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中明论金瓶梅的人物形象塑造了什么 周中明论金瓶梅的人物形象塑造

三、性格表达方式的曲折性和传神性

真实，是人物形象的生命。但是，这种真实绝不是简单的肤浅的实录，而是要摹形传神，「真写至骨」，20「真令其心肺皆出」，21「骨相俱出」。[22]

因此，这就不仅要写出人物性格特点的多面性和复杂性，而且要发现并写出各个人物所特有的曲折的、传神的表达方式。「古人为诗，贵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23]

这是我国诗歌创作的宝贵艺术传统。它说明艺术需要通过曲折的和传神的表达方式，来充分调动读者的思考力和想象力。这是符合人们对艺术审美鉴赏的客观规律的。

《金瓶梅》作者创造性地吸取我国诗歌创作等传统的艺术经验，把我国小说人物性格的刻画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如张竹坡的批语所指出的：「凡人用笔曲处，一曲两曲足矣，乃未有如《金瓶》之曲也。」[24]

这种曲折性，就使他的人物性格的表达方式不是直截了当的，赤裸裸外露的，而是富有各自个性特色的，曲折的，传神的，人们读了不是一览无余，而是必须参加到作者的艺术创造中去，「思而得之」。

具体地说，《金瓶梅》中人物性格表达方式的曲折性和传神性，大致有如下几种写法：

此与彼 即手写此处，眼觑彼处，以此衬彼，举一返三，不但使一连串的人物活现，而且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的广阔余地。

如张竹坡在第 47 回批语中所指出的：

「写陈三、翁八之恶，衬起苗青，写苗青之恶，又衬起西门庆也。然则写王六儿、夏提刑等，无非衬西门庆也。西门庆之恶，十分满足，则蔡太师之恶，不言而喻矣。」

这种以此衬彼的写法，不仅以一个小小的西门庆之恶，衬托出朝廷重臣蔡太师之恶，同时还在于它「于写这一面时，却是写那一面，写那一面时，却原是写这一面，七穿八达，出神入化。」[25]

如潘金莲「因见西门庆夜间在李瓶儿房里歇了一夜，早晨请任医官又来看他，都恼在心里。」

作者不直接写潘金莲如何对西门庆或李瓶儿发泄她的不满，而是写她「知道他孩子不好」，便以毒打丫鬟秋菊，来既发泄自己的气恼，又惊吓李瓶儿的孩子，这边「打的这丫头杀猪也似叫」，「那边官哥才合上眼儿又惊醒了。」

这就不仅写出了潘金莲的忌妒心理，而且更深一层地揭示了她那刁钻、险恶、狠毒、残暴的性格，同时还又由此及彼地衬托出李瓶儿、潘姥姥等一系列的人物性格。

皋鹤堂《竹坡闲话》

如李瓶儿是那样的忠厚、懦弱，她根本没有想到秋菊挨打是无辜的，更未想到潘金莲打秋菊是为了惊吓官哥，因此，她还「使了绣春来说：『俺娘上覆五娘：饶了秋菊，不打他罢，只怕唬醒了哥哥。』」

潘姥姥本是个局外人，但凭着她的善良和正义感，她对潘金莲的这种行为也不能不管。

作者写她「正歪在里间屋里炕上，听见金莲打的秋菊叫，一古碌子扒起来，在旁边劝解，见金莲不依，落后又见李瓶儿使过绣春来说，又走向前夺他女儿手中鞭子，说道：『姐姐，少打他两下儿罢，惹的他那边姐姐说，只怕唬了哥哥。为驴扭棍不打紧，倒没的伤了紫荆树。』」

