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话语权的提升（时务报与官方话语权的控制）

内容提要：《时务报》是维新时期最具影响力的报刊，官方在《时务报》不同时期扮演的角色值得关注张之洞等地方督抚对《时务报》的襄助为其赢得发展机遇，汪梁之争促使以光绪帝为首的帝党官办《时务报》，开创了官方“管制”报刊的模式戊戌政变后，后党掌握舆论主导权，清廷停办《时务报》，对其他报刊进行“规范化”管理官方对《时务报》的管控，体现了清廷对政论报刊的重视与防范，今天小编就来说说关于国家话语权的提升?下面更多详细答案一起来看看吧!

国家话语权的提升

内容提要：《时务报》是维新时期最具影响力的报刊，官方在《时务报》不同时期扮演的角色值得关注。张之洞等地方督抚对《时务报》的襄助为其赢得发展机遇，汪梁之争促使以光绪帝为首的帝党官办《时务报》，开创了官方“管制”报刊的模式。戊戌政变后，后党掌握舆论主导权，清廷停办《时务报》，对其他报刊进行“规范化”管理。官方对《时务报》的管控，体现了清廷对政论报刊的重视与防范。

作者：蒋建国 许高勇

简介：蒋建国(1970- )，男，湖南东安人，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新闻史研究。 许高勇，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相关基金：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中国新闻传播技术史研究”(NCET-12-0685)。

在中国近代报刊发展史中，主流报刊一般分为商业报刊、同人报刊和党报[1]。总体上看，商业报刊以盈利为目的，与官方渊源不深。同人报刊因报人共同的理念而创办，颇受尊重。事实上，早期同人报刊因言论的需要，多“不谈政治”，但具有一定影响力后，多走向“议政”之路，官方基于舆论的需要，对一些同人报刊进行制度化管理，使其成为“政府喉舌”的重要组成部分，故某些同人报刊在发展过程中，逐步走上了官立化的道路。这一过程牵涉到各方势力，并与政局的变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方面，《时务报》是一个典型个案。《时务报》从自办到官办及停办的过程，既体现出官方与中国早期报刊的复杂关系，亦展示了官方对待舆论的矛盾心理。

对于《时务报》的研究，学者在政治史、思想史、社会史、报刊史等方面出现不同的成果，并形成政见不同、学术有异和管理矛盾三种不同的解释[2]。这对于认识报刊官立化的进程具有积极意义。一般而言，帝制时代的邸报起着上通下达的作用，士人往往通过邸报知晓朝廷的政治动态和获取外部世界的信息。在“威权主义”媒介理论中，邸报是王朝权威的体现，非议邸报的行径被视为非议“政体”。随着新式报刊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越来越多的士人开始关注新式报刊的舆论作用，这是邸报难以比拟的。基于新报在舆论中所起的作用，一些封疆大吏或提供经济支持，或强化政治保障，使之朝着有利于官方的一面发展。也就是说，官方对新闻事业的或捧或压，是为其政治服务的[3]。本文试图通过对《时务报》官立化及停办过程的考察，探讨官方与早期政论报刊之间的关系。

一、地方大员对《时务报》的襄助

清代邸报作为国家制度的组成部分，在《历代职官表》《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等典籍中多有记载，其权威性也得到充分重视，张芾“非议”邸报遭咸丰帝斥责的事例多有援引，旨在说明邸报“政体”的重要性[4]。新报作为一种发端于传教士的大众传媒，在初创时期并未得到官方的关注。甲午战败，维新兴起，庶人清议，报刊作为清议的重要平台，开始为官方所瞩目，而《时务报》作为代表性的刊物，不仅成为思想纸的代名词，而且体现出政论报刊的制度化进程。

