芷江洽降是什么（为何说芷江洽降意味深长）

文：周渝

1945年9月2日盟军在密苏里号战列舰上的受降仪式与9月9日国民政府在南京进行的受降典礼早已为人们所熟悉，相对鲜为人知的是，在胜利之年的中国，北至平津古都，南至台湾、越南，国内外一共有16个受降区。

在那个胜利的秋天，全国各大战区都在进行着属于自己的受降典礼。

芷江洽降意味深长

8月15日，深感已无法挽回失败命运的日本天皇发表“终战讲话”，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即日本无条件投降。这一天成为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日。

日本虽已投降，但大量侵华日军仍占据着华北、华东等地的主要城市，国内政治局势又风云诡谲，因此接收失地与举行受降仪式成为国民政府要考虑的首要之事。8月15日，国民政府正式接获日本致中、英、美、苏四国的投降电文后，蒋介石派遣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接受日本投降，并对各大战区做受降部署。

据何应钦所著的《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一书记载，“日本宣布投降以后，我军即按照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所划分之受降区规定，接受日军投降。中国战区受降范围，依划分应为中华民国（东三省划归苏俄受降）、台湾，以及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地区，日军投降代表为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

1945年8月21日，湖南芷江机场，由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派遣的洽降使节今井武夫少将等人

一切就像命运冥冥中的安排，仅在几个月前，侵华日军为夺取芷江机场，集结了7个师团约七、八万人之兵力，在第20军司令官坂西一良中将的统一指挥下向湖南西部发起进攻，引发了被称为中日“最后一战”的湘西会战；湘西的战争从4月打到6月，数万遭遇中国军队顽强阻击的日军被困在茫茫雪峰山中，寸步难行，直至会战结束，他们的作战目标芷江仍安然无恙，而日军在雪峰山的失败更像是全面战败的预演。无独有偶，湘西会战的中方总指挥正是后来代表中国战区受降的何应钦。仅仅在两个多月后，日本投降的消息就传到了湘西，芷江变成了沸腾的海洋。

8月18日，蒋介石电令冈村宁次于21日派代表到芷江洽降，同日，芷江的纳降准备工作全面启动。中方成立了“日本投降签字典礼筹备处”，由廖耀湘担任主任委员，典礼地点选在了位于芷江县城七里之外的七里桥空军第5大队营房。

8月20日，何应钦乘坐飞机由重庆飞往芷江。同日，冈村宁次的代表，今井武夫一行人也由南京秘密飞往汉口，并于21日乘坐冈村宁次的专机飞往芷江。日本高层的洽降之行之所以要秘密进行，是因当时日本军队中还有很多少壮派官兵不愿接受战败的事实，并极力以武力阻止投降，这样的背景环境给洽降典礼平添了几分肃杀紧张的气氛。前往芷江之日，当今井武夫乘坐飞机飞至洞庭湖上空时，他意外发现机舱内有一挺机枪，顿时惊出一身冷汗，立即命令随从将机枪扔进了洞庭湖中。最后今井一行总算是在中美空军三架战斗机的监护下平安抵达芷江。

据当时负责洽降工作的新编第6军第14师作战课长的王楚英回忆，8月21日，“芷江城风和日丽，我和钮先铭、王启瑞等人乘车各处巡视，检查今井武夫住处的接待准备和警卫工作。芷江城到处彩旗招展，扎有巨大V字的牌楼矗立在城门口和主要道路上。沿机场到城内陆军总司令部所在地——万寿宫的路上，每隔一段距离就并排站着武装宪兵和新六军士兵，精神抖擞、英姿飒爽。芷江军民一大早就群聚街头，欢庆抗战胜利，都想亲眼看一看日军投降的场面”。今井一行人“默然无语，神态忧伤，举止呆板，任人拍照。记者此前已接到通知，禁止对日本降使作现场采访，所以没有人向他提问”。

1945年8月21日，湖南芷江，日军洽降会场

8月21日至23日，中日双方代表在湖南芷江举行了日军洽降典礼。会上今井武夫只言“停战”，只字不提“投降”，这令主持洽降的萧毅肃将军十分不满，他对今井训斥道：“日本无条件投降已成事实，日本天皇已广播了日本投降诏书，你刚才不用‘投降’而用‘停战’，殊为不妥，应予纠正。”

8月22日，何应钦召集各方面军司令官、部分战区司令长官及海、空军负责人共同商讨了受降事宜，随后，他根据蒋介石指示将中国划分为15个受降区，并指派各地受降主官。26日，何应钦又宣布台湾、澎湖列岛为中国战区的第16受降区，至此，一场大受降开始了。此时此刻，作为战败一方的日军代表们早已没有了当初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洽降工作结束后，今井武夫等人个个面带戚容，脸色阴沉地步入冈村专用的MC号飞机的机舱，飞离芷江。多年以后，今井武夫在其回忆录中说：“我们乘坐的MC号机，是为了顾全日军最后的体面而选择借用总司令的专机，它饱经长期战争的苦难之后，漆皮脱落，弹痕累累，看着就寒酸，不由得使我联想到一首诗：饱经岁月苦，线朽乱横斜。且顾残衣甲，褴褛难遮掩。”