潘姥姥分明出于一片好意，可是

「金莲紧自心里恼，又听见他娘说了这一句，越发心中撺上把火一般。

须臾，紫漒了面皮，把手只一推，险些儿不把潘姥姥推了一交，便道：『怪老货，你不知道，与我过一边坐着去！不干你事，来劝甚么腌子。甚么紫荆树、驴扭棍，单管外合里差！』

潘姥姥道：『贼作死的短寿命，我怎的外合里差？我来你家讨冷饭吃，教你恁顿摔我！』

金莲道：『你明日夹着那老走，怕是他家不敢拿长锅煮吃了我。』

那潘姥姥听见女儿这等证他，走那里边屋里呜呜咽咽哭起来了。

由着妇人打秋菊，打勾约二三十马鞭子，然后又盖了十栏杆，打得皮开肉绽，才放起来。

又把他脸和腮颊，都用尖指甲掐的稀烂。李瓶儿在那边，只是双手握着孩子耳朵，腮颊痛泪，敢怒而不敢言。（第 58 回）

这里由写潘金莲的妒嫉、狡黠、恶毒，使人看到丫鬟秋菊无辜横遭毒打的可怜、可气和可恼，潘姥姥的仗义执言，好意劝解，却遭到自己女儿那样粗暴的对待，由此又进一步揭示了潘金莲性格中的骄横和霸道，忤逆和不孝，而所有这一切又都更加鲜明地衬托了李瓶儿的善良和懦弱，「敢怒而不敢言」。

它不仅由此及彼，写出了众多活生生的人物形象，而且引人遐想，发人深思，表面上看只是写潘金莲与李瓶儿妾妇相妒，实际上却反映了封建的一夫多妻制和宗法制所必然引起的矛盾的尖锐性，阶级压迫的极端不合理性和残酷性。

虚与实 即一面虚写，一面实写。虚写以给人留下想象的空间，实写则给人以强烈的印象；虚实相生，则使人物形象更加绚丽多姿，艺术境界更加丰满、动人。如作者一方面写西门庆霸占奴才来旺的妻子宋惠莲，另一方面又写来旺跟西门庆的妾孙雪娥私通。

前者是具体、详尽地实写，后者则简略、侧面地虚写，只写「这来旺儿私己带了些人事，悄悄送了孙雪娥两方绫汗巾，两双装花膝裤，两匣杭州粉，二十个胭脂。」

崇祯本《金瓶梅》于此处眉批指出：「雪娥与来旺私情，绝不露一语，只脉脉画个影子，有意到笔不到之妙。」

这里实写西门庆霸占宋惠莲，则突出了西门庆的荒淫无耻，凶残霸道，虚写来旺与孙雪娥私通，正如书中潘金莲所说：

「左右的皮靴儿没番正，你要奴才老婆，奴才暗地里偷你的小娘子，彼此换着做！」（第 25 回）

这不仅从另一个角度对西门庆的丑恶面目进行了揭露，而且从道德沦丧、主奴颠倒这个更为广阔的层面上反映了那个腐朽的社会现实。

崇祯本《金瓶梅》

这里如果作者对来旺与孙雪娥的偷情不是采取虚写，而是也像对西门庆霸占宋惠莲那样实写，那就不仅是对来旺形象的丑化，而且势必冲淡整个作品揭露封建统治腐败的思想倾向。

可见何者该实写，何者该虚写，它不只是个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技巧问题，更重要的它是受作家的创作思想和整个作品的思想倾向制约的。

口与心俗话说：「言为心声。」言语本应是心声的反映，可是这种反映并不见得是完全直率的，心口如一的，而以心口误差的形式表现出来，却往往更为具有艺术的情味，更能把人物的性格表现得入骨三分。

如西门庆与李瓶儿的丈夫花子虚是结拜兄弟，是经常在一起吃喝的酒肉朋友，西门庆与李瓶儿口头上说得冠冕堂皇，而实际上却在互相调情。作者写李瓶儿

「隔门说道：『今日他（指花子虚─引者注）请大官人往那边吃酒去，好歹看奴之面，劝他早些来家。两个小厮又都跟的去了，止是这两个丫鬟和奴，家中无人。』西门庆便道：『嫂子见得有理，哥家事要紧。嫂子既然分付在下，在下已定伴哥同去同来，怎肯失了哥的事。』」

这话说得既恳切，又在理，可是他的实际心理却是意在言外。

因此作者接着写「西门庆留心把子虚灌的酩酊大醉，又因李瓶儿央浼之言，相伴他一同来家。」

李瓶儿名为出来道谢，而实际却意在进一步勾引。她说：

「奴为他这等在外胡行，不听人说，奴也气了一身病痛在这里，往后大官人但遇他在院中，好歹看奴薄面，劝他早早回家，奴恩有重报，不敢有忘。」

「这西门庆是头上打一下脚底板响的人，积年风月中走，甚么事儿不知道。可可今日妇人到明明开了一条大路，教他入港。于是满面堆笑道：『嫂子说那里话！比来，比来相交朋友做甚么，我已定苦心谏哥，嫂子放心！』