1896年8月9日，《时务报》在上海创刊。梁启超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中指出报刊的功能是“去塞求通”，“通上下中外”[5]。梁启超认为，新报“通上下中外”的作用有利于弥补邸报“上通下达”的弊端。《时务报》更是“敷陈剀切，援据确核，实能补塘报之不及，而兼综西报之长。”[6]甫一创办，《时务报》便具有官方的背景，《时务报》的告白多处打下了官方的烙印。如该报第16册“本馆告白”所云“本馆自出报以来，叠蒙京外大府提倡，又荷同志扶掖”[7]，就表明其受到地方政府的提倡和扶持。可以说，没有官方的支持，一份创刊不久的报刊很难在官场立足。因此，在第17册“本馆告白”中，《时务报》便对官方表达了感谢之意：“本馆草创半岁，迭承中外大府各省同志提倡保护，顷助款至一万三千余金，派报至七千余分。非借诸公大力，何以及此。”[8]

为增加发行量，一些封疆大吏主动为《时务报》推销。张之洞在《札北善后局筹发〈时务报〉价(附单)》中评价《时务报》“识见正大，议论切要，足见增广见闻，激发志气。”“实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同时，他要求在其管辖内的湖北“全省文武大小各衙门，文职至各州县各学止，武职至实缺都司止，每衙门俱行按期寄送一本，各局各书院各学堂分别多寡分送，共计二百八十八分。”[9]3317此外，浙江巡抚要求其治下官员以公款订购《时务报》，分发各级官员阅读，“俾肄业诸生，得资探讨，以长智能。”[10]大力推行维新运动的湖南巡抚陈宝箴用公款订购《时务报》，希望全省各书院学生“次第传观，悉心推究”[11]。

一些政府官员不仅推销《时务报》，而且为《时务报》提供经济支持。如李鸿章一次捐二百元给报馆[12]。道员朱采“附助报馆经费百元”[13]220。根据闫小波的统计，对《时务报》捐款的人数达96人次[14]。其中大多数为各级官员和地方贤达，这些捐款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时务报》财务上的困顿，为早期《时务报》的顺利发行提供了经济保障。

然而，黄遵宪认为报刊拥有官方背景未必是一件好事。在《时务报》创刊之前，黄遵宪在写给两位创刊者汪康年、梁启超的信函中就表达了这样的忧虑：“以吾辈三人计，弟身在宦途，尤畏弹射，然公然明目张胆为之，见义则为，无所顾忌。上年强学会太过恢张，弟虽厕名，而意所不欲，然一蹶而不复振，弟实引以为耻。但弟虑其费少不克久持耳，他非所恤也。”黄遵宪希望《时务报》“勿盛气、勿危言”[13]2334-2336。《时务报》的影响日渐扩大后，黄遵宪在写给汪康年的信函中再一次表达了这样的隐忧：“夫都中论者仍多以报馆为谤书，前刻某君来稿(大僚阅者尚少，然有日新月盛之象)，语侵台谏，乃当世所敛手推服者，则以为犯不韪。弟言偶失检耳，照章程例不论人，非有意也，此后当力守此诫。其他泛论之语，既事寝，不足介意也。又照章外来之稿应附卷末，此又误也。”[13]2351可见，黄遵宪希望《时务报》通过自我约束来赢得生存，从而能够在维新变法中发挥舆论的作用。

从官方与早期《时务报》的关系可以看出，地方督抚扮演着核心的交往角色，而清廷则缺乏最基本的认知和管控。一方面，地方督抚积极参与其中，或为《时务报》筹集经费、或积极推销《时务报》，采取“积极投入、非负面管制”的政策，《时务报》的发展步入黄金时期。此举无疑是以督抚利益为重，体现出报刊交往的地方性特色[15]。另一方面，清朝政府对维新报刊的认知还不深刻，表现出“威权主义”的缺失。

