也只是处于量变的阶段，就是说，“天”确实没有变，而经汉武帝定于一尊的孔子之道，也确实只有数量上的增减和形式上的变换（董仲舒较粗陋的儒学变为朱熹极广大、尽精微的儒学），但这只能说明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有其在历史上存在的合理性，而不能说该命题就成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表述。

与上述命题相关，董氏所谓“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五行相生》）不过是把《易传》的“一阴一阳之谓道”予以五行化；所谓“凡物必有合，……物莫无合，而合各有阴阳”（《基义》）也远未超过西周末史伯关于“和实生物，同则不济”论断的思想水平，两者都不具备“在中国哲学史上还是第一次”（《董仲舒天道观重探》）的资格。且不说董仲舒根本否认阴阳两极向对立面的转化（不承认这个转化，就谈不上触及对立统一规律的主要内容），就是勉强把它们当作所谓有关“同一性”的表述，也仍然指的是形而上学的同一性，而不是辩证的同一性，因为依据董氏“阳尊阴卑”的理论，构成“合”的双方所处的位置是固定不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