这里口头说的都是金玉良言，而内心想的却是男盗女娼。用作者的话来说，「两个眼意心期，已在不言之表。（第 13 回）

正是这种心口误差，二律背反，把西门庆那诡谲、狡黠的伪君子性格，和李瓶儿那贪淫好色而又假装正经的形象，皆刻画得维妙维肖。

《金瓶梅》插图

此外，如吴月娘说：「那怕汉子成日在你那屋里不出门，不想我这心动一动儿。」（第 51 回）

崇祯本《金瓶梅》于此处夹批曰：「说不动，正是动处。」宋御史派人来叫准备酒席，迎接黄太尉，西门庆说：「又钻出这等勾当来，教我手忙脚乱。」（第 65 回）

崇祯本《金瓶梅》于此处夹批曰：「分明快心事，却作埋怨说，酷肖。」

诸如此类运用心口误差的手法，使人物形象神情活现的事例，在《金瓶梅》中是不胜枚举的。形与神以形传神，是我国绘画艺术的传统技法之一，也是《金瓶梅》人物描写的一个重要特色。

明代谢肇淛的〈金瓶梅跋〉即盛赞其「妍媸老少，人鬼万殊，不徒肖其貌，且并其神传之。」

当西门庆携小厮玳安来到李瓶儿家之后，吩咐玳安：「吃了早些回马家去罢。」

李瓶儿道：「到家里，你娘问，只休说你爹在这里。」

玳安道：「小的知道，只说爹在里边过夜，明日早来接爹就是了。」「西门庆便点了点头儿。当下把李瓶儿喜欢的要不的，说道：『好个乖孩子，眼里说话！』」（第 16 回）这「眼里说话」，

不只是李瓶儿对玳安机伶神态的赞语，也反映了作者对人物描写的艺术追求─传神。

跟绘画艺术注重画眼睛不同，《金瓶梅》人物描写的以形传神，主要是通过对富有个性特色的人物语言和行动的描写，来使人物形象的神情毕肖，肺肝如见。

如西门庆见潘金莲的猫吓坏了官哥，一怒之下，直到金莲房中把猫摔死了，这时作者写潘金莲

「坐在炕上风纹也不动；待西门庆出了门，口里喃喃吶吶骂道：『贼作死的强盗，把人妆出去杀了，才是好汉！

一个猫儿碍着你屎，亡神也似走的来摔死了。他到阴司里，明日还问你要命，你慌怎的，贼不逢好死变心的强盗。』」（第 59 回）

这就把西门庆的气恼、愤怒、凶狠、恶毒和潘金莲的畏惧、不满、憎恨、刻毒等微妙复杂的心理、神情全画出来了。如崇祯本《金瓶梅》于此处的眉批所指出的：

「西门庆正在气头上，又不敢明嚷，又不能暗忍。明嚷恐讨没趣，暗忍又恐人笑。等其去后，哞哞刀刀作絮语，妙得其情。」

这种「妙得其情」，并不是通过作者对人物内心的直接剖析加以表现出来的，而是通过写她当面「风纹也不动」，背后却谩骂的「形」，来曲折地传出其「又不敢明嚷，又不能暗忍」的内心神情的。

这种以形传神的曲折性，着力于绘形，而着眼于传神，就使人物形象具有立体的深邃的动态感，使读者感到有忍俊不禁的情趣和耐人咀嚼的滋味。

《新刻金瓶梅词话》

表与里 「我见他且是谦恭礼体儿的，见了人把头儿低着，可怜见儿的。」「你看他迎面儿，就误了勾当。单爱外装老成，内藏奸诈。」（第 19 回）

这虽然是写潘金莲与西门庆在议论对蒋竹山的看法，但也反映了作者在人物描写上的观点，即不仅要写出人物的外表，而且要写出人物的内里，并且通过人物外表与内里的矛盾，更加曲折和传神地写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使人物形象具有纵深感和立体感。

如明明潘金莲最忌妒，作者却偏偏写她赞同西门庆娶李瓶儿为妾，赢得了李瓶儿对她的好感，因此李瓶儿对西门庆说：「既有实心娶奴家去，到明日好歹把奴的房盖的与他五娘在一处，奴舍不的他，好个人儿。」（第 16 回）

这话不仅如崇祯本《金瓶梅》于此处的夹批所指出的：「写出瓶儿之浅」，而且也写出了潘金莲表里不一和外表迷惑人的一面。吴月娘的性格明明最能容人，可是作者却偏写李瓶儿对西门庆说：