二、官办《时务报》与权力争斗

报刊如何发生效应，抑或报刊如何影响国家制度的正常运行，值得高度关注。邸报由于有国家大典的明文规定，所以在运行方面自不成问题。产自外人之手的新报，逐步被国人所阅读、接受和模仿，则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时务报》能被官方所接受，一方面契合了改革派维新变法的需要，另一方面，在新报经历了近八十年的发展后，已逐步扩大影响，成为读书人阅读的重要组成部分。官方开始认识到《时务报》的重要，并将其转化为体制内的新媒体，具有一定政治动因。

在此之前，《官书局报》和《官书局汇报》的创立，是官方利用报刊进行舆论控制的重要举措。1896年，《官书局报》和《官书局汇报》在北京创刊，负责此事的工部尚书孙家鼐在《官书局开设缘由》中强调泰西富强之道在于“曰学校，曰新闻报馆，曰书籍馆。”[16]46但《官书局汇报》规定“凡有关涉时政，臧否人物者，概不登载。”[16]49此举既表明官方认可新报的舆论宣传作用，又体现其对言论的严格控制。由于《官书局报》和《官书局汇报》在开风气等方面远不如《时务报》。一些官员希望光绪皇帝“为报馆亟宜遍设，请敕实力劝办”[17]456。官方在寻求传播维新变法的新式媒介之际，《时务报》内讧则为清廷收编《时务报》提供了契机。

近年来，学界对《时务报》的内讧进行了不同角度的解读，但不管怎样，内讧的结果是分化了《时务报》的派系力量，也使以康有为为首的康门与汪康年为首的汪派走向了对立，康门近两年在《时务报》的控制力几乎丧失。因此，康有为欲借助帝党的力量将《时务报》收为官报，以梁启超主持《时务报》大局。1898年7月17日，康有为代宋伯鲁上奏折，希望改《时务报》为官报，取得《时务报》的主办权[18]331。其争夺话语权的目的十分明确，此举也获得清廷改革派的赞赏。光绪帝即日明确同意此折：“御史宋伯鲁奏请将上海《时务报》改为官报一折，著管理大学堂大臣孙家鼐酌核妥议，奏明办理。”[19]30904康有为本意为收回《时务报》的主办权，却进一步加快了《时务报》“官立化”的步伐。

对于清政府官办《时务报》，各方势力都暗中角力。具体而言，负责此事的孙家鼐在积极主动完成光绪帝任务的同时也打起了自己的如意算盘。孙家鼐拟《改上海〈时务报〉为官报折》，对如何官办《时务报》阐述了三条意见：一是慎选主笔；二是慎选各处新报信息；三是强制各省督抚、道府州县订阅《时务报》[16]55。不仅如此，他还表示：

泰西报馆林立，人人阅报，其报能上达于君，主亦不问可知。今《时务报》改为官报，仅一处报馆得以进呈，尚恐见闻不广。现在天津、上海、湖北、广东等处，皆有报馆，拟请饬各省督抚下各处报馆，凡有报单，均呈送都察院一分，大学堂一分，择其有关时事、无甚背谬者，均一律录呈御览，庶几收监听之明，无偏听之蔽，如此则皇上虽法宫高拱，万里之外如在目前，于用人行政，似有裨益。[16]55

孙家鼐系光绪帝的师傅，是光绪帝最为信赖的大臣之一，此时任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学部大臣，是为改革派的重要人士之一。他一系列的举动表明改革派期望将《时务报》牢牢掌控在其手中，他被视为报刊官立化的代表人物。他不仅支持清廷官办《时务报》，而且续上《遵议上海〈时务报〉改为官报折》，以梁启超“译书”无暇顾及《时务官报》为由建议由康有为督办[20]。光绪帝采纳了孙家鼐的建议，并谕旨：

报馆之设，所以宣国是而达民情，必应官为倡办。该大臣所拟章程三条，均尚周妥，著照所请，将《时务报》改为官报，派康有为督办其事，所出之报随时呈进，其天津、上海、湖北、广东等处报馆，凡有报单，均著该督抚咨送都察院及大学堂各一分，择其有关时事者，由大学堂一律呈览，至各报体例，自应以胪陈利弊、开扩见闻为主，中外时事，均许据实昌言，不必意存忌讳，用副朝廷明目达聪、勤求治理之至意。所筹官报经费，即依议行。[19]30931-30933

从孙家鼐请康有为去上海督办《时务官报》的奏折可以看到，清廷改革派内部也存在着分歧和矛盾。这其中既涉及到权力之争，也有学术观点之争，孙家鼐刻意将康请出京师，远离政治中心，这是康有为万万没有预料到的。康有为本想在京师遥控《时务报》，而自己留在光绪帝身边掌控维新局面，但孙家鼐的建议使康有为不得不离开京师。

孙家鼐利用“帝师”的优势，在争取《时务报》主办权的博弈中取得暂时胜利，作为核心人物的汪康年难以接受官办《时务报》的事实。当汪康年收到清廷官办《时务报》的消息后，马上电告张之洞，以寻求应对之策。他认为《时务报》的创办“南皮张制军提倡于先，中外诸大吏振掖于后，各省同志复相应和。”[21]2如果改为官报，会留下更大的祸患，“官报体裁为国家所设，下动臣民之瞻瞩，外关万国之听闻，著论译文偶有不慎，即生暇衅，自断非草莽臣所敢擅拟。”[21]2在不得不交出《时务报》的前提下，1898年8月17日，汪康年撤出《时务报》主要人员，另组《昌言报》，由梁鼎芬为总董，一切体例与《时务报》相同[21]1。同时，汪康年在《昌言报》第一册上谕中将改《时务报》为官报的各类折子汇编，以示抗议[21]1。此外，汪康年欲借助地方大员张之洞、刘坤一等人的支持，期望光绪皇帝取消对《时务报》的官办。当康有为知道此事后，立即发电各地，企图禁止订阅《昌言报》。光绪皇帝对汪康年变相抗旨的行为甚为不满，令出使日本的黄遵宪查明此事。8月22日，汪康年认为《昌言报》“何能独自擅交”，并申辩“商款仍归商办，此则康年另办《昌言报》之缘由也。”[22]

地方大员对《时务报》的变动颇为关注。从张之洞对《时务报》前后迥异的态度看，其心态颇为复杂。当《时务报》创刊之时，张之洞希望《时务报》办刊讲求“韬略”。后期《时务报》达到了“士人必读”的地步时，张之洞反而“紧张”，认为“阅者人人惊骇，恐遭大祸”，“若经言官指摘，恐有不测。《时务报》从此禁绝矣。”因此，张之洞由支持《时务报》转变为与《时务报》划分界线，以求政治上的安稳。因此，一旦《时务报》出现过激言论，他便极力阻碍，“望速告乡省送报之人，此册千万勿送。湘、鄂两省皆系由官檄行通省阅看，今报中忽有此等干名犯义之语，地方大吏亦与有责焉，似不能不速筹一补救之法。”[9]7403-7404

张之洞后来对其他维新报刊的举措也是“划清界线”的体现。1898年5月6日，张之洞以《湘学报》谬论太多表示不再订购：“查近来《湘学报》谬论甚多，应俟本部堂派员将各册谬论摘出抽去后，再行札发。所有以前报费，应由该局先行寄湘以清款目。现已咨明湖南学院，《湘学报》一项，湖北难于行销，以后勿庸续行寄鄂。”[9]3607同时，张之洞还建议湖南学政徐仁铸不再订购《湘学报》，并指出：“近日由长沙寄来《湘学报》两次，其中奇怪议论，较去年更甚。或推尊摩西，或主张民权，或以公法比春秋。鄙人愚陋，窃所未解，或系阁下未经寓目耶？此间士林，见者啧有烦言，以后实不敢代为传播矣。所有以前报资，已饬善后局发给，以后请饬即日截止，毋庸续寄。”[9]7582在张之洞看来，包括《时务报》在内的新式报刊的言论已超过了保守势力的容忍范围，变法失败是迟早的事。