「惟有他大娘，性儿不是好的，快眉眼里扫人。」西门庆道：「俺吴家的这个拙荆，他倒好性儿哩！不然，手下怎生容得这些人？」（第 16 回）

崇祯本《金瓶梅》于此处夹批道：「知妻莫如夫。」

这还不仅写出了李瓶儿和西门庆对吴月娘的表和里两种不同的认识，而且为李瓶儿由亲潘而疏吴的态度，发展为后来亲吴而疏潘，作了铺垫。

作者写李瓶儿临终前，悄悄向月娘哭泣，说道：「娘到明日好生看养着，与他爹做个根蒂儿，休要似奴心粗，吃人暗算了。」

作者说，「自这一句话，就感触月娘的心来。后次西门庆死了，金莲就在家中住不牢者，就是想着李瓶儿临终这句话。」（第 62 回）

从李瓶儿对潘金莲、吴月娘的亲疏态度的变化，既反映了李

瓶儿对人的认识由表及里的巨大发展，又画出潘金莲和吴月娘形象由表及里的不同层面，给读者留下了过目难忘的印象。

不仅写出了人物性格的前后发展有表与里等不同的层面，而且即使在描写人物的某一件事情上，作者往往也不是单刀直入，而总是由表及里，曲里拐弯，从而使人物形象神情如画，别开生面。

如当西门庆听从妓女李桂姐的唆使，要剪下潘金莲「一料子头发拿来我瞧」，作者写西门庆回去不是直截了当地向潘金莲提出这个要求，而是写他在潘金莲面前迂回曲折地做出种种表象。

一回家先给潘金莲一个下马威：

「他便坐在床上，令妇人脱靴。那妇人不敢不脱。须臾脱了靴，打发他上床。

西门庆且不睡，坐在一只枕头上，令妇人褪了衣服，地下跪着。那妇人唬的捏两把汗，又不知因为甚么，于是跪在地下，柔声大哭道……」

西门庆又叫春梅拿马鞭子，要毒打潘，连春梅都看不下去，说：

「爹，你怎的恁没羞！娘干坏了你的甚么事儿？你信淫妇言语，来平地里起风波，要便搜寻娘，还教人和你一心一计哩！你教人有刺眼儿看得上你！」「那西门庆无法可处，反呵呵笑了，向金莲道：『我且不打你，你上来，我向你要桩物儿，你与我不与我？』」

在这之后，西门庆才正式提出：「我心要你顶上一绺儿好头发。」（第 12 回）

如崇祯本《金瓶梅》于此处的眉批所指出的：「先寻事起水头写得肺肝如见。」「到此方入题，西门庆亦费许多曲折矣。」正是由表及里，经历这「许多曲折」，才使西门庆的性格不仅显出了狡狯、狠毒、刁钻、卑劣等等深厚的内涵，而且在读者的面前「活」起来了。

如果让西门庆一回家就径直向潘金莲提出：「我心要你顶上一绺儿好头发」，那就不仅不能显示出西门庆性格的复杂性，而且很可能遭到潘金莲的拒绝和斥责，也绝不会收到这样蕴藉深邃、俊肖动人的艺术效果。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

四、典型意义的广泛性和深刻性

《金瓶梅》写的虽然都是日常生活中平凡的小人物，然而他们的典型意义却既广且深，一点也不小。

从个别扩大到一般，这是《金瓶梅》作者使人物形象的典型意义既深且广的一个重要手法。

如吴月娘、潘金莲、孟玉楼在一起议论李瓶儿嫁给蒋竹山的事儿，

「孟玉楼道：『论起来，男子汉死了多少时儿，服也还未满就嫁人，使不得的。』

月娘道：『如今年程，论的甚么使的使不的。汉子孝服未满，浪着嫁人的，才一个儿！淫妇成日和汉子酒里眠酒里卧底人，他原守的甚么贞节！』

看官听说，月娘这一句话，一棒打着两个人：孟玉楼和潘金莲都是再醮嫁人，孝服都不曾满。」（第 18 回）

这里不仅「一棒打着两个人」，更重要的是「如今年程」，已经无法「论的甚么使的使不的。」

说明封建伦理道德的隳败，已经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整个时代的特征。

使典型人物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从他们身上可以感受到封建统治势力的衰朽、没落，市民阶层的力量纷纷崛起的时代气息，这是《金瓶梅》人物形象的典型特色之一。