可以看出，改革派不仅期望将《时务报》牢牢控制在手中，作为其舆论宣传的工具，而且以此为契机，推动官报的发展，希望创办更多的官报“以开风气而扩见闻，期于时局有所补益”[17]457。但作为先行者的汪康年显然不乐意《时务报》收归官办，故采取种种措施应对。而地方督抚参与其中，促使清廷官办《时务报》更加复杂化。

清廷实现对《时务报》的官办，开创了官方报刊“制度化”建设的模式。在此之前，官方对商业报刊较为疏远，但一些商业报刊却由于揭露官场秘闻而受到当事人的攻击。最典型的是左宗棠与《申报》之间的冲突，以至于左宗棠有“江浙无赖文人以报馆为末路”之语[23]。《时务报》则与改革派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关系，被纳入官方的掌控之中，一方面，官方注重舆论的作用并期望舆论朝着官方有利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各方势力的博弈，使官方认识到报刊控制权的重要性，采取各种手段加以利用和改造。

康有为利用官方势力控制《时务报》的行为颇受诟病，《时务报》作为一份“商办”的报刊，由清廷强行官办，表明官方在干涉新闻舆论。对于早期报人来说，他们对新报的认识来源于西报，西报多半由私人主办，用来监督政府。可是，当政府控制报刊和报馆的时候，舆论权就掌控在官方的手中，即所谓的“政府喉舌”，对政府的监督无从谈起。但士人对官方强办《时务报》的抗议并未奏效，因为“大部分的反对声音多半在私人信件间流传，并没有在公开的管道集结成强大的力量。”[24]

三、《时务报》停废与报刊监控的强化

在报章话语体系中，关于“威权主义”理论的研究在于国家这个主体用“所有权”“特许”“出版许可”“既定法律”来管控报刊[25]。但是，清政府在面对报刊这种新型媒介时，并没有一套相关成熟的制度性认知，而是基于自身的利益或捧或压，显示出清政府在面对新媒介时的举棋不定。官办《时务报》本为清廷进行制度化建设的尝试，但报刊的命运已与时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时务报》的停废也表明维新派在言论上的衰微。

从1898年7月17日康有为代宋伯鲁上折官办《时务报》到9月19日康有为离京赴沪办《时务官报》，期间只有短短的两个月，而这两个月就决定了《时务报》的命运。光绪帝及其帝党官办《时务报》的意图很明显：企图通过《时务报》的舆论为维新变法造势。但随后的戊戌政变使其期望很快落空。此时的张之洞第一反应是《时务报》可能不会改为官报，仍会交汪康年创办。张之洞致电孙家鼐云：

康已得罪，上海官报万不可令梁启超接办。梁乃康死党，为害尤列。方今朝廷正论赖公主持，天下瞻仰，企祷企祷。窃思如有品学兼优之人，接办官报固好，否则不如暂停，从缓再议。至《时务报》本系捐款，似应仍归商办，即令汪康年照旧接续办理，不必改官报，较为平允。官报另作一事，自有巨款，岂藉区区捐凑余资哉？[9]7657

但事态的发展超出了张之洞的想象。光绪帝及其帝党期望以舆论为变法造势的行径遭到了清算。戊戌政变后，慈禧及其后党对开设报馆一事明确表态：“开办时务官报及准令士民上书，原以寓明目达聪之用，惟现在朝廷广开言路，内外臣工条陈时政者，言苟可采，无不立见施行，而疏章竞进，辄多摭拾浮词，雷同附和，甚至语涉荒诞，殊多庞杂。嗣后凡有言责之员，自应各抒谠论，以达民隐而宣国是，其余不应奏事人员，概不准擅递封章，以符定制。时务官报无裨治体，徒惑人心，并著即行裁撤。”[19]31255-31256同时，对于报馆严加禁止，认为“莠言乱政，最为生民之害，前经降旨将官报、《时务报》一律停止。”并指出：“近闻天津、上海、汉口各处仍复报馆林立，肆口逞说，捏造谣言，惑世诬民，罔知顾忌，亟应设法禁止。著各该生督抚饬属认真查禁，其馆中主笔之人，皆斯文败类，不顾廉耻，即由地方官严行饬拿，从重惩治，以息邪说，而靖人心。”[19]31333

在一定程度上看。《时务报》的停刊意味着政论性同人报刊难有生存空间。在慈禧及后党的打压下，维新变法时期出现的刊物纷纷停刊，余下的报刊也多半转移到国外或租界。办刊者的命运也发生了重大改变，众多维新派人士流亡海外。梁启超在日本创办《清议报》，继续推行维新思想，直到辛亥革命胜利后才回国。对于国内的汪康年而言，清政府官办《时务报》使其躲过戊戌政变的“杀头之罪”，但却对其后的办报思想有着深刻影响。

此后，清政府对于知识分子创办报刊采取审慎的态度，对于报刊进行规范化管理。在清朝灭亡的前几年，清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报刊方面的相关法律，如《大清印刷物专律》《报章应守规则》《报馆暂行条例》《大清报律》《著作权律》等，对办报活动严加管制。但这一系列的官立化制度已阻挡不了革命的步伐，清廷在“士变”摧古拉朽的革命方式下走向了覆灭。

晚清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知识分子将报刊加入到“西学”和“变革”的框架内，无疑是一大创举。官方对于报章之立场，不仅意味着近代兴起的传播媒介全方位影响着历史进程，同时读书人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介入社会变革中。正如詹姆斯·W.凯瑞所言：“符号即是现实的表征，又为现实提供表征”[26]，《时务报》为维新变法提供了表征，只是这种表征超过了利益集团所能容忍的范围。政府内部对待报刊的态度或许决定《时务报》的命运。

从晚清报人的立场看，早期报人被誉为“末路文人”，但这些报人在科举失意时选择办报，对时局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时务报》的政治化使他们上升的渠道多元化，办报本身成为获取“声望”的重要方式。他们试图通过报刊建构新的文化和政治空间。戊戌变法的推动者康有为带着“设报达聪”的目的，希望将报刊推向政治的前台，“周官训方诵方，掌诵方慝方志，庶周知天下，意美法良，宜令直省要郡各开报馆，州县乡镇亦令续开，日月进呈，并备数十副本发各衙门公览，虽宵旰寡暇，而民隐咸达，官慝皆知，中国百弊，皆由蔽隔，解蔽之方，莫良于是。”[18]185康有为希望通过舆论控制维新话语权，而政论报刊恰好满足了维新人士的言论诉求。

从清政府的角度看，危机倒逼改革的事实摆在面前。甲午战争的失败使清政府意识到非改革不可，但如何利用舆论推动改革，如何挽救危机，是摆在当前最重要的议题。正如时论所言：“中日战后，朝野力图自强，广征善后的方策，而普设报馆，以通民情，尤为时贤新主张……国人重视报纸之心既起，于是研究新闻纸之学术的需求以生。”[27]这种由政治到报刊，由报刊到政治的模式，体现出“政治为体、新闻为用”的企图。这种模式的主推动力就是《时务报》。

正如哈贝马斯所言：“一份报刊是在公众的批评当中发展起来的，但它只是公众讨论的一个延伸，而且始终是公众一个机制：其功能是传声筒和扩音机，而不再仅仅是信息的传递载体。”[28]综观《时务报》创刊、官办、停办的历程，除了晚清报人和清政府的认知外，报刊官立化的历程也应值得关注。在报刊官立化过程中，将清廷官办《时务报》纳入“政治为体，新闻为用”的模式进行解读，对于解读晚清时局和政论报刊的发展路向具有一定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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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于《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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