从现象深入到本质，这是《金瓶梅》作者使人物形象的典型意义既深且广的又一重要手法。

如西门庆为什么能够那样横行霸道，作者通过应伯爵劝告西门庆家的伶人李铭道：

「他有钱的性儿，随他说几句罢了。常言嗔拳不打笑面。如今时年尚个奉承的，拿着大本钱做买卖，还放三分和气。你若撑着硬船儿，谁理你？

休说你每，随机应变，全要四水儿活，才得转出钱来。你若撞东墙，别人吃饱饭了，你还忍饿。你答应他几年，还不知他性儿？」（第 72 回）

「有钱的性儿」，这就是西门庆的典型本质。他不同于以前小说中的任何典型，具有崭新的独特性。

这种独特性又不是作者的任意杜撰，而是深深地植根于那个时代的风尚─「全要四水儿活，才得转出钱来。」一切以钱为轴心，

大家皆围绕着钱转。这就在典型性格的独特性之中又寄寓着典型意义的普遍性。从个人关系透视出主奴之间的阶级关系，这是《金瓶梅》作者使人物形象的典型意义既深且广的又一重要手法。

如宋惠莲在与西门庆私淫时，议论潘金莲是「露水夫妻」，「再醮货儿」，被潘偷听到了，便以此讥讽她：

「俺每都是露水夫妻，再醮货儿，只嫂子是正名正顶，轿子娶将来的，是他的正头老婆，秋胡戏。」

看上去这只是妾妇之间的争风吃醋，是属于潘金莲与宋惠莲的个人关系。

然而作者笔锋一转，即写宋惠莲「于是向前双膝跪下，说道：『娘是小的一个主儿，娘不高抬贵手，小的一时儿存站不的。』」（第 23 回）

这反映了宋惠莲虽然已经由奴才的妻子成为主子西门庆的姘妇，但却改变不了主奴之间阶级关系的实质，使后来宋惠莲的被迫害致死，显示出极为深刻、感人的典型意义。

《历代诗话》

由小见大，触类旁通，引人遐想，这是《金瓶梅》作者使人物形象的典型意义不断扩大的又一重要手法。

看上去《金瓶梅》主要只是写了一个小小的市井细民西门庆及其一家人的日常生活，而通过作者由小见大，触类旁通的模拟，却使读者不能不联想到那整个封建王朝和封建社会。

如作者写西门庆家的奴才来旺为发泄他对主子的不满，说：

「我的仇恨与他结的有天来大。常言道：一不做，二不休。到根前再说话。破着一命剐，（第 25 回）来旺及其妻宋惠莲，因潘金莲挑唆西门庆而受到残酷迫害后，便把皇帝打！」

吴月娘说：「如今这一家子乱世为王，九条尾狐狸精出世了，把昏君祸乱的贬子休妻。」（第 29 回）

在西门庆眼中，把潘金莲看作「犹如沉醉杨妃一般。」（第 28 回）李瓶儿生了儿子，潘金莲说西门庆「恰似生了太子一般，见了俺每如同生剎神一般。」（第 31 回）

潘金莲用驯猫扑食的阴谋手段，把官哥惊吓致死，作者说这「就如昔日屠岸贾养神獒，害赵盾丞相一般。」（第 59 回）

乍看起来，西门庆与皇帝、昏君，官哥与太子，潘金莲与杨妃、屠岸贾，都是风马牛不相干的，但是在情理上、在本质上，他们确有相通之处，经过作者这一模拟，就不能不引起读者的深思遐想，从而使人物形象的典型意义不是局限于西门庆或潘金莲等一、二个人物自身，而是由小见大，由此及彼，扩大到了整个社会。

上述四种手法的共同特征，不是局限于就事论事，而是尽量为人物形象的活动拓宽空间，使人物的言行富有张力，给读者留下思考和想象的余地，能够打开读者的眼界，引起丰富的联想，在读者的想象和联想之中，使人物形象的典型意义得到扩大和延伸。

（全文终）

《周中明文集》

21张竹坡：《金瓶梅》第 37回回评。

22张竹坡：《金瓶梅》第 62回回评。

23司马光：〈温公续诗话〉，见《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上册。

24张竹坡：《金瓶梅》第 1 回回评。

25同注 24。

文章作者单位：安徽大学

本文获授权刊发，原文刊于《周中明<金瓶梅>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转发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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